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简明对读者来说是最仁义的做法。没有哪位读者愿意看那些啰里吧唆的东西。《资治通鉴》史学价值极高，但文字浩繁，对读者来说就不大够简明，所以鲜有人能够通读，就是杨万里那样的大文化人也觉费力，而他乐意读袁枢精心编裁后的《通鉴纪事本末》，因为袁枢让通鉴纪事简明好读了。
怎样才能做到简明好读呢？这是技巧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心里有读者的人会自觉追求简明。读者即受众，最需要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唯有用最简明的方式，才能把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报告给他们。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如何简明？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更突出。”此话直白平实，却道出了简与明的辩证关系。
首先是简，即把“可以不说的去掉”。袁枢做到了。因为在《资治通鉴》修撰者看来，“该说”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简”就无从谈起。比如卷第一中，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 403年起，至“周烈王，七年壬子”，公元前 369 年，其间 34 年里，“该说”的大事记多了去了，周王朝大咖们的生与死，废与立，各诸侯国之间攻伐争夺，还有奇异气象地理，都是不可少的，就是诸侯兴衰的大事，可资借鉴记录的故事也是不胜枚举。比如魏文侯从谏如流图崛起，接受弟弟魏成力荐，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四方贤士多归之”，使乐羊、吴起为将，扩疆得土，令李悝、西门豹变法，国富民强，任魏成、翟璜为相，和合上下。特别是对魏文侯仁义守信、兼听则明的君子之风，《资治通鉴》卷第一中不惜笔墨，将魏文侯与言官任座、田子方、李克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君臣正道，以及魏文侯子击与田子方、翟璜与李克等师生之间处事对话中所透视的深刻内涵，无不作了生动翔实的记录，其文字清晰雅洁，层次分明，其道理深为耐人寻味，如非要加个标题的话，以“魏文侯何以称霸”，倒也妥帖。且看：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抚式以敬人）。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 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 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 之争 （上下文字如此之多，仅此段文字被袁枢摘出来，作为《三家分晋》结尾）。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这么一大段文字就是围绕魏文侯仁义为上，而且礼贤下士、从谏如流，虽偶有私心，却也能闻则改之，可谓圣君也。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称其“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魏文侯是魏桓子之子，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魏桓子之孙魏斯，赵襄子之孙赵籍、韩康子之孙韩虔，相继登上晋国三大氏族的统领地位。
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利最多，魏氏、韩氏得到相对要少一些。特别是魏氏一族，地势不利，西有强秦，北有强赵，东有新兴韩氏，南是秦、楚、宋战争拉锯之地。魏氏要么打破封锁向外扩张，要么被人吞掉。处于弱势的魏文侯，志在发愤图强，在继任晋国正卿之后，任用李悝实行变法，改革弊政，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任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外交上实行和赵联韩，一致对付处于强势的秦、楚、宋。最重要的是魏文侯对文化的执着，重用当时著名大儒、孔子的学生子夏为师，吸引了华夏文化资源集聚魏国，大批士人名流蜂拥而来，子夏的学生段干木、子贡的学生田子方，还有卫国重要改革家和军事家李悝、吴起、乐羊，以及政治家西门豹、翟璜等，魏国由是不仅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魏文侯尊师重礼，甚至影响到他的儿子击，影响到臣下等各个方面。且仍看有关魏文侯及其后世之事，《资治通鉴》卷第一亦有更多精彩记录：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魏文侯弟）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子之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阿党为比）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如上观之，正因为魏文侯重礼施仁，与赵、韩两大族联合对外，三者相互借力发展，使魏、赵、韩成为晋国真正的控制者。论理，晋国长期以来匡扶周王室，韩、赵、魏对晋公室的叛乱应该受到周天子的严厉谴责，并且要发动各国予以平叛，但是时周室衰微，到了周威烈王却正式予以补办了三国分晋封为诸侯的法律程序，即“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历史也就从这一时刻正式进入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资治通鉴》正是从记载这一天开篇。《通鉴纪事本末》也是从这天着笔。从此，周王朝的顶梁柱——晋国名存实亡，直至最终消失，而这一切与智伯不仁密切相关。纪事要记要紧之事，相比较三家分晋，魏文侯的事迹再生动，也比不了三家分晋重要，所以袁枢从纪事要领出发，将魏文侯事迹舍之不取，只是为了三家分晋故事的完整，袁枢仅从上述大段记录魏文侯事迹的文字中截取了“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这就做到了“可以不说的”全部舍弃，让“该说的”更加简明，其对纪事简明而言，实在是高明之举。
在《资治通鉴》卷第一中，还有与此段所述一样精妙的几个故事，作为历史重大事体和可资借鉴来说，同样有用，如果单独成篇，必定均是名篇，但终难比三家分晋事体更具历史意义，袁枢也均舍弃不取。比如足可以说道的兵法谋略大家吴起的三起三落：他先是事鲁杀妻求将，大破齐师后遭妒而归魏文侯；后为魏将时与士卒同衣食，分劳苦，带出闻名天下的魏武卒；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而“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反遭公叔痤忌害，“起惧诛，遂奔楚”。至楚后，“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支持吴起变法图强，于是“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然而楚国强大了，却埋下“贵戚大臣多怨”的祸根，楚悼王薨，吴起也随之被贵戚大臣所杀。吴起三起三落的悲催命运，折射出王侯用人之道，以及政治生态优劣，事关国运兴衰，如单独成篇，同样大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吴起与魏武侯击“在德不在险”的论辩，与智伯不仁相比较，一样有着深奥的历史性启迪。且看：
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这一段为政者“在德不在险”的纪事和论辩，不但颇富哲理，而且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是极有代表性的纪事说理，更是对智伯不仁失国的进一步求证。但为了简明，袁枢同样舍弃不取。当然在卷第一中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篇什，比如子思谏卫侯，还有齐威王辨毁誉、知贤臣、强于天下，就是在今天也特具现实意义。卫侯明知苟变为有用之才，就因为他下去催赋时吃过百姓二个鸡子而“弗用”，子思劝谏曰：“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充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可贵的是卫侯“谨受教矣”。子思还对卫国“君暗臣谄”现象给予尖锐批评，同样具有历史性价值，且亦不录；还有那春秋战国四刺客中的豫让、聂政有关纪事也独具特色，《资治通鉴》卷第一中均有生动记述，均弃之。因为好东西再好，挤在一块难免会令人眼花缭乱，肯定也就不大简明好看了。《资治通鉴》按年纪事，把好东西都“兜起来”，虽然段段精练，事事精妙，但难免繁杂，不仅不见头尾，而且杂而无序。《通鉴纪事本末》就不同了，一篇一事，有头有尾，而且为了简明，袁枢对其余一概不取，只取卷中最有影响的三家分晋，简约而鲜明，然后逐篇照此办理，结果就成就了“悉而约”的纪事好书。
笔者与年轻记者一起所采写的巢湖拆分新闻纪事通讯一稿，同样为了简洁明了，特将笔墨集中聚焦“以分促合”上，着重围绕经济洼地迈上高地作文章。按照新闻通讯的惯常篇章布局，其结构为三个部分，为了简洁明了，第一部分就把分的必要性作了集中阐释。其实是，分的问题弄清楚了，那么纪事新闻通讯就完成了大半，其他“以强补弱”“以江为核”两个部分，只算是第一部分的延伸。所以，笔者着力点放在第一部分“以分促合，打造三大经济体”上，先是交代了区划拆分事实：2011 年 8 月，安徽将巢湖市一分为三——其居巢区设立县级巢湖市，由合肥市代管；庐江县划归合肥市管辖；无为县划归芜湖市管辖；含山县、和县划归马鞍山市管辖。然后作了些简洁介绍，接着引用合肥市委书记和马鞍山市委书记的话，直截了当地阐述“分一成三”和“分一壮三”的安徽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崭新理念：
“作为安徽的省会，合肥与南京、武汉同处于长江发展轴，是全国梯度发展战略格局的东中部 3 个重要增长极。但是，合肥一直囿于发展空间的局限，在人口、土地等方面面临着瓶颈，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合肥市委书记认为，“区划调整后，合肥市域面积分别相当于武汉、南京的 134.6%和 173.2%，并拥有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未来将成为长江经济带南京至武汉段资源丰富、环境良好，发展空间最大的城市。”
……
笔者还进一步写道：
芜湖与马鞍山这两辆安徽经济发展的“马车”，有着同合肥一样的苦恼，过去的马鞍山，偏于江南一隅，只能扁平化发展，地图上形似鱼儿。“调整后的马鞍山跨过长江，拥江发展。”指着新的马鞍山地图，市委书记信心满满，“过去的鱼儿已经多了和县与含山两个大翅膀，鱼跃龙门便成龙。”
作为纪事通讯，当然会对区划调整的合肥和马鞍山有所描述，但有两位市委领导形象而简洁的描绘，报道文字自然就会极简。这就是纪事通讯“拎起来”写的精到法宝，即让最具代表性人物去说，拿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相表述，把该说的说透彻，不该描述的统统去掉，自然就能够做到突出该说和该表述的。袁枢的三家分晋和笔者的巢湖拆分都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可称得上扼要而简约。
其次是明，简明并非仅仅是简短，简而且明才为最好。明者，鲜明生动入理是也。为了短就需要剪裁，那么多的好内容，要什么不要什么，十分考验编著者水平。与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相比较，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只是编著，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编辑，因为在他手上实现了“第二次写作”，虽然朱熹批评他只是抄录，没加一字，然而对于实现“简明”的要求来说，编辑往往要起很大作用。有人说，编辑如同裁缝匠，一把尺子，量体裁衣；一把剪刀，尽可以删繁就简。袁枢是好编辑，亦是好裁缝，不仅做到了量体裁衣，删繁就简，完成了极为高明的“第二次写作”，而且还给每一篇纪事加了标题，在简要的基础上更为鲜明生动，既尊重原著，又于剪裁篇幅时不失故事，做到用故事说纪事，真正达到了简短集约而鲜明灵性，故而得到杨万里由衷赞叹。
不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剪裁不是简单压缩，压缩往往只是硬性挤掉水分，而剪裁则不同，好的裁缝是反复比画揣摩后，往往以最为精约的方法，选择最佳取舍，却不会造成大的损伤。压缩则近似缩水蔬菜，让本来鲜灵的东西，仅仅为了缩小体积而变得干巴巴的。袁枢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用心剪裁，精于提炼，留鲜去杂，既纪事简略，又突出主题，自然是独树一帜，体现了匠心剪裁的高超。正因为如此，袁枢笔下的纪事才做到了简洁而不失灵性鲜明，真正是唯简洁灵鲜才更能体现简明。
明还在于观点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非清晰可辨。比如《三家分晋》，纪事起于“智宣子将以瑶为后”，家臣智果进言“不如宵”，理由是，瑶虽“贤于人者五”，但“不逮者一”，即“甚不仁”，不仁不义怎能立为后呢？而且断言：“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结果不幸被智果言中。接下来，司马光通过一个生动故事描述了智伯瑶的“不仁”，袁枢择鲜而录：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智伯）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恐怕）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前面说过，三家分晋自智宣子立智伯始，智果进谏，说智伯有五个方面的长处，但最站不住脚的是“甚不仁”，以五个方面的长处凌驾于人，“而以不仁行之”，那么谁能够接受呢（这与吴起“在德不在险”之说同理）？如何证明智伯不仁呢？司马光以事实说话，就如同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一样，接下来，司马光记录了智伯宴辱韩康子及宰相段规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看似宴会上的小事情，其实折射了大道理：人不敬人，必招人恨；人若辱人，必遭人辱。智伯的近臣，也是宗人智国则提醒智伯：你这样做，要小心了，会招来大难。然而智伯却大不以为然，非常自负地认为，自己不发难，谁敢发难呢？智国则以《夏书》之语告诫说，在做人上一失再失，必遭其怨，何况一宴而“耻人之君相”，让人家一国之主和一国之相受到羞辱，又不当回事，还说人家不敢发难，如此刚愎自用，那肯定会有躲不开的灾难了。智国还形象地比喻说，蚊子、蚂蚁、马蜂和蝎子一类的小毒虫子都能害人，何况一国之君相，他们受到了戏辱必定会有报复。
事实正是如此。司马光接下来具体描述了韩康子与段规受辱之后对智伯的报复过程，整个故事铺展开来，极其生动传神，又特别震撼人心。司马光不愧为文章大家，所记之事，字词简洁，通俗易懂，人物关系，事理关联，前因后果，无不清晰，而其中值得读者记取的经验教训，更是让人如醍醐灌顶。这一点实在值得新闻工作者好好学习掌握。
袁枢如实辑录了司马光所撰智伯受到报应的故事。且看，智伯为了使晋国重振雄风（当然不排除其个人野心），建议其他几大家族拿出土地壮大国力。他先是“请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大情愿，而早已对智伯戏侮恼怒在心的段规，将怨恨变为阴谋，暗下圈套，对韩康子进言说：“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这段文字浅显明晓，道理也很好懂。只是那个“狃”字有点费解，也就是习惯的意思，即智伯索地得手，会更加猖狂地跟其他人索地。用现在的话说，要让人灭亡，先让人猖狂，欲望不断得以满足，必定会愈加膨胀，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果然不出段规所料，智伯轻易得到韩康子“万家之邑”后，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不愿意给，而其谋臣任章与段规英雄所见略同，亦进言道：“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就这样，刚愎而不仁的智伯，在骄横贪婪的轨道上越滑越远，以至于再次猖獗地向赵襄子索地，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怒不可遏地“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
在仁与不仁的问题上，司马光不光写尽了智伯的“不仁”，还以闲笔形式，不显山不露水地铺陈了赵襄子的“仁”。仁者是不可战胜的，司马光正是要以赵襄子的仁者之实强，反衬智伯不仁之不得人心。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在写过智宣子要立智伯之后，司马光插叙了赵简子（赵襄子之父）立后——选择接班人的故事，恰恰跟智宣子选智伯形成鲜明对比：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即后来的赵襄子）。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择后上，赵简子比智宣子要清醒理智得多，赵简子不像智宣子那样一意孤行，而是用心考察，慎重选取；二是无恤（赵襄子）也不像智伯那样自负独行，而是严谨细致——“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子”。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应对智伯贪婪索地时，赵襄子能够谨慎处置防御措施，退守到早已安排忠臣尹铎守卫的晋阳，然后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共同抵抗并最终消灭了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智伯及其智氏家族。
在这里，作者的观点非常鲜明，仁者必胜，不仁者必败。作品通过大量事实明确告诉读者，不仁的智伯，虽然强大一时，可以率性而为地戏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索取于人，可以利用执掌公权之便发动侵略战争，但最终会因为失去人心而走向失败；相反，因为仁道，坚持正义，修身律己，虽然一时处于劣势，如赵襄子者，却因为贤良正义，最终会争取到同处劣势的韩、魏，三家因“惧而相亲”联合起来，变劣势为强势，共同“待轻敌之人”，大败智伯之众。三家分晋用事实证明不仁者必败，这如同新闻讲究事实，用事实说话一样，鲜明的观点蕴藏于事实之中。
明还在于鲜明灵动，唯形象生动才能让事实更为鲜明。《三家分晋》在讲明是非的同时，特别注重用生动故事去描述，寓理于故事中，做到有情有景，有事件，有人物，有过程，有言行，一个个现场描写，一句句生动对话，把智伯因为高傲自大，给智氏家族也给晋国带来灭顶之灾的惨烈下场，叙写得淋漓尽致。其中有的镜头分外生动传神，读之如身临其境，如在目前，恰似杨万里序中所言，“如生乎其时，亲见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比如智、魏、韩三家以国人围而灌赵之后，城内“沈（沉）灶产蛙”，然“民无叛意”。但智伯参不透内在危机，而是率魏桓子、韩康子乘船察看战场，自以为得意地说了句“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却已沉意，两位被迫随察的韩、魏之君心知肚明，于是“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一个“肘”——用胳膊捣捣对方，一个“履之跗”——踩踩对方脚面，两个细节极其形象鲜活。由此，两人相互传递了信息，明白了此水可以灌赵国，自家境内的汾水、绛水也可灌他们两国，二者和赵的命运是相通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与赵国联手反智伯了。
所以说，简明生动的纪事方式更能打动人，更能显示其中的道理。笔者在采写巢湖拆分一稿中，同样用了鲜明生动的写作方法，以说明区划拆分的深刻内涵。因为不把区划拆分的道理闹明白，新闻报道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而要说明区划拆分的必要性，光是就道理而论述显然不够，必须用事实说话，让读者从事实中体会其深刻性，而且还要适时点拨，让事理更为鲜明。比如，说到以分促合打造三大经济体，行文中除了省会合肥市在调整后发生巨大变化，马鞍山和芜湖通过区划调整，终于实现了跨江发展梦想，其道理可以说已经足够鲜明，但为了更好地点亮主题思想，笔者还巧妙引用权威人士的话，把事理说得更为简明。且看：
“孩子长大了，就不能再穿过去的旧衣服，对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旧的巢湖成为经济洼地，被人形容为小马拉大车，必须进行科学调整。”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如此形容。而拆分巢湖后的局面，则是大马带小马。
“旧衣服”束缚人，“小马拉大车”会吃力，如此鲜明生动的比喻，就像“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一样，既可把区划调整的重大意义说得清清楚楚，又能够给读者留下鲜明生动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