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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地区吉隆县北部崖壁上，遗存一处公元 658 年唐高宗时期的崖刻，题铭《大唐天竺使出铭》，当地人称为阿瓦呷英摩崖题铭。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 81.5 厘米、残高 53 厘米，其下端因当地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现仅残存阴刻楷书 24 行，满行估计原为 30～40 字，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残存约 311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 7 字“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缺）”等语；第九行文字中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下缺）”等语。
四川大学的霍巍依据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认为此通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58 年）唐使节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勒石记功之遗物。也就是说，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碑铭，记载了唐显庆年间著名外交家王玄策通过吉隆出山口，取道泥婆罗（今尼泊尔），去往北印度的事迹。
刻着“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壁
大唐天竺使就是王玄策。王玄策，生殁年不明，汉族，生于河南洛阳，与高僧玄奘同乡。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 年）间，他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王玄策关于其出使印度的事迹，著有《中天竺行记》一书，可惜完本早已亡佚，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佚残篇。
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判断，吉隆当系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主要路线，也是唐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出口。王玄策出使天竺，当出吉隆而非聂拉木。
王玄策早年任融州黄水县令。贞观十七年（643 年）三月，他奉命作为副使，跟随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护送婆罗门国使节回国。同年十二月，到达摩揭陀国。贞观十九年（645 年）正月二十七日，李义表、王玄策到王舍城，登耆阇崛山，立碑，同年二月十一日，在摩河菩提寺立碑。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唐朝又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 30 人，出使印度摩揭陀国。到了印度之后，发现国王戒日王已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阿罗那顺篡位，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王玄策一行 30 骑兵受到阿罗那顺部下的袭击，身陷牢狱之中。后来王玄策设法逃离了摩揭陀国，到达吐蕃。王玄策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 1200 名吐蕃兵、7000 名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 3000 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 1 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余众跟随国王的妻子在乾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俘获其妃及王子等，又俘虏男女 12000 人，各种牲畜3万，580座城邑投降。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 3 万馈军，还送来了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
王玄策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以及俘虏的男女 12000 人、牛马 2 万余头（匹）送到长安献俘。唐太宗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显庆二年（657 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印度）。显庆五年（660 年），菩提寺主为王玄策等人设大会，送给王玄策使团成员每人华氎十段，然后菩提寺主又献上宝珠、大珍珠 8箱，象牙佛塔 1 座，舍利宝塔 1 座，佛印 4 方。
王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他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今仅存片断文字。人们还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现了王玄策的造佛像题记。
《大唐天竺使出铭》是王玄策经过吉隆时所题，崖壁面阔约 1.5 米，其上有崖棚遮盖，崖脚有水渠环绕而过，崖面距地表约 5 米。这一珍贵题铭对于研究珠峰一带古代唐蕃、中外关系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2001年 6 月 25 日，“大唐天竺使出铭”作为公元 658 年的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唐天竺使出铭》
“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的发现，为唐初对外（唐蕃、唐尼、唐印）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资料。“吐蕃—泥婆罗”（尼泊尔古称）古道，在古籍中有记载。《释迦方志》中记载了唐朝中原内陆至印度的北、中、东三条古道，其中东道的大唐段即唐蕃古道，吐蕃段即蕃尼古道。许多学者认为蕃尼古道开通的缘起是因尺尊公主入藏，尼王鸳输伐摩为了加强与吐蕃的关系，将其女嫁与松赞干布。在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里可以印证蕃尼古道的具体路线，碑文第十三行记载“季夏五月届于小羊同之西”，说明碑刻的发现地吉隆县正是小羊同之西，故而小羊同的位置就在吉隆县以东。按照今天的地名，蕃尼古道系由拉萨始，经日喀则、吉隆、聂拉木、亚东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后抵达泥婆罗王国（尼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