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纪事的基本要求

人物报道是新闻采写的一大种类，纪事报道同样是新闻采写不可或缺的另一大种类。在古代，写人、纪事亦有截然不同的体例，但总体是写人以人喻世，写事则重在以事警人。在今天，就新闻写作而言，人物新闻以人为主，人在事中，以事托人；纪事新闻则以事为主，以事明理，以理喻人。

纪，通“记”，纪事也称记事。单说纪事，有文学纪事，如小说、散文等，也有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的纪事。就新闻纪事来说，首要特点是纪实，同古代史学一样，要以事实为根本。这里所说的纪事，是新闻报道的常见形式，通常以纪实、纪事、巡礼、综述、评述、掠影、剪影等形式出现。互联网时代，与音视频等制作相结合，还会有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比如微博客日志体vlog，以及快手、抖音等融媒体新闻纪事体。其实不论古代和当下，传统和创新，但凡史学和新闻纪事，总体来说，无不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纪事重在明“理”，即要以事实明示道理，给人以启迪喻世。新闻是事实的传播，以前追求又快又好传播，现在借助互联网，讲究生动活泼地快速传播，但仅仅为了传播还不够，为什么纪事，传播之后要起到什么用处，会产生什么影响，能否有助风化，有益于社会发展，有益于治国理政？全在于事理明晰与否，因而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借韩愈门生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的话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进而强调：“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新闻报道既要报道国内外新闻事件，更要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引导人们分清对错、好坏、善恶、美丑，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抨恶扬善就是道，褒贬是非即是法。有鲜明的是非观，有满满的正能量，有很强的感染力，有一定的指导性，有较强的美感，读者受众喜读爱看，还能得到些许知识和启迪，开阔眼界，滋润心田，这样的新闻报道就有传播力和影响力，就达到了传道济世的作用，就是有价值的新闻文化产品。

其实，为了影响世道人心，古文领袖韩愈早就致力于“文以载道”。那时候，世风日下，文风也极为浮华空洞，可以说是“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正世风先要改文风，韩愈极力倡导儒家仁义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韩愈《原道》）。在古文运动中，他身体力行，凡为文，皆讲仁义之法，力主以儒道治理天下。所以，苏轼称赞韩愈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柳宗元紧随其后，和韩愈一起推进古文运动，主张“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付诸行动，竭力而为，“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且“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到了宋代，又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父子，不断将古文运动向治世明理演进，愈加注重传道济世；后来有清以降的桐城古文派，紧随唐宋八大家其后，把“义法”“义理”作为为文最高思想境界。

新闻记者须尽韩愈等史官和古文大家之责，纪事新闻同样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追求“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致力于做有用新闻，记有趣事情，让读者受众在好看耐读，以及音视频动感十足的新闻纪事欣赏中，汲取真善美的明世之理。

这一点，明宋濂《文原》说得更好：“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其实，无论载道还是纪事，古代都讲究文体。人物方面，有传、序、状、志，包括表及墓志铭等。纪事方面，有按年代顺序记载、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如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有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记载历史人物为主的纪传体，如司马迁所撰《史记》；而创新性地开启纪事文体的则是南宋史学家袁枢，他所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以《资治通鉴》为蓝本，从繁杂的编年通鉴史料中，裁取完整的纪事故事，以首创完整的纪事文体行世，使纪事明理体裁从此有了崭新内涵，也开启了此后新闻纪事体足可借鉴的源头。

袁枢为什么要对《资治通鉴》进行改造？又为什么对纪事文体情有独钟？此文体对当今新闻纪事又有何借鉴？细读一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便可知纪事文体的内在含义，也更可明了纪事文体与其他文体的不同，更能够体会新闻纪事的基本要求。

袁枢，字机仲，福建建瓯人。少有大志，曾在故乡南桥上题诗云：“玉龙倒影卧寒潭，人在云霄天地宽。借问是谁题此柱，茂陵词客到长安。”他 17 岁进杭州太学，20 岁以“修身与写赋”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进士及第后，袁枢先后做过温州判官、礼部试官，又出任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还出任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处处显示出治世之能，为官之正。为言官时，袁枢忧国忧民，多有谏对，力主圣上不可偏信奸佞，“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权工部郎官，迁军器少监，改知处州等职，亦兴利除弊，多有建言。在任实职时，袁枢亦有眼光，有能力，敢担当，《宋史》有传赞曰：“除（任）吏部员外郎，迁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枢直其事以闻，人为危之。上怒，立罢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就是说，朝廷身边的御史受贿担当地方贪官“保护伞”，袁枢大胆直言揭发，同僚都为之捏一把汗，而袁枢却无所畏惧，结果成了“朝臣劾御史”第一人。“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濒大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楚故城楚观在焉，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不虞。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袁枢不光敢言，而且能为，知江陵时，见民多为水患所害，而楚故都城楚观坚固可居，察看之后，他决意移民，广植树木，以林“捍蔽”，确保无虞，百姓爱戴，称颂其德。

袁枢为人正直，为官有为，而学识更是了得，与时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朱熹、杨万里、吕祖谦有较多交往。在严州任教授（地方主管教育的官职）期间，面对南宋政权日益腐败，南北对峙，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衰败局面，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因喜读《资治通鉴》，深以为以史为鉴，亦许能给内外交困的赵宋王朝提供安邦治国之良方。然而《资治通鉴》浩如烟海，治世之方往往淹没于繁杂的文字中，袁枢“苦其浩博”，“乃自出新意，辑抄《通鉴》”，采取“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围绕一事，记之始终，一事一理，独立成篇，最终“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从而成就了一种不朽的自创文体。

毋庸置疑，《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这是袁枢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是对司马光史学治世之举的创新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司马光的治史之憾。

司马光当年完成《资治通鉴》后，在《奉书表》中就曾对编撰其书之苦心，向皇上进言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期“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正是出于以史为鉴、纪事明理、文以济世的宏大志向，司马光不惜历时十九年之久，带领他的团队，“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以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其目的就是要考究前世兴衰得失，以期“嘉善矜恶，取得舍非”，为济世治民服务。司马光的心血没有白费，神宗皇帝大为赞赏，称誉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并亲赐书名且为之序。《资治通鉴》由是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然而，如此令袁枢等爱不释手的好书，却又极其庞杂浩瀚。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16 个朝代，上下 1362 年，全书共 294 卷，约 300 万字，其中《周纪》有五卷，《秦纪》有三卷，《汉纪》达六十卷，《魏纪》有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而《唐纪》则竟有八十一卷，其后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也各在四五六八卷不等。又因为是编年体例，按年纪事，事绪繁多，恰若烟海，读起来颇费心神。特别是一件事情连续多年，其间多事交错，未能连贯记述，要知原委，须翻阅好几卷，似游云里雾里，难知端的始末，故“号为难读”之书。甚至连司马光也深感此一困惑，曾不无苦闷地对人戏言：“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好书谁都爱读，但因难读而伸腰哈欠思睡，岂不令司马光大跌眼镜？所以，他晚年甚至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以简悦人，但已力不从心，只好作罢。

如何让有价值的史书更简明好读，更能发挥纪事明理、以史为鉴的治世作用？袁枢想到了，也做到了，他不惜心力，一一选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专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取事明理之要，按照原史书年次，专以纪事为主，区分门目，一事一篇，分类编排，并创造性地给每篇纪事加上标题，使之更为明白晓畅。如此一来，将 294 卷、约 300 万字的原著，分记为 239 事，另附录 66 事，共 42 卷、约 200 万字，为了方便阅读，又清晰地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因每记一事，便详其始末，故名《通鉴纪事本末》。所记之事均照《资治通鉴》实录，史论则裁取司马光原文，繁杂之事、无关之文尽去，自成一种纪事体例。既以纪事明理为主，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则绝少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效果而引用。虽然整个编著中，袁氏不自加一语，但所编辑事件更加集中，事理更为明晰，尤为好读易懂，一经面世便颇得好评。

细读《通鉴纪事本末》，通过故事和事理的整合，足可以看出，作为编著者，袁枢有着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体现了编著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上的主要问题，诸如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权谋兴衰、世事更迭得失，一体选编入书，不仅详其本末，而且尽言其中义理，使之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之鉴戒，从而体现出了编著者“曲有微意”中的良苦用心。参知政事并以首参代行宰相职的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后，盛叹曰：“治道尽在是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誉其书为：“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殊为难得的是，杨万里还欣欣然为之作序。

杨万里何等人士？南宋大臣、著名诗人是也。杨万里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所以自号为诚斋，故学者多称其为“诚斋先生”。杨万里历任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太子侍读、秘书监等职，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他果然不负“诚斋”之名，在朝中直言敢谏，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在地方仁政治民，不扰百姓，不贪财物。治世上有《千虑策》警世，清廉上有为官悄置回家盘缠，锁于箱中，藏在卧室，以备离职归里之需。杨万里一生作诗达两万多首，传世诗品亦有四千二百首，后人尊崇为一代诗宗。传世诗篇更是数不胜数，既有《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还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体恤民情的诗篇亦为不少，有《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等，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杨万里散文更多佳作，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其作品中密栗深邃、雅健幽峭之处，尤与柳宗元相似。他与袁枢同朝为官，同样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无所避讳，可谓志同道合，比肩忠臣。所不同的是，袁氏出道晚于杨氏，这在杨万里慨然所作的《通鉴纪事本末叙》之开篇便有所交代曰：

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见于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

可见，两人志同道合久矣。只不过那时杨万里为博士，是袁枢上司，后来袁枢到严陵任教育官员，而杨万里出任临漳太守。尽管职位上有高低，但两人情谊敦厚，“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志同道合，话语投机，相谈甚欢，而且多年后再相聚，亦虽觉劳苦，但尽倾肺腑，更觉学问相长博厚，特别是看到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如此巨著，利国利民，功德无量，更是欣喜备至。所以杨万里欢天喜地为之作序，对袁枢的成就给予极高评价，特别是对纪事文法之要领，也梳理得非常清晰透彻，与我们所要研究的新闻纪事报道文体之要求，大有借鉴妙用。他是这样评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

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hua），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一语中的，纪事之要及法及义，皆在于此。

在杨万里看来，纪事为了载“道”，纪事既要拔举其成事之“萌”，即萌芽起始就有所觉察捕捉，而且还要从事情细微之处“明”理，以小处见大；既要“情匿而泄”感情含蓄而充沛，又要“悉而约”叙述精巧而简“约”，行文还须“窕而槬”深邃而宽和，追究其道理却“遐而迩”看似取之久远，但却有益于近下当世，最关键的是，对于“治乱存亡”来说，“盖病之源医之方也”，既能探其“病之源”，又能开出治世“医之方”。

此处“萌”“明”“约”“方”，是对纪事文体的最好概括，最精辟点评。其“萌”就是事之开端，苗头性的东西，纪事性文体最重要的是抓住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将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让读者知道事情的根根梢梢，在清晰的脉络中找准方向；其“明”特指“提事之微”，此“微”即事情发展的关节点，看似微小却不可忽略，要害点必须在微小中凸显出来；其“约”为简约简明之说，是叙事的方法要求，不简约简明就达不到叙事明理的目的，只有讲究简约简明的说话艺术，才能使读者找到明理得“方”的途径；“方”即“道”，“道”即是理，是纪事的根本目的，不光得其道，还要寻找到最佳治世医俗之良方，做成载道有用之文。可见纪事文体是有方法可循，有路径可探，有规律可遵的。

杨万里不仅高度认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条分缕析地提出纪事写作重要的指导性要领，而且以切身感受，对《资治通鉴》与袁氏之撰著作了形象比较。他自称每读浩繁的《资治通鉴》之书，每件事总不能原原本本地一下阅读清楚，深深困惑于“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也就是说，看了开头看不清结尾，审察其结果却又难知当初，就像山之高耸不得见顶，海之浩茫不见其边。什么原因呢？杨万里一语中的地指出：“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原因很简单，完全在于编年文体所然，此文体以年纪事，凡事必录，照单全收，全年之事盖有所记，每件大事依时记之，前后相隔太远，又杂有其他事体，故难免庞杂不清。

然而看了袁氏编著，杨万里的心病没了，再无苦于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的那种只见起始，难知其终的茫然感。因而杨万里欣喜慨然曰：“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殊为难得的是，事情明白了，道理也格外清晰，史学治世警世之策触目可及。对此，杨万里在序中不无惊喜地感叹道：

嗟呼！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

难怪杨万里为之惊，为之喜，通读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其纪事集约而有条理，一目了然，既知其源，又见其因，还得其理，故事完整，事体清爽，明明白白，如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大有悲喜交集之慨。所以杨万里向世人大声疾呼：“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就是说，治国理政不能没有此书，离开了此书，面前站着奸佞也不能分辨，背后有邪僻之论也悟不通；而学者也不能无此书，如果没有此书，想上进没有可借资本，退养而无所寄托。在杨万里看来，无论治国还是治学，要通达事理，行世有为，都离不开简明而深邃的《通鉴纪事本末》。

可见，纪事文体要达到纪事明理多么重要，这与新闻纪事的要求也极有相通之处。新闻报道同样需要简明、简约、深刻而又有用，特别是纪事报道，所纪之事，脉络清晰，事清理明，清爽好读，使读者受众既享受美感，又能从中深为获益。同时，因为属于新闻范畴，真实准确自不待说，那新鲜活泼的要求还必须放在第一位。

于是，鲜活、简明、深刻，就成了新闻写作包括新闻纪事写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为此，结合杨万里序中关于纪事秘诀之论，以及艾丰先生《新闻写作方法论》中所说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解剖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首篇纪事《三家分晋》，努力寻求以真实为准则的新闻纪事写作上的几大基本要领尤为重要。

特为有趣的是，与此篇《三家分晋》纪事文体相类似，我们也曾写过有关“分”的新闻纪事报道，即《巢湖拆分经济洼地迈上高地》，而且作为重点稿件登上了 2012 年 6 月 24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不过那是安徽省区划调整上的事，为了成全隔江相望的芜湖、马鞍山两市，以及圆梦地处巢湖之滨的省会城市合肥市实现拥湖快速发展，安徽将地处三市之间的原省辖巢湖市一分为三，令“偏安一隅”的沿江两市从此跨江发展，滨湖合肥喜圆拥湖美梦。

同样“三分”，一个“分”出了战国乱世，一个“分”出了经济高地，虽然如此比对，看似多有差强，但在文体写作上却也具有些许可比之处，故在此一并分析，权作阐释纪事采访写作上几大基本要领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