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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英文是“news”，按照西方对新闻的定义，新闻是东（east）、西（west）、南（south）、北（north）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的集合。电视是诞生于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介，以19世纪电磁学的发展为技术基础。电视可以播出图像和声音，因而被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可以向受众传递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丰富了新闻的样态和表达方式，电视新闻也由此诞生。
电视新闻是新闻以电视为信息传播载体的报道。《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一书中对电视新闻做以下描述：“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音、画面为传播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
据此定义，本书将电视新闻概念延伸为：电视传播者以电视媒介为传播载体，以电视展现的动画、声音为传播符号，以社会大众为传播受众群体，对新近发生的或同步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有利于受众接收各式各样的新闻消息，采取相关决策。和原来对电视新闻的定义相比，此定义增加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两个传播环节，以便更好地理解电视新闻传播的整条路径。
根据电视新闻的定义，我们从拉斯韦尔的“5W”模式简要概括电视新闻的传播特点：
第一，在传播者方面，电视新闻的发布者是多工种的层层配合。电视新闻是个集体性的工作，从事件到新闻需要经过采写、编辑、审核、发布等流程。选题的申报需要记者、主编、制片人的层层把关，以决定某一新闻素材是否被录用。前期的采访通常需要记者、主持人和摄像的密切配合，后期的撰稿、编辑往往由编审人员共同完成，需要经过责编、主编、制片人等的逐级审核，最后由电视传播的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整合播报，电视新闻才得以播出展现给大众。
第二，在传播内容方面，电视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由于电视媒介的特性，电视新闻可以将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向受众传播，具有实时性、时效性的特点。电视直播画面的形象报道可以如实地再现现场，现场感强是电视新闻的一大优势，可以满足观众“眼见为实”的需求。
第三，在传播受众方面，受众可以参与互动。受众参与电视新闻节目的方式分为两种：场内参与和场外参与。场内参与即受众可以亲临电视新闻节目的现场，沉浸式地体验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如CCTV-2的《对话》栏目，它的定位是大型演播室谈话节目，借助恰当、真实和生动的外拍画面，利用大屏幕、网络等多种交流手段和形式为演播室的对话、交流提供一个具有“兴奋点”且相对宽松的环境，每期营造一个引人入胜、生动活泼的特殊空间。场外参与即受众通过拨打栏目热线，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进入栏目官网参与新闻讨论互动，极大扩展了受众的“公共讨论空间”，缩短了与电视新闻的距离。
第四，在传播媒介方面，以电视为主要媒介。电视新闻综合声音和画面等视听语言，立体化地传播新闻。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为可以承载信息内容的符号，在电视新闻中表现为声音、画面、色彩、文字等；“所指”即符号所承担的意义，也就是电视新闻播报的内容。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媒介形态也逐渐发生变化。随着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电视新闻也开始向新媒体平台进军。具体表现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发电视新闻新的媒介样态，完成“大屏”向“小屏”的过渡，打造属于电视新闻的新媒体矩阵。
第五，在传播效果方面，电视新闻具有真实性和沉浸性的特点。作为报纸的传播符号，文字不能保证事实的真实性；报纸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距离，大大损耗了信息传播的真实度和时效性。而电视可以将发生的事实客观、公正、实时地播报给受众，实现了信息的即时、同步采录和传播。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理论是20世纪初出现在美国新闻界的重要新闻理论，后来传到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在指导新闻实践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理论正式传入中国，对促进我国新闻界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度报道起源于西方新闻学，西方新闻学用“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概括深度报道。
《新闻学大辞典》对深度报道做如下解释：“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进一步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深度报道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的模式，要求对新闻事实进行跨时空的、由里及外的综合反映。对事件的采访应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采访地点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现场延伸或波及的地方；不仅要采访当事人，而且要采访其他有关人员；采访新闻事实时，一方面对事实本身的情形、细节要尽可能做详细采访，另一方面对相关的事实也应进行采访；应把主要精力放在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上，说明来龙去脉，阐明本质意义，估计事件影响，揭示发展趋势。”
当然，关于深度报道的界定还有很多。不论定义如何，深度报道都具有不变的特点，即深度报道要求对新闻事态的发生有前因后果的解释、分析和预测，要体现出新闻事件的因果关系，预测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
以上讨论了深度报道的理论和定义，接下来进一步讲述深度报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深度报道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其发端阶段主要出现在纸质媒介—报刊，早期报刊深度报道主要有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种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萧条暴露出了客观报道的危机，新闻界逐渐意识到，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需要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政治、社会背景。于是，带有解释性和调查性的新闻应运而生，这便是深度报道的前身。
解释性报道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确立，调查性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广泛的关注。198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设置了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奖项。
深度报道是新闻传播活动深入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同时，深度报道也是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大和新闻事业所担负的媒体责任的必然要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再加上技术革命和拓展海外市场等因素，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正好是共和党总统柯立芝任期，所以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柯立芝繁荣时期”。此时，面临突然来临的战争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要求新闻媒介做出解释，纯事实报道的新闻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需求。在短暂的繁荣之后，美国接踵而至的便是更加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形势，人们对深度报道的呼声也随之日渐高涨。
1927年8月2日，柯立芝总统宣布他将不再参加下一届竞选。1929年3月4日，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以很大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入主白宫。《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说，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也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胡佛信心满满，以为自己能为美国带来永久的繁荣。殊不知，剥开这层繁花似锦的外衣，美国的经济实则已经危机四伏，胡佛“每只锅里有两只鸡，每个车库里有两辆车”的许诺被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无情粉碎。
在危机期间，胡佛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同时，他反对政府救助失业群众，以致人们讽刺地将用旧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区称为“胡佛村”。到1932年大选时，胡佛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罗斯福入主白宫后，积极推行以“3个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为核心的“新政”。在“新政”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经常在他的办公室会见记者，他以“炉边谈话”的方式加强与美国人民的交往，充分体现了他与新闻界的密切联系。
此时，国际局势和社会发展都变得复杂起来，人们需要探讨大量的问题，并期望得到解答。同时，处于“新政”时期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在加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国计民生，关心世界局势。传统的“何时、何地、何事”的客观性新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事件背后的“为什么”变得重要起来，人们需要求知、释疑，深度报道正是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产物。
与此同时，新闻界对自身功能的反省和人们对媒体责任的期待也推动了深度报道的勃兴。人们逐渐意识到记者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起到引导舆论和警醒受众的作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对记者提出要求说：“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前后联系之中。”
还要求记者分析事件可能产生的原因、后果和社会影响。也就是说，深度报道要求记者跳出客观报道理论设置的“清规戒律”，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深入地分析事实，指出其产生的原因、所包含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
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媒体责任理论为20世纪30年代深度报道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社会环境和媒体功能的影响外，还有不少人认为，深度报道的产生也源于对当时传统的客观性报道的挑战。客观性报道缘何产生？它又缘何成为新闻媒介的职业信条？同时，它与深度报道之间又存在哪些争议呢？
1833年9月3日，本杰明·H.戴创办了一份新颖的小报《纽约太阳报》，开创了新闻事业的新纪元。这份报纸一改传统的政治报纸路线，不再服务于党派争论，转而面向社会大众，主要刊登通俗易懂的社会性新闻，且售价低廉，一份报纸一便士，掀起了所谓“便士报运动”。很快，《纽约太阳报》的发行量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它的带动下，以普通劳动者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化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占据了美国报业的半壁江山。这些报纸以刊登客观新闻为主，由此美国的报业由“政党报纸”进入“大众化报纸”时代，报纸真正成为“新闻纸”，客观性报道成为主流。
同时，客观性报道的产生还与美国联合通讯社（以下简称“美联社”）的出现和发展密不可分。1848年，纽约的六家报社达成协议，成立联合通讯社。其众多社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党派，利益、喜好千差万别，因此，客观性报道就成为寻求彼此平衡点的最佳选择。美联社大力倡导客观性法则，认为客观性报道是“真正公平”的报道。
除了“大众化报纸”和美联社提倡客观性报道之外，1896年，奥克斯购买了《纽约时报》，这对客观性报道方式的最终确立并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法则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奥克斯既不延续赫斯特和普利策的煽情主义，又坚决反对通俗化特色。他抨击黄色新闻，以“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为口号，以“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为新闻报道原则，获得了国际的认可和良好的声誉。
当然客观性报道的产生不仅是新闻界自身改革的结果，也是19世纪美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那么，客观性报道又为何会遇到以解释性报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的挑战呢？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经历飞速的变革。当时的美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人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对单纯的事实性新闻表示不满，要求新闻报道提供事件的相关背景并加以解释。这种新观念不仅催生了深度报道，同时也指出了传统的客观性报道的局限性。首先，真正超越阶级党派利益的客观性报道难以实现。其次，这种报道方式给新闻的定义戴上了枷锁，似乎只有新闻事件才是新闻，忽略了新闻事件的真正含义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和客观性报道的即时性相比，深度报道还体现了全时性，它展示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前因后果，预测了未来发展和社会影响。深度报道和客观性报道最大的不同是深度报道中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两个要素在新闻报道中有所突出，满足了受众精神上的需要。
客观性报道因为大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而产生，又因为大众对于新闻真相的需求而遭到批判，进而被深度报道所取代。这也体现了新闻事业由“政党报纸”到“事件报纸”又到“解说报纸”的发展脉络。
20世纪初，美国进入广播时代。1927年前后，广播电台已经遍布欧洲和北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电视出现之后，其因声音、画面等丰富直观的传播方式，很快地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成为人类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相对于报纸，电视在新闻的时效性、现场感和表现力等方面有较大的优势。电视成为纸质媒体—报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有传播学家预言，电视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报纸的消亡。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就是在电视媒介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即深度报道借助电视传播媒介向大众传递新闻信息。见图1-1。
图 1-1 深度报道的历史演进
可以说，深度报道以全面深刻的特点，一度成为报纸与新媒体（电视）相抗衡的强有力的“武器”。同时，新媒体（电视）的激烈竞争也促进了深度报道的产生，给深度报道的发展带来机遇和变革。
总的来说，我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此次会议的召开，也为中国的电视新闻事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了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198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召开了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和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确定，以建设卫星广播系统为重点，把加速发展电视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实现电视媒介在全国的广泛覆盖。
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过去30年广播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及任务。除此之外，会议对过去的广播电视宣传工作进行批判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概括为以下六点（见表1-3）：
表 1-3 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总结
随着电视媒介在中国的普及，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应运而生。1980年7月，第一个具有深度报道特征的电视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开播。该栏目先后播出了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节目，如《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有这样两个县委书记》等。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国内物价上涨，各种民生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并予以解决。这样，一群掌握时代脉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开始了对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探索，试图利用新闻报道深入解决社会的病症和人民的困惑。的确，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具有包容、思辨、宽松的特点，这个年代也给中国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1986年，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全国好新闻奖”下设立了“深度报道奖”，标志着深度报道已经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1987年，被中国新闻业内人士称为“深度报道年”。在这一年，有多篇深度报道给社会以深刻启迪，例如《中国青年报》有关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等。从此，中国新闻深度报道走上了一边探索一边发展的道路。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为深度报道的上升期，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开始普及。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新闻报道栏目《焦点访谈》以极高的收视率出现在全国观众的眼前，该栏目提出“用事实说话”，这句口号逐渐成为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常识性概念，人们在此档电视新闻栏目中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社会民生问题。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就是要起到揭示事实真相、正确引导舆论、关注社会民生的作用，将准确无误的新闻和正确的价值观带给观众，注重栏目责任感的塑造。在《焦点访谈》的带动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栏目先后创立，加强了电视媒体深度报道的宣传力量。
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这个时期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个阶段的中国处于发展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同时，媒体也逐渐地细分化、专业化、市场化，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于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这一时期，《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老牌栏目也在不断地进行改版和创新，以期更加适应媒体环境的变化。例如《新闻调查》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调查性报道的口号，《“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等产生极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相继产生。在历经7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之后，《新闻调查》终于得以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栏目的终极追求目标和核心竞争力。此外，《一线》等电视新闻栏目广泛涉及民生、法治、文化等社会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百姓的需求，为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发挥着媒体监督的重要作用。
在此阶段，电视新闻不仅在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在媒介形态上也丰富了电视新闻的播出形态，例如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移动电视等开拓了电视新闻传播的渠道，也为下一步的媒介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媒介技术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构成了当代中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基本格局。见图1-2。
图 1-2 中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历史演进
综上所述，在深度报道的发展时期，伴随着媒体技术的繁荣，逐渐产生了以报纸媒介为主的深度报道专栏、以广播和电视为主的深度报道新闻栏目、以互联网技术打造的新媒体平台为主的深度报道版块，至此，以深度报道为主流的新闻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逐步形成。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要想在多家媒体平台中占据主流地位，必须以受众需求为转型目标，改变发展经营理念，融合新媒体技术，探索出新颖的媒介形态，优化深度报道，形成多元化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方式。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电视新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冲击着电视新闻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也给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带来了发展机遇，由数字化浪潮引发的新一轮的新闻业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在媒体融合的不断发展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从节目制作、传播方式到接收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电视媒介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电视新闻也逐渐形成了实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电视新闻媒介形态会愈加多样化。
新媒体技术平台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综合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进行高效传播已经成为广播电视的基本运作方式。新闻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时效。新媒体平台可以实现受众与新闻之间的实时互动，受众可借助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到新鲜事件并发表言论。2019年1月10日，工信部宣布发放5G临时牌照，拉开了中国5G商用的大幕。5G技术具有高速度、高并发、高兼容、高安全、低时延的特点，这意味着“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5G技术对新闻传播领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5G的到来将推动新闻“即摄即传”的完全实现。新闻编辑部借用该技术可以实现大量数据文件的瞬间传送，例如大容量的视频、上百张新闻照片等，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其次，5G技术打破了4G的空间局限，为随时随地编发新闻提供了可能。记者可以在事件发生现场直接编辑好新闻传送至媒体平台，确保了新闻的时效性。
第二，新媒体实现了新闻与受众的双向互动，扩宽了受众的“公共话语空间”。新媒体技术强化“用户意识”，将传统媒体思维转换为互联网思维。在新媒体语境下，受众不再是单向度地接收信息，而是更加注重自我意见的表达。新媒体平台可以为受众提供更加自由的意见表达渠道，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在平台上发表关于新闻事件的言论。新闻工作者也可以从中获取有效反馈，从而强化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公信力。此外，新媒体技术可以保存新闻，无论何时播放的新闻都可以在媒体平台上进行追溯。受众可以按照个人喜好随时保存对自己有价值的新闻，实现新闻传播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媒介融合已成为新闻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媒介融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最先提出的概念，本书所说的媒介融合主要指媒介形态的融合。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不断发展，电视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应争夺公共议题的主动权，推进自身与其他媒体的融合。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联播》针对国际事务的锐评，除了在正常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以外，还在微博上设置话题讨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评论视频，最大限度地触及各类受众群体。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生产也应该借助媒介融合，提高传播效果，实现“多元呈现、多媒传播”的发展格局。
电视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主要媒介载体。电视媒介主要依靠图像和声音两种信息符号传播新闻消息，即画面语言和声音语言。通过这两种信息符号，电视记者可以充分运用视听语言还原事件的原始信息，利用同期声和现场画面真实地再现事件，真正做到“用事实说话”。电视媒介具有以下特点：
视听语言的信息形态。从古至今，人类信息传播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如何远距离、同时性地传播信息是所有传播要攻克的问题之一。传统媒介大都以单一的信息传输通道进行信息传播，如报纸通过文字传播事件，广播通过声音还原现场。与报纸、广播相比，电视媒介以画面和声音两种符号对事件现场进行最大限度的还原，并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远距离的传播。电视新闻记者通过视听语言报道事实，而不只是依靠文字、声音、画面等单一的要素，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信息的真实性和现场感。电视的长处也在于用视听语言表现感性的存在，向观众传达深度报道的信息和核心价值观，表达情感，深化主题，升华意义。
时新性和现场感。时新性和现场感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阐述的。时新性是新闻价值五要素之一，即新闻报道要讲究时效，第一时间将不同空间的事情利用电视媒介传播给观众。由于电子传播技术的进一步更新迭代，电视新闻逐渐有了电视新闻直播的分支，信息的还原在时新性的基础上进化为共时性。例如中国共产党召开领导人集体会议，会通过电视媒介实时直播到屏幕上，观众可以同时同步观看现场直播，最新、最快了解到会议的内容和会议所传递的精神。电视媒介的信息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电视本身就具有还原事件的特征。因此，纪实性的电视画面和声音被视为现实的真实还原，观众仿佛被画面带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去感受现场所发生的具体情况。
电视新闻依靠摄像机的镜头真实再现了事件发生的场景，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现场信息，所以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应着重现场镜头的表达。这样不仅从头到尾交代了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还展现了细节。画面、文字、解说词等多种通道的复合展现为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提供了媒介语言，形成比较好的表达节奏。
以上阐述了电视媒介报道新闻的技术优势和语言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如果深挖下去，电视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相比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点。
视听语言的“反深度”倾向。尼尔·波兹曼曾用“娱乐是电视中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
来形容美国电视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电视中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形式展现出来。我国的电视传播也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例如，新闻节目注重事件的冲突，强调事件的戏剧特征。大量所谓“民生新闻”节目充斥电视屏幕并且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些节目中的新闻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人们所关心的也不再是“5个W”，而是事件展现出的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是悬疑色彩。科教类的节目被各种视觉技术包装成一部部粗糙的悬疑电影；法制类节目则着重表现刑侦技术的复杂与高超，甚至有些时候有给潜在罪犯以指导的嫌疑。这些现象都在说明电视强烈的娱乐倾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电视不能表现深度，很多电视节目也在深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节目往往不能获得更多受众的青睐。之所以说电视的娱乐倾向是一种技术倾向，是因为娱乐化主要来源于电视的技术传播特征。首先，视觉图像不善于表达深度。人通常用“看”和“读”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表达一般性获取视觉信息的行为，如“读书”“读报”“看报”“看电视”等。二者的区别在于“读”的对象往往是抽象文字，“看”的对象一般是具体形象，而形象和文字在传播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图像丰富了新闻报道中的信息，但与此同时，信息的意义也变得模糊了；图像能较好地体现人的欲望、情绪，而面对表达抽象信息和思维过程的时候就显得有些困难，如哲学之于书本，艺术之于电影等。其次，信息的过度丰富影响了深度。在电视新闻报道中，信息的传播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繁复，另一个是瞬时，这二者都影响了深度的体现。在多数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平均每三五秒钟就会切换一次画面，各种信息甚至是与主题无关的信息都能被观众看到，这在认知的过程中加重了主体的负担；观众需要在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哪些是和主题事件相关性较大的，这样的认知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一种“联系”的深度被观众认知；与此同时，电视图像的瞬时性使观众对信息的认知不可重复，“繁复”和“瞬时”的特征使“深度”几乎被完全掩盖了。因此，深度的体现需要更多修辞手段的参与。
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在前面论述电视媒介的优点时，我们说电视作为大众信息传播媒介，能给观众传递最新发生的事件的信息。但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信息是单向传播的，即由电视到观众，观众被动地接收信息，其意见无法便利地通过电视反馈给新闻媒体人，传受双方之间无法建立起便捷沟通的桥梁。即使现在电视新闻栏目设置了热线电话、短信等方式，给观众提供了参与新闻话题讨论的渠道，但与新媒体技术相比，传统的电视媒介反馈渠道在时效性和便捷性上都略逊一筹。在新媒体背景下，传播形式和信息载体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观众的自主选择权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受众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情况逐渐增多。借助网络终端和移动媒体，受众可以使用微信、微博等平台接收信息，并且可以与自身兴趣相结合，选取感兴趣的新闻内容。这些便捷的服务互动交流方式也冲击着电视作为主流媒介的地位。
21世纪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时期，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电视新闻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必须与时俱进，改变媒介形态，加强深度报道，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媒介形态应运而生，主要有以下两种：
网络电视新闻。网络电视，又称“IPTV”，也叫交互式网络电视，是“基于宽带高速 IP网，以网络视频资源为主体，将电视机、个人计算机及手持设备作为显示终端，通过机顶盒或计算机接入宽带网络，实现数字电视、时移电视、互动电视等服务。网络电视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观看方式，改变了人们以往被动的电视观看模式，实现了电视以网络为基础按需观看、随看随停的便捷方式”
。通俗意义上讲，电视新闻的媒介由传统的广播电视转变为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电视和计算机媒介。
手机电视新闻。手机电视的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通信学角度理解，将手机电视看作一种通信业务，人们利用4G/5G智能手机收看电视节目，具有便捷性、可移动性，并且拓展了应用功能，深受人们喜爱。另一种是从传播学角度理解，将手机电视看作是一种电视传播媒介，只要安装数字电视接收模块，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观看到电视节目。
在这里我们采用第二种理解，手机电视是新闻传播的媒介载体，利用手机终端接收电视新闻信息的就是手机电视新闻。
基于手机媒介的特点，手机电视新闻具有以下传播优势：
首先是移动便携性。手机自身体积较小，所以手机电视新闻适用于填充受众的碎片化时间，例如上下班的途中、工作中的休息时间、排队等待期间等。手机使受众不再局限于客厅观看电视新闻，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时事热点，实现时间效益的最大化。
其次是传受双方良好的交互性。手机媒介一改传统电视媒介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人们可以利用手机上的新媒体平台随时发表个人言论并相互交流。从某种角度看，受众不再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是新闻内容制作的参与者。受众拥有了多种身份，完善了其媒介接近权，逐渐具有话语权，例如受众可以随时在新闻客户端、微博、新闻短视频等媒体平台上留言，积极参与话题互动和讨论。这对于深度报道的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是个性化的内容传播。信息服务的个性化、分众化是新闻传播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即根据不同受众的新闻获取需求生产相对应的新闻报道。手机本身属于个人私有物品，具有私密性的特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定制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新闻，例如在微博平台上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公众号，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利用算法推荐技术接收有关自身喜好的算法新闻，可以凭个人喜好去选择电视节目，并且随时随地在线观看。
新闻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从广义上讲，新闻流表示一组在空间和时间上朝相同方向移动的新闻，其具有共同的信息源和接收者，即从一个新闻源传输到另一单元的所有新闻的集合。从狭义上讲，它是指新闻传输的运动，这种传输运动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条件下，根据一定的要求通过相应的渠道进行的。这里的“流”，可以理解为一种运动或方向，即向受众传输信息的过程。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流通常指的是狭义的概念，即新闻通过新媒体技术生产的信息渠道流向受众的过程。随着大量信息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信息需求的激增，新闻流逐渐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形态。
新闻流的前身是信息流或传播流。传播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提出，与“影响流”一起成为“N级传播”的组成部分。所谓传播流，指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人民的选择》、卡兹等人的《个人影响》、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构成了传播流“三部曲”。这些著名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大众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不仅依靠传播媒介来向受众传输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还可能受到媒介管理者、意见领袖等众多中介环节和制约因素的影响。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曾经用“流”（flow）这个概念来形容电视的特征。他认为电视这个介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息的拼接与流动。
电视媒介通过数字技术将新闻压缩成数据传递给观众，实现新闻的流动。在互联网技术时代，流媒体技术应运而生。
所谓的流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媒体平台上播放的媒体格式。流媒体也称为流式媒体，意为传播者使用流媒体服务器将新闻信息作为数据包进行压缩，并通过网络技术平台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有关联的一系列的压缩数据包被称为“流”，所以流媒体实际上是指一种新的媒体传递方法，而不是一种新媒体。
流媒体技术扩展了新闻流的流通渠道，在新闻传播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流媒体技术通过网络技术加上现场录音、记者旁白、背景音乐等合成一种包含了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的报道形式。流媒体是在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传播手段，它的出现满足了记者采编与传输一体化的需求，满足了受众随时随地观看新闻的诉求。
大数据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利用常规通信软件工具对信息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将大数据的特点总结为5个V，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和veracity（真实性）。大数据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具有以下优势：
发展原有的电视新闻叙事结构。可以将叙事结构理解为叙事框架，即电视新闻的叙事顺序和内容的特点。在原有的电视新闻叙事结构中，通常以时间为线索，交代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遵循事件发展的逻辑。叙事结构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时间叙事结构和逻辑叙事结构。而大数据电视新闻除了按以上的结构叙事外，还增添了事件发生中的细节。因为大数据可以捕捉到新闻事件发生过程中那些看不见的短期过程，按细节在新闻发展中的重要性重新排序，使得电视新闻叙事结构变得更加灵活。
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在上一节中已经讲到，即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大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展现直观的数字，更能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比起文字报道，数据报道表现得更清晰，说服力更强。
预测走向，提供决策。大数据能够预测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通过挖掘大数据，媒体在平台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作出图表和新闻，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通过可视化图表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见图1-3）。在宏观上，也可以预测经济指数的变动、某种社会危机的来临等。受众通过分析数据可以提前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未来的发展变化。
图 1-3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可视化图表
个性化的信息定制。大数据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大数据服务，这也是未来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趋势。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有一个共性，媒体致力于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利用大数据诠释社会中出现的宏观现象，解答用户的困惑。大数据可以精准定位，经过后台计算，按照用户平常的兴趣和习惯，将新闻分发到用户面前。
在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下，数据新闻应运而生。数据新闻是基于数据，依托对数据的加工和处理而生产出的可视化的新闻和报道。数据新闻以数据为核心，为新闻报道提供多元的信源支持，用来佐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数据新闻以可视化为呈现方式，将繁杂的数据信息用简单的图表呈现出来，让受众更容易理解新闻中所要表达的有用信息，提升新闻深度报道的释疑效果，增强用户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可视化的数据新闻成为当下新闻传播新形态之一。在过去，电视媒体对数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引用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这样的做法只是将数据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观众并未从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而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合法和开放的渠道获取更完整的数据，然后通过专业的分析和处理，让抽象的新闻数据变得具体化和直观化，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形成电视数据新闻。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可以将数字变成图形，生动地表达“数”的特征。例如中央电视台于2016年推出的《数说命运共同体》，该节目由央视新闻中心跨行业、跨领域整合多方信息源，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数据中心、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数据库，动用两台超级计算机，历时6个月完成，通过讲述贸易、投资、中国制造、基础设施、饮食文化、人员往来等，呈现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图景。
图 1-4 《数说命运共同体》可视化图像
从图1-4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是阿拉伯语、英语和俄语；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使用最多的这三种语言都出现了最高峰。可视化的折线，准确、客观、生动地描摹出“一带一路”沿线语言使用的波动情况。
其次，将数据制作成具体的实物，实现数据的“可视化”。数据本身是客观中性的，不存在任何偏向，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被赋予意义。在图像时代，电视新闻可视化的意义就是把单一的数据通过信息化图表呈现出来，这一过程是电视新闻工作者传递、解释新闻的重要路径。除此之外，还可以将数据变成具体的物品，让观众有更直观的了解。例如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中有这样一段表述：“1996年我国的耕地面积是19.51亿亩，到了2001年下降到19.14万亩，这5年来下降了3，700万亩，这相当于4个上海的面积。”如果单纯表述3，700万亩，受众会对这个数字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把它与4个上海市的面积相比较时，受众对数据的感知就更加具体了。
见图1-5。
图 1-5 “数”到“物”的可视化
最后，将数据转化成“词云图”，即统计一个时期被大众讨论次数最多的词语，把之作为可视化数据新闻。电视新闻媒体可利用“词云”这一技术，将新闻所要表现的重要思想进行“可视化”的呈现。“词云”就是对网络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在大小、颜色、位置等方面予以视觉上的突出，形成“关键词云层”，从而过滤掉大量非重要文本信息，使受众较快了解此次新闻事件的主旨。例如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为：发展（71次）、就业（39次）、经济（37次）、企业（36次）、疫情（31次）。相比2019年，“就业”“企业”“疫情”成为新的高频关键词。
见图1-6。
图 1-6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处理，最后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形成完整的数据新闻报道，给观众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数字技术对电视新闻而言，不仅意味着制作、传输更加高效、便捷、直观，更重要的是数字平台的构建，让电视新闻获得了多媒体的环境，逐渐消除了电视新闻与互联网、手机等媒体之间的技术壁垒，出现了媒介融合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下，各个媒介之间的新闻工作者加深合作，取长补短，新闻资源则被进一步整合，取得效益最大化。电视新闻不断提升自身的传播竞争力和影响力，尽最大可能地为受众提供多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多维度的新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