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日医药交流之萌芽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文化、科学技术与医药卫生之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友好往来随着时代之进步，日益频繁昌盛。

王充《论衡》曾指出：“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又说：“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 按鬯即畅，鬯草是用以酿造香酒、祭祀天地以求吉祥者。王充的两段记述，当系同一事实，只是以之为例而论其时政是非者。所述倭人即今之日本。日本于周成王时已向中国贡献鬯草，可见两国之医药交流远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便已经开始。日本国是较早接受中国古代文明并经吸收消化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在早期，徐福入海求仙是一件影响极大的历史事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既已，齐人徐巿（即福，字君房，道士）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

又《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即童男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由此可见，徐福入海求延年益寿药至少有两次，第一次入海得知求取延年益寿药之条件，回奏秦始皇，允以童男童女三千人，并五谷种种百工而行。百工自然包括有掌握各种学识技艺之能工巧匠，医药卫生之上工自然是不会少的，因为要保证三四千人航海之安全与保健，那是绝对需要的条件。

有谓：徐福自知入海求长生不老药是不可能的，即存心率童男女、百工等入海寻求安身生息之地，以保安宁。因为，如此巨大耗费而不能求得仙药，必然难免杀身之祸。因此，他“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正如《太平御览》卷 780 东夷条所述：“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惧不敢还，遂止此洲，代代相传。”由于徐福一去八年不返，朝廷百姓必然议论纷纷，故有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之论，秦始皇闻亡，乃大怒辩解曰：“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以至“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无论如何，秦始皇命徐福入海求药，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天下本无长生不老之药，何以求之而能得。

据近人研究，徐福第一次入海求仙是在公元前 219 年，即秦始皇出巡齐国期间，“未能至，望见之焉”（《史记·封禅书》）。第二次是次年，徐福随始皇东巡，至芝罘时，所谓“得观而不得取”者。第三次徐福至日本，史谓“畏惧不敢还”。

徐福率众入海求仙不回，那么，徐福之众究竟何往呢？

首先，关于长寿之国者，似又有扶桑国、长生国之称，皆东海与日本国相近者，或即指日本。元周致中《异域志》载：“扶桑国，在日本国之东南，大汉国之正东，无城郭，民作板屋以居，风俗与太古无异，人无机心，麇鹿与之相亲，人食其乳则寿，罕疾……草木尚荣而不悴，何况人乎。”又：“长生国，其国在穿胸国之东，秦人曾至其国，其人长大而色黑，有数百岁不死者，其容若少，其地有不死树，食之则寿，有赤泉饮之不老……凡草木鸟兽皆寿，何况人乎。”

扶桑，为日本之别称，众所周知。长生国虽不能肯定即日本，但“秦人曾至其国”；人“有数百岁不死者”，亦为徐福之流访长生药之所在，似亦不疑。以下，再引该书所记之日本国：“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为国焉。而中国诗书，遂留于此，故其人多尚作诗写字，自唐方入，中国为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发为桑门，穿唐僧衣，其国人皆髡发，孝服则留头。” 此段则明确指出徐福入海求仙药，确至日本国，并对日本国之文化、科学技术及医药卫生之发展，曾有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人薛俊《日本考略》亦认为：“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州，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非日本正号也。”

中国历代学者在有关徐福的记述上虽略有出入，然其基本点：入海求仙至日本国，则几乎是看法一致。那么，日本的看法如何？从其有关记载与民俗传说来看，日本人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也十分类似。例如，日本人几乎都很相信，古扶桑国即指日本国，日本平安、镰仓时代（794—1334 年）的富士古文书记载：“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采不老长寿之药，因以居焉。”日本的古历史年表也记载有“孝灵七十二年徐福来朝”。 又日本古史《日本书记》载：“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前 3 世纪），秦人来归。”《日本古籍姓氏录》（8 世纪）：“秦人流徙各处，天皇（仁德）使人按索鸠集得 18760 人。”据考，“富士”日语为“不死草”之意，日本人名之羽太、羽田、八田等，与秦字读音一致。这些日本文献可以充分说明，徐福辈确曾由中国入海而至日本落户为民，数千童男女已归宿日本。 他们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在当时必成一个小社会，长久与日本原居民和睦相处，其文化，科技医卫卜巫、风俗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日本历代相传有徐福东渡的遗迹多处，如纪伊国的徐福祠，熊野山的徐福墓，以及徐栖村与日人在富士山麓曾发现过秦朝金印等等，都是说明这一历史事实的有力证据。现在，再让我们引述一段清末黄庆澄得安徽巡抚沈秉成与中国驻日公使汪夙藻之资助，东渡日本考察后所撰《东游日记》（1894 年）的有关内容：“隶纪伊境，其地有熊野山，徐福所谓海上有三神山者即此处。徐氏（徐继畲）《瀛寰志略》云：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冢在熊指山，今不知指何地。据日人云：福墓在新宫旧城故陇中，前有老樟二株，碑题‘秦徐福之墓’五字，墓北有孤峰，土人呼曰蓬莱山，盖因华人言而文饰之者。其四有小山，山下有飞鸟社；社旁有一祠，即福祠也。今已久圮，仅存础址而已。又云：距福墓二三町，有小垅七，系福从者坟。相传福所携者至则仅七人，死皆葬于此。又距小垅东数里，有秦栖村，土人省曰秦村，盖即福初至时所居处也。福初至时，在日本孝灵帝年间（公元前 290—前 215 年），所赍鞍辔，今犹藏熊野社神库中。”

又如中国台湾学者彭双松先生在日本各地经 10 余年亲自踏勘考察，曾对日本本土有关徐福遗迹 56 处、古文献记载 46 项、传说 32 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日本人民尊徐福集团为司农神、司药神。日本人民为纪念徐福及百工技艺、医巫卜筮、千童男女东渡日本，在和歌山建有徐福墓，富士山下有徐福神社，佐贺县有徐福上陆碑，新宫市建有徐福庙。 由以上近百年间的两次考察来看，其结果也是比较一致的。所有这些均说明徐福辈东渡日本，将中国比较先进的医药文化、铜铁文化、陶器技术等等，带到日本，为日本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此等等，不难得出，徐福入海求仙药确曾至日本，无论何种原因，在日生息，不返也是史实。这就给予我们很大启发。他之入海去了日本，按其所奏及秦始皇之期望，是求神仙不老、延年益寿之仙药。虽然并未从大海中三神山取得延年药，即未能由此而影响中国者，或可称此次期望得到日本仙药的交流目的未能达到。除史载徐福未获得不老药而不敢返回复命外，日本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如果有医药卫生活动者，也远比中国落后，追求延年益寿之知识技术，恐怕尚未发生，自然一无所获。无疑，徐福不返的原因与此不无关系。当然，其奏请入海求仙之动机，或者本意就是利用秦始皇企图长生不老的强烈要求，骗取童男童女、百工技艺、医巫卜筮，另寻安土乐业，划地为王。参阅中日历代学者之研讨记述，似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归纳上述，徐氏既至日本，又有数千童男童女、百工技艺之众，其文化、科学技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等，由于均经择其优者，不但在日本是先进的，在中国也必是高明者。徐福本人是方士，秦汉方士一般都精通阴阳术数、医药占卜，以及黄老吐故纳新延年益寿之知识与技术。在其百工技艺之中，也恐不乏此类有识之士。他们既在日本长期生活，其与当地之习俗、文化、科学技术、医疗保健等等之相互交流，更是情理中事。因此，徐福等对日本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视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中国文化、医药卫生，并非没有根据的。必须指出：公元前 3 世纪，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文化生活均较原始，就是比较文明的中国，此时此刻的医药卫生知识也处在总结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要比较确切地指明中国医学给日本医学发展所能造成的影响的强烈痕迹，特别是今天还能清晰可见者，的确是十分困难的。

两汉时期，由于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中国与朝鲜之医药交流也日益发展。日本距朝鲜比距中国近，且海上交通比中日之间要方便安全得多，故日朝之间围绕吸收中国文化之活动趋于频繁。在此影响下，日本诸多部落小国也纷纷前来中国朝贡。《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说明日本当时尚处于分裂的局面，诸小国林立，竟有 30 余国派人到中国交流。中国继徐福之后也多有成批率众前往日本者。如秦始皇十三世孙弓月君率秦人 20 县之民，于公元 283 年到达日本；汉灵帝三、四世孙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率汉人 17 县之民于公元 289 年到日本。据日本古文书《雄略纪》《姓氏录》等记载，雄略天皇（约 5 世纪）时，有秦人等 92 部，18670 人。《钦明纪》记载：钦明天皇元年（540 年），秦人在日本已达 7053 户。或谓：大和国高氏郡居民几乎都是汉人；日本原住民称秦人、汉人为“渡来人”。在这些渡来人中，不乏百工技艺与医药卫生人员。这些渡来人，或其后相继东渡者被称为“新汉人”，以区别东渡日本不同时期之中国人。其中，不论早期之秦人，还是后继之汉人，无疑均由各类人才组成，精于百工技艺、医药卫生者，自不乏其人。中日之间之物资交流、人员东渡归宿，其相互之医药卫生交流肯定也是十分频繁的。

汉代，中日关系趋于密切，《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倭）凡百余国……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其大倭王邪马台国（日本古国名）……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建武中元二年（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桓、灵间（147—188 年），倭国大乱……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由上述情况可知，一是日本诸多小国纷纷与中国交往，一是由中国移居日本之归宿者们，作为中日交流之桥梁，使两国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 57 年赠给倭奴国王之金印，这颗金印于公元1784 年在日本九州的志贺岛上被发掘出来，这一考古实物充分印证了《后汉书》有关记载的真实性。此期，中国的铜器、铁器、丝帛织造等制作技术，不断传入日本。中国汉字也大约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接受倭女王所奉献之礼品后，“答汝所献”之物品中，除铜镜等卫生用品外，还有“真珠、铅丹各五十斤”，“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秦汉时期，日本尚处在神话传说时期，医药卫生也处于鬼神观之制约之下，卜巫仍是医疗的主要手段。相对而言，中国医药卫生虽然已是医、巫分立，也有大批人员移居日本，两国诸多风俗、器物、生产技术等文化交流也相当频繁，但严格讲，中国先进的医药学对日本之影响，恐怕还处于萌芽状态。 iOuYocqtycyHfvbbwtKuErkUI1RiW0dxzmTKSl6tqx3FryrFozyD7J2Rdw8z22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