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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探讨“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它在理论、意识形态和方法上引发了一连串有趣的辩论。斯巴克（C. Sparks）不喜欢“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这些名词，宁愿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帝国主义所产生的“文化后果”。他直截了当地批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力量的来源，当代世界制度的特征，就是先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媒介把国际传播“殖民化”。斯巴克的观点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保证我们的分析全面（holistic），又不陷入全称命题（totalistic）的泥淖？观照全局，不是把有机整体碎片化成无机的组成部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但这不意味着无须细致分析它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不能只见林不见树，反之亦然，从美学或道德的角度，宏观之林结合微观之树，才会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当年，席勒（Schiller，1976）攻击美国各种文化形式，举凡旅游、广告、公共关系、娱乐、新闻媒介和教育，不一样的范畴都被一一放进“文化帝国主义”的篮子内。他反对分拆“文化帝国主义”为零碎的部分，但他提出的却是抽象化、本质化的全称命题。他不关注个别媒介间的微妙差异以及各文化种类的互动，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甚至离题的。他不啻在寻找一种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因此看不上局部的文化抗争运动或文化游击战。法兰克（Frank，1969）警告拉丁美洲只有两条路可走：“低度发展”或“革命”。换言之，如果不革命，就不得翻身，只能永远处在“低度开发”的可怜境遇。席勒异曲同工，呼吁第三世界国家赶紧撤离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摆脱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先决条件。席勒的全称命题显出极不耐烦的态度，仿佛一刻都不能等，第三世界再不撤退就没有后路了。但平心而论，集体撤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结果可以预卜：尽管口头说说，却难有后继的组织性行动。再说，第三世界到底往哪里撤退？撤退并不等于文化独立，而文化独立不等于文化解放。我提起这些往例，为的是放眼当前。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理解、梳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文化后果”涉及面很广，涵盖了各种媒介内容、制度与科技的转移、意识形态的效果，以及最广义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文化后果具有多重结构，涵盖各种关系及其互动，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必须不断接受斗争和挑战，如何有机安排和分析这些要素，是必须要详细探讨的。当今的文化是开放的、混合的、互动的，没有一个文化能够自给自足，不跟别的文化打交道。
斯巴克宣称，随着经济力量的转移，军事力量以及文化力量也必然发生转移。他暗示，资本主义力量走在前面，必能创造帝国主义的某些文化后果。我且提出三点做初步商榷。第一，柯廷说“媒介首都”通常集中在一些粗俗的港口，远离政治中心，被全国精英所鄙视；果真如此，那么经济和政治力量有分有合，因果关系未必像斯巴克说的那么紧密。第二，经济是推动文化前进的火车头吗？回顾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文化影响力却和经济力量迥然不侔。目前，印度、俄罗斯经济迅速发展，能否转换成文化力量，似乎也不是必然的。我认为经济是文化力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第三，无论是否赞成斯巴克的论断，都必须问：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形塑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我们应该从何着手？
就第三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内部的辩论是颇具启发意义的。马克思说，上层建筑“说到最后”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不相信这种“决定论”，当然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如何解释“决定”却是政治经济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分歧所在。大致而言，政治经济学家取其“强”意，而文化研究学者取其“弱”意。默多克和戈尔丁（Murdock & Golding，1977；Golding & Murdock，1991）从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多次批评几位文化研究大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和霍尔）过分强调文化形式的自主性，说他们没有牢牢联系形成文化形式的经济基础，以致显得头重脚轻。政治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上升推论到媒介组织的运作逻辑以及媒介内容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文化上层建筑的方向、轨道和内容都是紧贴经济基础的。
然而，威廉斯（Williams，1977）是怎么理解“决定”的呢？他对马克思文化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决定”解释为“中介”，而不是一对一地“反映”。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被动“设限制”，一方面对它主动“加压力”。这个新解，不管是“设限制”或“加压力”，其关系和过程都极其复杂，迂回转折，需要做细致的经验与历史分析，不能想当然，或一径假设文化上层建筑就是“反映”下层的经济基础。文化研究学者和政治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理解不但截然异趣，简直充满紧张与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上层建筑“说到最后”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英国另一文化研究巨擘霍尔（Hall，1996）把“说到最后”改为“说到最前”，仅仅改动一字，意义迥然不同。霍尔认为物质基础“一开始”就影响文化上层建筑，所以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得联系物质基础，但以后文化领域的发展有其自主的生命，未必跟着经济基础亦步亦趋，有时候甚至偏离经济基础的轨道。他回应政治经济学界的对手，讽刺他们做一场幻梦，自以为抓到了理论的确切性。
霍尔自喻他的立场是“没有最后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物质基础只是一个起点，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线；物质基础界定文化发展的方向，规范它的边界，如此而已。至于文化形成（cultural formation）的过程，和各种势力的角逐，以及最终获得的结果，都是相对开放自主的，也得不断接受各种挑战，不像政治经济学家说的那么确定。斯巴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批评霍尔，说霍尔的文化研究没有建立在“撒切尔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面（Sparks，1996）。若套用以上的表述，斯巴克显然相信建立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决定”，会产生“有最后保证的帝国主义”，因此，文化帝国主义为势所必然的发展结果。然而，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后果，中间有许多复杂的因果链，如何具体分析才好？
“文化帝国主义”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政治经济与读者解码之间的张力。媒介“全球化”几乎就是媒介“美国化”，尽管出现区域性制作中心，美国是唯一在媒介各领域向全球行销的国家，又是媒介集团的大本营。美国大公司（包括迪士尼、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所向无敌，而名义上的外国公司（索尼、新闻集团）也是以盯住美国市场为主。它们捆绑各类媒介，汇聚成为横向和纵向整合的巨无霸，垄断全球的文化生产资源和分配的管道。它们彼此既竞争又合作，共同设立跨媒介的所有权，分享收入，共同投资制片，交换地方电台。论者批评它们带动的娱乐化倾向，使新闻逐渐“麦当劳化”，无聊琐碎，追逐闲言闲语和丑闻，以迎合消费大众及时行乐的心理。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家通常从媒介资本的所有权入手，先推断内容生产的资本逻辑，接着推断这些内容的意识形态效果，最后归结到“文化帝国主义”。例如，亚普·范欣内肯（J. van Ginneken）分析全球传媒集团拍摄的第一部3D电影《阿凡达》，认为其中呈现了屡试不爽的好莱坞公式，科技形式尽管不同，内容还是围绕五大主题：一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二是原始部落；三是本土的自然世界观；四是帝国的干预；五是漂亮的当地女郎。由是，我们不难宣称《阿凡达》现象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所制造的特殊文化产品，影响全球观众的世界观。这样的推论不是不对，而是有时未免太过，亚普·范欣内肯提醒读者，观众并不是无条件接受媒介的信息。利贝斯和卡茨（Liebes & Katz，1993）发现，以色列的多元移民族群根据自己的文化假设解读从美国进口的电视剧《朱门恩怨》，所得到的文化意义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资本家控制文化生产，观众解读文化产品，两者关系密切，却未必全然契合。总之，倘若我们只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聚焦媒介所有权，而无视观众如何解读文化内容，就很容易夸大资本逻辑下文化产品的同质性，并高估资本对于文化效果的支配性；相反，如果注意力全放在观众如何解读文化内容上，而无视当代政治经济对媒介内容的结构性制约，则会低估资本对文化支配的作用。因此，必须抓住两头，做更多经验研究，才能厘清其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