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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话题 所蕴含的深意？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 策的着力点在哪里？从中国和西方的共同富裕观念差异出发，分析物本逻 辑与人本逻辑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优劣势，可以发现，只有坚持人本逻辑， 从提升所有人的能力入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同富裕所追求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蕴含于人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也就是人本逻辑的立场。这与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政治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西方经济学基于物本逻辑追求经济增长，劳动、资本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把劳动视为一种依附于资本的生产要素，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表现为物的差距，例如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而其背后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权利差距。
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主张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
。根据洛克的理论，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政府的运作需要个人的同意为基础，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共同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福利，这也是
西方
福利国家的政治思想根源
。阿道夫·瓦格纳倡导，
政府应该致力于富裕
人群和较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再分配工作
，这一观点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支持。
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需要从较富裕人
群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款，用于为较低收入群体提供各种福利，缩小贫富差
距。
这种观点至今仍相当流行。“福利社会”“福利国家”这样的概念不胫而走。
其实，福利国家并非一种国家类型，宏观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状态，微观上是对政府一系列特定行为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种由国家通过立法来承担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基本福利职能的政府行为模式
。从19世纪下半叶社会公众对贫困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推动个人机会（例如，对选举权、工人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进行立法）平等的压力日益增大
。19 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开启了福利国家模式，最早是德国，在 80 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强制社会保险计划，并建立福利国家体系。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承认，他希望制造一个强大的德国来统治欧洲，这需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二战以后，为了缓和战后的贫困、失业、社会不平等矛盾，有思想家提出应该由国家出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行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1942 年《贝弗里奇报告》和 1944 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费城宣言》，为战后福利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指导。20世纪 60 年代中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的计划之后，美国的社会支出开始大幅上升，政府预算不断膨胀
。建设福利国家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手段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资分配矛盾，推动大众消费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实际上是把人物化成消费机器，把人工具化。在这个语境下，效率是目标，公平是手段，公平是为效率服务的。福利社会的建设不触及资本主义“资本至上”这一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物本逻辑，无法达成效率与公平的真正融合，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在福利社会背景下，为何政府支出可以持续上升？对此，阿米卡尔·普维亚尼（1973）提出了“财政幻觉”的概念，财政幻觉和政府行为紧密相关，他发现当存在财政幻觉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让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受益，财政幻觉使得政府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并保持较高支出水平，使得纳税人难以感受到某项税收或公共债务带来的实际负担。福利主义发展至今，在党派竞选和多数决定制的作用下，弊端丛生，风险扩大。党派竞选中，各党派为了获取更多选票而纷纷展开福利承诺竞争，在多数原则下，福利承诺越多，当选的概率就越大，福利支出就会产生“棘轮效应”。为了获得民众支持，福利承诺不断加码，而不计后果，最终导致债台高筑，扩大未来财政风险。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公地悲剧”，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整个社会的活力下降。西方福利制度易被各党派变异为控制选民的政治策略，他们的目的是把选民当作政治工具来操纵，让选民成为政府权力的附庸，人的主体性被“资本至上”的物本逻辑倒置为支配对象。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领导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1980 年里根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可谓一语中的。
在物本逻辑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是通过建立所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主要措施包括高额累进税、社会保障政策、最低工资制度等，其目的是缓解劳资分配矛盾，进而通过拉动需求来应对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从结果来看，福利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贫富差距导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但从长期趋势上观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富差距不久仍会回到从前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冲突并未因福利制度而得以消除。
不仅如此，随着福利开支标准的提高，出现了众多福利诈骗者，对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巨大挑战。2009 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危机国的高福利带来的巨额财政负担有直接关系。 高福利政策不仅导致经济的效率 损失，还滋长了人们对福利政策的依赖心理，整个社会的就业意愿和创造 力也随之下降。高福利政策意味着高税收，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又反过来动摇了高福利政策的根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为了避免财政危机，从 2010 年开始，一些福利国家纷纷把削减财政赤字、确保财政可持续作为主要政策目标，选择紧缩政策，开源节流。一方面，福利开支的紧缩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家庭政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萎缩，贫富差距扩大，这一起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民粹主义再次兴起，社会撕裂，给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追求自由市场的美国并没有选择走欧洲福利国家的路线，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欧洲福利国家，福利政策带给财政的压力比欧洲福利国家要小，但通过放弃增值税、选择复杂的个人所得税来调节分配的力度并不小。可以说，在调节分配上，欧洲国家是在政府支出端发力，而美国是在政府收入端发力，但欧美国家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上并未有明显不同。一直为人所称道的“美国梦”光环在不断褪色。哈佛大学的Raj Chetty等人（2017）
利用大数据方法，将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用通胀和其他混杂变量校正过的税收记录结合在一起，分析发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孩子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为 92%，但该百分比在 1984年出生的人群中已经降至 50%，这表明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剧。美联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前 1%的富裕人群——其净财富占比达32.1%
，连续两个季度超过中产阶级，其持有的净财富是后 50%人群的12.8 倍，贫富差距的顽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还有所加剧，不能不让人反思现有的分配制度调控效果。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制定重富轻贫，当不那么富有的美国群体持有与富人群体不同的偏好时，政策对富裕群体的回应依然很强，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几乎为零，这表明富裕的美国人比他们的同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富人纳税少，主要是因为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避税以及公司税率的大幅降低、联邦个人所得税改革
，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叠加在一起加剧了贫富分化。
图 1-1 欧盟及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变化趋势（2008—2018）
数据来源：Wind。
图 1-2 美国与部分欧洲福利国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比较
数据来源：Wind。
从结果来看，西方国家的“共同富裕”路线是不成功的，它们未能跳出效率与公平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实施的缩小贫富差距政策是基于物本逻辑的，而物本逻辑的核心是“资本至上”，人被异化为工具和手段，成为金钱的支配对象。
提到共同富裕，就不得不提及民生、民本等话题，这些和共同富裕息息相关。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民生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形式的表述，近代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更是突出了民生的重要性。基于共享的传统文化和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形成了基于人本逻辑的共同富裕观。
早在上古文明中，共同富裕的思想已萌芽。三皇五帝时期，炎帝神农氏主张有饭同吃、有衣同穿，黄帝致远以利天下，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将均平文化发扬光大。而作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和群经之首的《易经》也表现出鲜明的共富色彩。易道主张大道均平，追求损有余以补不足，万民共富，力戒独占。《易》中六十四卦之首乾卦四德为元、亨、利、贞，其中“利”乃万物和谐共生、各得其利也。“大有”“同人”等卦中也蕴含非一人富之道，大有乃“大获所有”，同人乃“和同于人”，家家丰收富足方可称“大有之年”，人人安居乐业方可称“大同社会”。“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益盈虚”“损上益下”的理念闪烁着朴素的共同富裕思想。
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共同富裕虽在实践中遭遇阻碍，思想却从未远去，且对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其中以诸子百家最为突出。管仲提出“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财相分”，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则提出了“天道均平”的分配伦理规范，老子推行以民为本，认为天之道应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并警告统治者“多藏必厚亡”，充分说明贫富不均的危害，庄子也提出“分均，仁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典警示源于儒家，不仅提出了“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架构，还描绘了以财力共享等为主要内容的“大同世界”。晏子则认为应“权有无，均贫富”，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李觏的“平土均田”、王安石的“抑豪强伸贫弱”、王夫之的“均天下”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皆与其一脉相承。
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劳动者苦难深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矛盾点燃了无数次农民起义的战火。这些农民起义大多是在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爆发的，其诉求也大多聚焦于“均贫富”。从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高举的机会均等大旗，到公元 17年王匡、王凤率领的“除霸安民，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再到东汉末年宣传万物平等的黄巾起义，都体现了对贫富不均的痛恨。在此之后，王仙芝、黄巢以“均平”“平均”称号发出讨逆檄文，王小波、李顺高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幺在“均贫富”的经济共富基础上又提出“等贵贱”，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将均平思想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出“务使天下共享”的共同富裕蓝图。
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均平思想已深入渗透到历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无论是上古文明还是先秦诸子，抑或后世变法、改革等，虽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但都在探索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的均贫富之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描绘了一个具有“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制度”的“乌托邦”世界。在“乌托邦”中，每人一无所有而又富裕无忧，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在平等基础上实现生产公有和消费公有，进而达到共同富裕。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描绘的“太阳城”也与乌托邦类似，推崇财产共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幼有所教、老有所养。1842 年，魏特林出版《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认为私有制是罪恶之源，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可概括为“财产共有、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
19 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时期，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暴露出的一系列弊端进行了批判，在分配领域提出的观点充分体现出共同富裕思想。圣西门提出成果共享的“实业制度”，主张按照才能和贡献决定个人收入，按劳分配思想初见端倪。与此类似，傅立叶主张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按照劳动、资本、才能的比例进行分配，其构建的“和谐制度”下，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生的活动和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欧文提出的共产主义小实验——“合作公社”中，融合了“实业制度”和“和谐制度”的特点，主张实施公有制，实施按需分配、成果共享的劳动公社制度。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 3 万英亩土地组建的“新协和”公社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提出的构想并未在实践中取得成果，但其均贫富的思想仍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共同富裕思想包括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从社会整体的绝对水平出发，要求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后者是从社会内部的相对差距出发，要求合理分配、允许保持一定差距。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人实现富裕将成为共同富裕社会下的生产目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则是经济基础，通过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保证了社会成员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还能给予他们的体力、智力充分自由发展和运用的机会。只有在个人实现全面发展后，集体的一切财富才能充分涌流。马克思主义首次将人的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共富共享的基础。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他们认为，共同富裕的主体应当也必须是全体人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必不可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和分配都实行公有。他们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实践，但最终也未能成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土地革命，在农村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重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即“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随后，在 1955 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富裕起来。在此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一步步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政治基础。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使其更具活力和效率。
如何尽快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因此，“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通过“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将先富后富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随后党的十五大将“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并于 1998 年末明确提出“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的新要求。进入 21 世纪，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之一，“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根本体现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最基本要求则为共享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为“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2002 年 11 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再次强调：“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集中阐述了对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政策部署，使得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也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三步走”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 21 世纪头 20 年的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
除理论和制度发展外，这一时期在政策实践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探索。一方面，“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采用开发式扶贫，成功在 20 世纪末基本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大批下岗工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立有效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此外，针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向西部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转移，增强西部地区造血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03 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胡锦涛共同富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在这一理念下，社会公平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应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这一阶段，“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既包括城乡发展的统筹，也包括区域发展的统筹，还包括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统筹。城乡协调方面，胡锦涛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全面取消农业税、开展粮食补贴等方式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发展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健全涵盖医疗、养老、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区域协调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推进，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陆续实施，并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新思路。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方面，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强调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次凸显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同时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报告还重点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已经将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延伸到经济、社会两个层面，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巩固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得到进一步提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这表明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在这里，把人的发展（提升人力资本）作为共同富裕的动力明确提出来了，同时，共同富裕又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为了人的发展。共同富裕是“为了人，依靠人”的人本逻辑鲜明地凸显出来了。
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提出要把握好以下四个原则：一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二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帮后富、带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三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四是坚持循序渐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指出：“要实现 14 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这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与内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探索结晶，是未来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南。
梳理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其中的人本逻辑，即共同富裕要依靠人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本逻辑体现在政治上，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政治理念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基础。人本逻辑的要义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形成新的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逻辑。人本逻辑把人的发展，从手段、要素的定位转变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为了人民。
人本逻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人的发展，这包括人的两方面能力：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前者侧重于人的技能等硬能力，后者侧重于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和谐共生等软能力。精神富裕、精神能力和人力投资，与人的发展更具有直接关系；物质富裕、物质能力和物质投资是人发展的基础，是手段，与人的发展是间接关系。要深刻认识到人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人的能力差距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根本因素，一切制度和公共政策要以提升人的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内涵来看，中国的共同富裕观重视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共同富裕要建立起“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人人努力”，而“人人努力”还有一个更大前提，即“人人参与”。“人人参与”，就是要保障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机会平等、规则和过程平等。世界银行（2006）对机会平等的定义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其本人可控的因素如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性别、种族、社会、家庭背景、出生国等不可控因素”
；规则公平或过程公平是指所有成员参与的经济活动的规则、过程必须公平；机会公平、规则或过程公平并不能保障结果公平，不能通过结果的均等来谋求机会的均等。仅仅通过经济手段，是难以实现基本能力人人拥有的，还必须依靠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实现人人参与的机会均等，激发人人努力的积极性，不能落入养懒人的“福利陷阱”。只要人人努力，就能做大“蛋糕”，才能为人人共享提供物质条件。人人共享主要指的是让人们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医疗卫生机会和健康的权利，平等的养老、失业和抚育子女的权利，这些机会都离不开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人本逻辑的共同富裕观也将会打破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关系，实现两者的融合。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而非“资本至上”，是实现效率与公平融合的关键，也彰显着人本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发明，就在于既能充分利用资本积极的一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能限制资本消极的一面，防止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普遍提升国民能力，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的短板得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将会得到大大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了整体效率，“做大了蛋糕”。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人的发展为缩小初次分配差距创造了条件，“分好蛋糕”也就内在其中了。政府的作用重点是扩大人力投资，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群体性的能力差距缩小；能力差距缩小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也会相应缩小，也就促进了社会公平。
总之，中国“人本逻辑”语境下的共同富裕路径，着眼于提升所有人的能力，能够实现目的与手段内在一致、公平与效率深度融合、质量与速度高度统一，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同步，是人类最有希望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探索，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