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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因为一个机缘，我和先生第一次读《爱和自由》这本书。
这个机缘就是我生了孩子。
之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众所周知”的混乱：
看着躺在小床上的婴儿，我们第一次对自己产生重大怀疑。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养育这个孩子。
我们小心翼翼却笨拙地照看着这个孩子，看着他爬，观察他玩水和沙，陪着他一遍遍地将扔下的东西捡起来，扔下，再捡起来，再扔下。
有时，看着那个胖乎乎的长得像老太太的6个月大的孩子，靠坐在沙发的一角，累得快瘫倒的我们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是谁？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噩梦”还没有结束。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搬了家，离开了刚刚入住一年的新房子，租住到上海孙瑞雪幼儿园所在的小区里。而在这之前，我们花了近8个月的时间装修我们的房子。
我的先生决定终止他近3年的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退学了。
伴随着大量已经快被我遗忘的“噩梦”，我还产生了一些怪异的行为：送书。
刚开始，只要是有朋友生孩子，我就送一本《爱和自由》给她。
慢慢地，我的送书范围扩大到只要有朋友谈恋爱、结婚、怀孕、住院、高考、夫妻吵架等，我都会买这本书像送巧克力蛋糕般送给他们。
再后来，伴随着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我和先生在孩子身上真切地看到那些从前我们在书中常常看到的“自由”。
我们为此感到惊讶。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先生的书桌上看到他随手写的一张小纸条：关于孩子的教育，我在自己孩子养育过程中所经历和看到的，一再地向我证明，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不仅仅是书上的字和学者嘴里的话，它可以并且真的已经被有意识地实现出来了，而且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个信息，振奋了年轻的我，让我从虚无主义，从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中又恢复了信心、希望和目标。
后来，我的送书行为停止了：身边的人好像差不多都有一本了。
我意识到，要小心使用这本书。
它不仅会改变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它将改变成人。
写下这篇文字时，已是2017年。
听说，这本书的发行量并没有因为我停止送书而下降。
它的销量还在继续增加中。
我想，一定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开始送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