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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广林沿着集装箱对峙的夹道一路走来，推开了骆横的箱房。里面没有人，只有黄昏的橘色晖光透过窗户玻璃，铺了一床半墙。最亮的地方本来挂着小号，但现在小号不在那里。他侧耳听听，空气中没有任何音乐的响动，就觉得徒弟一定去了别处——一个远离码头和人居的海边岬角。以前也有过，他会在那里一直吹到天黑，因为夜晚的码头显然不应该是一个号声嘹亮的地方。仔细想想，好像徒弟在码头的吹奏只限定在早晨，限定在一种跟音乐无关的功能上，那就是把 24小时连轴转的时间和工作突然截断，告诉人们：从这个时候起，集装箱码头走进了新的一天。但安广林毕竟不是天天来骆横的箱房，没有发现跟小号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个黑色帆布包和几本一直摞在枕边的书。单纯的吹奏是不需要这些的。他离开徒弟的住所，来到闸口外面，从一长溜自行车中找出自己的那辆，回家去了。

早晨，阳光铺白了陆岸，满海都是火焰般跳跃的浪花，焦蓝的天空落下一片片洁云，斑斑驳驳地遮住了码头。鸥鸟像是被喷发的熔岩，飞溅而上，从风头上丢下一声声火辣辣的鸣叫，给人一种怪异别样的感觉。安广林一走进闸口，就被熟人拦住了：“你来了，徒弟呢？”他有点莫名其妙，徒弟又不是我领着上班的，边走边问：“哪个徒弟？”“吹喇叭的那个。”“在啊。”“那怎么没声了？”“什么意思？”好几个人都说今天没听到骆横的小号。他寻思：不会是生病了吧？赶紧朝堆场走去。正走着，中控室主任打来电话，同样的问题：“你那个吹小号的徒弟呢，怎么不吹了？”“你怎么也打听这个？”“不是我打听，是局长打听。”他有点紧张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局长有多忙，居然还牵挂着徒弟的喇叭，赶紧说：“我也纳闷，正要去住的地方找他。”“你先打个电话，我还等着给局长回话呢。”“我徒弟没有手机。”主任似乎很吃惊：“我们港的一个技术尖子、吊运能手，居然连手机都没有？是家庭困难吗？”“不是，他还没成家，朋友也少，用不着。”“那也得有啊，都什么年代了。”“人家就喜欢这样，显得与众不同，得尊重不是？”“那就快去，局长说了，要是哪个领导多事，制止了人家，赶紧恢复。他每天都是听着号音走进办公室的，号音一结束，就去会议室开会，大家正好齐了，基本不用看表，准得很。”安广林加快了脚步，越往前走，熟悉的人越多，都在问：你徒弟不报时了？他这才意识到，集装箱码头甚至整个港务局的早晨也就是一天的开始不是看钟表的，而是听号音的，当然前提是骆横的吹奏准时到一秒不差，就像按照过门唱歌，快一秒就抢了，差一秒就慢了——上小学时他参加过少年合唱团，懂得这个。他当然想不到，骆横在这方面的守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节奏感的依赖和对指挥意识的发挥：节奏就是时间的切分，指挥就是把无数高低不同的切分组合成有规律的艺术程序。

骆横的箱房里，早有王起等在那里。两个人一见面就同时问：师弟呢？王起说：“我发动了好多人在找，都急死了，小号也不见了。”安广林说：“昨天我来时就没看到小号。”于是他们估计：骆横消失的时间应该是师兄离开之后，师傅到来之前，所以谁也没看到他，包括那几个作为邻居的单身工友，那个时候他们去食堂吃饭了。安广林说：“他能去哪里呢？”王起说：“他的包和书，还有那瓶熏鲅鱼，都不见了，不过电脑还在。”说着掀了掀骆横的被子。门口簇拥着很多人，有几个住箱房的工友又是揉眼睛又是打哈欠，说他们没听到号音，起晚了，不光来不及吃饭，还得挨师傅一顿尅。他们说平时也没在乎过呜里哇啦的喇叭声，突然不响了，才知道它有多重要。王起说：“谁说那是喇叭？那叫小号，交响乐团的高级乐器，我师弟是咱黄海港的音乐家知道不？等着瞧，明天号声就会响起，他不会忘了早晨箱垛上的吹奏。”他这么说着，心里就更着急了：不会出什么事吧？一向守时守信的师弟，居然把整个港务局放了鸽子。想着懊悔得直抓脑袋：要是昨天下班前下点功夫找到师弟，搞清楚他要去哪里，就不会有今天的混乱。安广林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中控室主任打来的。他赶紧说：“还在找，大家都在找，不知道去哪里了。”“你这个师傅，怎么连徒弟的去向都不掌握？”“师傅又怎样？我又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

似乎青岛失去了早晨，码头失去了黎明。天晴着，有太阳，但太阳跟人们有什么关系呢？夜以继日的运转，从亮到亮的港口，集装箱的上岸与离岸、摞起与奔走，潮水一样涌来荡去，流程没有间隔，作业没有停顿，时间无限辽阔地延展着，哪里是结束哪里又是开始？既然没有一天的开始，中午和傍晚又在哪里？小号的吹奏、忧伤的音乐，那是时间在人的意识中画上的顿号、分号或者逗号，如今它们突然消失了，就像被宠的动物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饲喂，那是很受伤的，同时受伤的还有人们的习惯性依靠。是的，是一种托赖和信任基础上的习惯，而对很多人来说，习惯就是法律。人们当然可以从手表、手机、电脑甚至太阳的运行和潮汐的来去中获取时间，但这不符合《海港的早晨》甚至《罗密欧与朱丽叶》养成的习惯：音乐一响，就开始上班，吊够或者运走 80 多个自然箱就开始下班，吃了饭，稍事休息，接着再吊，还是 80 多个自然箱，一天结束了，下班的走了，上班的来了，接着又是号音悠扬，又是一次时间的节点或者叫界边。但是现在，八月的一天，青岛黄海港的时间突然消失了，不仅南码头消失了，北码头也消失了，害得雷蕾和她的同事，竟然前所未有地耽搁了班轮靠岸后的保班作业。

雷蕾就是曾经在骆横的箱房里“哇哦”过两声的那个“师妹”。她的眼睛依然美丽得动人心魄，连带着脸上的眉、耳、鼻、嘴也都美丽起来，包括距离、形状以及彼此的衬托和照应，对女性的脸庞来说，搭配美就是至上美。她依然喜欢穿淡蓝色的改制工装，从她一年四季工装不变却又极爱干净的习性看，她至少有十套同样的工装。她在北码头桥吊队队长那里软缠硬磨了几次之后，得到允许住进了一间洁白的箱房，结果引发了一个小小的热潮：许多单身男工友也都开始申请住箱房，有的打算过夜，有的只是临时休息一下比如睡个午觉什么的。等到男工友们都成了她的邻居，她又不住了，因为她意识到他们中间不乏她的爱慕者，并且已经有了某种竞争，而她却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中的某个佼佼者谈一场恋爱。或者她并不准备将来把自己嫁给一个同样也在港口上班的人，因为了解了自己就等于了解了对方，多没意思啊，如果你对他连一点好奇都没有，还怎么谈得上婚姻和人生的新鲜度呢？她搬回了宿舍，还跟原先的室友一个在西码头上班的叫作宋小珂的女孩住在一起。宋小珂一如既往地喜欢着黑色、紫色、绿色、瑰红色，这就更坚定了她对淡蓝色和白色的钟爱：偏要跟她不一样。宋小珂挑剔道：“你也太肤浅了吧？”她的反挑剔便是：“你知道世界上谁最深沉？”“谁？”“鬼，鬼不是黑色就是绿色。”“白色才是鬼，你在电脑上打个‘鬼’字就知道了。”“那是玩具鬼，我说的是真的鬼。”“哪里会有真的鬼？”“你们西码头就有，全是森林里的绿色鬼。”西码头往西不远是珠山森林公园，黄海港的恋爱青年一般都会去那里，其中就包括了宋小珂跟她的对象——西码头的一个年轻指导员。“你嫉妒了？我可以把他让给你。”雷蕾不屑地撇撇嘴：“我又不是捡破烂的。”宋小珂扑上去打她。她赶紧求饶：“我是说我不喜欢吃你剩下的饭。”“那就来个新鲜的呗，你也该找了，那个吹喇叭的怎么样？”“哪个吹喇叭的？”“你见过的，你不是说是他教你把桥吊涂成了白色吗？”“早就忘了。”其实她没忘，还想过：我的白色桥吊他不会看不到吧？他会怎么想：还真的照此办理了？几桶白漆是她自己掏的钱，刷漆却由男工友们抢着代劳了。那个当班长的桥吊司机也想把自己开的桥吊涂成跟她一样的颜色，遭到了队长的坚决制止：“你不行。”“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没有为什么。”听到这话后，她给队长鼓了掌，还说：“你最好告诉我们班长，越是跟我一样我就越不喜欢。在咱北码头，我跟谁都不一样。”她依然大方而直率，依然会抱怨码头的与世隔绝和多少有些憋闷的气息，却又会时不时地在别人（比如父母）面前流露她对码头的不舍和喜欢，尤其喜欢自己坐在高高的桥吊驾驶室里，轻松自如地把沉重的集装箱搬来搬去的样子。哇哦，看我力气有多大，胜过了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她依然喜欢又尖又脆地“哇哦”，却不知道在骆横心里，那是熠亮的电光和长笛的最高音，曾使他的心灵一阵哆嗦。有时候听着号音她会提醒身边的工友：“快听，又开始了。”好像光顾着说话，不仔细听，便是一种浪费或者亵渎。班长嫉妒地说：“他不会是专门吹给你听的吧？”“你去问问他，我还真希望是呢。”她不止一次地想：那么瘦的人，怎么会有这么长的气？她不懂乐器，只知道要吹得那么响亮、那么好听、那么持久，一定得有很长很长的气。她还记得自己当时问他“可不可以吹一首”？他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像是不会吹的，喇叭不过是挂在箱房里的摆设，但是第二天号音就响起来了，那么好听。她觉得自己的耳朵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舒畅的声音，却不知道随风而来的是什么曲子，更不知道他的号音里充满了对她的相思和问候，或者是一种对记忆中珍贵藏品的慰藉——她被收藏了，至少她的眼睛是这种际遇的幸运儿，就像被收藏的曲谱：是砰砰哗哗的打击乐，是流水琤琤的弦乐，是纯净如玉的管乐。从此开始了——每天伴随着他的号音登上驾驶室，吊起斑斓而沉重的集装箱，在空中飞翔，飞翔。她一听就是三年，却没有一次想过应该去看看这个吹小号的人。小号是她从网上查到的名字，还查到它是交响乐团不可缺少的西洋乐器。渐渐地，她学会了吟唱，会吟唱他在黎明的箱垛上吹过的所有曲子，包括并不经常吹的《卡门序曲》和《金蛇狂舞》，还会噘起红润的嘴唇吹口哨，那是一个音符都不会遗漏的口哨曲。她对工友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我会吹口哨？想学学号音，试着一吹，居然就响了，还挺好听的。一般女的都不会，但是我会，你们说怪不怪？”班长凑过来说：“你的口哨比他的喇叭好听，真的。”“只要有机会你就想贬低人家，我又不是吹给你的，你凭什么听？”“我总不能把耳朵堵起来吧？”“你最好堵起来。”她天天听着号音，吹着口哨，似乎码头上的日子和她的心情也都有了节奏的约束，时而急骤、时而舒缓。

但是今天怎么了？她没有听到号音，自然也就忘了吹口哨，码头在失去节奏的状态下突然松散疲软了。她坐在前沿边的露天工作椅上，玩着手机，跟往常一样等待着音乐请她登上桥吊驾驶室，却没有想到，时间也会睡觉，而且一睡不起。等她听到靠岸的班轮正在呜呜地鸣笛，组织开工的值班员冲她吆喝而来时，不禁“哇哦”了一声，看看天，太阳几乎到了中天，看看海，潮水正在退向最低点，怎么了这是，太阳和潮水变得不守规矩了？值班员说：“为什么还不卸货？船主都急得冒烟了。”她赶紧看手机，发现已经过了上午十点，而整个码头所有的桥吊都还处在交接班的静止中。她扬起头，问一脸焦急的值班员：“为什么没人催我？”“我也这么问，船上的人说从来都是一靠岸就起吊，怎么还需要催呢？”她扭头就跑，呼哧呼哧登上了驾驶室，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时才意识到：绝对不应该是她的错，是号音耽搁了码头，码头耽搁了班轮，谁让号音变成了时钟呢？但弥补过失的只能是司机：不能休息了，连吃中午饭和上卫生间也得省掉了，必须一口气卸到下午，下午班长会来替她，她要去参加训练。北码头的起重机吊运技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赶超南码头，创造新纪录”，也就是赶上和超越那个创造了奇迹的骆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规定新参赛的选手必须提前三天进入训练，由最好的师傅和先前获得过好名次的人手把手指导。雷蕾两手握着手柄，低头盯着下面，一再地叮嘱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千万不能为了赶时间抓不牢就吊，那会出大事的。还好，虽然有点手忙脚乱，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稳健，当班长爬上来顶替她时，她的起吊数只比平日的同时段差了两个标准箱。她说：“你发现了没，号音今天没了。”她原以为班长会幸灾乐祸地说：“没了就没了呗。”要是那样她一定会跟他大吵一架，指责他好没良心，享受了音乐还不知道感激。没想到他跟她一样惋惜中又有期待：“是啊，大家都在问，都觉得已经不习惯没有它了。不过别着急，说不定明天就有了。”她心说但愿是这样，吹着口哨朝下走去，又回头叮嘱一句：“别动我的东西。”她指的是那些或贴或挂在玻璃上的小玩意，还有几个好看的冰箱贴，她把它们吸在驾驶室四角的铁皮上。

遗憾的是期待走向了落空，雷蕾再也没有听到号音，这让她有点郁闷：是不是那个瘦兮兮的人吹号吹病了？或是港务局的领导干涉，不让吹了？前者可以等待，哪怕等上十天半月，但要是后者，就不能再抱希望了。她开始怀念小号的吹奏——那种潮浪一样坚定的自信、缆绳一样柔韧的绵长、桥吊一样伟岸的高亢，还有嘹亮制造的寂静和寂静制造的嘹亮，还有说不清为什么但听着听着就会出现的感动和享受。她越来越频繁而响亮地吹起了口哨，却发现自己再怎么吹，都缺少一种力量，它不是穿透你或撞击你的力量，而是吊机一样轻轻抓住你然后把你吊来吊去永远不准备放下的力量，是一种让你上瘾的力量。雷蕾有些六神无主了，就在北码头的训练和比赛均告结束，自己获得桥吊第三名之后，她做出了一个决定：明天去南码头转转，打听一下为什么音乐会突然消失？最好能见到吹小号的那个人，告诉他：三年了，大家都在听，已经习惯了，你不能说停就停。如果是你们领导不让你吹，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北码头的工人可以联名给港务局反映：号音必须恢复，不然会严重影响集装箱码头的吞吐量。 OczyDyUwEeG5d4Lcw4+j1ztOdp/cwkvtSnKgDAHOHJa7MK4Ks+xLm9fbQav2h+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