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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电影长时期的创作实践为电影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有声电影兴起带来的技术变革和实践探索，也为新的理论争鸣打开了空间，世界电影理论在1930年代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爱因汉姆在《电影作为艺术》（1932）一书中对电影成为艺术的心理机制进行专题研究，他提出的“形象偏移说”和“局部幻觉论”，延续并深化了由明斯特伯格开创的电影心理学研究。贝拉·巴拉兹开创了电影文化学的研究。他指出电影不仅仅是独立的艺术，而且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化，他进而仔细分析了电影艺术本身的特性，指出电影是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他还表达了对于有声电影的渴望。苏俄蒙太奇学派的理论在1930年代走向成熟，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人将蒙太奇理论上升到辩证思维和电影美学的高度，使得蒙太奇理论在世界电影理论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1940年代到1960年代，以巴赞和克拉考尔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理论对电影本体进行了系统阐述。巴赞认为电影的本体是摄影影像，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在电影本体论的基础上，巴赞进一步提出长镜头场面调度理论和作者策略。克拉考尔于1960年发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他用“物质现实的复原”概括电影的本性。巴赞和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理论体系集经典电影理论之大成，标志着世界电影理论走过了以本体论为核心的经典时期，即将步入现代。
1960年代初，世界电影理论的重心由本体论转向语言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问世，被认为是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的分水岭。1970年代拉康的精神分析引入电影研究后，电影研究重心由语言论转向了主体论，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这些被后来的大卫·波德维尔等人称为“宏大理论”的电影理论思潮，汇成1970年代以后欧美电影理论研究的主流，对当代世界电影理论研究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宏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结构主义。索绪尔通过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以共时性系统取代了传统的历时性研究。索绪尔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是言语而是语言，即所有言语活动共享的规则和系统。索绪尔对语言符号进行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将符号间的关系区分为组合和聚类两种。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研究中将索绪尔的符号概念改造为意义（即所指）和结构（即能指）的关系，以二元对立项的语言学模式分析亲属关系、原始思维和神话结构等人类象征系统。罗兰·巴特进一步发展了非语言的符号学以及文化研究，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分为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组合项和系统、外延和内涵四个部分，用结构主义方法建立起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模式，并对叙事作品进行结构分析。正是在借鉴了上述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创建了电影符号学。
图1-23 大卫·波德维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
电影符号学重点探讨“电影是不是语言”，以及电影符号系统的结构分析，精神分析引入后的第二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理论，重点研究电影与观众、个体与社会之间想象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不再执着“电影是什么”的终极追问，转而代之以“二元论”的文本形式研究和各类接受主体心理结构的分析，电影理论从“本体”研究转向了“主体”研究。
1996年，大卫·波德维尔和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图1-23），该书把现代电影理论分为两种类型：1960至1970年代的“主体—位置”理论和1980年代的文化主义理论，并将之统称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前者主要包括结构主义电影理论、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意识形态电影理论等；后者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这两种类型的理论都可以归于批判理论的范畴，它们都致力于揭示电影/文化的运作模式，揭示神话得以被讲述、认同得以形成的机制，从而使个体能够自觉反抗这些模式、机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抵抗“询唤”，拒绝成为被建构的“主体”，抗拒那个被结构出来的先验的“位置”，建构起自觉和独立的主体地位，而不是这种被操纵的主体位置。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波德维尔将“宏大理论”命名为“主体—位置”理论。
波德维尔等人肯定了现代电影理论的积极意义，强调宏大理论出现之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才正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随着电影理论研究进入高校，电影理论研究获得了很大发展。经过学院化改造的电影理论，成为一门与传播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意识形态理论等密切结合的学科。但是，波德维尔也指出了“宏大理论”的缺陷。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和宏大叙事，“宏大理论”是由各种学说规则构成的清规戒律的集合体，它被拔高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以供人们去理解所有的电影现象：电影观众行为、电影文本的建构、电影社会与政治的功能以及电影技术与工业的发展等。这种包罗万象的研究方法日渐脱离了电影的本体研究，必须予以纠正。卡罗尔也对“宏大理论”进行了批评，当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理论成为“金科玉律”的时候，“政治正确”就变成了第一位的，在他看来，这使学术研究渐渐走上了邪路，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电影研究内部与外部的自我检查制度。
针对“宏大理论”存在的问题，波德维尔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介于传统理论和“宏大理论”之间的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middle-level）。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兼顾经验性与理论性，具体可以包括以下类型的研究：对电影制作者、文类和民族电影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史学研究（比如经济力量与管理原则如何对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的机制产生影响），电影文体风格史研究等。
“中间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研究路径，对于解决“宏大理论”不接电影地气的问题有积极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实证和经验为主的研究方法不能变成拒绝思考有关电影的更广泛的哲学问题或者政治问题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