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研究也关注体育问题。将体育置于广阔的经济和政治视角中,这一点与社会历史学观点不谋而合。社会历史学研究将体育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该领域的研究者认为体育应当成为研究对象,强调体育对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重要作用。正如琼斯(Jones)所说:
在工业社会,体育是一种具有特殊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实践行为,它能在劳动力市场、资本投资、阶级、性别甚至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为研究者提供重要论据。(Jones,1992:2)
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关于体育研究的交流中一直受困于理论范式的争论。简言之,历史学者认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为意识形态所束缚,试图利用体育来实现某些特定理论的合法化。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就严重忽视了体育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
尽管如此,大多数当代媒介体育关系研究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了历史视角的重要性。赫兰德(Holland,2007)加深了对现代媒介与体育商业化的分析的深度,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定位来分析当代电视体育转播权;戴维斯(Davies,2006)认为体育作为文化形式的角色和定位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社会的构成非常关键。在英国,波利(Polley,1998,2006)把体育文化定位为英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个核心要素。这些研究肯定了媒介在体育呈现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7
体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研究的议题。赖尔登和克鲁格(Riordan and Kruger,1999)对20世纪体育政治的研究卓有成效;埃德尔曼等(Edelman et al.,2006)分析了体育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关键象征意义;郭晴(Guoqing,2008)对体育运动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影响力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史密斯与波特(Smith and Porter,2004)以及汤姆林森与杨(Tomlinson and Young,2005)也关注了政治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与体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