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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亲戚多，我们听取了父亲的意见，兄弟们将共有的亲戚放在一起，而对于媳妇背后的亲戚只能分开团拜了。这样一来，无形中减少了很多麻烦，也避免了人多嘴杂的烦恼。大哥、二弟、三弟，等他们和各自媳妇的亲戚团拜完之后，日子就所剩不多了。几天来，他们显得极为疲惫，一进门，就将身子交给土炕，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二弟和三弟尤为严重，因为我的二弟和三弟都是嗜酒如命的疯子。大哥虽然不喝酒，但也不怎么精神。父亲看在眼里，只是搬一小凳，坐在阳光下不闻不问。我本来想笑，但看着他们如此的模样，却又笑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陪父亲坐着，似乎找不到可说的话题。
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
父亲由衷地感叹了一句，那年头一只大公鸡就能让一家人风风光光过个好年呀。
是呀，那时候要等到五更天才去佛堂点灯，才去长辈那儿磕头拜年。父亲一开口，大哥也似乎找到了话题。
父亲又说，钱不值钱了，人也似乎不像人了。
那时候给长辈磕了头，才能得到几毛压岁钱。现在的孩子们不但不磕头，而且给五十块都不愿接。大哥接着说。
说的都是事实。看来大家对传统意义上的过年还是有感情，也特别怀念。由此我也想到，孩子的压岁钱早就失去作为压岁钱的意义了。压岁钱已经成了不同家庭之间隐形的经济较量。农村家庭的账目十分明细，压岁钱不但滋长了孩子们的贪婪，也有可能是亲戚间情感破裂的一个因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破坏着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仪。压岁钱原本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传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而在当下，它却充当着不同家庭之间收支是否平衡的杠杆。当压岁钱失去传统文化的意义而严重变质的时候，乡村社会的礼仪大概早也变味了。
沉默的气氛被打破后，大家都在回味着早已不复存在的“年味”。我也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来。
无论家境如何困难，年货和年礼是必须准备的。礼仪原本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往来，年礼更是一个家庭得以安康并和亲戚朋友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礼数。但有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家。十年前二弟去拜年，拿了烟酒茶糖，而亲戚们返回来的却只是两个早已过期的罐头。为此，二弟曾动过怒，张口就说，这样的亲戚以后别走了。我记得，父亲当时制止二弟，他说和亲戚不能斤斤计较。但我的记忆中，父亲也表现出不悦来。父亲经常说礼尚往来，还说一个馒头的亲戚，关键在于门当户对。我也曾在心底咒骂过，因为我知道，亲戚家当初的情况远远要比我家好。父亲虽然口头制止二弟，不允许他有看不起亲戚的任何举动，而实际情况是第二年我们果然断绝了来往，父亲对此也从未过问。那个时候的人很实诚，一旦出现那种现象，断绝关系也正常不过。
年礼在我内心日益重要起来，大概源于那件事情吧。
记忆中年礼十分简单，两个梨与一盒饼干，或是两个罐头与一盒蛋卷，后来渐渐变成一包冰糖和一包果干。无论怎么变化，或蒸或炸的十个馍馍绝对不能少。背一个帆布包，徒步十余里，谁也不言劳苦。再到后来，由于自行车、摩托车替代了徒步，馍馍就被减掉了。不是其他原因，而是一路颠簸，到亲戚家馍馍早就碎成渣渣了。馍馍的减少换之而来的便是年礼的贵重，或茶，或酒。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团拜便在邻里乡间蔚然成风。
饼干在我心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一盒一块五毛钱，还是挺贵的。饼干装在和书一样但比书厚了许多的纸盒里，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家食品厂生产的，我只记得纸盒上面画着一堆水果，写着什锦饼干。那时候，拿得出饼干的亲戚自然是家境比较好的了。年礼要亲戚自己掏出来，掏出年礼后，母亲会给他们的包里带几个馍馍。送亲戚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出门，那样才显得人情厚重。就在家人送亲戚走出大门的瞬间，我飞似的返回屋内，拿着饼干使劲摇晃。饼干在纸盒里发出诱人的沙沙声响，我的口水早就流下来了。也就在那个瞬间，我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切刀小心地割开饼干的包装纸，将饼干倒了出来，然后把案板上干透了的面条折成小块装进去，最后用嚼好的馍馍粘上割开的包装纸。这样的精工细作，家人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高贵的饼干盒子里装着一把干面条。偷换出来的饼干一块一块在被窝或是草房让我消化掉了，至于究竟香到什么程度，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大概是忙乱之间失去了味觉，和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两样。不知道被我偷换掉的那盒饼干最后流落何处，也不知道那盒饼干会不会使两家亲戚从此断绝关系。
已经到后半夜了，大哥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平日里大哥很少说话，他在我们兄弟之间的威严程度似乎超过了父亲。这也许是大哥在很早前就担起这个家的缘故吧，兄弟们总觉得欠大哥太多，而对于父亲，则一致认为一切理所当然。
大哥断断续续说起前几天团拜的事，我听得汗颜不已。大哥说，吃完之后，还嫌不尽兴，于是又去了酒吧。这两年县城的确多出了好几家酒吧。那些小酒吧似乎专门为乡村人开设，一到年根腊月往往座无虚席。大哥继续说，去了酒吧，几个人唱，还有几个人跳。大哥说到这里便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最后事情闹大了，酒吧的包间成了战场。幸好，没有惊动公安局，当然也是给了酒吧天价的赔偿。
我不明白大哥到底要说什么。我问大哥，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
大哥说，长寿（大嫂的侄子）在跳舞的时候乱摸了银花（大嫂妹妹的女儿），让人家看见了，结果就打了起来。吃饭也就花了那点钱，而那一闹腾代价却无法估算了。
我听着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还好，大哥没有参与其中，要不我们兄弟就再也没脸面在街头巷尾出没了。大哥生性善良，那样的场合他往往会大包大揽，绝不会让其他人出钱的。也或许是这几年大哥在生意上一帆风顺的原因吧，换作我，或是二弟、三弟，我想事情就不会那么平安收场。难怪大哥自团拜回来之后总是闷闷不乐、疲惫不堪，遇到这样的事情谁能高兴得起来呢？换句话说，那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那样的亲戚间才能发生。再退一步讲，那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并且逐年增长，花样百出。亲戚与亲戚间少了和谐，多了怨恨，甚至在伦理上都出现了问题。亲戚与亲戚之间演绎着怎样的关系？整个乡村与乡村到底演绎着怎样的关系呢？是什么让人与人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变得如此松动而复杂起来了呢？
刘锐在《家乡拜年习俗的三次变化》一文中这样说：“拜年习俗的演变不过是农村众多变迁景象之一种，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当春节沦为生活享乐，当拜年沦为功利游戏，我们只有小家庭可依托的时候，个体的无力感、渺小感，价值的空虚感，生活的茫然感、放纵感就会积郁心头。”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说得太对了。可是我又想到，我们现在有家庭可依托吗？当所有的无力感、渺小感，价值的空虚感，生活的茫然感、放纵感积郁心头的时候，留给我们生命的还有什么呢？我依然找不到答案，也无从找起，大概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