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科学家的困惑

人类历史曾经经历过女性在社会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时期，这被称为母系社会时期。只可惜，目前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母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围和它具体存在的时间，而且它并未获得人们广泛的认可，以致科学家也经常会对女性统治社会的一些证据产生误解。这可能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莫衷一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科学家对它所涉及的问题，均抱有不同程度的偏见。自从相关证据证实了母系社会存在，并将其与父系社会区分开来之后，人们就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例如，记述埃及历史的希腊历史学家以及仍然困惑于斯巴达人生活环境的雅典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无意中曲解了当时的真实历史。因为生活在男权社会的男性早已习惯了自己获得的权利，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根本无法了解历史上母系社会出现的条件和当时的习俗。

然而，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在人类历史上母系社会的确曾经存在过，而且有其独特的条件和习俗。瑞士人类学家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于186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母权制”的书《母权论》（ Das Mutterrecht ），书中详细介绍了人们在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的社会关系。到了19世纪末，才发表和出版了论述母系社会文化以及女性统治下的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的大量科学文献。在女性日渐解放的时期，这些针对社会学的研究得以延续了下来。

然而，到了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了与先前一些科学家的观点完全相悖的观点，使得母系社会是否存在的结论出现了逆向发展。芬兰社会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人类婚姻史》（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一书中的一些观点逆向发展了母系社会存在的结论。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只要有人在美国谈论关于母系社会的内容，就一律被冠以伪科学。

有趣的是，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欧洲的很多科学家并没有参与这一逆向发展，一些著名社会学家仍然认可母权文化存在，一直到纳粹主义崛起才进入低潮。德国人类学家瓦尔代尔曾声称：“女性的地位一直比男性低下。”只是当时的美国社会一直不太关注欧洲社会学家撰写的这些出版物，很多美国科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很少引用这些文献。在付出诸多努力后，罗伯特·布里福尔特（Robert Briffault）才在他的《妈妈》（ The Mothers ）一书中逐渐恢复了这个备受科学界与世人嘲讽的观点的“尊严”。在此之后，瓦尔代尔与韦斯特马克在学术界进行了公开辩论，才再一次准许了关于母权的探索。

[当前，绝大多数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依然否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曾经存在女性统治的母系社会。在这个学术领域被广泛认可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曾经在他的《原始社会》（ Primitive Society ）一书中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母权的真实例子”，他还声称，女性从来都不是社会的统治者。布里福尔特、玛蒂尔德（Mathilde）和马赛厄斯·瓦汀（Mathias Vaerting）及其他学者则在各自的报告中公开了大量相反的科学研究结果。路威和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类学家忽视远古社会，而在远古社会的某些历史时期，女性曾经拥有广泛的主导权利，例如，斯巴达和克里特文明时期以及古埃及的早期。这些人类学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原始社会，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有很多典型证据可以证明当代原始社会中的母权社会结构，例如，亲属关系、居住方式及舅权等情况都由母系主导。在描述这些社会状况时，他们并不承认女性拥有这些非常罕见的社会特权，但这也恰恰表明了母系统治的程度及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

路威在他的《普通人类学》（ In General Anthropology ）一书中说：“产生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在同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一些未知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会在不同领域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应当赞同路威的观点。然而，研究结果出现多种形式和不同结构，并不能阻碍我们去认知论证母权现象存在的基本证据。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著作，似乎能够引发人类学思想发展的新趋势。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对人类行为心理学成果的分析更加一致。巴贝尔（Baber）在《婚姻与家庭》（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一书中分析了这种趋势，他说：“人类学家的观点看似合理，实际上只是一种如果，这些如果是他们详细地研究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之后得出的一种结论。然而，这些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存在多样性，也普遍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很难无条件地接受和信服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因此，好像每个比较普遍的情况都无法有效证明其合理性，例如，有一种说法人们经常会讨论，即在母系社会中母权一直比文明社会中的父权高，或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母权社会。可是，在前面又说，在各种社会条件下，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似乎都有可能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有关母系社会的科学研究，总是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一些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被人们认可，而另一些观点在某些情况下又被人们否定；一些观点在之前普遍被认为可靠，但是在后来又被怀疑，甚至被认为存在错误，再后来又再次被认为正确。科学研究结论反复被承认和推翻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科学理念的这种不断改变，是否仅仅是当前的科学新研究发现了在这之前的科学研究成果中过时的内容，就像老年的我们去审视年少时的自己一样？还是说，这种现象反映了科学家受到社会的影响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少？与这种情况类似，在当今的许多科学领域，例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历史学和物理学领域，有些观点看似混乱且相互矛盾，却不仅表明了科学研究的相对性，还更多地反映了它们仅仅是少数几个科学家的观点，而不是似乎从来就不存在的绝对真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假设，科学家这些混乱的观点恰恰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文明社会的混乱呢？]

母系社会中特别的两性关系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从我们认识母系社会的过程能够看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当前有关性别和婚姻的冲突问题。回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男性拥有的独特功能与权利，仅仅是主导性别的一种社会功能。然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和某些特殊情况下，女性确实曾拥有在当前的社会文化中属于男性的权利和特权。沃尔特·贝伦·沃尔夫（Walter Beran Wolfe）在《女性最好的岁月》（ A Woman’s Best Years ）一书中指出：“并不能从精神学或心理学、生物学中找到与‘男性优势’相关的证据。毋庸置疑，任何现有的‘优势’仅仅是经济 （我们更愿意用‘社会’这个词） 条件的一个功能罢了。”

通过科学地观察圈养动物群体中的亲密关系生活，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身体最强壮的猴子统治了整个笼子中的其他猴子，并独占了与其他异性猴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雄性猴子承担主导角色与雌性猴子承担主导角色并没有任何差异。如果某个雌性猴子在整个族群中最强壮，那么它的性行为与雄性猴子的性行为完全相同。” quBcKfLViibG9rgLlqYpshQ4CNlD0OD86WCOgpQFe8tgZmyRv9ouXWCdyovnlQ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