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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隋唐时期，相当日本飞鸟（593—710 年）、奈良（710—794 年）与平安时代（794—1192 年）之早期，此时，日本已进入统一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日趋进步。公元 7 世纪，圣德太子执政期间，提倡儒、佛文化，推行改革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为了较迅速的进步，他通过派出“遣唐使”直接到中国寻求帮助，从而大量移植中国先进的儒文化、佛文化。公元 645 年，留学中国多年的高向玄理、僧旻等，是“大化改制”革新政治的主要设计者。日本的改革效法唐代的政治律令制度，结合自己的实际，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管理国家的体制。公元 701 年，文武天皇颁发了《大宝律令》。至此，大化改制基本完成，史称为“律令国家”。公元 710 年，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公元 794 年再次迁京平安城（今京都），在此期间，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进一步引进中国政治、科学、文化，完善其律令，形成了日本统治国家的基本法典。
遣隋使与遣唐使：在隋代统治短短 38 年中，日本派遣“遣隋使”先后 4 次。推古八年（600 年）日本即遣使来中国，公元 607 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与归化日本之中国人鞍作福利作为翻译，携带国书途经百济国（朝鲜）到隋。公元 608 年，隋朝派裴世清为使节，陪同小野妹子一行到达日本，受到推古女王、圣德太子及百官群臣的欢迎。同年 9 月，裴世清辞别日本回国，日本推古天皇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鞍作福利为翻译再次来中国，同行者还有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高向玄理、僧旻等 8名留学生；公元 614 年，第 4 次遣隋使，又派犬上御田锹等来中国。在唐代，日本天皇先后 19 次派遣遣唐使，最初每次l—2船，每船约 120 人。其后规模逐渐扩大，每次 4 船，约有 500 人。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公元 7—9 世纪的 200 年间，日本派遣唐使 19 次、38 船，计有 5000 人次入唐，其成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外交官员；另外有造船、修船之工匠，掌握航行的航海长、卜部、舵师、浆师、水手长、水手、武装保卫人员等；船上还有负责汉语、新罗语及奄美语的翻译、文书以及主神（掌祭祀）、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以及各种手工艺匠人等等。其次，就是来中国学习各种科学技术等的留学生、学问僧及大量朝贡、互易的物品。每次遣唐使都集中了日本外交、儒学、佛学、科技、工艺、美术、音乐、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取得遣唐引进中国科学文化之最佳效果。
日本人为了学习掌握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知识，有的甚至两次、三次至中国，或在中国滞留多年，甚至有人终生定居中国以方便日人在中国学习考察者，或更邀请中国各方面学者赴日讲学。在约 200 年间，形成了中日历史上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中国文化被系统全面而深入地引进日本，给日本文化、礼俗、文字、艺术等等，几乎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影响，其影响之深远至今每每可见。随着官方遣唐使于公元 894 年停止，民间商船往来逐渐兴盛。公元 842 年至公元 907 年的 60多年间，民间商船往来达 37 次之多，这一举动虽属商贸，但其中不乏学者、学问僧之往来，对促进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图书带到日本，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日文化交流更趋向民间发展。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
佛教传来后七十余年，唐医方亦进入吾邦，吾医术因而蒙受巨大影响。推古天皇十六（608 年）年九月，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等入唐学医，后十五年归朝，奏曰：“唐国法式完备，鲜有也，宜与之交通。”较此更早，虽有钦明天皇朝（539—571年），吴人知聪携药书、《明堂图》等医书来朝，然唐医方之兴乃始于惠日、福田等留学彼邦而直接传习其术归朝之时。时隋已亡，唐代之，医书有《诸病源候论》（隋）、《千金方》之类鸿篇，以此二书为中心，发达之隋、唐医方遂取代韩医方，予当时之医学以显著影响，此从唐医方兴盛七十余年后制定之《大宝令》中可窥一斑。
从日本推古朝遣隋使始，日本政府即以大力引进中国之典章制度等为要务。特别是大化元年（645 年）开始的改制，更加加速了日本全面效法隋唐统治体制的进程，似已成为日本的国策和求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公元 66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部法典——《近江令》，十多年后又编出《飞鸟净御原朝廷令》，又名《天武令》。大宝元年（701 年），日本政府在前两部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三部法典——《大宝律令》，从而基本完成了大化改制所预定的目标，由此也表明了日本已步入了封建制国家。公元 718 年，日本政府在执行《大宝律令》的过程中，又对《大宝律令》进行了若干增补，养老二年又公布了《养老律令》。
《大宝律令》之律为 6 卷，令为 11 卷，其中《医疾令》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用法典形式确定的医事制度。以下仅据日本学者根据平安朝（794—1192 年）初期编纂辑录的《令集解》等书之内容，以及日本医史学家整理的古代医事制度面貌做些介绍，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改制几乎完全是模仿隋唐时中国的医事制度。这里让我们引用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博士的评述予以说明：
孝德天皇即位初年（645 年）始立年号为“大化”，又仿隋、唐之制立法，然尚未制定律令。天智天皇时（662—671 年）撰令十二卷，天武天皇（672—686 年）朝修定之，至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 年），据天智天皇以来之制撰定律六卷、令十一卷，此名《大宝令》，吾邦至此始有医事制度。然《医疾令》散佚不传，集《类聚三代格》《政事要略》《令集解》《续日本纪》诸书引用之佚文，亦仅能见其梗概。
医官：依《大宝令》，中务省置内药司，内药司设正一人、佑一人，令史一人、侍医四人、药生个人、使部十人、直丁一人，掌督御药（此官宽平八年[896 年]并于典药寮）。宫内省置典药寮，设头一人、助一人、允一人、大属一人，少属一人、医师十人、医博士一人、医生四十人、针师五人、针博士一人、针生二十人、按摩师二人、按摩博士一人、按摩生十人，咒禁师二十一人、咒禁博士一人、咒禁生六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六人、使部二十人、直丁二人、药户、乳户等，总管医事。较此更早，天武天皇（672—685 年）《日本书记》有“四年正月，丙午朔，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外药寮云云，捧药及珍异等物进”之文。外药寮之名不见于《大宝令》，典药寮即《天武记》所载之“外药寮”。
除内药师、典药寮外，卫门府设医师一人，左右卫士府各设医师二人，左右兵卫府各设医师一人，太宰府设医师一人，诸国设医师一人。
规定充任医师者须受典药寮国学之教习，毕业后经一定考试，博士由医人中取医术精良者任之，各国之博士及医师，取国内医人任之，若国内无，乃从旁国选用，补任之后，不得无故离职。
医事制度：据《大宝令》，学校有大学与国学之分，大学教习五位以上官员及史部之子弟，置于京师，由大学寮掌督。国学置于各国，教习郡司子弟，由国师掌管。医学教育准此，其学校亦有大学及国学。大学设于典药寮，其学生取自以“药师”为姓（如蜂田药师、奈良药师）者及三世相承习医之名家，次取庶人之聪明伶俐者，年龄在十三岁上、十六岁下，限四十人。
国学置诸国，教授之医方及生徒之修业年限并准典药寮教习之法。其医生限大国十人，上国八人，中国六人，下国四人。生徒别为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女医、药园生。其讲习之科目如下：
医生讲读《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兼习《小品方》《集验方》等，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之，即医生四十人，分二十四人学体疗、六人学创肿、六人学少小、四人学耳目口齿，以专其业。
针生讲读《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等，兼习《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书。
按摩生学按摩、伤折之方及绑缚之法。
咒禁生主咒禁，学解忤、持禁之法。
女医取官户之婢年十五上、二十五岁下性识慧了者三十人，教以安胎、产难及创肿、伤折针灸之法。
药园生讲读《本草》，习辨识诸药形性及采种之法。
学习年限，医生习体疗者七年，少小及创肿各五年，耳目口齿以四年学成，针生七年，按摩生三年、女医以七年业成。
考试之法依准大学生之例，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由博士试之，每月一试；典药头，助试之，每年一试；宫内卿，辅年终总试。若有术业灼然过于任官者，虽不及其业成年限，摈退旧人，以新生补之；若在学九年业无成者，退之。
医、针生业成之日，具其形状及学业成绩申送太政官，式部更试之，以及第者补医师、其选叙与进士同格，过于明法（习法律之人）。自学而知医者，投名典药寮请试，可准医、针生之例受试。
国之医生，由医师每月试之，年终由国司试，以定优劣。若有考试未及第者，随状科罪，不充课业；终无长进者，命其退学。
由此观之，规定医生讲习之课程、制定考试法规、限定修学年限、使自学者考试而采用之等诸般制度，其时略已完备。又别体疗（内科）、创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鼻等专科，业已始于其时。
大化改革至此凡六十年，模仿隋、唐制度，遂致《大宝令》之制定。
不难看出日本学习引进中国卫生设施和推行医学教育制度、医学教材等是何等深刻与广泛。中日医学交流达到历史上第一次高潮。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所概括的那样：“日本有识之士，由于遣唐使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以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倍加赞叹向往，狂热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虽然日方在 9 世纪末因某种原因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但终由民间商船之往来所替代，实则更深入地促进了交流的发展，一般人士也能有机会互访了。
随着日本广泛引进和深入学习中国医药保健制度及学术，中医学学术著作经由遣唐使、留学生以及中国应邀访日人员等携带至日本者，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
关于医学教科书，《大宝律令》中规定，当时日本医学生所用课本有《针灸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黄帝内经素问》《黄帝针经》《黄帝明堂经》《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天平宝字元年（757 年），孝谦天皇发布命令重申：医学生学习的教科书有《黄帝内经素问》《黄帝针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明堂》《脉诀》等。公元 927 年成书的《延喜式》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凡应讲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难经》六十日。”“凡《太素经》准大经，《新修本草》准中经，《小品》《明堂》《八十一难经》准小经”。上述教材之几次调整和规定，说明日本之医学教育来自中国，而较中国又有发展，且比较具体。上述文献作为教科书必对日本医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隋唐五代传入日本的中医学著作，根据公元 891 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藤原佐世奉天皇之命编辑登记日本图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来看，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反映了日本政府收藏中国传入日本典籍的情况。其内容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等 40 类，1579 部，16790 卷。医方是其中一类。除极少数日本书籍外，几乎全系中国传至日本者。据研究，《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典籍约为中国《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所载文献的l ／2。也就是说，当时日本所收藏的中国典籍仅比中国本身少一半。更有价值的是《日本国见在书目》还收录了中国书目所未收藏的文献。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叙述《日本国见在书目》之中医书目时，详列了 160 余部、1309卷之书名、卷数及其作者，而中国学者统计为 166 种、1107 卷。
能够确证《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记载的中国传至日本的中医学典籍的，那就是北宋时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于公元 984 年所撰《医心方》所引用、参考的中国医书。该书虽编撰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其所引用参考者当系五代之前已传入日本之中国医书，现抄录如下，以显示隋唐时期中日医书交流之盛况。
《医心方》引用书目
从《医心方》引用书目来看，丹波氏撰述时所参考之中医学典籍，几乎囊括了中国隋唐前之医学要籍，其中许多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流传不广的。所引书目共计 160 余部，在数量上约与《日本国见在书目》相当，这不但说明了《医心方》是日本的一部权威著作，无疑也大大增加了该书的文献学价值。
日本中医学术之繁荣，必然要大量引进中药（日本称中药为汉药），中日两国商船之往来，中药材贸易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令人钦佩的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中药材有一部分至今还珍藏在日本著名的皇家文物宝库——正仓院。正仓院本是奈良时期东大寺存放宝物的仓库。公元 756 年圣武天皇逝世，光明皇后将天皇在世时所用的一部分遗物施献给东大寺，这其中包括纳入药账的中药材 60 种，账外药材 20 余种，共 7 柜，21 盒，以及药物容器 10 余种。这些药材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正仓院。从时间上估计，鉴真和尚公元 754 年到达日本，756 年 5 月圣武天皇逝世，光明皇后于 6 月将其生前未用完之中药材施献东大寺，光明皇后于公元 760 年也逝世，正仓院所藏中药材恐怕主要还是由鉴真东渡带至日本的。其中药物容器盖之内侧还墨书有药名斤两等。
正仓院药物别添第一号，奉卢舍那佛种种药帐，详列 60 种药材之数量、包装、剂、斤两分。如“麝香卌剂、重卌二两……赤石脂七斤二两，右纳第一柜；人参五百卌四斤七两，右纳第九、第十、第十一柜；大黄九百九十一斤八两，右纳第十二、十三、十四柜……冶葛卅二斤并壶，右纳第廿一柜。……天平胜宝八岁六月廿一日”。署名者有“从二位行大纳言兼紫微令中卫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仲麻吕”等五人。
鉴真和尚东渡时带至日本的药物，据朱晟研究，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安息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荜茇、诃黎勒、胡椒、阿魏、蜜、蔗糖、甘蔗等。其中部分交由正仓院完好保存至今。《日本药学史》作者清水藤太郎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世界奇迹”。1948—1950 年间，以日本药学界元老——朝比奈泰彦博士为首的 10 位专家，对正仓院所藏中药进行了深入细微的研究，获得许多成果，其中芒硝并非一般所述的硫酸钠，而是硫酸镁，而硫酸镁一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于 1695 年发现的，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因为这一发现将硫酸镁的发现向前推了 1000 年，而发现者是中国、日本学者。
唐代的香药也是日本遣唐使喜欢携带回日的药品之一类，有关记述甚多。如园仁《入唐求法巡行记》所述，仁明朝遣唐使藤原常嗣（838 年入唐）回国时，该遣唐使团中有人在扬州市场上抢购香药。《续日本后记》还记述了这个团曾将带回日本的药品、礼物等，在建礼门前搭起临时帐篷 3 个，向官员出卖，时称之为“宫市”。此外，那些被带回的药品、香药、礼物，首先要留作皇宫使用，并作为天皇分赐亲王、参议与近臣的珍贵奖品。香药除用以防疫驱邪外，主要用作许多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正仓院保存的中国唐代传入日本的药物如麝香等即香药之一种。公元 874 年，日本为了满足国内对香药之需求，更“令大神己井、多治安江等入唐要求香药”。他们于公元 877 年回国时带回很多货物与香药，可见当时日本天皇对中国香药的需求明显增多。
除遣唐使团人员与天皇直接派人至中国购买香药之外，中、日两国商人也做香药生意。在《新猿乐记》一书中记载了冷泉天皇时（967—969 年），有一位名叫八郎真人的商人，一年四季往返奔波于中日之间，“贮财宝于波涛之上，任风前浮沉，付命运于街衢之间，悬生死于路头”。在他所贩运的货物中，大多均属中药材与香药。例如：沉香、麝香、薰陆、龙脑、鸡舌、白檀、紫檀、巴豆、槟榔、空青、朱砂、胡粉、犀牛角等等。
日本在大量引进中药材的同时，也大力发掘其本土所产药材，称之为和药，但终因疗效不及中国所产者优越而并不理想。
总结以上，日本在公元 6—9 世纪之三四百年间，医疗用药从文献统计已达 920 种，其中大部分需由中国进口，这种状况至今还未明显改变。
鉴真（688—763 年），唐高僧，亦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本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他学究佛教三藏，游历洛阳、长安等地，后归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法，成为江淮间知名授戒大师。除佛学外，他对医药、建筑、文学、艺术也颇有修养。唐天宝元年（742 年），他应日本僧荣睿、普照等之邀请，东渡日本传经，经过前后 6 次航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天宝十二年（754 年）抵达日本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次年到达奈良，天皇派专使迎接，被迎入东大寺。在日本，鉴真因治愈光明太后宿疾，更受日本朝野的信赖，影响也日益扩大，朝野僧俗等重要人物都来拜谒。四月，鉴真在东大寺设坛，为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与孝谦天皇等授戒。稍后，孝谦天皇授予鉴真大僧都，并于东大寺修唐禅院供其留宿，并赐给唐禅院水田一百町。公元 759 年，淳仁天皇又赐旧宅一座，按唐式修建“唐招提寺”，孝谦太上皇亲自题写匾额，鉴真于唐招提寺建成后移居其内，讲经、授戒、看病、施药以及传播盛唐文化艺术等，均在此进行。公元 763 年 5 月 6 日，鉴真逝世于唐招提寺，葬于寺后园林之石塔中。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 10 年，他以精通佛学五明之医方明理论与技术、中医药学理论与技术，为发展日本汉方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引《本朝医谈》说：“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他在论述日本僧医之作用时，又详细指出：
奈良朝时代，因佛法弘通，吾医术亦深受影响，其中尤当提出者有二：僧尼行医治病，受佛教影响而设立慈惠医院。
佛法渡来之初，已有依赖僧尼祈祷于佛陀，以图治愈疾病之事，此后二百余早，佛法逐渐盛行，僧尼以咒符祛除灾厄兼以治病者愈多。《大宝令》规定：“凡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术者皆还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僧尼令》第二条）禁止僧尼据小道（小道者，厌符之类。《令集解》曰：“古记云，小道谓小厌小符之类，俗云小用师也。”）及巫术（巫术者，巫者之方术）治病，然公开允许据佛法、持经咒拯救病苦。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17 年）四月壬辰，诏曰：“僧尼依佛道，持神咒，救病徒，施汤药而疗痼疾，于令听之。方今僧尼则向病人之家，诈祷幻怪之情，戾执巫术，逆占吉凶，恐胁耄稚，稍致有求，道俗无别，终生奸乱。”（《续日本书记》卷七）由此推测当时之僧尼既兼巫职又行医事。
可见，令许据佛道持咒救疾，施汤药而疗痼疾，故此期僧兼医者甚多。据云为圣武天皇（724—758 年）诊病之禅师多达百二十六人之众，可知其盛况。僧医中著名者，天武天皇（672—686 年）时有法藏、元正天皇时（715—723 年）有法莲、孝谦天皇时（749—757 年）有法荣和鉴真。
鉴真对日本医药学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无论医学或药学方面，还是其所授之生徒门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据说《鉴上人秘方》即鉴真所传授者。另如《医心方》所引用之脚气入腹方、诃黎勒丸、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亦来自鉴真医方。或谓奇效丸（百病药）等，也是由鉴真带至日本的。直到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药袋上还贴印有鉴真的图像，或印有奇效方图样者，可见中国鉴真和尚一行人对日本医药学影响之深刻了。
药师惠日：又称慧日、医惠日，原籍朝鲜，是雄略天皇三年（459 年），日本向百济征求良医，百济所派医学家德来的五世孙，因留学隋唐学习医学获得佳绩而赐姓药师，故史称药师惠日。《续日本纪》载：“远祖德来本高丽人，归百济，昔泊濑朝仓朝廷（雄略天皇）诏百济国，访求才士，爰以德来贡进圣朝，德来五世孙慧（惠）日，小治田朝廷（推古天皇）被遣大唐，学得医术，因号药师，遂以为姓。”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认为：公元 607 年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并未有留学生及学问僧随团；公元 608 年第二次遣隋时虽然带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各 4 位，但其中并无惠日之名；公元 614 年推古天皇派犬上御田锹为首的遣隋使，次年即回日本，随行人员不详。因此，木宫泰彦提出惠日可能是公元 614 年入隋的，按此则惠日在中国学习医药学当为 9 年。因为，他于公元 623 年才学成回国，是乘由唐返航的新罗使船回到日本的。又一说，认为惠日到中国学习医药学是随公元 608 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一行到中国的，如此则惠日在中国攻读中医学当为 15 年，其间经过隋唐之间的战乱。
惠日回到日本后，联合前后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的倭汉直福田、僧惠齐、惠光等人，向推古天皇上书说，“邦人（指日本）留学于彼（指中国）者，业皆熟习，宜召还”，并强调，“（中国）文物制度，具备于彼，聘使不绝，则于国家有洪益矣”；还特别向天皇提出发展日本文化医药事业的建议：“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惠日等人的上书建议得到推古天皇朝野的重视，天皇遂于公元 630 年派出了日本第 1 批遣唐使，以犬上三田耜为大使，药师惠日被任命为副使。选惠日为副使，不仅因为惠日上书提出了加强日本与中国新政权——大唐进行文化医药交流的建议，更因为惠日曾长期留学中国，是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与医学已有颇多研究的学者。他热心中日交流传播也是选他作副使的重要原因。惠日两年后即公元 632年回国，在唐留学的学问僧等也一同回国。公元 654 年，药师惠日第 3 次被派遣来到中国学习医学，引进中国医药文化与医事管理制度。药师惠日出身医药世家，长期热心向日本引介中国文物典章制度与先进的医学科学，30 多年间 3 次来中国留学，而且有近 20 年是在中国度过，学习中医药文化，并将所学引进日本。他还两次任遣唐使副使，促进日本引进中医学等文化事业，他确实对发展中日医药学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倭汉直福田：原是朝鲜籍中医学者，据《日本书纪》记载，他系“从新罗入本朝（指日本）投化，专功医术”。前已提及，公元 608 年他曾与药师惠日随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一行到中国留学学习医术，他们都是日本派到中国的第一批日本留学生，于公元 632 年回国。前已指出，608 年日本遣隋使名单有倭汉直福田，但未见惠日，因此可以说明，倭汉直福田在中国学习中医学确实度过了 15 个春秋，他被认为是日本派遣留学中国学习医学最早而且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也是热心参与上书天皇，建议引进中国医药文化、典章制度的学者之一。
秦朝元：其生父是一位日本遣唐僧人，法名弁正，一称辨正，俗姓秦，约于公元 702 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与日本留学中国并通过中国科举考试，历任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而官至三品的阿倍仲麻吕（701—770 年）多有交往。弁正亦能诗，是一位围棋高手，在长安颇富声望，曾与唐玄宗对弈。他生而诙谐乐观，能言善辩，谈吐爽快，颇得玄宗皇帝的欢喜。弁正居中国多时，后还俗，与一中国女子成婚，生有二子，即朝元、朝庆，长子成年后回日本。故秦朝元是一位出生在中国、母亲是中国人、从小在中国受盛唐文化的熏陶教养、学识比较丰富的青年学人。回日本后，他仍坚持医药学钻研，医学修养更趋长进。公元 721 年，元正天皇为了表彰精于医药学术者，诏令赏赐，秦朝元以其精通医药方术而受赏，并获得从六位下之官职。公元 733 年，秦朝元以精通中国语言，被任命为日本遣唐使团之判官（或谓翻译）。由中国回日本后，他历任图书头、会计头等职。后来他第 3 次赴中国访问、探亲，但回日本不久就与世长辞了。秦朝元的父亲弁正，弟弟朝庆，长期居住中国，在长安终老。
羽栗翼（716—798 年）：羽栗翼也是出生在中国的一位日本医学家，他的父亲羽栗古麻吕，是公元 716 年随同日本第 8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同来中国访求学问的还有著称于世的阿倍仲麻吕，即在中国科举为官的三品大臣——晁衡。他们都是互有交往的朋友。羽栗古麻吕在中国娶中国女子为妻，公元718 年生一子名翼。羽栗翼 16 岁时，与父亲回到日本，即出家为僧，但朝廷以其才华而令还俗，继续研读中国文化。公元 775年，羽栗翼奉命出任日本第 10 次遣唐使团准判官，在中国深入研习医药知识，回国后以医术而闻名遐迩。光仁天皇天应元年（781 年），羽栗翼曾奉敕于难波煎炼朴硝；公元 786 年更升任内药正兼侍医之要职，与当代名医和气广世并获良医之称谓。晚年，羽栗翼体衰，得到“帝悯其衰老，特许驾小车出入殿门”的殊誉，寿 80 岁而终。
菅原楃成（？—852 年）：菅原楃成，右京人，于公元 838年随日本遣唐使团入唐请问医经疑义。他是以随团医师的身份，兼赴唐请教医经疑问的任务来中国访问的。由于梶成对医经已学有所成，医疗经验丰富，故朝廷命为遣唐使团的保健医师，更因其明达医经，特令其入唐请益，以释日本人学习中国医经之疑问难义。在中国考察中医两年后菅原梶成回国，但因所乘船只不幸遇飓风而漂流至南海，又与当地之人交战，故历尽艰难险阻，才驾着小舟回到日本。他由于在中国访问而提高了学识，历任针博士、侍医，还从事医学教育并担负为天皇保健等重任。他于公元 853 年升任从五位官职。
公元 7、8 世纪，日本文学逐渐从民间口头相传承的状况，向着文学家创作的方向发展。例如：《怀风藻》（751 年）、《万叶集》（771 年）等诗集、歌集，标志着日本之中文文学与日文文学的形成。约于公元 10 世纪，日本出现了一部传说故事体裁的文学著作——《竹取物语》，这是日本古代日文小说形成的代表作。该书叙述了与中国嫦娥奔月十分类似的“赫映姬奔月”的故事。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位伐竹老翁伐竹时，看见一根竹子发出光亮，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只有三寸左右的小人，便交老伴抚养，3 个月光景，小人即长大成为一位漂亮可爱的大姑娘了，取名秀竹赫映姬。这时，远近向赫映姬求婚者不知多少，但均遭拒绝，唯独石作、车持、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大纳言大伴御行、中纳言石上麻吕等五位贵公子，他们死缠着赫映姬不放。姑娘给 5位求婚者提出了 5 个永远也难以办到的难题，例如要石作皇子去天竺取大佛用的石钵……要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去中国取火鼠裘……5 位公子以冒险、欺骗、假造等手法，但均为姑娘所识破，未能得逞。其后天皇也企图强娶，也未能得逞。天皇又佯装打猎者向赫映姬求婚。然而，赫映姬和歌一首以示心志：“只要一看到月亮，就禁不住感到这个世界很可怕，心里就悲伤起来……”并表示了誓不相从的心愿。她终于向养父母吐露真情。她说：“我不是这世上的人，而是月亮上的人，只因前世有缘，所以才到人间来……本月十五的夜里，月宫就要派人来接我。”到了 8 月15 日的子夜，果真很多人从天上腾云而降，在竹取翁草舍旁排下队列。他们带来一辆飞车，飞车顶上蒙着薄绢的盖子……一个天兵手里提着两只箱子，一只放着天仙羽衣，另一只放着不死灵药……赫映姬写好信后，就此乘上飞车，由百来名天兵天将护送，上天去了。赫映姬留下了不死之药，升天而去，奔入月亮。天皇命令把不死之药带到骏和国那座离天最近的山顶上点火烧掉，“这座山从此就被命名为富士山，据传那座山顶上至今还有浓烟直冲云霄”。富士，亦可写为不死，其意即长生不死之谓。
《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形象，并将嫦娥改造成为一个日本女子，从而作为全书的主人公。而且以中国秦汉时期方士们妄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引申而与日本国的象征富士山连接起来，也是十分巧妙的。如果说嫦娥与赫映姬还有一些并不完全相同的话，且看《竹取物语》（简称《竹取》）所述月仙下凡、五公子求婚，以及拒绝求婚之情节故事，若与中国四川藏族的《斑竹姑娘》（简称《斑竹》）做一比较，则更能看出其间的关系。例如，第一位求婚者，《竹取》作石作皇子去天竺取大佛用的石钵，《斑竹》则为土司的儿子去缅甸取金子制的吊钟；第二位求婚者，《竹取》作车持皇子取银根树上的白玉枝，《斑竹》则为商人的儿子取白玉的树枝；第三位求婚者，《竹取》作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取火鼠裘，《斑竹》则为衙役的儿子取火鼠裘；第四位求婚者，《竹取》作大纳言大伴御行取龙头上发光的彩珠，《斑竹》则作患臆病的青年取龙额上的珍珠；第五位求婚者，《竹取》作中纳言石上麻吕取燕窝中的子安贝，《斑竹》则作高傲的青年取燕巢的金卵。何其相似乃耳。
隋唐时期，日本遣隋、遣唐使团之派出十分活跃，而且人数每每增加，在隋唐两代派往中国者约 23 次，总计 5000 余人次。在中国先进文化、医学的影响下，在日本有识之天皇、学者、佛教僧侣等的推动下，日本文化、宗教、医药卫生、国家管理等等，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总结日本平安朝时期的医学成就时强调指出：
桓武天皇延历三年（784 年），迁帝都于平安，至文治二年（1185 年）源赖朝于镰仓设幕府，其间共四百年，称平安朝。因过去与隋唐交流，古代祭政一致之治日渐变化，至此以敬神崇佛为国政大纲。嵯峨天皇以降，朝野皆皈依佛教，国民思想皆为佛教左右，若疾疫起，先由僧徒祈祷，而后方为医药，忌秽恶之极，乃至有因厌恶病人弃之于途之陋习。且隋、唐阴阳五行之说随佛教而入，有了阴阳博士和阴阳寮，人多拘忌于朝仪。社会风俗模仿唐风，益加浮华，人民尊从佛法，意志消沉。乘其社会风潮，吾邦奈良朝医学向前发展，穷力效仿唐医学，尤其是遣唐留学生归朝，大力倡导唐医方，名医哲匠在此期登场，有关学术著述亦多成于此期，至少京师医学已蔚然勃兴。其形骸模拟中国，其精神则移植于印度思想，但决不是融合或同化。当时之社会，神佛混淆，以至称神为菩萨，医学亦有此奇观。
以下我们再简要叙述一下日本有关医学专科与专著的发展情况，从中更可体察到中国医学此期对日本医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学科发展上当以医方之发展最为明显，其次为本草，以及针灸、解剖等等。
《大同类聚方》：隋唐时，传入日本的医学理论著作、医方著作等越来越多，前曾提及《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日本当时所能看见的医书比之中国隋唐目录学著作所载医书，仅少 1 ／2，有些还是中国未收录者。日本天皇仿中国重视典籍收藏与编制藏书目录的优良传统，也命令有关各方面的学者编撰目录著作，《大同类聚方》就是在平城天皇（806—808 年）时，由于本身疾病以及全国疫病流行而命令出云广贞等集全日本有关各方面所藏医方编撰而成的。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评介该书时指出：
据《大宝令·医疾令》之制，医生应学习《甲乙经》《脉经》《本草》《素问》《黄帝针经》《明堂》《小品方》《集验方》等舶来医书，其次为《诸病源候论》等隋唐医书。平城天皇（806—808 年）忧古传之失，下命国造、县主、稻置、别首及诸国大小神社、民间望族、旧家等，征集传来之药方，使出云广贞、安倍真直等选编归类，撰《大同类聚方》百卷，（按约成书于公元808 年）古遗方由是而复现于世。
公元 868 年，又有菅原岑嗣（792—869 年）等奉敕编撰《金兰方》；公元 918 年，深根辅仁还撰有《掌中要方》，甚似医方手册之作。公元 930 年，源顺编撰《和名类聚抄》等，均在日本医方之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草学与专著：中药学理论与药材知识早传入日本，不言自明。但中国药物学的日本化，成为日本学者自己的知识体系，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吸收与消化过程。以下还是让我们引用富士川游的有关论述加以说明。他认为：
钦明天皇十五年（554 年），采药师施德藩量丰、固德、丁有陀自百济而来，此为识药之端。同二十三年（562 年），吴人知聪来，献《内外典》《药书》《明堂图》，至此始有药物书籍。推古天皇十九年（611 年）夏五月五日，天皇帅群臣药猎于大和菟田野，此后历代各朝屡有此事，（药猎者，言采药兼以田猎，以五月五日为期，《太平御览》曰：“夏小正，曰五月，此月蓄药，蠲除毒气也。药猎源于中国习俗，甚明。）知此时已能辨识药物形状、推究药物性质。天智天皇十年（671 年）：“春正月，以大山下，授（中略）火本日比子替波罗金须（解药）、鬼室信集（解药），以上小山上，授达率德顶上（解药）、吉大尚（解药）。”此处之“解药”通称药物学，这些韩人凭其学术而得进爵。孝德天皇时，知聪之子善那使主献方书一百三十卷，药臼一尊，又献牛乳，赐姓“和药使主”。由此可知当时药物学之发展程度。
又如他所叙述：
本草学传入吾邦已久，然尚未能精西土药品。孝谦天皇时（749—758 年），僧鉴真来朝，因精通本草，奉命鉴别药物之真赝，又将其学传予吾邦医家，始有本草学之名。（其传出上章）桓武天皇时，典药头大学头和气广世更编撰《药经太素》二卷，会诸儒于大学讲授，此为吾邦药物学著作之肇始。
公元 918 年，深根辅仁（一名深江辅仁，世代侍医出身）奉敕编成《本草和名》10 卷，载药 1025 种，其药名以和汉对照，推动着本草学的日本化进程。
关于解剖：中国人体解剖学之发展，远在战国秦汉间已很先进，随着《灵枢》以及其他许多医书之相继传入日本，中国解剖学在日本也发挥着明显的影响，可惜当时尚未见有实际进行人体解剖者，但日本医生对人体体表及内脏之认识，也多以中国医书所论者为依据，不赘述。
《允恭天皇（411—421 年）纪》载有“破身治病”，当系中国针灸已传入日本之证明。富士川游引述此段文字，指出：“或有泻血一术，故不当云吾邦上古之时完全阙如，后世谓针术与灸术均传自中国。”当亦一家之言。
医经著作：日本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 年），日本医学家小野藏根编撰《太素经集注》，此书大约为日本医学史上第一部研讨《太素》之理论性著作。
中医学传入日本后，在隋唐时期，其影响可说是家喻户晓。例如，日本歌集《万叶集》（约 771 年），是古代日本文学逐渐从民间口耳相传趋于文人创作的最古老歌集之一，其中收有公元733 年由山上忆良所编之《沉疴自哀文》。该文写道：“吾闻前代多有良医……若扁鹊、华佗、秦和缓、葛秩川、陶隐居、张仲景，皆是在世良医，无不除疾也。”可见在公元 8 世纪前日本民间已广泛流传着中国隋唐前著名医学家事迹和故事，也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医学家的景仰和爱戴，将他们编成歌词，广为传颂。
隋唐时期，中日的医学、宗教、文化、饮食等交流非常多，中国的饮食疗法也开始流传到日本，比如茶叶、豆腐、梅子、糖、屠苏酒以及一些成熟的药膳等。
豆腐，最早出现于汉朝，相传为由汉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在历代一直发挥着较好的食疗作用，具有宽中、益气、消胀满，下大肠浊气及清热、解毒、散血之功效。豆腐大概是在日本奈良时代流传到日本，据传是由中国名僧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豆腐最早在日本遣唐使中的僧侣中流行，后逐渐传入贵族社会、武士阶层，最后传入庶民阶层。至今，日本豆腐制品的包装袋上，还可以看到“唐传豆腐干，黄山御门前，淮南堂制”的广告。豆腐传入日本后，也逐渐发展出了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品种 。
梅，是中国较为普遍使用的药食两用佳品，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在历代的中医药著作都有记载。如《神农本草经》载：“梅实味酸平，主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蚀恶肉。”而近代医学界研究表明，梅的花蕾能开胃散郁，生津化痰，活血解毒，根研末可治黄疽。乌梅肉具敛肺涩肠，杀虫生津的功能，并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绿脓杆菌、霍乱弧菌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梅大约是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平安时代丹波康赖《医心方》有日本最早记载“梅干”的记录。江户时代之前，梅干在日本一般只是作为药用；960 年，日本首都恶疫流行，以梅干和海带制成的茶在民众中得到普遍应用，从而平息了疫情。之后，梅干渐渐成为大众药食两用的果品。日本《本朝食谱》记载的梅干制法与我国《齐民要术》所载如出一辙。梅干至今仍是日本常用的食疗品种，常用于防止晕车、防治妊娠反应，治疗感冒，用于醒酒、解毒、防癌等。在日本近代战争中，梅干曾被作为军用物资而征用。 另有一些药食两用的食材，自唐代也开始陆续传入日本而被广泛应用。如鉴真赴日时还带去了糖，当时是作为药品而引带去。又如苦瓜、牛蒡等，最初亦是以药物从中国引入日本，苦瓜最初用于治疗胃病，牛蒡最初用于祛热解毒而引入，传入日本后逐渐成为一种日常食材。
中国的一些药食两用的酒品也在古代传入了日本。平安时代，中国重阳节传入了日本，据日本古籍《延喜式》记载，日本宫廷举办菊花宴（重阳宴），天皇赐给臣下菊花酒。菊花酒有悠久的历史。葛洪曾在《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古谚有“九月九，九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之说。唐中宗时，曾在慈恩寺大雁塔宴客，群臣献菊花酒，为其祝寿。相传喝菊花酒能延年益寿。郭元振曾诗曰：“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 屠苏酒，也是在唐代时传入日本，到现在日本有些地区还保留着正月初一饮屠苏酒的习惯。日本的屠苏酒是用清酒配制的，并成为清酒系列的一个品种。
此外，中国的一些节令养生药膳也传入了日本。比如，正月初七，俗称人日。《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登高赋诗。”中国南北朝时期，人日吃七草粥的习俗较为盛行。认为吃七草粥可以除去邪气、医治百病。平安时代，人日吃七草粥的习俗传入了日本，并延续至今。农历正月初七，在日本也称为“人日”，又称为“七草节”，亦秉承了认为喝七草粥能医治百病的理念。据日本《延喜式》记载，七草最初是指七种谷物：米、大麦、小麦、粟、黍、黄豆、红豆，后来才演变成象征迎接春天的七草。至镰仓时代，七草为芹菜、荠菜、鼠曲草、鹅肠菜、佛座、芜菁、萝卜。到江户时代，又有所变化，现在一般只在粥里放点青菜或荠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