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闻的新鲜、简明、深刻固然重要，但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离不开勇敢担当和忠诚正直，就是说，良好的职业操守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这种斗争精神说到底就是新闻工作者要有鲜明的立场、鲜明的态度、鲜明的表达方式和毫不妥协的勇气。毛泽东 1948 年 4月 2 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钝刀子不锋利，不尖锐，割不出血来；思想观点不尖锐，不鲜明，也没有什么用处。唯有旗帜鲜明，才有新闻的鲜明，才有新闻的生动和深刻。人物新闻是这样，纪事新闻也是如此。纪事新闻以事明理，新闻工作者旗帜不鲜明，何谈新闻纪事的鲜明、简明、生动而深刻。立场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新闻的尖锐程度。新闻特性要体现旗帜鲜明，新闻工作自身素质就应该具备战斗风格。“骑墙”“看风”搞不好新闻，想当绅士也干不了记者。唯有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才能更好彰显新闻纪事明理的内在力量。
旗帜鲜明，第一位的是要有是非观。一个新闻事实发生了，对还是错，必须先要有个明确判断，连是非都没辨别清楚，何谈支持还是反对？然而判断是非要有标准，有了标准才好说对错。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是好的，就应该坚持；凡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幸福感和获得感，就是好的，就应该坚持。如果与此相反，那就应该坚决反对。
有了鲜明的立场，又有了正确的判断标准，还需要有能够坚持的胆略和勇气。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有很大难度。与认识真理和坚持真理一样，既需要鉴别力，又需要坚韧性，就是说，坚持真理往往要付出更大代价。有没有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是检验新闻工作者有无脊梁骨的试金石。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深刻解释，说：“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这个‘大’，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古人为史者，同样有鲜明的是非观，有辨别的能力和坚守的勇气。韩愈《原道》就说，要行仁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须“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先王之道即尧舜之道，仁义道德，为了坚守此“道”，韩愈一直是坚强斗士。当他初任史馆修撰曾稍有畏难，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流露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之哉！”柳宗元对此论“甚不喜”，捉笔写就《与韩愈论史官书》，反复论辩说：“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在柳宗元看来，史官就要“思直其道”，为了坚持“直道”，“虽死不可回”，如果怕死就别干史官，“莫若亟去其位”。其实韩愈只是议论史官所面临的风险，并未有任何惧怕退避之意。他和柳宗元志同道合，共同发起了以“载道”“明道”为宗旨的古文运动，从而“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不仅唐宋八大家为“载道”“明道”竭力而为，就是司马光、袁枢等也是以性命相拼搏，分别修撰和编著出《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而且在不同时期的言官和史官职位上，也是各自坚守此“道”，自谓“惟知报国，竭尽朴忠”。司马光曾经从事谏官五年，为皇位继承、社稷安宁、民众疾苦，以及反对宫中盛行的宴饮赏赐之风，不断上折言奏，以致“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变法政见相左，司马光愤而退居十多年，埋头著述，始成史学巨著。神宗薨，哲宗年幼，祖母皇太后当政，下诏起用司马光，新法尽废。哲宗即位，又起用王安石变法铁杆死党、出贬汝州的章惇为相。章惇严刑峻法，流放旧党诸臣，屡兴大案，变本加厉，疯狂贬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劝谏哲宗尽削司马光所获得的赠谥，还要掘墓砍棺，引起更大动荡不安。因而南宋时章惇被扣上“亡国罪人”称号，与秦桧等同入《奸臣传》。
据史载，这位章惇也与三家分晋中的智伯一样，“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史料表明，章惇亦有五方面“贤于人”：“豪俊”——豪迈俊美；胆略技艺超人——“临绝壁万仞”，“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巧文辩慧——与司马光“争辩帘前”；还有谋略高超、“强毅果敢”——熙宁初，王安石秉政，喜章惇才能，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官为集贤校理、中书检正，南蛮不宁又由章惇用三路兵平定。如此等等，章惇岂不是和智伯同为“有才”之辈？但章惇亦“不逮者一”，即不仁更甚：哲宗亲政后，“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先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专以“绍述”为国事，即把承继前人所为作为头等大事，凡司马光等所否定的新法全都恢复，凡反新法的旧党尽皆贬斥。《宋史·章惇传》称其：“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冡，斫其棺。”章惇还大兴文字狱，“天下冤之”。故《宋史·奸臣传》曰：“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当时深受朝廷器重、被人称为“明道似韩愈、刚方似狄仁杰”的左司谏官陈瓘，勇敢地站出来指斥祸乱之根：“章惇独掌政柄，首尾七年，随其喜怒，恣作威福”，“虽阴谋密计发于蔡卞，而力行果断，惇实主之。用春秋诛恶之法，则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颠之责，则非惇而谁？”就是说，章惇有乱政害国之罪，应“盍加诛殛，以慰民望”。直到绍兴五年（1135 年），高宗阅任伯雨疏，知章惇所恶多多，于是手诏：“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由是，“诏下，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辩诬论》，见者哂之”。可见，章惇与智伯一样，都是因为才大于德而招致祸患，如司马光才德所辨析，“小人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最终被打入“奸臣”之列。
论朝中谏官能臣，袁枢和陈瓘可有一比，正直敢谏是他们的共同风骨。更为可贵的是，袁枢行有作为，言而有力，书得名著，堪称忠臣名士，能吏楷模，得《宋史》极赞。任太府丞时，士大夫多有结党营私现象，袁枢认为与圣上有偏党之心不无关系，于是直言：“人主有偏党之心，则臣下有朋党之患……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即使作为天子，凡事可不可做，要听听老百姓的，褒贬毁誉也不因左右之人而有所偏废。在迁军器少监，委任提举江东平茶盐，改职处州赴阙奏事时尝言：“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袁枢不仅敢言，且不畏权贵，任职吏部员外郎时，通州高氏因产业一案，交大院审理，殿中侍郎冷世光受贿包庇，袁枢当朝揭露，同列官员都为他捏把汗。孝宗依准奏本，立罢冷世光。故有宋代“以朝臣弹劾御史自袁枢始”的说法。宋史赞其“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为国史院编修官时，袁枢分修《宋史·列传》，章惇子孙以同乡关系，婉转请“文饰”章惇之传，袁枢勃然大怒，严词拒绝：“子厚（章惇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宋史·袁枢传》载：“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良史。’”称赞袁枢是有良知的史家。
无论是古代史家谏臣，还是当今从事新闻，凡为文言奏者或新闻工作者，其立场都决定着对事实记载和思想挖掘的正确与否。立场鲜明，正直正义，确有良知，才能保证事实的准确，达到思想性的坚定；站错了位子，使歪了笔头，良心错位，就很难做到于史实有信、于新闻求真、于事理能明。古往今来，正是有司马迁、司马光、韩愈、袁枢等一个个“良史”，才有了后人引以为鉴的“信史”，也才有了一代代绵绵传承的正道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古之言官史官，与当今新闻工作者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作为新闻小史学，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为人品格，刚正笔锋，才是立身之本，兴事之基。如果新闻事实靠不住，其中道理相违背，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该坚持的不敢坚持，或歪曲，或隐瞒，或以假乱真，那还有什么事实真理可言？
记者必须坚守职业道德，必须记载事实真相，给世人送上洞察秋毫的“信史”。无论是公开报道，还是内参，都要坚持真实为上，善辨为要，理直可信。同样以巢湖拆分一稿为例，虽然区划调整话题特别敏感，但笔者作为长期驻地新闻工作者，深感此举多利，故坚持己见，并做成重点稿件，给读者受众传递实事求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经过努力，笔者做到了，新闻报道因而受到各方好评。
纪事要明理，新闻记者必须先要做个明白人。政治上明白，理论上明白，事实真相上更要明白。以明白之事，透析明白之理，才能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当然，既要对世事报道评说，就要对事实予以评判，揭露批评时可能会遭到报复，褒扬赞誉时要经得住检验，没有责任担当精神，确实难以承担新闻史学之大任。敢言还要会言，新闻舆论工作来不得半点含糊，纪事明理必须要有渊博的文化素养，要做古代大儒那种饱学之士，要做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更要有精于表达的文字功底，所以学习和研究，应是新闻舆论工作者一生的必修课，如此才能做好纪事明理大文章。
因此，在明白了纪事明理的新闻特性和基本要求之后，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纪事明理，看看有哪些方式种类，怎样才能进一步做深做优，以及新闻工作如何进一步强化自身修养，真正成为无愧时代、无愧党和人民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确是值得用心研究之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