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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是2016年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夺回控制权！”支持脱欧的英国人秉持着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但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
该事件说明，受众极易被政治化的宣传口号所左右，在情感上对政治意向形成向心力，这被学界称为“后真相政治”。
“后真相”（post-truth）是新媒体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普及语境下产生的概念，源于政治领域。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政治家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辩论与宣传将事实放置在“次要”的位置上，逐步与政策细节相脱离。政治家主要以激情的演讲语言和虚假的宣传内容来调动选举人的情感。
从字面上讲，“post”表示“超越”，“truth”表示“真相”，“后真相”也就意味着“真相”不再那么重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后真相”表现为当群众面对某一舆论事件时，一般感性大于理性，情绪先于事实。“后真相”原本用于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环境。
关于“后真相”的来龙去脉，我们通过表1-1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过程：
表1-1 “后真相”含义的发展过程
以上对“后真相”概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大致梳理，各位学者分别从政治、社会、群众心理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基本上反映出一个趋势，即把“后真相”认知为一种社会传播现象，从传播机制出发去讨论“后真相”对受众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本书将“后真相”一词定义为：传播主体在未完全呈现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通过报道符合受众主观认知的内容，激发情绪，增强偏见，从而使事件偏离本来的面目，客观事实和理性思辨被情绪和舆论隐藏起来。
史安斌、杨云康认为，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视角来看，“后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西方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
到“后现代主义”
的总体演进趋势。
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唯一且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可以有无限多解释的可能性。“后真相”也是如此。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客观事实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事实是新闻的基础，新闻又是事实的表征，新闻与事实是一对一确定的关系。而在“后真相”时代，这一舆论生态却体现了新闻和事实之间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逐渐让位于情绪、情感与观点，事实不再是新闻唯一的确定属性。总而言之，如今已经进入以“后现代主义”为指导的“互动新闻学”时代，多样化、差异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闻传播最主要的特征，“后真相”时代已悄然来临。
“后真相”时代一词是从“后真相”衍生出来的，即被“后真相”现象充斥的时代。“后真相”时代与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公众主要的新闻来源，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普及，“后真相”有了发展的空间，逐渐形成“后真相”时代。在互联网发达的人际社会下，受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的影响，“后真相”时代也被赋予了第二层含义，即媒体消解了受众获取真相的渠道。受众宛如幕前的观众，在情绪化的生活中享受媒体带来信息的同时，却离幕后的真相越来越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媒体深度报道的重要性。
“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报道具有以下特点：
新闻生产的时效性。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是新闻价值的五个要素。随着新媒体平台和技术的层出不穷，信息呈指数级爆炸式增长，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时效性成为媒体新闻报道的第一法则。在“后真相”时代主导下的新闻传播，真实性逐渐让位于时效性，这有悖于新闻伦理。如果过度追求时效性而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会造成舆论失焦，影响社会秩序。
新闻内容的娱乐化。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起到蒙蔽作用。这种情况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在商品经济和大众娱乐盛行的背景下，新闻大多不再以严肃的话语形式呈现，而是运用各种媒介形态，以精彩的画面和激昂的声音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新闻的真实性逐渐被隐藏在娱乐形式中。
新闻消费的情绪化。在“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介，例如报纸、广播等，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的需求，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更直接、更刺激的感性认识上。新媒体已成为大众主要的新闻来源，新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使得大众更愿意依赖“部落化小圈子”来获取相关新闻资讯，例如微博、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知乎等。而各个平台之间的新闻内容具有相似性，相异的理念逐渐被同化。由此，公众的立场和情绪逐渐取代真相和事实。
由此可见，“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逐渐偏离真实、客观、理性的轨道，传统媒体陷入“公信力困境”。网络技术让“人人都拥有麦克风”，这使得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发展得颇为艰难，尤其是以深度和长度为主的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作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一环，理应借着新媒体技术平台的风口，生产出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引领正确的舆论方向。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认为：“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
在这种状态下，深度报道便成了连接新闻与真相的纽带。
在“后真相”时代下，深度报道要想准确地向受众传递真实信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来自新媒体平台虚假新闻的泛滥。在新媒体环境下，以微博、微信、抖音为代表的平台兴起，它们不是新闻内容的“制造者”，而是信息的“搬运者”，就缺少新闻事实核查环节。如果新闻发布的源头生产了假新闻，就会迅速造成假新闻的泛滥，对政治、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除此之外，技术的加持也使得大量受众群体生产新闻，用户成为信息的传受者，他们通过多样化的社交媒体渠道进行信息分享。技术赋权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单向互动模式，产生了UGC（用户生产内容）和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等多种生产模式，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一些虚假消息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用夸张的标题吸引受众注意力、夺取流量、攫取经济利益。人们通过转载、点赞、评论等方式进行“二次传播”，虚假新闻在互联网空间得以大规模传播。
中国的深度报道经过了以报纸深度报道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和以电视深度报道为主的20世纪90年代，正经历着以新媒体深度报道为主的21世纪。
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促进了深度报道形式上的转变，给深度报道的发展带来了变革。
“十九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传播力通常从到达率和接受度两个维度来考察。到达率是指信息传播能够到达和覆盖的范围；接受度是指受众对送达或覆盖到自己的信息的认可度，例如内容是否容易被接受，形式是否被喜爱等，属于软实力的部分。新闻舆论传播力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新媒体，因此要把传播主流媒体声音的平台做好，提升深度报道的高度和深度。
引导力的前提是导向正确，导向正确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为指导方针。导向问题是根本问题，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影响力基于传播力起作用。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舆论来自多个主体，各种舆论之间存在着争取甚至争夺公众注意力的竞争，所以新闻报道要据事明理，以理服人，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公信力是其他“三力”存在的基础。公信力要靠对新闻的真实、准确、客观、及时、全面、公正的报道来体现，它是衡量媒体报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
随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
在“四全媒体”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主流媒体深度报道迎来了转型机会。
全程媒体指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媒体同步跟进、记录、播报新闻生产的全过程，全程跟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使事件公开化、透明化成为可能。
全息媒体指在媒介技术方面打破现实世界与数字化领域之间的隔阂，在媒介产品的呈现方式上，做到沉浸式、还原式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发布现场的魅力。
全员媒体指新闻生产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新闻专业生产人员，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全民皆媒”的时代悄然来临。
全效媒体指效率、效果与效能的一体优化。在发展媒介技术和新闻内容传播样态时，要合理组合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传输效率、传播效果、传媒效能三位一体的最优化。
“四全媒体”的提出说明当前新闻业要积极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移动短视频、流媒体平台、AR和人工智能等可视化平台，为传统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转向利用新媒体技术革新传播机制带来了机遇。利用不同的新媒体技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可以创建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与此同时，新闻界对自身功能的自省和人们对媒体责任的期待也推动了深度报道的勃兴。
因此，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下，深度报道一方面要坚守新闻价值理念，在追求注意力、舆论热点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将新媒体技术融合到深度报道中，创新报道呈现方式，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改变深度报道在传播方式和渠道上的被动局面。
传播学一直被誉为学科界的“十字路口”，这种形象的比喻说明该学科广泛涉及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说：“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所有学科和理论研究都各有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本节内容着重讨论在“后真相”时代传播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符合论”属于哲学的范畴，从属于真理论。“真”是哲学家们从古至今讨论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方哲学史上，真理论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符合论、实用论、冗余论、融贯论和语义论。其中，符合论是一种非常直观的真理论，堪称哲学中的经典。
亚里士多德最先明确提出符合论这个概念。他对符合论有以下阐述：“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
“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就是假。凡以是为是，以假为假，就是真。”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所陈述的观念的真假在于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只有当观念与事实相符合时，这个观念才能被称为是真的。这就是符合论真理观的大致含义。举个例子，比如当你看到一片树叶时，会产生一个判断，即这片树叶是绿色的。实际上这片树叶就是绿色的，客观现实与主观判断相符合，这就属于符合论真理观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正确直观的表达。这里的“真理”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观念要与事实相符合。
那么怎样才能使真理与事实相符合？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判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我们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道出了真理与事实之间的桥梁—实践。首先从真理观来说，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次是实践，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它可以把观念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所以，要想证明符合论真理观是否适用于某个领域，必须通过实践。
以上讨论了符合论真理观的大致内容，接下来探讨符合论与“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之间的关系。前一节我们提到，在“后真相”时代，大量的假新闻占据了大众生活，新闻的真实性逐渐让位于情感。当下先进的新媒体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的“当真相才穿上裤子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了”，这样的情况对新闻舆论传播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如何利用深度报道传递真新闻、规避假新闻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时可以用符合论来解决此类问题。符合论强调深度报道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使其能够在“后真相”时代假新闻的泥淖中开拓出“真”新闻的康庄大道。
“实用主义”真理观，顾名思义，对实际情况有用的就是真理。“实用主义”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行动”，它最早由皮尔士提出，后经詹姆斯将其发扬光大。在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中，多了一层行动、条件、范围的意思。“一个观念的真理性并不是这个观念所固有的静止的属性。真理性是一个观念所碰到的。观念变成了真的，是事件使它为真的。它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也就是它证实自身的过程，它的证实活动。它的有效性就是使之生效的活动过程。”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的真理会随着时间、地点、环境、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手机、照相机等工具所照的照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事物的本貌，目的是为了记录生活的美好，留下纪念；而在医学等生物科学领域，利用X线的穿透能力和对胶片感光的功能，将检查部位的影像摄成照片，以观察其内部结构，更好地分析和判断病情，更为准确地分析病变的性质。这说明不同的真理只有用于相对应的情境之中才会发生作用，才会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实用主义”所承认的真理是有条件的，需要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情况一一对应的。如果一个真理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真理观。真理存在的意义一定是它有用，是它能够对人的实际生活起到引导作用。真理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它正确，而是能够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最终获得幸福和满足。
“实用主义”真理观对于“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生产和发布方面也提供了理论借鉴。“实用主义”真理观对公众的实际生活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就是媒体生产出来的新闻要对社会公众有用，起到正确引导舆论、安抚公众情绪、引领未来方向的作用。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业正面临着公众信任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后真相”时代生产出来的新闻质疑着真相和客观性。这时新闻媒体要肩负起责任和道义，提高新闻质量，根据社会生活映射出的大众需求来生产相对应的新闻内容，以解决实际问题。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经常在新闻报道中被提及，深度报道的内容介于两者之间。在“后真相”时代如何较好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生产出高质量的深度报道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同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范畴。两者最早的划分来源于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认为，事实和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的事实判断，是关于一种事物的描述性判断，即你的判断要与事物客观的存在保持一致。例如“这朵花是红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诸如此类的判断，其实质是正确描述客观事物的本貌，述说事实，不能添油加醋。所谓的价值判断，指有关主体自身态度的一种评价性判断，即人主观上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强调人的感性。“这朵花真好看”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不同的是，它虽然也由一些形容词组成，但这些词语会随着主体感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在“这朵花真好看”这个价值判断中，A觉得好看，但B可能觉得不好看，或者一般。这个“好看”指的是人对于花的主体感受，而不是花本身的固有属性。
休谟除了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概念区分开外，还注意到了人们经常在事实判断后面紧跟一句价值判断，但实际上由前半句是推不出后半句的。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谣言增多，所以我们应该抵制网络谣言。”在这句话中，前半句是事实判断，后半句为价值判断。单就这句话而言，如果不附加其他条件或逻辑，我们无法从中得出前后具有因果关系。谣言是增多了，可我们为什么要抵制呢？这中间缺少了某种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谣言危害社会秩序，易引发群众恐慌，所以我们要加以抵制。合适的逻辑条件构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
说完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接下来论述它们存在的意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基于不同的思考模式会给出不同的方法论，区分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各种意识形态保持清醒的态度。事实判断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深层内部逻辑关系，掌握事件的现状，预测未来的趋势。理论提出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为大众提供事实判断，以便人们更好地应对这一事件，采取有利的行动。价值判断涉及个人信念和价值观，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以及生活中万物的意义。价值判断有利于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人们会参与事件本身，从而形成判断的依据，采取正确的决策。因此，即使人们同意评论者对事件的事实判断，也未必赞成评论者的价值判断。
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我们就能明白新闻报道的层次和原因，从而可以怀着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别人可能正确的事实判断，并尝试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从而得出自身的判断。
以上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概念的分析，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中，则表述为不同的文体所包含的判断不同。新闻报道类似于事实判断，即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报道。新闻报道向大众提供事实性的信息，消除人们的未知，使得人们对事件有更好的应对能力。新闻评论则为价值判断，对某个事件进行主观评论和分析，从感性角度引导受众情绪。
有学者认为，新闻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混为一谈，即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要分别以客观和主观为原则，主观描述不能融入新闻本身存在的客观真实中。中国近代著名新闻学者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就提出这样的观点：“新闻以不加批评为原则。盖外交记者之职务，只在供给消息，若批评则评价记者之事也。故外交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的意志左右之。”
这一观点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于新闻的意义分开来谈，认为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本质属性，新闻报道的意义在于客观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从而让受众从中得到理性的思考。如果添加主观描述，就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割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引导受众作出错误的判断，扭曲价值观。
下面这一新闻报道就体现了不正确的价值判断对舆论环境的危害：
16日一早，一条新闻在朋友圈刷屏：巴黎圣母院突然遭遇大火，这座建筑史上的经典、世界文化遗产受损严重。
……
见证历史的建筑
说回到巴黎圣母院，建成后的巴黎圣母院见证了诸多历史。从15世纪英皇亨利四世的加冕礼到平反圣女贞德诉讼，从19世纪拿破仑加冕到20世纪举行巴黎解放纪念典礼。
期间圣母院也曾遭到损坏。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的部分珍藏被破坏或掠夺。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在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将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描绘成“石头的交响乐”。
书籍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民众都希望重建已经残破不堪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这次修缮过程从1844年开始也持续了20多年时间。
还有多少文物毁于大火？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从19世纪已逐步建起消防机构。
古时的巴黎没有消防设施，市区发生火灾后，火势必然难以控制。到19世纪末，巴黎市区已有12支消防队，拥有1，800余名专职消防队员。
令人痛心的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此次大火中大教堂尖塔坠落，内部损伤严重。据报道，巴黎圣母院祭坛和十字架在火灾中幸存，包括荆棘王冠在内的部分珍贵文物获救。
……
怎能与圆明园混为一谈？
巴黎圣母院突遇大火，无论是在现场的群众还是网友都非常震惊，很多人都说，自己还没有去亲眼见过，为这一文化遗产的损毁表示哀悼。
但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声音。一些网友在得知巴黎圣母院起火时提到了圆明园，认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比巴黎圣母院珍贵多了，将这形容为“天道轮回”。
许多网友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反对，认为圆明园和巴黎圣母院是世界文明的珍贵遗产，本身是无罪的，它们不应该混为一谈。
……
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很多赞：这是人类历史一个文明性标志。它的被毁也不只是法国的损失，是人类的损失。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火烧圆明园而感到心情舒畅。同样，圆明园的被毁也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
以上是环球网对于巴黎圣母院失火的价值判断。除此之外，《新京报》发布一篇题为《巴黎圣母院失火，修复或需十年，其间损失将超177亿元》的报道，客观地将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损失和严重性告诉公众；央视新闻客户端也立即发布了《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顶部塔尖已倒塌》的连续报道，该连续报道以时间为线索，向公众展示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后各个时间段的具体抢救措施。
然而，在一些社交媒体公众号和新闻资讯平台上出现了许多“标题新闻”，比如“十点读书”的《巴黎圣母院大火：每一次离开前，请用力拥抱》，《人民日报》公众号的《重建巴黎圣母院恐需几十年！全世界都在哭泣，你是否见过它的美》，《中国青年报》公众号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后，圆明园官方发声！网友：大国风范！》，甚至有媒体认为巴黎圣母院大火是“天道轮回”。这些标题新闻的出现就是网络媒体抓住了某些受众的情感倾向开始在网络平台“煽风点火”，引起了受众不一样的舆论，使受众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不出正确判断，瓦解了社会公众事件中的公共价值部分，扭曲了受众的价值观。
我们把以上对“巴黎圣母院失火”的相关新闻报道按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进行分类，见表1-2：
表 1-2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报道分类
由以上分类可以看出，虽然是同一新闻事件，报道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如果媒体用事实判断报道该则新闻，报道出来后公众或许会为此感到痛心和惋惜，事实判断无疑具有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力的作用。而经由媒体“标题党”的大肆宣传，使得本应沉重的话题转向娱乐，不利于培养受众的理性素养。
在“后真相”时代，上述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消费情绪、故弄玄虚，瓦解了社会公众事件中的公共价值部分，那么新闻报道中就不能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融为一体吗？其实是可以的。有学者认为，新闻报道中不应含有评论和判断，只能是事实的展现。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区别，其实，二者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至少从深度报道的角度来看，只要价值判断是正确的，二者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都要展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让受众获得一种价值判断。
现如今，新媒体技术的兴起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但同时也要警惕因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平衡而引发的危害。在线新闻的内容非常繁杂，既有很多健康、进步和积极的信息，也有许多虚假、反动和消极的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众表达观点的门槛放低，网络民意呈现出互动性强和高度集中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网络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线舆论的激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互联网用户，使其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混合。这时就需要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生产出能够正确引导舆论和受众行为的新闻报道、新闻评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具有不同的特性，但在具体实践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总之，在新闻传播中正确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能缓解“后真相”时代受众不自知、盲目跟风的情况。随着两者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套方法论，新闻的报道形式也将更加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