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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叛乱以吴王刘濞（高祖之侄）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菑川、胶西、胶东七国参加，史称“七国之乱”。
那么，这七个诸侯国为何会联手发动叛乱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时的政治制度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便废除了先秦分封诸侯的“分封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惜秦朝并未因此长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后，很多人认为，若无四方诸侯作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刘邦便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在其他地方实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般拱卫中央。
这样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诚然，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家发生叛乱，诸侯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避免重蹈秦朝孤弱而亡的覆辙。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刘邦设计的“郡国并行”二元体制亦然。因为分封诸侯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诸侯都是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拥有自决权。那些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就有可能因势力膨胀而日渐坐大，最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四方诸侯中的老大。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国内既有铜山又有盐场，丰腴富饶，经济发达——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谓富甲一方，势可敌国。像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当然不能任其坐大，必须想办法进行遏制。
汉文帝时，一代名士、著名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称为《治安策》，核心思想便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天下的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诸侯国，通过削除封地的办法，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
文帝采纳了这个策略，于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小国；将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小国。然而，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等吴王刘濞死后，再顺势将其封地分割。不过，还没等刘濞“翘辫子”，文帝自己就先归天了，这个棘手的难题被留给了景帝。
巧合的是，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居然还有一桩私仇。
刘启当太子时，有一天与吴国太子刘贤弈棋，二人起了争执，且刘贤的态度颇为骄慢。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在了他的头上——不料这一砸竟然把刘贤给砸死了。吴王刘濞平白无故死了儿子，内心的仇恨和怨念可想而知。他虽然没有当即造反，但从此便称病不朝，以示抗议。
文帝自知理亏，只好替吴王开脱，说他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还派人给他送去了坐几和拐杖，以表朝廷优容忍让的态度。
“弈棋事件”虽然表面上就这么过去了，但在吴王刘濞的心里却始终没有翻篇。而景帝即位后，又开始重用晁错，锐意削藩——于是朝廷跟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公愤私怨就这么搅在一起，最后当然会来一个总爆发。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自少研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稍长，晁错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此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晁错颇受文帝赏识，也备受刘启（时为太子）的倚重，被东宫上下称为“智囊”。
刘启即位后，晁错被擢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晁错开始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屡屡向景帝上疏，“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等诸侯开刀。对此，诸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
七国反叛的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
当时，汉家天下承平日久，一下子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有些慌了手脚，景帝更是忧心如焚。按理说，作为景帝最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危急形势，晁错理应一肩挑起平叛重担，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然而，此刻的晁错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从容，反而昏招频出、一再犯错，以致一步一步走向了身死族灭的悲惨深渊。
晁错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有远谋而无近虑。
他力主削藩，这一政策目标固然没错，可他却没有相应的实际操作能力，以至于叛乱一起，就乱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
第一条，是“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就是让景帝御驾亲征，由晁错坐镇京师；第二条，是“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意思是徐县、僮县一带（今江苏省泗洪县、安徽省泗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可以割给吴国。
很显然，这是两条荒谬至极的主意。
晁错为何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强替他找到这样的理由：
首先，晁错让景帝御驾亲征，估计是为了提振军队士气，就像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便亲自披挂上阵一样。可问题在于，景帝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平天子，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带过一兵一卒，岂能与戎马一生、血染征袍的高祖同日而语？再者，晁错身为臣子，让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却在长安躲清闲，并以留守之职统揽朝政——实在是显得居心叵测。
其次，晁错说要把“徐、僮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向吴王投掷烟幕弹，故意示弱以麻痹吴王。但是，晁错一方面让景帝御驾亲征，一方面却又故意向敌人示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假如景帝真的这么做了，只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徒令天下人耻笑而已。
因此，景帝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
晁错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心胸狭隘，容不下异己。
没有人能否认，晁错是个难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诸侯，力排众议，锐意削藩，根本目的是巩固中央权威，希望大汉天下长治久安。然而，往往越是忠直之臣，越有一个毛病，就是容不下与他政见相悖或性情不合的人。司马迁在评价晁错的性格时，就说他“为人峭直刻深”。这个词的意思，说好听点儿叫作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儿就是执拗、刻薄。
当时，晁错在朝中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叫袁盎。
袁盎原任吴国丞相，与晁错素来不睦。早在文帝时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立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场，晁错的反应也如出一辙。景帝即位后，晁错一升任御史大夫这个纠察百官的职位，便以袁盎收受吴王贿赂为由，欲治袁盎死罪。随后，景帝将袁盎贬为庶人，却赦免了他的死罪。
晁错没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吴国带头作乱，晁错便抓住这个把柄，再度指控袁盎与吴王暗中勾结。但是，晁错此举却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对。他们认为，袁盎任吴国丞相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几年一直住在京师，应该不会与吴王通谋；此外，就算袁盎有问题，也应该在叛乱爆发之前抓他——这样或许还能搞到点儿有用的情报。如今七国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晁错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没有什么证据，无法整治袁盎，只好悻悻作罢。
很快，袁盎就听说了晁错要整死他的消息，顿时大为恐惧。他意识到，再不奋起反击，自己迟早会死在晁错手里。
然而，此时的袁盎只是一介布衣，如何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呢？
乍一看，跟晁错比起来，袁盎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要跟晁错斗，不亚于蚂蚁战大象，几乎是不可能赢的。可是，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尤其政治，更是世界上最善变、最不可捉摸的事物。上一秒，你也许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下一秒，可能就家破人亡、身死族灭了。这其中的转捩点，就在于时势。
时势这种东西，跟大自然中的气流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拥有摧枯拉朽、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深谙时势并善加利用者，便有如鲲鹏展翅，可扶摇直上九万里；昧于时势并与之相悖者，便如同怒海狂涛中的一叶孤舟，随时会被恶浪一口吞噬。
如今，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显然就是昧于时势、即将覆没的一叶孤舟；而袁盎则已经看懂了时势，只要顺势而为，必能一举将晁错置于死地，从此咸鱼翻身、否极泰来。
心意已决，袁盎随即找到与他私交甚笃的窦婴，请他帮忙向景帝求情，希望面陈平叛之策。窦婴也是跟晁错不和的人，于是欣然帮了袁盎的忙。
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看也不看晁错一眼，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
景帝问：“如今吴、楚反叛，你有何看法？”
袁盎答：“不足为虑。”
景帝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满意，道：“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制盐，占尽地利，且集结了四方豪杰，兼得人望。如今到了白首之年才悍然起事，若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岂能轻易发动？你居然认为不足为虑？”
袁盎不慌不忙地说：“吴国诚然拥有铸钱和制盐的财源，可投靠他的那些人，却称不上是英雄豪杰。若是真英雄，必会辅佐他走上正道，不会怂恿他兴兵作乱。那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帮地痞流氓、亡命之徒而已。”
景帝问：“你有何良策？”
袁盎说：“请陛下屏退左右。”
景帝示意在场的宦官和宫女退下。于是一众闲杂人等皆退，只有晁错站着不动。
袁盎瞟了纹丝不动的晁错一眼，说：“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景帝旋即屏退了晁错。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大为恼恨。（《史记·吴王濞列传》：“错趋避东厢，恨甚。”）
此时的晁错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生，他将再也不能迈进大殿一步了。
晁错走后，袁盎说出了他的平叛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贼臣”，并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归到了晁错头上。他认为，要不是晁错一意削藩，不断削夺诸侯封地，七国也不会反叛。所以，而今之计，就是把罪魁祸首晁错斩了，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这场叛乱。
袁盎说完，景帝沉默了很久。
他并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话对不对，而是在最后一次说服自己——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时，景帝心里就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的方案了。所谓“政治解决”，说白了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丢车保帅。因为在景帝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错，七国叛乱的矛头也直指晁错，那么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了。若能就此令七国罢兵，那么牺牲晁错一人以换取天下安宁，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
说穿了，就是必须让晁错来当这个“背锅侠”。
所以，景帝召见袁盎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换句话说，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当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正因为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
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
当天，景帝便任命袁盎为太常，命他秘密离京，去吴国跟刘濞谈这笔政治交易。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没有预料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很可能招来众怒、引火烧身吗？
事实上，早在晁错刚刚提出削藩之策时，其父便已料定此举是在玩火，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图的是什么？”
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
由此可见，晁错不是没有预料到削藩的后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晁错犯的第三个错误：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
眼看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其父只能悲愤而无奈地撂下一句话：“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就回了颍川，旋即服毒自尽，死前留下遗言：“吾不忍见祸逮身。”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后，老人家的话就一语成谶了。
当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晁错“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谋国”与“谋身”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中抉择。道理很简单，要达成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何谈“谋国”呢？
然而，晁错却没有做这样的冷静思考。即便是他父亲的“死劝”，也无法浇灭他那飞蛾扑火般的政治热情。
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后，景帝便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疏，对晁错发起了弹劾。他们给晁错拟定的罪名是：“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建议将晁错腰斩，并且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晁错传》），意思就是所有亲人，只要还没分家，无论老幼通通砍头。
景帝看过奏疏，当即批了一个字：“可。”
很显然，这是一个异常严厉、近乎残忍的处置办法。后世读史者，很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要杀晁错，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动用“腰斩”这种极刑呢？这种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人死，更是要让人在极端痛苦中死。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对晁错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有必要吗？此外，要杀就杀他一个人好了，何必把他一家老小通通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
倘若你也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虽然很善良，却不懂政治。
当时，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丢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后世的读者都很清楚，但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情。我们都知道，晁错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副丞相。要杀这样一个高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这样。所以，景帝必然要给晁错扣上“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的罪名，从而为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绝，对晁错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晁错真的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景帝的杀人动机。至于这么做算不算残忍，是不是滥杀无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召他即刻入宫觐见。晁错以为皇帝要找他商议政务，没有多想，匆匆穿上朝服就跟着陈嘉走了。
行至东市时，陈嘉忽然命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了下来，死死摁在了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摁在铡刀下，然后就被“咔嚓”一刀，铡成了两截。
同日，晁错家里的老老少少也全部被朝廷抄斩，一个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