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体性能力差距是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导致贫穷的因素不少，能力的贫穷是重要因素。实现大多数人的富裕，一个重要条件是：通过不断改革创新，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来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尤其是农民群体的能力提升。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以户籍为社会身份标志的农民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中能力普遍偏低的一个群体。中国的农民群体根植于二元结构之中，深受城乡制度差别的制约，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就能改变其境况的。值得强调的是，农民收入增加不能替代能力提升；通过政策实现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不等于能力差距缩小，增加收入的政策不能替代提升能力的政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中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一定时期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会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过去缩小了，但能力差距并未随之缩小。能力来自社会消费过程，即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也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因此，消费的差距会影响能力差距，进而导致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要打破不合理的社会身份制度来增加公共消费的可得性、可及性，进而促进所有人尤其是农民群体的基本能力提升，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减少种地的农民和无城镇户籍的农民工。

（一）能力差距的成因：先天禀赋与制度安排

能力是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的本领，依附在每一个人身上。究竟什么是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学说，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如果使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从可行能力出发，阿马蒂亚·森认为，实质自由的主要内容包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以避免的疾病和过早死亡之类）的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自由。简而言之，能力就是自由——能过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包括失业、贫困、人身束缚、过早死亡和性别歧视等。能力的测度是一个难题，智商测量也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能力。1904 年，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提出了智力结构的“二因论”：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按二因论之要义，人类智力内涵包括两种因素：一种是普通因素（general factor），简称G因素；另一种是特殊因素（specific factor），简称S因素。按斯皮尔曼的解释，人的普通能力系得自先天遗传，主要表现在一般性的生活活动上，从而显示个人能力的高低。S因素代表的特殊能力，只与少数生活活动有关，是个人在某方面表现出的异于别人的能力。一般智力测验所测量者，就是普通能力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4 年 9 月至 11 月间合作撰写了第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神圣家族》，对人的解放能力进行了论述，指出人的解放能力也是人获得自由的能力，认为人需要在掌握正确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基础上，发挥“现实的人”的抽象能力，并在“现实的运动”“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中才能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决定性、制约性和受动性等作用，为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处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同样，人的能力也是在发展的，并将伴随人的一生 。

随着现代心理学技术的发展，心理学家R.Sternberg（1985）利用量表对动机、偏好、自尊感、自控能力这样典型的非认知技能进行有效测量，使得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认知能力成为可能，这些研究推动了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新人力资本理论打开了以前被视为“黑箱”的能力形成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基于多维能力的广义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新人力资本内容包括能力（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技能（教育或在职培训）以及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要素。其中能力是新人力资本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的教育、健康等被视为个人基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进行选择的结果 。Heckman和Rubinstein（2001）以美国普通教育发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参与者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教育和工资的重要性，此后的一系列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显著影响个体的工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行为，甚至超越认知能力对其的影响。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多数文献认同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有的结合发展中国家转轨历史时期进行了系统的收入差距、贫困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造成收入差距的各类原因 。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能力总是有差距的，一方面，先天禀赋不同，包括人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等，这方面的差异具有天然性和随机性，它会造成个体的能力差距，但并不会形成群体性的能力差距，也就不会形成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真正让贫富差距固化并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之间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不均等。比如，在户籍制度之下，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体制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两者能力差距造成起点的不公平；不同区域的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其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也会呈发散趋势；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不同情形，都存在制度性不公平现象。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就会固化甚至进一步加剧。例如，城乡之间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据统计，2020 年制造业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 6898.6 元 ，而制造业中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 4096 元 ，为城镇职工同行业平均工资的 59.4%，收入差距显著。在其他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收入差距。

破除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 ，刘尚希（2021）认为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的平等。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不平等的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比如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体制造成的就业机会不公平以及两者能力差距造成的起点不公平，都是导致二者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在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过去受户籍制度束缚，难以实现跨区域的自由流动，或者只能通过考学、参军两条主要路径改变原有生存状况。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农村人寻求机会、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人即便长期在城市务工生活，因受到社会身份的约束，仍难以平等享受到同城市民待遇。农民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外出务工的自由，但在二元社会结构下，难以举家迁徙到想去的城市，即便迁徙了也难以获得市民身份。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政策和财政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消除了绝对贫困，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要实现农民的共同致富目标仍存在巨大挑战。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往往没有城市的经济效率高。加上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缺乏平等机会等原因，导致农民致富和家庭条件改善比市民更难。这种社会身份体制除了户籍以外，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不同情形。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缓解群体性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就会变得尤其困难。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居民平等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无形中就会加大能力差距。

（二）能力差距决定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和消费差距是观察贫富差距的三个维度，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循环的关系，收入差距是这一循环关系的初始起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在初次分配中，个人能力水平决定了收入水平，能力差距决定了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是一个流量概念，财富差距则是一个存量概念。居民财富通常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它是收入流量扣除支出后积累而成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之间存在循环正反馈机制，高收入者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财富又能创造更高的收入流量。财富除了通过增值或使用权转让等方式直接产生新的收入以外，还能通过杠杆效应加速财富的增长。因此，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差距，接着，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又造成了消费差距，而消费又是人力资本，即人的能力提升的关键，这样就进入下一轮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能力差距→收入差距”的循环中。

鉴于数据可得性，这里能力变量以居民受教育年限为替代性指标，以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图 1-3），1985 年以来城乡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持续上升，二者的差距在 2000 年之前呈现显著下降态势，之后有小幅上升，2005 年后开始下降，2010 年后重新扩大，近几年扩大的趋势显著，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城乡居民能力的差距在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能力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这反映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差距的变化上（图1-4）。

收入差距尤其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累积会形成财富差距，实际上也反映了理财能力或经营能力的差距。以城乡为例，最新研究 发现，住房资产和金融投资是导致家庭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缺乏现代金融知识素养，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的投资理财能力不足，加之农村没有房地产市场，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不足，使得农村难以享受城市充裕的金融服务以及房产增值收益。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5 年数据，我国家庭资产配置重心在非金融资产上，比例占家庭净资产的 84.6%，金融资产仅为 15.4%，且房产在非金融资产中占比 87.2%。单就房产而言，这十几年来，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大幅增长，城乡居民的房产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已经翻番。此外，加上城镇居民在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方面的增值，城乡居民之间真实贫富差距可能还会扩大。

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会加大消费差距，2013 年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异为 11003 元，2019 年达到了 14735 元，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差距有小幅降低，达到了 13294 元，是 2013 年的 1.2 倍。消费差距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差距，进而影响到下一个循环。

（三）消费差距影响能力差距

马克思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再生产过程。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在收入、财富和消费三者中，消费是最重要的。物质消费、健康消费和教育消费等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可以说，消费水平的差距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差距，即人的能力差距。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消费分为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私人消费是由个人为满足其自身需求支付费用的消费，公共消费是由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开支，例如教育、医疗、养老、育幼、文化等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相应地，消费差距也体现在私人消费差距和公共消费差距两个方面。

私人消费差距是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延伸。按照持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由持久性收入决定，这个持久性收入可以理解为收入和财富的总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不仅决定其消费水平，还决定其消费结构，显然，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最高，用于人力资本的消费支出相对不足。因此，个人能力提升就越有限，越容易形成收入或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有研究者利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研究发现，2010—2018 年中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车延、刘润芳，2021 ），代际间收入流动性降低表明收入差距的固化程度有所提高。以城乡居民为例，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烟酒和食品占比为 29.2%，农村这一比例为 30.1%，城乡差别不大；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健康支出，城镇则是农村的 1.99 倍，这恰恰是决定劳动者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自然会影响到劳动报酬的高低。如果政府能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群体增加这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就可以减少他们的消费支出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其基本能力提升，进而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

公共消费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区域间差异和社会身份的权利差别，不同群体可享有的公共消费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不同的个体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即使有同样的支出意愿和能力，其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也会因其所触及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而有所不同，这就是公共消费的不平等，或者说是机会的不平等。不同群体间的公共消费差距，更多由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造成的。中国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表 1-2），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土地方面等对农业户籍人口的差别化规定，将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不平等制度化了，形成了农村居民发展机会和流动空间的制度性不平等，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而在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存在种种身份限制，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只能是暂时的或流动的，严重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受限，这又导致了农村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四）共同富裕与所有制相关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现实中，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私营经济等不同所有制形式下，要素流动、产权结构、市场主体地位、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相应地，各类别所有制下的经济主体在发展机会上存在不平等，由此也带来了不同所有制下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比如，就城乡差别而言，城市以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为主体，农村则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两种所有制下的要素及其产权的市场地位显著不同，城乡间要素市场不统一。以土地为例，农村居民所拥有的宅基地和土地的使用权，与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同，其流转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不存在真正的市场，所以农村地区的土地并不具备市场意义上的流动性，也就无法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而且大部分农村土地流转和工业、商业用地征收是在各级政府与村集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农民从土地流转中得到的补偿更是远远低于城镇拆迁户。由于农村产权登记与流转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农民拥有的住房和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价值极低，因此农村居民所能获得用于投资的金融资源十分有限，农村的财富增长机会也大大小于城镇。

再比如，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两者的市场地位存在显著的差异，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纽带联系，在投资、融资、研发、市场准入与退出等方面，都较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配置往往向国有企业倾斜。相反，民营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时常遇到“三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现象，融资需求与金融服务存在明显错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公平竞争环境尚未真正形成，这种不公平性自然会导致两种所有制下就业人员的分配差距。鉴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数据不可得性，这里以城镇国有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差距来近似反映，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资倍数自2014 年开始扩大，2020 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87 倍。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从理论上讲，公有制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保证，但这也要建立在公有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效配置、进行高效使用的前提下。如果公有制经济改革不到位，产权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反而容易出现一部分人从公有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更大的不公平。因此，要发挥公有制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作用，要对公权力有更严格的约束，对国有资源如何进入市场要有更专业的管理办法。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这一组数字已经证明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显然，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基本途径。所谓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是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这要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伟大成就和国际地位；没有民营经济的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不能用老眼光和旧观念，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企混改就反映了这一点（刘尚希 ，2021）。 jCmvbjPk9XJPQ6RBIf2L3oznRn0G6elPVHPiN7vtMWXz3Edt2RJbTRSrJxlX7D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