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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形而上学传统追寻理想的传播（交流）状态就是没有中介或尽可能少有中介，因为传播（交流）往往被纯粹地理解为精神交往及互动，因而，“要是没有中介，人与思想之间的即时互通会更加容易。”
然而，人类传播（交流）是离不开媒介（中介）的，因为，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等抽象内容必须借助媒介（中介）而以具象化的形式被对象化出来，方可进行传播而实现交流/交往、沟通。不过，自古以来，意义（内容）始终凸显，而旨在征服时空以传递信息、意义（内容）的媒介则自然变得透明而脱落不见（“不可听见、不可看见”
）；若因其中介功能运行不良而得以显现，则也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甚至被视为无用、无涉、令人烦恼而必须被克服的障碍。古代传播思想家反对媒介的态度表现得极为绝然和激烈。可以说，古代的媒介思想是一种纯然（绝对）反媒介的工具主义媒介思想。
在人类传播（思想）史上，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介通过各种方式力图使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的发展进程，苏格拉底或许是最早对“传播（交流）”观念进行反思并对传播媒介（工具、手段）的变革（进化）感到焦虑的人。身处正在从一个行将消亡的口传（言说）文化转向新生的书写文化的希腊时代，
他首先担忧和焦虑于（当然也只限于）脱离身体的符号媒介——文字——的使用。他之所以拒绝文字，乃出于担忧人类受美文迷惑和书写技术的钳制——文字会引领灵魂误入歧途。这是因为，文字虽然模仿活生生的在场情景，但它并不本源、本真、地道、忠实和在场——缺乏身体（更准确地说，自然身体，即肉身或肉体）的在场，以至于使思想摆脱人体，使人的思考能力退化；恰恰是文字的介入，使人类传播从具身传播演变为离身传播，从而摧毁了拥有全息、即时、不可重复的话语主体在场的正宗对话。在苏格拉底看来，首先，文字没有人性，它不同于口语（orality，口声与人体为一体，相统一的），非人自身所固有，因而缺乏内在（于人）性（interiority），个体使用者自然对它也缺乏亲切感。而且，文字自身也没有个性，也忽视交流对象的个性（或者说，它凌驾于使用者双方的个体性差异之上），从而不具有像语言（口语）一样的个性化表达。
其次，虽然文字使得传受双方不必亲身在场，但削弱了人的记忆力，是一种缺乏互动的任意撒播。
同时，通过书写记录而永久固定的智慧“是一种不分对象的滥交（传播）”
“文字只是话语无声的影子，无法记录它们的语音、呼吸和灵魂，词语会从它们被说出的语境中抽离”。即被抽离了主体在场而“脱域”后的文字媒介失去对话交流的鲜活场景感。
譬如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相比于文字（书信）传递，言说（言“谈”）者附带着“语言”（口语）的身体到场应该更受重视。对此，后来的传播思想家约翰·彼得斯感慨：“在一个非人化的、不忠实的媒介（文字）中，交流一方如何才能找到确凿的迹象以确保另一方的忠诚和在场。”
正因此，苏格拉底不乏对文字的抱怨和担忧——书写技术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使人无法即时回应和辩解，缺乏互动。同时，它是衰退的记忆形式，削弱人的记忆力，这同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以及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所以，苏格拉底及其信徒推崇言说、雄辩术和辩证法即所谓“真理的助产术”（口语传播），而将书写（文字传播）视为无灵魂参与的愚蠢行为。
在媒介价值观即对媒介的取舍上，一方面，苏格拉底摈弃文字，另一方面，他又因执守口语（话语）而钟情于肉身（body/flesh），提倡身体（肉身）媒介的亲身存在/在场——身体在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他看来，面对面的交流才是交流的理想类型。这源于他对严格意义上“对话”的传播（交流）观念的恪守——真正的说话需要说话人及听话人的肉身在场。鉴于口语的原生性和日常性，身体便是我们遇到的最基础的、最本源的媒介。在面对面的亲身传播——一种最原初纯粹的具身传播——占主导地位的古代口语传播时代，苏格拉底勾勒出的理想的交流状态是：亲身在场的心灵融合。也就是说，不仅两个交流者的灵魂互相缠绕、对等互惠，
而且，（既然）交流必须发生于灵魂（心灵，soul）与灵魂（心灵）之间，交流双方必须同时在场，在亲密的互动中进行。
这是因为，所谓的“交流”不仅是“心灵间的匹配”，更是“欲望间的配对（coupling）”。基于此，在交流中，身体作为媒介是被允许的，而且还是受欢迎的。在理想的交流状态中，不止于或不局限于交流者两个灵魂的相互缠绕即心灵间的交融（communion）——所谓“将心比心”“心领神会”，还包括肉体的融合，达到合一（完整性，wholeness）——与“爱人”（亦即“美人”，仅指美男）如影随形。确实，在实际的交流活动中，譬如，在恋爱中，两个肉体（心上人）渴望同时且时时在场，鄙弃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切中介物（如文字、器物等）。在苏格拉底看来，一切新媒介（如文字、物质技术等）不仅影响信息/思想交换渠道，还可能替代和取消人体本身的存在。他为保护身体媒介的完整性而摈弃了其他所有的新媒介。
在人类传播史上，柏拉图似乎是第一个全面而彻底地反对媒介/技术的人。他为了全方位呵护灵魂，对技术、对一切交流的中间物即媒介形态包括符号媒介（语言/文字）、地理媒介（空间）、物理媒介（物质技术手段）和生理媒介（身体）似乎都很“敏感”（反感），认为这些媒介（尤其是技术中介物即有形的介质）都是个体直抵真理（理念）或真理（理念）传输到个体的障碍和干扰，因而都是交流的“背叛者”“破坏者”。他所憧憬的理想的传播（交流）境界是心心直通，即“心灵与心灵直接交流”
。
首先，如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反对文字的。柏拉图忧虑于书写文化不仅远离灵魂，而且对灵魂最为有害，因为文字是真理的外观与幻象，文字模仿口语，口语模仿灵魂（或真理、灵知）——是影子之影子、幻象之幻象、虚拟之虚拟。“每一位正直慎重的人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都绝不会把它们形诸文字，以防引起不满和误解。”
因为相对来说，语言（speech，言语、口语、语音）是人自身所拥有的，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声音的“印迹”、替补和派生物，而这一语言的替代物却可以被无限“拷贝”（copy）和分享。然而，若缺乏口语的解释，文字便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个性。面对文字这一新媒介，柏拉图对其“繁殖能力”（multiplication）忧心忡忡。
正因为语言或口语具有相对于文字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诉诸语言或口语（而非文字）的交流形式才更重要。这就不难理解，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普遍采用对话（对谈）形式，因为对话（discourse，交谈、话语）相对于文字更能揭示不同人之间所可能具有的沟通性和语“言”本身会流动的本质性。显然，在言说/话语与书写/文本之间，柏拉图更看重言说/话语，因为言说/话语更具有表达（意义）的本质性（逻各斯）、本源性、本真性、在场性或现场感。这是因为，相比于文字，言说/话语在表达活动中更能让所要表达的意义直接出现，更能让听者直接把握它的意义。反之，与言说/话语相比，文字是表现的再表现，属于间接的东西，其意义无法直接出现并被直接把握。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因为“说出的话语是象征思维过程的符号，而书写的字词则是象征话语的符号”
。或者引用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因为，“言语与存在/意义绝对贴近”“言语最接近所指（意义——引者注）”
。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启了“口头语言（声音语言）先于且优于书面语言”“语言/语音/言语先于且优于文字/词语”“（褒）扬语言/语音而（贬）抑文字”即“重语轻文”“语音优先”的“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phono［logos］-centrism）语言观（媒介价值观）。
其次，比苏格拉底更为彻底的是，柏拉图不仅鄙弃文字，连语言（口语、言语）也是反对和摒弃的。他不屑甚至极度反感智者派即所谓“智辩士”（sophists）在为辩论而辩论中的语艺/修辞（rhetoric）——言辞技巧，斥之为没有灵魂、真理或实质内容而徒具风格形式和技巧的“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巧言令色”，所做的只不过是“逞口舌之快”。为此，他反对一切符号媒介（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
此外，柏拉图也反对技术媒介。他认为所有的技术（物质性的工具、手段）都外在于人——而且，相比于语言符号更外在于人，都是会侵犯个体自足性的事物。正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推崇统治术，贬抑手工艺，因为在这两种基本的技艺（techne）中，作为非工具性技艺活动的统治术因自具内在性原则、根据（旨在行动本身的自我完善和圆满）而只需诉诸思想观念和精神（“理念”），而作为工具性技艺活动的手工艺因不具有内在性（旨在制造出一个不同于制造活动的对象）而必得外倚于物质性工具（技术）。可见，柏拉图是重“道”（“理”）轻“器”（“技”）的。
还有，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反对身体媒介。
柏拉图因不执守口语（话语）而放弃了言说者身体的在场——“具象/具身化的在场”即“具身性”（embodiment），进而从根本上鄙弃肉体。
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或者意识的一个不名誉的对立面，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是通达精神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
。正因此，死亡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因为死亡就意味着身体的消失，这样，灵魂就摆脱了身体而独自存在，并变得轻松自如。
柏拉图因此而成为“否定性身体观”的始作俑者。对身体的敌意集中体现在柏拉图的爱情（价值）观中。柏拉图推崇纯粹/纯洁的精神之恋（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这种追求心灵沟通的爱情只涉及心理（精神）层面，而无涉于物理（物质、技术）、生理（肉身）层面和地理（空间）层面，甚至也无关乎伦理层面（道德或法律）——因为无须身体在场。也就是说，它既脱离了生理（生物）媒介，即摆脱了肉欲的羁绊，又不依赖于物理（物质）媒介和地理（空间）媒介，即没有落实到现实的物质生活世界中。总之，柏拉图的传播（交流、沟通）观摈弃语言符号、空间、物质技术和身体等一切中介性要素，实现心灵（mind）或灵魂的相通和共享（所谓“心有灵犀”“心心相印”“共鸣”），从而达到思想或精神（spirit）的交融，成为互不触摸的精神或灵魂恋人、伴侣（soul mate）。
柏拉图对身体（媒介）的反对开启了西方“离身”（脱离身体）传播研究传统，即仅仅将传播看作无关乎身体的、精神间的互动交往和意识上的对接，甚至将身体视为传播必须克服的障碍。
最后，如前所述，柏拉图是反对空间媒介的。柏拉图在鄙弃肉体的同时也鄙弃肉体所处的地理空间。脱离物理时空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所昭示的是：空间距离恐怕是生存空间极其有限而又彼此隔绝的古人最大的忧惧，无法跨越的地理空间（或距离）会阻隔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相遇、相识）和心灵相通（相知、相爱）。由此，地理空间（或距离）或许自古以来就成为人们普遍地所要克服的最大的对象，或者说最大的敌人。
殊不知，若要克服地理（空间）媒介，就得使用其他更多的媒介（如语言符号、物质技术等）来实现。
“理念论”持有者柏拉图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典型的一位精神（至上）主义（精神本体论）即唯心论或观念论者。正是他的扬精神抑物质的思想立场成就了他作为人类传播思想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媒介者。他之所以坚定地反媒介，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媒介都是物质性的——符号媒介是物质性的，因为语言/文字即语词是“肉身化”的，它们具有声音、形状等物质因素；地理媒介是物质性的，因为空间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物理媒介当然是物质性的，因为技术本来就是物质性的工具即物质手段；至于生理媒介同样是物质性的，因为身体是肉身，而且身体总是与技术联系在一起，被称为“身体技术”即身体的工具性技艺（“使用身体的各种方式”）。
自柏拉图之后，媒介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譬如，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明：灵魂乃有生命躯体的原因和本原，
从而否定了作为媒介的身体的价值。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技术的，从其开始就一直与媒介是敌对的……忽略了是哪些媒介在支持着他们的实践”，“绝不可能去考虑作为媒介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