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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共同富裕要转向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人本逻辑，这意味着经济问题要嵌入社会整体当中来考虑。“经济学帝国主义”放大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模糊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边界。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嵌入社会的一部分，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状态。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及其衍生风险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
，当“风险社会”这个区别于之前的所有社会状态来临之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已经改变，经济理论原有的那套自洽性也因此而改变，难以解释和指导当下以及未来的实践。
从经济学角度看，共同富裕是指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共同富裕关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物质富裕是一个方面，精神富裕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上，那么共同富裕就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整难以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不要以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分配在一定时期合意了，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一种确定性思维、线性思维的认识。物质生活条件只是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并不等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还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上，即精神富裕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自然提升
。
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应从更系统、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从整体观看待共同富裕，就需要基于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视角，以及经济与社会双循环的视角。只有超越分配来看共同富裕，我们才能对共同富裕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马克思指出，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来看，生产是起点，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把分配得到的产品让渡给其他社会成员，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就是交换；把交换得到的产品进行使用和消耗，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就是消费；消费是全过程的终点。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交换和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三个环节之间也相互影响。其中，广义的分配包含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两部分，四环节中的分配环节仅指狭义的分配，即消费资料的分配。交换，即交换劳动产品，其实质是人们彼此让渡产品所有权的行为，必须经过分配环节，确认劳动产品中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才谈得上交换。在产品经济中，按马克思的话讲，“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
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每次循环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最终的目的和动力，分配和交换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其中交换是要解决要素和商品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易的机制、场所和媒介的问题，分配对生产和消费的衔接起到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消费既是终点，也是新一轮生产的起点，因为消费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消费，人力资本和能力得以形成，同时也为生产提供市场。消费差距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即能力差距，进而带来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本质上不是收入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只是一种形式，分配的依据终究是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谁拥有的多，谁的收入就高；否则，就低。贫富差距过大会妨碍社会再生产循环，例如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甚至发生经济危机。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循环顺畅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19 世纪经济学在欧洲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诞生的时候，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处得非常融洽，然而一个世纪后，它们却朝着不同方向走去。20 世纪 80 年代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社会学派。新经济社会学派有两大重要思想：一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二是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
。对应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是由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贫富差距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完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各种社会制度因素对人的权利、能力差距的形塑，比如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身份制度带来的社会权利不平等和能力差距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念的扭曲等问题。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扩大也会对社会结构造成扭曲性影响，即经济不平等会强化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反过来也会强化经济不平等，两者相互循环作用，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同时累积叠加。一旦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受到质疑，社会团结将会出现裂痕，社会秩序也将面临挑战，通过经济政策也许可以短期维系经济运行，但发展终究不可持续。近年来欧美民粹主义泛起、种族矛盾加剧、社会极化，与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有直接关系。
经济问题会带来社会问题，同样，社会问题也会带来经济问题。例如：基于社会身份的公共服务体系，会扩大社会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因此，需要将共同富裕纳入社会整体视角，通过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消除基于身份识别的公共服务限制，破除扩大贫富差距的各类制度性因素；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价值导向，让共同富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目标。
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长期持续的改革推动，要着眼于长远，不仅考虑代内间的共同富裕，也要考虑代际间的共同富裕，而且在不断缩小国内贫富差距的同时，还要关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化，尽可能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使得中国的共同富裕体现为一个持续的动态优化过程。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经常将“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两个概念混淆。事实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区别，前者是指流量分配，而后者是指存量分配。尽管存量是流量的历史性沉淀，但存量分配却现实地决定了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规模越大，对流量分配的决定作用就越大。从存量来理解富裕与贫穷，体现在财富积累的多寡上。富裕不只是收入高，更是财富多；而贫穷意味着“无产”，没有财富的积累，即所谓的一贫如洗。走向共同富裕，显然不能只考虑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财富积累的分布，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独立地发挥作用，并自发地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进而导致“马太效应”。
收入体现为当期的流量，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是以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拥有者为主体，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分配，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换。与马克思设想的产品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分配和经济交换是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生产要素的交换过程，也就是初次分配的过程，其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市场主体拥有的生产要素多寡及其稀缺性，概括地说，取决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多寡和稀缺性。在再分配过程中，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通过所得税、财产税、社保缴费、转移支付、社会救助等方式进行分配，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除此以外，还有以社会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自愿慈善行为。我们平时强调的分配平等性，更多是基于当期的收入流量来认识和测度的，包括再分配政策，与企业、家庭、个人等主体的当期收入直接相关。比如，白领阶层的收入高，无偿转移性支出就更多，如缴纳个税；反之，失业、半失业者等低收入人群则能获得更多的转移性收入，如领取救济金和补贴。显然，这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可以避免消费上的绝对贫困，但无法缩小财富差距。
财富属于存量概念，广义的财富包括人的能力，即人力资本，进入经济循环后变为资本或资产，促进经济增长。从财富存量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增长无非是财富存量的一个“增量”。这个增量扣除当期消费之后，变为积累并形成经济资本。在微观形态上，经济资本转化为财务资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积累形成各种资产，以及由于资产的增值、贬值，从而带来财富水平的变化。例如，城市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居民存量财富的增加。当然，这种财富的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漂移”，公共价值外溢到了私人财富上。另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挥作用，实现存量财富的转移，实现社会财富的集中和集聚。金融市场既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也具备财富再分配功能。财富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这种再分配功能也就越大。
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转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易被觉察，但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因此，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仅在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分配问题，可能因“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存量和流量的分配循环机制出发，以此来追溯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改变分配循环中的初始条件——能力的群体性差距，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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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一个远景目标，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所以，共同富裕不是通过某些分配政策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要在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
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虽然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比高，规模大，但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这也说明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上，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效果不明显；从更长时间来看，甚至是无效的，可能会导致对政府再分配的过度依赖，西方“福利陷阱”就是一个教训。因此，初次分配中的差距仅仅寄希望于再分配政策来矫正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劳动技能、经营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才是关键，而且要激励劳动者自发地提升能力，这需要精神能力建设。只有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平等性，尤其是群体性之间的差距缩小，初次分配的差距才会缩小，这是促进经济平等的先决条件。也唯有如此，经济效率才能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
促进国民能力普遍持续提升，需要在社会平等上下功夫，加快社会改革，分阶段逐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尤其是社会成员的身份体制问题，尽快形成基础性制度安排，为所有人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机会，包括提升能力的机会，在全社会真正形成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生活的机会平等，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才是社会主义更本质的内在要求，而走向共同富裕只是其实现过程中的一种结果呈现。不言而喻，这是人自身的发展与物质发展相互促进的一个长期过程。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这离不开精神富裕。有关精神富裕的表述，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展现了一种高洁的人生境界。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表明了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精神富裕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思想境界或主观感受，受物质条件的影响，但是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这方面在中国古代圣贤的事迹中多有记载。如果我们以幸福感作为精神财富的替代指标，就会得出类似的结论。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y（1974）发表文章《经济增长能使人更快乐吗？》，提出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精神富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强大，精神力量强大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禁欲式”的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金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自我异化的表征，把所有人类的特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量，为财富本身积累财富，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实质上是精神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把工人变成畸形物……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病态现象，这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方面快速富裕，而社会同时陷入了精神贫困，让人警醒。
精神富裕需要一定的物质富裕作为基础。但基于人本观看共同富裕，没有精神富裕的共同富裕是畸形的，是无实质意义的。进一步说，没有精神富裕，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没有充分彰显出来，物质富裕也将是昙花一现。首先，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人不是金钱的奴隶、不是财富积累的工具。社会上的人们总是保持一种奋斗精神，充满朝气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永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社会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不是仰视，而是工具，财富是为人服务的。人和物的关系永远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不能颠倒成为物的附庸。其次，人的创造性更多体现在各种创业和创新活动上，以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面对困难和问题。创业活动背后体现的是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背后则体现为观念和精神的自由，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有助于促进人们的创造性，让每个人都有创业的追求和创新的自由，这样可以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最后，人的文明性体现在人们不仅仅利己，还要利他；不仅考虑当前，还考虑子孙后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无论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有多么自私，他总是存在着一些本能，因为这些本能，他会关心别人的命运，会对别人的幸福感感同身受，尽管他从别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种本能就是慈悲或怜悯”；孟子曾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古代先贤义士所兴办的义庄、义学等，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道德的力量。如果这样的力量足够强大，精神就更加富裕，人人都有利他行为，那么就可能促进社会的普遍信任，即社会资本。有了长期视角，我们制定政策就会更具连续性、稳定性，就不会急于求成。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共同富裕社会中，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是相互促进、相互转换的关系，是一体两面，都不可缺少，需要物质和精神双富裕。
需要关注的一个新现象是，在当今经济社会数字化加速的时代，那些拥有更多数字化技能以及数字素养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胜出机会，这样会带来各种形式的数字鸿沟现象，进而导致收入差距，数字技术进步可能加剧这种收入差距。科技和资本一旦结合会形成聚变效应，会放大贫富差距，拥有资本的人将会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从精神层面上要求遵守一定的科技伦理，也就是让科技向善
（Tech for Social Good），这就赋予了科技以精神的内涵，拒绝野蛮生长，让技术和产品放大人性之善，用科技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科技企业或是通过创造更多就业或更多税收，或是通过打造具有公共性的数字平台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创业和交易提供机会和条件，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让科技更好服务大众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