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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鲜明在于采撷，简明、简要在于裁剪，而深刻、深度则在于精心选取角度，用心深入挖掘。如同掘取地下矿藏一样，要得到宝贵的东西，必须看准矿脉肌理走向，体现事物内含哲理，必须注重选取精准角度。
角度决定深度，而有效的角度又来自写作者对事物的认知程度。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首篇为什么选取了《三家分晋》，而没有选择其他，完全体现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如果仅就鲜明、简明而言，上述说到的魏文侯纳谏如流、知人善任，吴起三起三落，子思谏卫侯、齐威王辨毁誉等，虽有繁有简，但都可以单独成篇，同样够新鲜简明生动，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仅选取了《三家分晋》，其中堂奥就在于他对此事能够体现历史大转折的正确判断，是对事理发展的最明晰指向。
在定下三家分晋选题之后，袁枢又仅仅选取了智宣子立智伯，智果明确反对，而且说智伯以五项长处盛气凌人，却以不仁而行之天下，如立智伯而智宗必灭。当智氏一族灭亡之后，实际控制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便堂而皇之地向周天子申请行使诸侯国权利，而周天子已无回天之力，无奈就坡下驴，册封了韩、赵、魏为诸侯国，这才有了令天下为之不安的“三家分晋”，同时也宣布了春秋结束、七雄争霸的战国拉开了历史序幕。
至此，读者自会明白，袁枢选取《三家分晋》，以新鲜、简明的笔法叙其本末，其历史分界线的深刻含义，岂不就非常突出了吗？试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因为智伯的不仁而大厦倾覆，灭掉智氏的韩、赵、魏又各自称王，取代晋国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历史就是如此无情，而根本要害还在于智伯不仁。
读史知得失。袁枢以《三家分晋》纪事告诉后人，不仁害己，也更害人害国。为此他完整辑录了司马光对才与德辩证关系的尖锐评价，留下了光照千古的济世致用之理：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此一段关于才与德的精辟议论，极其犀利高远，如同新闻报道的“编者按”，抑或为“编者说”“编者的话”，是对事实纪事意义的挖掘和提升，将事理更加明白晓畅地告诉读者。这种议论借事说理，重点在说，巧在辨析，如同灯盏，灯越拨越亮，理越辩越明。司马光的议论，针对智伯“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带来的后果，借题发挥，进行辨析性说理。在他看来，才再高，没有德作为底色不行。德是才的灵魂，才为德的资本，没有德的才就像箭矢之竹，不加矫正锤炼，就不能攻破坚硬的东西；又像锐利的金锋，不经过熔炼磨砺，不能击破强盾。然而对于才与德，“世俗莫之能辨”，才为外表，德是内秀，俗人往往看重于才而忽视了德。才德全尽称圣人，才德不足称愚人，德胜于才为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对于选人用人来说，假如不能得到圣人与君子的话，与其选用小人，不如选用愚人。因为有才有德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好，而有才无德的人，只会把事情办坏，才越大而德不足，越会助长其成事不足而坏事有余。自古以来，乱国、败家之臣子，大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带来颠覆性破坏，又岂止智伯呢！所以，为国为家者虑，如果能够在才德上辨别明哲，那怎会有因为选用人失察而带来的隐患呢！
以史为鉴，在今天看来，一样会令领导者更为懂得如何用权，如何选人，如何安民。纪事明理，此理已是言之通透了！
然而，《三家分晋》纪事中还有一层道理更为深刻，那就是开篇之处那句话：“周武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本来是三家分晋之后的事，也就是智伯以水灌晋阳，韩、魏反水与赵共灭智伯，之后韩、赵、魏三家瓜分智氏，再向周武烈王提出册封为诸侯，而周武烈王竟同意了三家之诉求。在司马光看来，这就大大违背了君臣之礼，故以“臣光曰”大声疾呼：“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但这一切，终因为“幽、历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所以导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也就是说，礼崩乐坏，无疑是最大的悲哀，从此“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然而这一切又都源于智伯不仁，是智宣子选错了人，选择了仁德尽失的智伯，于是一失再失，才使天下大乱。仁德之重，于此亦愈明了。
为了彰显事实的内在之理，除了选取必要的角度，有时作者站出来议论强化必不可少。三家分晋中的智伯不仁导致晋国分裂，周室衰微分封三家为诸侯，既令晋国彻底覆灭，也让周王室走向末路，此间深刻道理不仅在事实中，更在司马光精辟议论上，故袁枢不惜篇幅，将“臣光曰”之史论全盘照录下来，恰如烛炬般照亮读者心扉。
同样地，在新闻纪事报道中，为了突出思想性，不仅要选取好的角度，选取鲜明事实，做到简明扼要，以事显理，同时也要在深刻说理上下功夫，即有意识地通过议论强化思想性。记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如同司马光所发史论，用简要而有哲理性的语言，使读者更好地懂得纪事报道的意义。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事实的挖掘。新闻报道和史学都是事实的记载，议论只是事实表现上的顺势而为，为事实服务，强化事实中的道理内核。任何议论——文中或文后——编者按语或编后，包括以标题加以提示等，都不能替代事实，唯有事实挖掘到位了，议论才有所附丽。
在报道巢湖拆分事实中，笔者亦是通过事实的深入挖掘，以区划拆分后的巨大红利，来体现必要的区划调整的科学性。除了第一部分用合肥从滨湖一角到拥湖发展的强大，以及芜湖、马鞍山两市变偏江一隅为跨江发展的“鱼跃龙门”，体现安徽拆分一个巢湖市，而成全了三市迅猛壮大的理想现实，再就是用两大部分，具体体现巢湖拆分后带来的实质性的变化。通讯的第二部分重在区划调整后，起到了以强补弱、等高对接的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投入、干部培训提高方面，让划归到合肥、芜湖、马鞍山的县区干部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而第三部分则在“以江为核，做好产业文章”上发力，以事实彰显巢湖拆分、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区划调整前，因为巢湖处于合肥、芜湖、马鞍山之间，不仅影响到芜湖、马鞍山的跨江发展，也影响到合肥借江出海、融入长三角的跨越，而区划调整后，芜湖、马鞍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一江两翼、全面推进，而合肥市因为拥有了巢湖，顺江达海，与江、浙、沪更加亲密无间。三市在巢湖拆分之后，都取得了区域上巨大优势，真正融入长三角，那么“以江为核”的产业发展，自然是最为深刻的事理。笔者细致描述了芜湖筹资 1 亿元作为拥江发展专项基金，打造江北现代港口物流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滨江组团新城区；同时还详述了马鞍山加快建设长江大桥、江北郑蒲港新区。拥湖发展的合肥更是强抓机遇，全面建设环巢湖旅游文化，打通通江快速航道。可以说，安徽巢湖拆分正逢其时，让三大核心经济区成为全省最具实力的名片。
正是把拆分事实上的好处写足了，写透了，才真正折射出了科学区划调整的意义，也就把走好一步棋，带来大发展的道理告诉了读者。这时候，如果来那么一段高屋建瓴的议论，讲出些更富有思辨性的事理，相信会起到愈为深邃的启迪。就像司马光具体而充分地写足了智伯不仁的事实，以及不仁的惨烈后果，来了那么一段“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的议论，以及周天子“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引发了司马光大段关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的议论，从而让事实所反映的世理更为振聋发聩。在安徽巢湖拆分的事实充分展示之后，笔者也顺势而为地站出来发了一番议论，重点在科学地区划调整的意义上进一步升华。不过，与司马光的“臣光曰”，即“编者按语”放在前面单独处理所不同，笔者关于区划调整意义的议论是放在通讯结尾，与通讯融为了一体，而且拉上专家一起阐论。且看：
并非为了调整而调整，而是为了科学发展，更快赶超而落子，安徽这步棋，正在引领着一次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变革。
在一些专家看来，合肥与长江的距离拉近，与跨江联动发展的芜湖和马鞍山紧密相连，将形成一个具有区域带动和辐射能力的新兴城市带——沿江城市群。而推动江淮城市群的发展，除了三点开花，还在于区域联动，让交通、区位、产业、人力等各方面发展要素能够更快流通、互补，积极融入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体系。
在纪事性新闻报道上，记者站出来评说，或者用一些专家的话来阐述事理，往往会升华思辨的权威性，又能增强新闻事实报道分量感，这样的议论不是多此一举，而是纪事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拆分巢湖、区划调整的深刻义理不是由此议论而更加明晰深刻了吗？
殊为难得的是，笔者对报道深刻性的理解和用心挖掘，还激起了编辑的刻意编排，进而做好在标题上与报道的意义挖掘相照应，将末尾这句“安徽的这步棋，正在引领着一次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变革”改造组装后，拟为肩标题“科学发展一步棋，引领一次大变革”，让通篇纪事主题思想性更为鲜明，亦使纪事报道的主标题——《巢湖拆分 经济洼地迈上高地》愈加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