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要防止金融对贫富差距产生逆调节作用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财富金融化趋势更加明显，这意味着居民的财富更多以金融产品形式持有，比如股票、债券、存款、理财产品等，金融化将会大大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财富分配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大。金融市场制度体系的不完备，可能会放大群体性能力差距，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货币发行方式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分配后果。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认真分析金融的作用，扬长避短，发挥好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好各类层次的金融市场，让金融成为共同富裕的助推器。

（一）收入—财富循环与金融市场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 。

收入与财富的循环离不开金融市场。收入流量转化为财富积累，财富产生的财产性收入，都是以金融市场为中介的。其中财富存量总是处于金融市场之中（广义的金融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其产生的收入要么重归金融市场，形成财富的增量，要么退出金融市场，变成消费支出。只要产生了收入流量，并达到一定水平，税收就会对之进行调节。而处于金融市场的财富存量，则受到金融市场的调节，通过资产价格（资产收益率）进行流量分配和存量分配。当资产收益率为正数时，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当资产收益率为负数时，则财富存量被金融市场再分配。

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被“割韭菜”的居多，在不透明、不公正的条件下，更是如此。金融市场成为造富的场所，同时也是致贫的场所，如变为“负资产”。香港房产动荡时期曾经导致不少家庭破产。存量财富通过金融市场的再分配往往快速扩大社会财富差距，进而扩大收入差距。有了金融市场的加入，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循环速度就变得更快了，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循环而独立存在。健康的金融市场可使更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而扭曲的金融市场，不但不能使更多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甚至连财富存量也被再次分配成为“负资产”。金融市场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很大。这种“双刃剑”效应，若是再与能力差距相叠加，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都会在循环中不断扩大，导致财富快速集中和个人贫富悬殊。金融市场一旦产生这种逆调节作用，就会对冲税收的调节作用。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货币发行方式与贫富差距有直接关联，但具有隐蔽性从而被忽视。按照一般金融规则，只有货币持有者，才能获得货币。持有货币越多的人往往越容易获得更多货币，在这个机制作用下，贫富差距就会扩大。信用货币多是以抵押贷款方式发行的，财富多寡决定了能获得多少信用货币。财富多寡与获取货币的多少挂钩，贫富差距在“财富—收入”的循环中也会扩大。加之普惠金融体系不完善，尤其针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金融服务并不发达，这些都会产生一定的贫富差距扩大后果。可见，货币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可小觑。自 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与金融体系有直接关系。

（二）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通货膨胀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存在再分配效应。对于持有实物资产，比如黄金、房地产等的群体而言，通货膨胀意味着其持有资产的增值，带来的是财富的增加；而对于金融资产持有者而言，其资产是缩水的；对于既无房产又无金融资产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收入的购买力下降，消费降级，他们是通货膨胀中的净损失者。

利用相关物价指数的月度环比数据，来计算近 10 年的物价变化情况，以 2011 年 1 月为基期，截至 2021 年 11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整体累计上涨了 25.6%，CPI指数成分中服务业价格指数和房租指数分别累计上涨了 22.85%和 27.41%，与CPI涨幅相当；但食用农产品与房价走势呈两个极端，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 70.23%，而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甚至低于 10 年前的水平。可见，通货膨胀是一种隐性的再分配，通货膨胀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较大，对低收入群体最为不利，这就产生了再分配效应。

此外，在通胀过程中，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和时间并不是同等的，最先涨价商品的持有者或涨幅最高的商品持有者是通胀受益者，而后涨价商品的持有者是受损者，纯消费者（工薪阶层、低收入群体）是完全受损者。总体上，通胀过程中财富由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进行转移，会加剧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在比较高级的阶段，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长期利率不断降低，通胀的作用越来越弱了。

（三）资产价格的再分配效应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加剧，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就会越来越凸显，对个人和企业而言都是一样，资产价格上涨会扩大贫富差距。资本市场实际上也是财富市场，是为企业提供融资的平台，是社会财富流动配置使用的平台。从社会角度看，资本市场是百姓理财的市场，需要更加完善、透明、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否则就会成为一个财富加速分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是有区别的，应该更透明，法制要更健全，更加公正，更加体现人民立场，而不是资本立场的资本市场。

资产价格的逻辑类似于通货膨胀，但它的价格上涨仅仅是特定资产，例如房产、金融资产等。以金融资产为例，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的财富更多以金融产品形式持有，比如股票、债券、存款、理财产品等，金融化将会大大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财富分配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大。金融资产对财富差距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有无金融资产的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加大，金融资产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包括从资产交易中产生的资本利得，持有资产所获得的利息、红利等。同样的收益率，拥有更多金融资产的人，在未来将会获得比金融资产少的人更多的绝对收益，这就拉大了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复利的作用下，这种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扭曲将会扩大金融资产持有者之间的财富差距。金融市场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高净值群体享受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市场信息，而普通投资者由于缺乏信息或专业的投资知识，在金融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在法律不健全、信息不透明、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容易成为“韭菜”，导致其投资收益与高净值群体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化趋势，从而形成更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财富排名前 1%的美国人在股票和基金方面增加了 6.5 万亿美元收益，而90%的底层人群仅增加了 1.2 万亿美元；排名前 10%的美国富人所持有的股票和基金份额在 2021 年第二季度更创下 89%的历史新高，而 90%的底层人群仅持有约 11%的股票，低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 12%。英国最富有的 10%家庭的户均财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增加了 5.12 万英镑，而最穷的家庭仅增加了 99 英镑。这些再次表明，金融资产已经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四）货币发行方式的再分配效应

货币是一种权益还是一种负债？有人认为货币是一种权益，国家发行的货币与公司发行的股票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公司发行的股票使得公司将偿还负债之后的收益在股东之间按股权比例分配。与此类似，一个国家产生的收益在偿还外债之后，在国民之间按货币持有量进行分配。所以，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及通过本币发行的国债，实际上都是国家的股权 。“国家股票”作为财富的载体，一定具有价值储藏功能；虽然股票不能直接作为支付手段，但这是在企业层面，在货币层面并不存在这个矛盾。由于货币是永不兑付的债券，因而生来具有股权功能，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外汇占款可作资本使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开发性金融的功能，通过“央行的魔术”，重新考虑股权债务问题，改造企业的路就一定能走通，这和过去央行用外汇置换企业不良资产是一个道理。 实际上，微观视角的股权和债权与宏观视角的股权和债权并不具有可比性，这方面的话题有待深入研究。

经济货币化、金融化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存量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货币存量流动呈收敛状态，并与产业结构的收敛方向一致时，货币存量的规模是适度的。相反，如果货币存量的流动呈发散状态，并引起产业结构趋向发散，则货币存量规模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相应地，产业结构的收敛对应着不同产业间劳动者收入的收敛，反之则扩大了不同产业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存量的调整有了新的内涵。金属货币由国家来铸币的时候，可以通过金属货币存量的不足来获取相应的收益，金属货币变成纸币以后就变成信用货币。在国家垄断之后，信用货币的发行依托的就是国家的信用。国家信用在货币正常增量中的部分就是国家的收益，也就是国家财政的收益。货币存量的增量部分就是铸币税，铸币税也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属于新增货币的范围，但这并不是无限地超发货币。从央行的负债表看，铸币税并没有通过国债转移给财政使用，是通过商业银行转移到市场去了。这样的分配效应就由国家收益的部分变成市场的收益，对分配的影响相当大。由于货币的存量越来越大，铸币税对分配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对铸币税的问题有必要重新认识，应该纳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领域当中 。

我国的货币发行方式主要包括外汇占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方式。自加入WTO后的十几年间，由于“双顺差”的存在，外汇占款一直是我国货币的主要发行方式。2014 年以来，国际收支差额渐趋平衡，外汇占款在新增货币发行中比重逐渐下降，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业务逐渐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当前的货币发行方式下，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的信贷在货币创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货币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到最后资金的使用者手中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实际上扮演着货币配置的角色。信用水平是商业银行配置货币的核心依据，信用水平不同的主体，其信贷的可获得性是不同的，持有财富更多的群体更快也会更多获得增量货币，企业相对于个人也更容易获得货币。获得货币的时间先后不同，会产生所谓的“坎蒂隆效应” ，先获得货币的人会增加消费和投资，推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上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进而产生与通货膨胀类似的再分配效应。现实中，谁最先得到资金支持，谁得到的资金支持较多，都会带来一定的再分配效应，从而扩大贫富差距。

即使在不通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发行同样有可能产生再分配效应。当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货币市场上资金会比较宽裕，推动利率下行。这时资本将寻找新的出口，要么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形成实物投资，资本实现了扩张；要么进入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推动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从而形成了资产价格的再分配效应。因此，即使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发行为资本创造了更好的增值环境，产生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再分配。英美等国家的股票市场导致财富差距拉大，最直接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为应对冲击普遍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全球性流动性泛滥助推了世界主要的股票市场的上涨，持有股票的个人财产性收入会随之上升。从国内的历史数据来看，M2 增速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之间也存在大致相同的趋势，2016 年以后这种关系有所逆转，这取决于货币政策调控结构化趋势，例如定向降准、定向贷款等新的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精准发力，这些有利于缓解货币的负面再分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