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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21 年《怎样写活人物》出版后，数日前接到刘杰老师的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二《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书稿的校样。在阅读中，“新闻是种文化，有着自身特殊要求”，“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这是技巧问题，也是态度问题”等经典话语就像从胸膛里蹦出来的，掷地有声，令人感喟。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资深且成就卓著的人民日报社老记者，总结并提炼新闻纪事写作规律，有着独特的优势。由此，关乎技巧的“术”与关乎态度的“道”之间的关系，成为全书通过纪事写作阐释新闻文化特质的纵贯线，遵循着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中提升认识的原则，堪为全书的精神气质之所在。围绕这个纵贯线，国学与新闻的古今关系，则是贯穿本书的研究路径，堪为本书的血脉。同时，古今范例的详解与新闻实践的启示，成为全书写作方法的范式，堪为全书的骨肉。全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每言纪事，以例释意，理论诠释，价值阐发，析中有立，终归实践运用。这既是古代经典文章的当下分析，也是个人或他人新闻作品的经验呈现，更是新闻写作技巧的普及和升华。或许因为数年来的交往相处，对刘老师日渐熟悉，阅读他的每一行字、每一段话、每一个观点，似乎他就在我的对面，送我一个微笑，将他熟悉的故事娓娓道来。这部书稿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先是整体阐述了新闻纪事的四个基本要求，接着依次分析了新闻纪事的七种创新模式，最后结合“四力”总体揭示出新闻纪事的五种攻关路径。宋代吴沆说：“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私意以为，《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正是具有此“四美”之佳作。
言为心声，“文者，心学也”。史论、文论等皆是“为文”，新闻写作也是为文之一种，中国古代为文之用心，同样可作为新闻写作的借鉴。鉴于此，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人文合一尤以人品为重”诸多观念自然可以作为新闻写作的准则。在《怎样写活人物》中，刘老师就特别注重作者德行修养上的故事发掘，在彰显作品潜质的基础上，体现古今名家看重技法，更强调作者身体力行文德人品至上的人生标示，从而启迪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修行，更好地强化新闻队伍建设。如果说，这是写活人物的题中之义，那么在《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中，刘老师同样抑或说更为重视新闻纪事写作者的德行修养，就别有深意了。究其原因，刘老师在本书开头即明确表达了这个主张：“在古代，写人、纪事亦有截然不同的体例，但总体是写人以人喻世，写事则重在以事警人。在今天，就新闻写作而言，人物新闻以人为主，人在事中，以事托人；纪事新闻则以事为主，以事明理，以理喻人。”比较而言，写活人物与写好纪事确有所不同，前者以写人为主，后者以写事为主，这个“事”本质上是人物的活动。故而，刘老师在书中不断地强调，“人物纪事，看似写人，其实重事”，但这是“以人所做之事，显示事在人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其事更显不同凡响，而事之非常之重，又以明理为要。如此一来，人与事相辅相成，人在事中活，事因人而成，理成于人事里”。明乎此，“在新闻报道上，人物纪事皆宜如此，为了明晰事理，宣传鼓动群众，不仅要把人物写好，而且更让事理在人物行动中格外灵泛”。简言之，新闻报道需要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彰显兴教化人的大道理。因此，“人物纪事，则强调把写事放在首位，通过人物行动让事更清，理更明，教育引领作用更大”。其中，像“关键事重在关键人，人是事件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唯有写好事件中关键人物的活动，才能更为突出事件纪事足以明理的根本要害”。
借用中国古代文论的习语，新闻学也是“人学”。本书第一部分基于新闻记者精心采撷、精心裁剪、精心挖掘、旗帜鲜明的角度，依次阐释了新闻纪事需要“鲜明”“简明”“内在”“担当”等基本要求，而这四点正是以人品比喻新闻品格的结果，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站立的“人”。新闻记者要有“新闻育人”的自觉意识，其本人既是新闻品格的载体，也是新闻品格的表征。故而，刘老师多次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文气”说，认为“气”“既有文气之气，也有正气之气”“文气以正气为根，正气借文气而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说过，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由此，“人品”论便成为本书的突出内容，凡举例中涉及古今人物，总会从知人论世角度以一定篇幅评述人物的思想品德。像多次分析的三家分晋中的智伯，即是因为才大于德而招致祸患，最终被打入“奸臣”之列的代表；而“论朝中谏官能臣，袁枢和陈瓘可有一比，正直敢谏是他们的共同风骨”。同时，“如古之言官史撰，特质在于‘直笔’，‘事皆从实’，‘善恶必书’”，“古往今来，正是有司马迁、司马光、韩愈、袁枢等一个个‘良史’，才有了后人引以为鉴的‘信史’”，而“古之言官史官，与当今新闻工作者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作为新闻小史学，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为人品格，刚正笔锋，才是立身之本，兴事之基”，“史官和记者都是时代记录者，更应该是观察家和思想家，唯有带着责任感的记录，才会创造更有价值的纪事新闻”。
以上是刘老师在国学与新闻的古今关系中引发的思考，除此，刘老师在本书中更是频繁地直接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自己就要讲责任、讲品位、讲格调，要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才能采写出过得硬、叫得响、适合于用的好作品”。在刘老师看来，“新闻工作如何进一步强化自身修养，真正成为无愧时代、无愧党和人民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确是值得用心研究之大课题”。这其中，新闻记者的立场、态度更为关键。态度决定技巧，态度与技巧既是先后关系，也是辩证统一关系，亦如人的“德与才”，“德是才的灵魂，才为德的资本，没有德的才就像箭矢之竹，不加矫正锤炼，就不能攻破坚硬的东西；又像锐利的金锋，不经过熔炼磨砺，不能击破强盾。然而对于才与德，‘世俗莫之能辨’，才为外表，德是内秀，俗人往往看重于才而忽视了德。才德全尽称圣人，才德不足称愚人，德胜于才为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换句话说，“德”是态度是“道”，“才”是技巧是“术”。
对此，刘老师明确指出，“新闻的新鲜、简明、深刻固然重要，但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离不开勇敢担当和忠诚正直，就是说，良好的职业操守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素养”。因为“立场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新闻的尖锐程度”。“作者的立场观点决定着作文的立意，以及文章的深度、高度和温度。”“纪事要明理，新闻记者必须先要做个明白人。政治上明白，理论上明白，事实真相上更要明白。以明白之事，透析明白之理，才能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纪事明理离不开‘四力’，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人生底色殊为重要，那就是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为和职业操守。”具体说来，中国古代像韩愈将“前古之兴亡”经于心，对“当世之得失”留于意，所以才会为文从“参天地，关盛衰”着眼，无论是上书谏言，还是修撰史书，心中都会有杆秤，“这秤就是百姓利益，国家社稷安危”。而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只要坚守‘有志于民’，以治世‘可师’为目标，一定会将工作纪事性新闻做好”。
近些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与快速发展，深度思考并解决传播“品质弱化”以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重技能轻修养等问题，从而夯实新闻传播人才文化修养与科学素养，直至重塑新闻传播的质量意识，成为新闻学界、业界的共识。这其中加强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可谓当前重中之重的时代命题。刘老师“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正是对此命题的探索与实践。其实，之前在阅读《怎样写活人物》时，国学与新闻是如何结合的就是我十分感兴趣的话题。当时，刘老师主要设想是围绕人物、纪事、特写、言论、风貌旅游和日记体新闻，重点放在“怎样写”上，既看古文相关名篇怎样写，又看中国新闻名家怎样写，还结合刘老师个人作品分析怎样写。同时，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格外注重创新，既结合传统理论，又开辟新的领地，努力让国学与新闻写作上升到新的水准。通读《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之后，可以说该著不仅延续了这个做法，而且在国学与新闻结合上的理论自觉更为突出，体现了刘老师作为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对此，刘老师曾引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等句，作为国学与新闻结合这个研究路径的内在理据，认为“当”即恰当，合适的文体，自古效法，就像合适的衣服和食物不可释然。由此，精选古今范例，在各自详细阐释之后对照分析，成为本书实质性的内容。在新闻纪事的基本要求部分，重点比较了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首篇纪事《三家分晋》、刘杰《巢湖拆分 经济洼地迈上高地》等篇。在新闻纪事的创新模式部分，人物纪事，重点是王安石《慈溪县学记》、刘杰《“教育书记”》等篇；工作纪事，重点是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刘杰《安徽发展工业严把“生态大门”》等篇；事件纪事，重点是袁枢《豪桀亡秦》、刘杰《灾后五年看安徽》《安徽加快防洪保安基础设施建设》《为何关不住？》等篇；问题纪事与内参，重点是韩愈《宫市》《五坊小儿》《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以及柳宗元《捕蛇者说》、刘杰《公路春运“黑车”多》《“白条”竟能当货币使》等篇；调查纪事，重点是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刘杰《污水处理厂无污水处理》等篇；预测和解释性纪事，重点是韩愈《论佛骨表》、刘杰《黄山“梦笔生花”又成真》《自己养不活的孩子送人养》等篇；新视觉及见闻纪事，重点是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柳宗元《捕蛇者说》及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刘杰《“县官”牛年拜“牛倌”》以及湖南有关媒体接连推出几篇纪事性融媒体报道《十八洞村的 19 张笑脸》《苗寨“十八”变》《十八洞村龙金彪的Vlog丨脱贫之后》等篇。另外，在新闻纪事的攻关路径部分，还有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王安石《通州海门兴利记》等多篇古文。可见，古文范例除了司马光《资治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史家著述，主要集中在唐宋八大家等名家佳文，而当代新闻作品则以刘老师自己作品为主。前者，充分展示了刘老师的国学修养；后者，充分展示了刘老师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及其卓著业绩。可以说，篇篇分析均深入浅出，读来备受启迪。如调查纪事，刘老师认为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的“七问是调查‘路线图’，是赵公救灾行动计划，也是曾巩调查总纲细目”，可谓精彩至极。
至此，我们还必须追问，国学与新闻结合的内在理据到底有哪些？随着新媒体的演变及普及，新闻生产方式及其新闻观念也随之而变。作为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丛书，读者或许认为这是关于传统新闻或新闻传统问题的探讨。对此，是也不是。说是，这是在探讨新闻本质的继承问题；说不是，是因为刘老师始终在古今之变中思考着新闻的本质。对此，刘老师阐述极其丰富，兹略作总结。其一，“新闻报道和史学都是事实的记载”。通过新闻纪事的讨论，刘老师明确指出：“其实不论古代和当下，传统和创新，但凡史学和新闻纪事，总体来说，无不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当然，鲜活、简明、深刻，是新闻写作包括新闻纪事写作最基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鲜活”或“新鲜”指的是“新近发生的有意义的事实”，但不同于纯事件性新闻，纪事性新闻“所纪之事并不一定都是刚刚发生的新闻事实”，还存在“虽事过已久却不失新鲜灵性”的事实。像袁枢《三家分晋》就是“让历史性旧事体陡然鲜明起来”的范文。其二，新闻纪事“根本任务都是为了更好地纪事明理”。除了努力寻求以真实为准则，古今“纪事重在明‘理’”，事理明晰与否是古今佳作的重要标准。当然，好文章尤其是“新闻是事实的传播，以前追求又快又好传播，现在借助互联网，讲究生动活泼地快速传播”，但这些都是如何“明理”的话题，即以事实明示道理，给人以启迪喻世。“正是基于这一点，为了更好地纪事明理，故借鉴古文纪事之法”，以资新闻写作采撷。同时，“依据当今互联网时代舆论传播大趋势，结合创新融合新机制，在纪事明理的新闻作品种类模式上，以及快速传播和深层次作用的发挥上，进行更集中、更有针对性的选择分析研究，以期对新时代纪事文体做出更为有益的探索”。
当然，中国古代为文，“常常把理说在前边，开篇即道出要旨，进而再以事实论证之”，而当今新闻纪事报道有所不同，“新闻纪事讲究寓理于事实之中，让读者受众在阅读中体味纪事之要”，“术”或许有异，然“道”则近同，“古文与新闻纪事都要做有用之文，体现文章和报道的治世明理作用”。不过，中国古人也同时强调“道术一体”，尤其体现在技艺关系的认识上，主张道是术之本，术是道之用，认为术无道不立，道无术不行，守正用奇，两者不可分割，亦不可偏废。杨万里评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云：“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对此，刘老师评曰：“此处‘萌’‘明’‘约’‘方’，是对纪事文体的最好概括，最精辟点评。”其中，“‘方’即‘道’，‘道’即是理，是纪事的根本目的，不光得其道，还要寻找到最佳治世医俗之良方，做成载道有用之文。可见纪事文体是有方法可循，有路径可探，有规律可遵的”。足见刘老师在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上的理论自觉。
刘老师开始研究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时，便为自己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力求以讲故事方式行文，在叙事与探讨、比较和挖掘中体现研究成果，以自然天成的方式完成人物、纪事、特写等新闻业务研讨，绝无“穿靴戴帽”、牵强附会之感。事实是，古代为文，特别是人物传记、纪事明理以及短篇特写等，无不是尊重事实，讲求方法，求真求实，文美德馨，在世代传播中突显社会效果，以求对事实负责，也对个人负责，由此才成为千古名篇。由《怎样写活人物》到《人民日报记者怎样写纪事》，关于新闻作品的社会价值有了更自觉的理论认识。其中独到之处，我学习了之后，受益颇深，这里，略作归纳，以飨读者。
首先，新闻育人。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满足与使用”理论一度很流行，刷流量、圈粉等成为人们对产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读者中心论，但如何建设性地理解读者中心论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明己德，化育民众，达到至善之境，堪为中国教育传播思想的基本纲领，“止于至善”则是中国古代传播效果论的典型话语。研究传播效果不仅要关注传者或受者（尤其是受者）的需要与满足，更要关注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自我教育（知识、信念、理解等），这正如教育传播倡导“以生为本”的口号不如“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理念更为深刻一样。对此，刘老师有着系列的深刻论述，一方面“新闻是种文化，有着自身特殊要求，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依据新闻规律，用事实说话，更要用典型事实说话，说读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这是技巧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心里有读者的人会自觉追求简明”，诸如此类，均在强调新闻作品的可读性，要求以心中装着读者的态度进行新闻写作。然而，另一方面，新闻作品“使读者受众既享受美感，又能从中深为获益”“有鲜明的是非观，有满满的正能量，有很强的感染力，有一定的指导性，有较强的美感，读者受众喜读爱看，还能得到些许知识和启迪，开阔眼界，滋润心田”“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这才是新闻报道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宗旨所在。从传播效果上说，新闻“教化”传播的“质变”最终落实在“育新民”上。这个“育新民”不仅对受者说的，也包括新闻工作者自己。正如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最好写照；孔子说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则是儒家道德教化传播的原则性主张；白居易《与元九书》申述的“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堪为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在传受一体观念下对传、受者共同责任的简明揭示。对此，我们可以在刘老师对自己新闻作品的分析及其创作心得的介绍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次，新闻即史。历史思维以及历史观，是国学与新闻结合必然要求的内在肌理。换句话说，“稽旧牍”和“采新闻”成为本书内容及形式上的鲜明特色。当然，读者也不免有疑问：刘老师是以新闻眼审读古代纪事文，还是从古代纪事文中提炼出符合新闻纪事写作的观点？不过，细读之下，读者在刘老师谈古论今、娓娓道来之中不自觉地入乎其内，徜徉在古今之变的知识海洋中，又不时地在刘老师的提醒中出乎其外，思索古今佳作传播效果的诸种缘由及启示。可以说，“稽旧牍”和“采新闻”二者交相呼应，相融相洽，字句珠玑，令人感喟，备受启发。阐释古文，或许在他人看来，是“稽旧牍”，而本书是“怎样写新闻纪事”，当属于“采新闻”的范畴。其实不然，若“稽旧牍”对史家纪事“稽”的好，就是当今的新闻纪事写作方法。“就新闻纪事来说，首要特点是纪实，同古代史学一样，要以事实为根本。”如袁枢的《三家分晋》就“如同当今新闻纪事一样，必须记载最有启迪世事人生的一幕，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借鉴”，究其原因，“作为史学纪事，司马光虽然完整而准确地记载了下来，却淹没在浩繁史事里，而袁枢则把最鲜明、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事件和问题‘拎出来’，写在了《通鉴纪事本末》的最前面，这岂不是当今新闻写作上的最佳范本？”甚至可以说，这种“拎出来”突出事实的鲜明性的技法，“在今天，是新闻写作上的重要探索，在南宋时期的袁枢，那无疑是一大创新”。
刘老师之所以敢下此断语，在于他具有“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这个理论自觉意识。亦如史学，新闻尤其是新闻纪事关注的是某一段历史中的历史节点或史事片段，要求“只选取对历史进程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具有历史大格局的态度。正如《宋史·列传》记载的，章惇子孙以同乡关系，婉转请“文饰”章惇之传，袁枢勃然大怒，严词拒绝：“子厚（章惇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在刘老师看来，“史官和记者都是时代记录者，更应该是观察家和思想家”，具有鲜明的是非观，有辨别的能力和坚守的勇气，应当对历史负责，对事实负责，多思考如何在事件纪事报道中发挥更为深远的前瞻性作用，“唯有带着责任感的记录，才会创造更有价值的纪事新闻。”“新闻小史学，新闻工作者也是为史者，唯有持之以恒的学习积累，巧借高手大家的理论武器，善养‘走转改’的充沛文气，才能真正提高‘脑力’，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同时，新闻作品要具有引以为鉴的“信史”性质，像新闻事件纪事，其特点是更具有历史性、影响性和牵动性，需要新闻工作者增强历史责任意识。写作中，正如刘老师分析自己采编作品《安徽加快防洪保安基础设施建设》时说的，“经历了太多的防洪抢险救灾采访报道，笔者从心底期盼着治水保安上的根本性改变，因此事先查阅了大量水利史资料，在纪事中强化了历史追溯，在导语之后顺势而为，又简洁而生动地加上浑厚的历史背景，大大增强了事件纪事报道的纵深感”。进而，新闻作品不仅面向今人，也要带给后人的历史性启迪，发挥其应有的历史意义。正如今人读史知得失，未来读者阅读今天的新闻作品，同样要给他们以史为鉴的治世作用。
最后，贯道之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希望新闻工作者“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老师”，要求新闻工作者“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一句话，要真正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提升新闻报道的水平。刘老师在本书第三部分便是从新闻纪事攻关路径角度依次诠释了“四力”的内涵，兑现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的新闻报道”的系列论述的要求。“好的新闻报道”，“就是有价值的新闻文化产品”，刘老师结合不同的话题均有丰富的论述，以上所论已足以说明，这里从国学与新闻关系的维度稍加补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借韩愈门生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中的话强调，“文者，贯道之器也”。诸如韩愈、柳宗元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相关主张，正是本书频繁阐释的观点。在刘老师看来，新闻记者也必须尽韩愈等史官和古文大家之责，纪事新闻同样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两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追求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有补于世，做有用之文”。“古人不光注重文体，而且‘取义各异’，特别讲究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又要在合适的形式里展现”，“文者，贯道之器也”堪为“内容为王”的正解。“内容为王”是传播学的一条定律，除了指传播内容的专业化认知、传播艺术的专业性技能，还包括传播伦理的职业操守等。如此，传播者在处理信息时才可能不被个人的兴趣、情绪、利益等因素干扰自己的传播判断。“真善美”是所有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只是不同的传播样式、传播风格或文化传统的理解有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是所谓的“夸大”“虚假”宣传，亦不是形式上的“美颜”“保养”所能取代的。“真实、立体、全面”的要求，实则遵循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传播价值观，那种以善为目的，以美为形式的“真”，才是新闻宣传的真实。在传播实践中，往往存在以孤立、局部的事件为某社会本相的真实观，这就是未能深刻领会“真善美”三位一体中“真”之要义的表现。面对发生的事件，并不是说镜头不能拍摄、文字不能书写其中的社会黑暗面，而是说我们在考虑镜头不撒谎、文字不欺骗的同时，也要考虑镜头、文字会不会流泪的问题。影响年青一代的，最终还是所展示的“内容”，而不是媒体本身。因此，我们在对媒介的形象系统的认知与把握中，在重视“技术性媒介”的同时，更要重视“社会性媒介”所担负的道义责任。
亦如上述笔者感慨的那样，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闻真实的呈现风格及其价值，刘老师认为“传播是为了教化，为了有用于世”，“无论是新媒体融创变化，还是传统新闻纪事模式，根本任务都是为了更好地纪事明理，更有效地传播和发挥舆论宣传鼓动作用，更好地解决问题，推进社会进步”。其中，“互联网时代，与音视频、融手法制作相结合，还会有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比如微博客日志体vlog，以及快手、抖音等融媒体新闻纪事体”，“追求有声有色，声情并茂，真正从文字时代、读图时代，迅速迈上了声动融合时代”，但从古至今，无论是古文写作，还是新闻采写，抑或是视频新闻，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千变万化，不论读文、读图还是听声品情，“都在追求现场感，追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无不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尽心竭力达到载道明理的境界”。鉴于此，刘老师提出忠告：“学习运用新媒体，还要不忘初心，切记要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至此，转引《怎样写活人物》序言中的话作为结语：国学与新闻写作系列研究讲的是方法，更是精神，是文化。新时代需要融媒新体现，却不能失落老传统。国学中有新闻，新闻更需要国学。在传统文化中提升新媒体素养，以新素养传承古文精髓，如是，才能让党的新闻伟业更加辉煌耀眼。
是代为序。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2022 年 7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