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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拉扎斯菲尔德为其后继者们所绘制的国际传播研究在过去60年间的轨迹，不啻是检视那些在他之后“阐发某些理论、学说以及知识运动”的学者们有何思维方式或群体心态（Wirth，转引自Mannheim，1936，p.xxviii）。拉氏是少数创建传播研究的先驱之一，其遗产仍在学术社群中起启迪作用，激发着讨论，
不过他的思想不是孤立的。按照曼海姆（Mannheim，1936，p.3）的讲法，一位学者并不是在单独思考和做研究，而是参与了学术社群的思考和研究。知识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传播学者在社会历史场景中的思维风格。
正如维尔特所言，因为知识社会学“关注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变革中知识和观念的角色”，它就“必定将注意力大量地放在观念扩散的机制、研究之自由程度，以及普遍盛行的表达方式”（Wirth，1936，p.xxix）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扩散主要借助常年出版的书籍和期刊论文，尤其是那些常被引用的文献。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2006年11月号的引言中，西蒙森援引默顿的话写道：“任何值得阅读的经典文本，每隔一段时间就该重温一遍，因为‘书页表达的内容’会随着读者及其所处世界的变化而变化。”（Merton，1967，pp.36-37；Simonson，2006，p.6）戈夫曼所谓的“打破框架”（breaking frame）会改变阅读框架和内容阐释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扎斯菲尔德的预言正是这样的文本。他论及比较研究的机会时，已预见到卡茨及其同事在《意义的输出》（ The Export of Meaning ）中所讲的那些东西（Liebes & Katz，1990），这说明，“毋庸置疑，新闻在一种文化中的含义将迥异于它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含义，并且我们无法预知其差异是什么”（Lazarsfeld，1952—1953，p.486）。若将“新闻”一词替换为电视剧《朱门恩怨》（ Dallas ），当可简括为跨国研究中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面对当时的新兴媒介——广播——改变了媒介版图，拉扎斯菲尔德欣喜地说，“我们感激对国际传播的兴趣陡增”。在当代场景下重温这篇文章，我们对他的兴奋也多了一层理解。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大量涌现24/7电视新闻频道，全球媒介版图被重构得面目全非，超乎想象。除了BBC和CNN等声誉卓著的传统媒体之外，半岛电视台崛起，代表中东发出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声音。随后，许多国家也争相通过卫星建立全球频道，从本国视角出发报道新闻，譬如：中国中央电视台9频道（2000）、今日俄罗斯（2005）、法国24电视台（2006）、伊朗的英语新闻电视台（2007）、日本的NHK世界台（2009）、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TeleSur，2010），以及中国新华通讯社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语电视台（CNC World，2010）。各国频道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竞争，为本国发声，从各自的角度报道世界。可以说，这些林林总总的卫星电视台涌现，代表了某种形式的媒介民族主义（media nationalism），它们力求在全球意见市场上取得合法空间，而非某种形式的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由此，国际传播的赛场开始平衡，这不仅改变了观众接触跨国新闻流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方式，也改变了全球媒介的游戏规则。这种转变促使滕斯托尔在《曾经的美国式媒介：美国大众媒介之衰落》（ The Media Were American：U.S. Mass Media in Decline ）一书中宣称，全国媒介与区域媒介比国际媒介更为强大（Tunstall，2008，p.10）。
如果“表达的内容……会随着读者及其所处世界的变化而变化”（Simonson，2006，p.6），如果“传播的变化会改变文化，即扩张、更改以及破坏文化”（Greig，2002，p.225），那么，理论上的当务之急就是，仔细审视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当中现有的核心概念与理论的生命周期，看它们如何反映全球媒介环境的变化。由于互联网已渗透至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地方的文化会免受其影响。一方面，思考与研究的知识情境已经改变。当概念发生转变时，问题的提出、对事实的观察，或研究方法还能一如既往吗？倘若经验领域已从一种状态转换至另一种状态，根据以往的观察所建立的理论还有原来的价值吗？加尔通在20世纪70年代初声称，跟汽车和时尚一样，理论也“有其生命周期，不管理论的过时是否有计划，在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中总有显著的时差。因此，百年之后，中心国家之中心（阶层）都已经忘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谁，里约热内卢的电车工人们却在举旗支持他”（Galtung，1971，p.93）。问题是，为什么在离孔德家乡数千英里外的地方孔德会为人所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