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古登堡发明印刷机距今近600年，但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娱乐功能才正式进入大众传播的功能序列，出现了哈罗德·门德尔松（Harold Mendelsohn）的《大众娱乐》（1966）、威廉·斯蒂芬森的《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1964）等专门性的著作。媒介娱乐与大众媒介相伴而生，但人们对媒介娱乐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还是近60年的事。很难给娱乐下定义，因为它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目前娱乐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娱乐是一种沟通性，需要外部刺激，能让一部分受众感到快乐的活动。

娱乐在不同媒介的认知逻辑中存在差异，并在文化变迁、技术迭代中积累成娱乐的当下样态。娱乐现象最先出现于报纸媒介，是大众传播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新问题，受到较多关注。从20世纪初的“小报”，到硬新闻软化、故事化，娱乐新闻出现，直到当下，新闻娱乐化现象时时露头。相对其他媒介形式，因为娱乐潜能有限，报纸的娱乐化程度并不高，早期报纸作为资产阶段思想启蒙阵地，身负重担，同时因为它沿用的是文字逻辑，所以娱乐化现象一旦在报纸上出现便引发了很多关注。

电影似乎就没这么严重。电影娱乐在各种技术发展中越来越摄人心魄。当然，电影的娱乐性施予，本质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的、讲故事的媒介，它以假定为真，在奇幻的视听技术中满足人们的白日梦。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它迅速成为该世纪最受欢迎的家庭娱乐设备。爱迪生试图给留声机提供视觉效果而让助理迪克森发明了“电影摄影机”，间接促成了19世纪末的电影诞生。1902年有了庞大的电影生产设施，电影的流水线生产得以实现。大概从1897年开始，早期电影考虑到观众新鲜感消退，而不得不频频更换放映场地，辗转于各地的杂耍剧院、露天游乐场、马戏团帐篷、中学等，彼时电影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偶发性、嵌入式的娱乐方式。直至10年后世界上第一座豪华电影院在巴黎被建造出来，电影的光学效应才成功实现。20世纪，电影开始引入叙事、声音、特效等技法和技术，成为当下娱乐的典型形式。

20世纪60年代，电视成为主流媒介之后，娱乐开始成为一个媒介现象被广泛关注。中国的娱乐化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从电视媒介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电视媒介承载了很多功能，一方面因为其日常性、公共性，电视承担了更多公共价值。电视台作为国家经营的稀缺之物，是信息接受和认知的权威来源，电视被视为严肃的媒介。另一方面电视也是一个混杂的话语系统，其中有大量现实指向的内容（新闻、纪录片），也有大量虚构性、娱乐性的内容（电视剧、综艺节目）。所以，娱乐化作为一种问题域和方法域同时存在。

21世纪前后，基于电脑媒介的互联网成为大众追求娱乐的主要形式，媒介技术2.0时代的赋权带来的内容创生、传播过程的操控感、娱乐体验的丰富性以指数级的速度提升。如今，娱乐阵地转向移动媒体、智能媒体。据CNNIC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超过10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成为目前最“费时”的媒介消费。如今娱乐方式更多元。“泛娱乐”一词辐射面过于宽泛，仅以电影、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等几种业态来看，娱乐方式就五花八门了，比如，游戏的沉浸式、高卷入度的故事讲述和社交驱动的数字体验。去年，全球游戏市值超过1，984亿美元，全球32亿游戏玩家，其中亚洲游戏玩家占14.8亿。可以说，娱乐产业年产值何止万亿。

娱乐很少纯粹享乐至上，更多的时候是“复调叙事”，甚至被视为“注意力引擎”（attention engines）。信息娱乐（infortainment）、寓教于乐（edutainment）等做法深入人心。比如健康教育、信息教育、意识形态被整合到流行娱乐形式中，旨在积极影响意识、知识、态度或行为，而且一般认为，这种方式能有效减少人们对劝服性信息的抵触情绪，从而更有效。

综上可见，娱乐产业之巨、拥趸之多！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甚至认为，大众娱乐是现代产业的源头。整个社会似乎也泛娱乐化，它已渗透于日常生活、社会结构。那么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娱乐社会，或者说，为何娱乐在这个时代挥之不去？

古代社会的个体嵌入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亦即在“人、神、自然”的统一秩序和整体的关系结构中。这种关系结构成为个体安身立命，产生意义感和价值结构的源泉。而现代社会发生了“个人主义转向”和“个人中心主义转向”。“人”被重新发现，个体的“自我”价值从各种整体性的关系和等级秩序中跳脱出来，并被赋予神圣性，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体被设计出来，个体的权利在现代社会原则里得到维护。各种宏大的、超验的价值秩序解体，个体的私体验、自我主义甚至变成唯我主义，很容易追求“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变成尼采所说的“末人”（last man）。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将类似现象概括为世俗社会的表征。我们生活在世俗时代，世俗性是理解当代整体问题的语境，而我们道德的、灵性的或宗教的经验与追寻正是发生在这一语境之中。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世俗性首先体现在“公共空间的世俗性”“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对宗教的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人主要的默认选项”。

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兴起，容易引发人们对渺小、粗鄙的快乐的追求，放逐神性文化，从而追求当下的媒介享受，娱乐兴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情境下的娱乐问题。中国属于集体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无法描述中国问题的核心要素，但现代社会价值的共通性、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原则，使得世俗性、个体、自我在我国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社会的世俗性不是宗教性的衰落导致的，而是神性文化、公共性的某种衰落导致的。

娱乐产业不仅丰富，而且是世俗社会的典型形态，它还符合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功利主义倡导者边沁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娱乐带来快乐。神经科学揭示，快乐是复杂的奖赏系统的核心部分，其核心体验是脑部深处的腹侧纹状体（伏隔核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运作的结果。眶额叶皮层中部与腹内侧额叶还会对快乐进行编码。最后，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性。正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以上罗列的种种说明，娱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广泛性，呼唤研究者入场。

如果将娱乐比喻成一个天平，一端住着“真善美”，另一端藏着“煽色腥”。国内主要选择“煽色腥”这一端进行伦理批判。在具体实践中，“娱乐问题”这一口头禅将娱乐问题化，也是很多讨论的逻辑起点。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惯性使然，人们将娱乐单维度、武断地问题化，对其采用一种“被治理、规制”或“我们要严阵以待”的隐含语义系统的表达方式和理解框架。比如，“娱乐至死”这一术语将娱乐框定为一种“不祥之物”，而将娱乐者框定为一个“赴死者”，同时它还将提供娱乐的媒体框定为“作恶者”。

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基础不牢、风雨飘摇。可以这样描述国内娱乐研究的问题：一是娱乐本体理论研究的空缺。此现象甚是怪异，学界皆谈娱乐，可它究竟是何物，如何发生的，具体机制是什么等问题基本被漠视。可能因为人人皆知娱乐，无细究的必要？二是主体意识缺乏。娱乐理论被结构性搁置，娱乐现象广受关注。但缺乏由娱乐内部向外辐射的能力，娱乐往往成为流行文化、媒介伦理等研究的“婢女”。三是受限于固有的思维。研究陷于价值判断或不规范的规范。但大多数研究将娱乐视为冲毁主流价值堤岸的泥石流，而从价值层面建立一套大众媒介的规范准则，试图用“应然”去推断“实然”。

无法有效展开娱乐研究的原因包括：一是早期的传播学者选择研究大众媒体的劝服功能而非娱乐功能，这个侧重点被长时期保持了下来。二是娱乐虽占据人们的日常时间，俘获了他们的注意力，研究者们误认为这对人类行为变迁没有决定性作用。这两条是娱乐研究者2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具体到国内，可能还要加上两条：一是中国忧国忧民传统，更让学者关注严肃、沉重的事件，而将娱乐视为“轻佻”之物。二是实证主义研究滞后，近十几年有所缓解，但仍任重道远，这影响了娱乐研究的质量。这一系列因素，造成国内外关注的理论问题、选取的理论文本、研究方法都存在差异。

宽泛定义上的娱乐研究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理论成果包括柏拉图的游戏理论、马斯·霍布斯之幽默的优越论、赫伯特·斯宾塞之笑的理论、弗洛伊德之幽默的精神分析理论等。现代娱乐理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人大范围谈论娱乐，尤其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娱乐现象成为一个被人广泛关注的对象，娱乐的媒介体验也开始成为理论的关切点。发展至今，娱乐研究已有扎实的基础，众多学者已搭建理论概念和体验，形成了娱乐研究的基本观念。

实际上，娱乐研究有两个学术传统，一个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形成的批判传统。这些学者包括以利胡·卡茨（Elihu Katz）、大卫·福克斯（David Foulkes）、哈罗德·门德尔松等。这个视角的研究，对信息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精确观察，并对符号系统和观众对娱乐的解释情境做了丰富描述。只不过这个视角的娱乐研究在国外学术传统中中断了，相反，我国部分研究走的是这条道路，但其往往将娱乐视为一个材料或对象，“顾左右而言他”。另一个是以道尔夫·齐尔曼为代表的研究，这是目前国外的主流范式。它在动机和情感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依赖于积极心理学、自我控制理论、道德心理学等理论资源，产生娱乐双因素模型、情感倾向理论、情绪管理理论、兴奋转移理论等娱乐理论，但这一传统在我国基本空白。

基于此，本译丛试图缓解我国这一困局：“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理论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丛书以娱乐本体理论为旨归，围绕“娱乐”这一内核事件的知识体系展开。《娱乐理论：牛津读本》一书去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千页的篇幅，对娱乐理论的阐释不可谓不详。它为传媒娱乐研究提供了大量基于传播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模型，可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资源。全书论及基础理论、心理体验、特定娱乐形式、特定娱乐现象等，对娱乐理论、心理过程有深入讨论，对经典小说、VR视频游戏、虚构故事、媒介体育等各种“旧”和“新”的媒体娱乐做了梳理。（二）心理学是国外娱乐研究最重要的传统和路径。丛书选择《娱乐心理学》《娱乐媒体：劝服心理学》两本论著，聚焦娱乐的心理学机制。前者聚焦心理学的视角与范式，从娱乐选择、接收和处理的基本机制与过程，到选择和接收媒介讯息获得娱乐体验的机制与过程，以及娱乐理论中的心理学理论与模型等。后者从“劝服”这一新的视角，探讨娱乐媒体如何影响其受众，及其背后的心理加工机制。具体内容涉及植入式广告、品牌电影、电视节目和赞助活动等。（三）对社会的影响是我们反思娱乐的重要面向。《娱乐与社会：影响、效果与创新》讨论社会与娱乐是如何互塑的，侧重于技术和文化融合对当代娱乐业的影响；讨论娱乐与经济、商业、文化、法律、政治、伦理、宣传、技术等之间的关系。（四）娱乐理论要落脚到具体平台和经验材料的话，迪士尼、社交媒体是娱乐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的两个典型现象。《迪士尼政治经济学：好莱坞的文化资本主义》关注娱乐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娱乐经济的崛起、休闲文明的陷阱、好莱坞叙事等问题，对电影娱乐生产的论述较精彩。《社交媒体娱乐》聚焦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催生的创意产业：社交媒体娱乐。社交媒体娱乐迅速扩张，传统娱乐业被迫将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让给内容创作者、粉丝和订阅者。数字平台为嵌入式广告创造了一个新市场，随之改变营销和传播领域。

译介这些论著，希冀国内的娱乐研究具有更多可资运用的理论资源，用以有效回答、解释当代娱乐文化现象。固然，这些理论、模型产于国外语境，有部分还需要辨析，尤其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语境进行理论消化和运用，我们不提倡西方理论崇拜，但也绝不漠视它。这些著作对娱乐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各种理论的阐述，为国内娱乐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手电筒”。

在译丛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丛书的组织者，有许多发自肺腑的感谢之言。首先，向这些著作的原作者致谢，他们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借鉴；其次，各位译者克服疫情期间的种种困难完成翻译任务，因为有他们，这些思想才得以以中文呈现；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张毓强社长，他对丛书的优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娱乐研究需要我们重新理解日常经验和数字化生活，从现有的理论之林抽离，发展能够解释当下娱乐现象的理论体系。希望我们的工作最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绵薄之力推动国内传媒研究的蓬勃发展。谨序。

晏青 支庭荣

2022年6月12日 Wejn1prsO7Md846JWyBqQy1DZVu7Z298GjpavtDYg7/6qgQYnDG1DS0UxczD5Y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