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思考，就是去组织；组织，就是建立等级体系。

——雷吉斯·德布雷

人不能不传播。

——保罗·瓦茨拉维克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现代性（modernity）向后现代性的过渡成了这种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并成了对人类社会现象学解释的现实背景。现代性强调秩序、传统、宏大叙事、结构，后现代性更关注去中心化、叙事的碎片化、解构等。在社会方面，从以原材料、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前工业和工业社会逐渐转向以知识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结社方式由现实的直接转向了虚拟的间接，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复杂性”的特征，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上体现为结构主义向日常生活社会学或常人方法论的转变；在经济方面，从实体经济转向以虚拟为特征的新经济，同时制造消费冲动成了重要特征，在经济学理论上，体现为以国家为调节主体的现实主义和以市场为调节主体的自由主义转向以经济组织和政府为互动调节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从传统的“现实政治”转向虚拟的网络政治，权力的实施更多表现为柔性策略，而非强制性表达，在国际政治理论上，从现实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直至所谓的以文化为主要博弈力量的“后现代政治”；在文化方面，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崇拜转向以网络为载体的后现代碎片文化，以往以相对稳定的“时空”为身份参照的叙事逐渐转向以“流动的”镜像为特征的“快餐式”写真，文化传播模式从以往的“从上到下”转向“从下到上”，在文化研究理论上，从宏大的精英文化和阶级对立文化的研究转向了次级文化张扬，文化主体具有了积极的解码能力；在技术方面，从物理“单体”运作更多转向具有链接或超链接的虚拟的“链接性”网络，在理论上，不同技术的“整合”或“融合”成了关注的焦点。所有这些转换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可能性。

从目前的“国际传播”的逻辑来看，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现代型和后现代型。现代型往往与“等级秩序”“中心”“边缘”“发达”“欠发达”“现代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国际传播”流动的不平衡，具有明显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的“传播世界”（communication-monde）观念。这个概念是他进行分析的逻辑框架参照，在此框架中存在着世界的等级化关系。传播的“短时段”“长时段”等历史就发生在这个等级框架之中。马特拉没有明确给出造成这种等级化的“传播世界”的原因，但毫无疑问它“来自经济世界所产生的灵感” ，而且在传播技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技术网络具有一个向心构型” ，即传播网络的形成具有向（中）心的特征，传播流动更多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这种世界观主要受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经济世界”与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经济世界观的启发。布罗代尔认为，一个经济世界的界定可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它有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被用来解释它的变化范围；第二，经济世界常常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由城市代表的极或中心，在一个经济世界中可以存在两个中心，心脏区指围绕中心的地区；第三，整个经济世界在连续的区域中进行分配，表现为围绕心脏区的中间区域；第四，存在大量的边缘区，它们在作为经济世界特点的劳动分工中处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不只是参与者。布罗代尔就是从这些方面来界定“经济世界”概念，其中的关系内涵就是“不平等交换”。在沃勒斯坦那里，“经济世界”作为一种视角，它“不是一个囊括整个地球表面的系统，而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所构成的世界需要用自身的内在因素来进行自我解释” 。如果说沃勒斯坦在布罗代尔、马克思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世界”，在该世界中边缘地区要服从中心地区的需要，那么马特拉则在布罗代尔、启蒙共和思想等影响下结构了自己“传播世界”。在这个存在传播等级体系的世界中，马特拉主张所有参与传播者共同享有传播权，以实现传播的民主化。在此逻辑下，对传播的分析存在着一个前提：民族国家是传播过程发生的“时空参照”。马特拉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民族国家从它们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抽象出来。这就是‘传播世界’概念的意义，它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经济世界’概念的延伸。布罗代尔致力于等级体系重构的分析，这是一套媒介和文化辐射的初级和次级中心，还包括附属地区。交换的选择性动力把网络置于一个多层次的非均匀的空间之中。”

与现代型传播等级体系相对应的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帝国秩序”。后现代型往往与“去中心化”“碎化”“无秩序”“无权威”“无等级”“平面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国际传播”流动的“平面化”特征，更多体现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中对帝国进行了很好的现象学描述。在帝国中民族国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它的权威由新的全球权威来代替。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民族边界在逐渐消失，世界市场从民族国家施加的内外区分中被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了许多差别。这些差别当然不是自由地在国际空间中发生作用，而是被整合进包含高度分化的、动态的全球权力结构网络之中” 。在帝国中，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结束” ，“民族身份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大众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该书的作者虽然采用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对全球化过程中宏大或微观主体所做的是非历史性分析。这实际把被剥夺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语境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抽象地安置在帝国之中，抹杀了围绕市场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地形图。因此“帝国”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语境中，在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背景下，以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所谓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方式。如福山所说，“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一段战后历史特殊时期消失，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的意识形态发展的重点以及西方民主作为最终的人类管理形式被普及开来。” 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意识形态是对末世学信仰的政治表达……这些信仰用世俗的东西来表达着宗教的冲动。意识形态论述的是试图动员人们来实现这些信仰的社会运动……当目的被用来为非道德的手段辩护时，意识形态就提供一种信仰和一套道德可靠性。”“自从这本书（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现以后，意识形态概念彻底解体……一切皆无法幸免：思想、标准、信仰、信条、激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哲学、政治、道德体系、语言话语。” “终结话语”是对社会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式前瞻性描述，从此人类似乎进入了一个平面的世界。

全球化的推进使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成为必要。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传播的历史不是一部关于机器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新生的媒体促成权力体系重构和社会关系重组的历史” 。以经济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全球化逐渐扩展到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并使它们的构成元素成了传播关注的对象。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被压缩，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关系被更改，世界化约成“地球村”。在全球化过程中，活动主体（个体、群体、国家）面临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被重新界定的风险，重新界定意味着解构与结构、排斥与认可、非法与合法、中心化与边缘化、优势与劣势、选择与放弃、转移与接收。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对立中，传播成了社会建构的润滑剂，如何把握传播和国际传播成了建构现实国际社会和关系的关键。

就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来看，它与脱胎于两次世界冲突环境中的大众传播联系在一起。大众传播具有明确的阐释范畴（军事、竞选、消费）与研究范式，如皮下注射、二级传播、沉默螺旋、涵化、满足与使用等，用来解释这些传播行为的理论更多关注社会活动者行为及其与环境互动的社会学（互动主义社会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与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试验心理学），研究传播的目的更多在于实现对“受众”（recipient）的管理及其“意见”或行为的预测。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拉扎斯菲尔德的“三功能”观（授予地位、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麻醉受众神经）、威尔伯·施拉姆的“四功能”观（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基本上都是这些功能的大同小异的总结。随着传播行为的阐释学科的增加，大众传播又被赋予了“产业功能”，如传播或传媒政治经济学，其不但强调了传播活动的社会性（对传播工具的占有意味着传播流动的不平衡与传播活动者权力关系以及所支配资源的不对称），又重视传播活动的经济性（传媒产业成了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一般认为，“国际传播”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起源于美国的洛克菲勒对拉美的实践操作。当传播的认识活动跨越国界，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的”直至“全球的”活动，活动者/系统（agent/system）被扩大到“我们”群体以外时，传播成了“跨边界传播”“国际传播”与“世界传播”。地方的、国际的、全球化的社会（societies）成了界定和分析传播行为的时空（tempo-spatial）参照，涉及国际活动的跨边界学科知识成了阐释跨边界传播行为的理论参照和阅读格栅，如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全球政治学、全球化社会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等。“我们”（Wedom）群体内的互动扩展为跨边界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的公民互动或国家间的博弈，传播活动从“对受众的管理”嬗变为国家或地区间或世界范围的“公民辩论”、跨文化交流（或传播）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国际传播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大众传播”的功能范畴，被整合进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战略以及国际公民运动之中。于是，国际传播研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问题意识”方面：在做研究时，我所谈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在不同层面上被意识到的、值得理论或实践反思的问题，如提及发展传播，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技术中介对社会发展具有促动作用；提及互联网政治，是因为现实政治被转移到虚拟网络并发挥巨大地缘政治作用；提及媒介伦理，是因为在新闻职业的现实操作中，出现了违背人类日常生活道德和伦理的现象；提及媒介批判，是因为媒介的技术理性绑架了作为解放人类的人文理性逻辑，等等。

人们借助传播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传播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传播被看成了文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不仅存在传播机制、模式和功能方面的差异，而且传播本身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对国际传播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认知工作，旨在沟通不同群体在相同研究对象上的认识以及对相关知识的共享。对中国而言，传播学如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是舶来品，这让我们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传播学并不是简单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经验或实证主义操作。每个学科的产生有其产生的时空背景，时空的转换涉及“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问题。作为跨学科，甚至跨科学的一门学科，传播学的概念工具不是简单的现象学术语。这些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研究者理解（国际）传播必须遵循知识的系谱学传统，回归其原有的内涵，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来实现知识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无视对学术与知识渊源的理解与运用，是篡改，不是真正的学术态度，达不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的效果。

本书不打算呈现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全媒体”的物质表象景观，而是试图借助跨学科的理论（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构建一种国际传播的立体透视的“理论与实践构型”；不是去列举一些百科全书式的“条框”，而是展现切入问题并进行思考的路径。本书旨在以主题框架的形式勾勒和呈现自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传播”研究学术话语，无意去编纂一部“国际传播”百科全书。梳理主要的国际传播理论，点出其研究的问题、视角，乃至方法，只求呈现出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框架以及概念的重要坐标，给出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