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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社会发展的人本逻辑，意味着经济问题要纳入社会整体当中来考虑。经济学帝国主义让决策思维不由自主地遮蔽了对社会整体的观察，模糊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状态。当区别于之前所有社会状态的“风险社会”来临之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已经改变，经济理论原有的那套自洽性也因此而改变，难以解释和指导当下以及未来的实践。用我们很熟悉的那套传统理论来观察当前现实和谋划中国的发展，那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流行的经济学，与我们党的政治理念在底层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人的发展、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只有放到整个社会当中才能清楚认识，放在经济当中则只能看到一部分。观察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若跳出经济思维，从整个社会来看，那只是为人的发展、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创造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衡量分配的基尼系数即使降低到 合意水平，也不能说共同富裕取得了成功，因为可能是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充要条件是通过改革创新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合力来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尤其是农民群体的能力提升。收入不能替代能力。有钱了，不等于就有能力了。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缩小了。从中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一定时期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会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过去缩小了，但能力差距并未随之缩小。
能力来自社会消费过程，也就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收入，即有没有钱和有多少钱的问题，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这涉及的是消费对象、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有钱，未必有条件消费、有能力消费、可以安全消费。消费的高度社会化导致的各种消费风险，带给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是仅仅依靠增加收入就能解决的。
消费作为与经济概念对应的社会概念，是人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人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重要条件——劳动力和人才的过程。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包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当私人消费不足以达到基本消费和获得基本能力时，公共消费就应当补上，不让一个人落下。这比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性支出这类再分配更重要。把公共消费折算成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纳入收入再分配中考察，模糊了公共消费对能力提升的直接作用，而收入再分配并没有这种直接作用。
国民基本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参与经济循环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保障，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内在其中了。促进共同富裕，要摆脱效率与公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两难选择困境，只有从物转向人，从财产和收入基准转向消费基准，才能真正做到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才能实现逐渐地、持续地走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