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医学继续伴随着佛教而传入，并对我国医学开始产生影响。
这一时期，佛教医方明经书继续翻译为中文，诸如西晋法护译的《佛说胞胎经》；东晋昙无兰译的《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南朝刘宋沮渠京声译的《治禅病秘要经》，法贤译的《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啰嚩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施护译的《佛说医喻经》，昙摩密多译的《五门禅经要用法》；北朝后秦鸠摩罗什等译的《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法门经》《禅要诃欲经》等；北周攘那拔陀罗与耶舍崛多译的《五明论》等等。还有未被《大藏经》收录的古代印度医籍，如后秦释罗什译的《耆婆脉诀》。此外，我国西域地区的医书也被译入，如后秦时佛陀耶舍诵译的《羌籍药方》。这些以印度为主的医药译著，丰富了当时中国的医药学宝库。
关于“四大”学说，《禅秘要法经》论述了“四大”的特性，云：“风性不住，水性随流，火性炎盛，地性坚硬，此四大性。”自然界万物借“四大”而生长、变化，所谓“假于地大，体坚不坏，火大照育，水成众性，如是动作”。“四大”在人体有其所合，如“身内地大者，骨齿爪发，肠胃腹肝心肺，诸坚实物，悉是地大”。“四大”学说除了用来说明人体生理运动之外，还用来解释人体发病、疾病变化之理。如发狂一证，依“四大”说认为是“因热病故，生大瞋恚，心脉悉开，风大入心，是故发狂”。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大”学说已开始影响我国医学。最明显的要数南朝名医陶弘景整理东晋葛洪《肘后救卒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简称《肘后百一方》）。其理由是：“昔应琚为《百一诗》，以箴规心行，今余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且《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达众庶，莫不各加缮写而究括之。”百一，是指四大除本身之外，尚能各变生一百，合为四百零四种，对疾病则为四百零四种病。如《佛说胞胎经》载：“地水火风，一增生百病，风适多则百病生，热多则生百病，寒多则生百病，食多则增百病。三事合会，风寒热聚，四百四病，同时俱起。”
关于受胎、胚胎发育，《佛说胞胎经》有较集中的论述。佛教认为，神灵凭借父母不净之精而成胞胎，父母只是受胎的条件，与胚胎无因果关系，所谓“神入彼胎则便成藏。其成胎者，父母不净精亦不离，父母不净又假依倚，因缘和合而受胞胎”。并引入“四大”学说进行阐述，“因父母缘则立地种，谓诸坚者。软湿水种，热暖火种，气息风种”，遂“得成四大”。接着叙述了胚胎发育规律，以七日为一律（一周期），逐一论述每一律“四大”在胚胎发育过程的作用。如第一律：“七日处彼停住而不增减，转稍而热，转向坚固则立地种，其软湿者为水种，其中暖者则为火种，关通其中则为风种”；第九律：“第九七日，其胞裹内于母腹藏，自然风起，吹变九孔，两眼两耳、两鼻孔口处及下两孔”；第二十一律：自然化风“吹其儿体令出肌肉”；第三十七律：“自然风起，吹其儿体，令生毛发……”；第三十八律：自然风“吹转儿身，令应所在，下其两手，当来向生……脚上头下，向于生门”。其中“风”的作用尤为突出，所谓因“风种而得长大”。这里介绍的七日一律、共三十八律的胚胎发育期与现代观点非常接近。这种学说的“四大”曾为中国学者所引用，但这种胚胎发育规律在现存中国医学典籍中尚未发现。也许因为中国汉代已有了自己的胚胎发育理论。例如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以十月为期，与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胎产书》所记一致。以后医家多从此说。
在印度医学中，以针拨白内障术对我国的影响最大。至迟在南北朝时期，金针拨障术已为国人所知。在当时两度汉译的《大般涅槃经》卷 8 中就有记载说，目盲者求医，“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盲者）乃言少见”。这种针拨术在当时还不仅仅限于佛典文献的介绍，而且在我国已有施行的实例。如《南史》载，梁文帝（424—453 年）第 10 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另一佐证是，《北史》载，张元的祖父丧明 3年，张元为其祖求佛祈祷，“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篦疗其祖……”金篦，即状如篦子的金针。
咒禁，是人类医学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现象，宗教则延长了咒禁的生命。这一时期，有关佛教咒禁疗法的译品颇多。如《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啰嚩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等，用咒法治疗时气病、目齿病、小儿病等，除了记载了一些病名之外，别无意义。其中也有咒法配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如《啰嚩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记述了印度僧侣给小儿治病的情景：一边念咒，一边焚香，然后用药洗方（蓖麻油、麻荆子或叶、荜茇、罗树叶、啰嚩迦药）水煎，洗浴患儿，反映了神力无能而借用药力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佛教医学乃至宗教医学的重要特质。另外，在佛教医方明译品中，无一不带有佛教因果、轮回、报应之类的说教，这也是其特点之一。
南朝时昙摩密多和北朝时鸠摩罗什等译出的几部禅定佛典，是佛教禅定气功的重要著作，和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大安般守意经》一样，对隋代智顗所创“止观”禅法也曾产生过影响。
东汉安世高译的《佛说㮈女耆域（婆）因缘经》有所见一切草木，无非药者的记载，至北凉（397—439 年）昙无谶译的《大集经》卷 9 更有明确的总结性名言，即“天下所有，无非是药”，这是古代印度名医耆婆“凡物皆药”思想的概括。唐代名医孙思邈对此大为赞赏，在他撰著的《千金翼方》卷一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这种凡物皆药的思想对于扩大药用物品种类有积极意义。在这一时期，印度产药物已见诸我国医书。如东晋葛洪《肘后救卒方》记载“药子”一物，署明婆罗门胡名叫“船踈树子”，这是现存中医书中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印度药物的记载。
在佛经译品中，有古代印度医生诊疗及其方法的记述。如《佛说医喻经》云：世有 4 种良医“知病识药”，可称之为“医王”，即“一者，识知某病，应用某药；二者，知病所起，随起用药；三者，已生诸病，治令病出；四者，断除病源，令后不生”。采用的治病手段，除了药物内服之外，还有“烟熏水灌鼻”“从鼻窍引气”、泻、汗等法。古印医行医施药，在敦煌壁画中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如敦煌莫高窟 296 窟北顶东端，绘于北周的《福田经变》“广施七法”之三“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的壁画是一幅诊病施药的画面：两位家属扶着半躺的患者，医生在一旁精心诊脉，身后一人正在用药臼捣制药物。
中印医学交流是伴随着两国佛教徒的交往进行的。据《晋书》载，天竺佛图澄（232—348 年）于两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善咒禁方术，当时后赵主石勒之子暴死，经佛图澄救治而复生，于是说服石勒信佛，“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神僧传》亦载，“有痼疾世莫能治者，（佛图）澄为医疗，应时疾瘳”。这一例子再次说明佛教借医术以传教，医学藉佛教以流传的交互关系。《续高僧传》卷 2 载，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 年）来北齐，住太平寺中，“收养厉疾”，进行必要的护理和治疗。我国医学对印度也有过一些影响，如 6 世纪高僧宋云西行求法，后在《行纪》中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