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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首先从上海发起，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且两者日趋结合，基本上具备了建党的条件。上海担负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就有其必然性了。
正因为如此，认真研究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对理解党的性质及其创建特点大有益处。本节将以当时的文献和记载为依据，记述“六五”政治大罢工至党的一大期间的上海工人运动，以深入刻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状况。
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中产生最早、力量最集中、革命性最强的一个部分，也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固有特点的突出代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用武力冲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取得了许多经济特权，纷纷在中国开厂设行。上海首当其冲，成了外资入侵的主要据点。外资工厂雇用的华工，也就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随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也首先在上海创办起来，而封建式的行会帮口同样无孔不入地加强其对工人的控制。上海工人阶级正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据1920年的初步统计，上海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到50余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4左右，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工人阶级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879年，英商上海耶松船厂和祥生船厂的中国工人，因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和殴打工人而举行罢工，并取得了初步胜利。此后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上海工人的罢工次数日益增多，斗争规模和组织程度也愈加扩大和提高。仅1911年上海就发生了10多次罢工，其中晋昌、长锦、伦华、协和四丝厂的大罢工，参加人数达到2000余人。但是，五四运动以前的几十年中，上海工人的罢工基本上都是经济斗争，有限的要求达到以后，罢工也就中止了。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六五”政治大罢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上海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标志。6月3日，北京2000名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当天就逮捕学生178人。4日下午7时许，北京当局大批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工人阶级极为愤慨，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投入战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五”政治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首先是从日商工厂开始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6月5日，日商棉纱厂工人在“不替仇人作工”的口号下，首先举行罢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
日商工厂的华工率先罢工，以自己的行动展开了反帝爱国斗争，掀开了这次政治大罢工的序幕。
6月6日，罢工范围迅速扩大，各行业工人纷纷行动起来。这一天，华商电车公司的全体工人和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的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上海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海关印刷工人以及华锦丝厂等各业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求新机器厂工人在开始罢工时宣称：“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心，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
工人们在举行全体罢工时，还集体捐款，“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
。6月7日和8日，罢工队伍继续扩展，又有铁路总机厂、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造船厂、信通织布厂等一批工厂的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此时，钢铁、机器、造船、纺织、交通各行业工人加强了相互联系，开始酝酿实行总罢工。
6月9日和10日，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大罢工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全市总罢工的态势已基本形成。9日，全市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清洁工、邮递员以及江南船坞、英资耶松老船坞、美资慎昌洋行、英美烟厂等工人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表示：“非达到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
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都举行了罢工，上海对外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罢工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形成了空前浩大的声势。仅仅一周时间，全市参加罢工的工厂企业就有50多个，有统计的各业工人达五六万人。
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爱国群众的英勇斗争，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的出现，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上海护军使于6月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动员了全市警察和驻沪陆军一个师，妄图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调动英、美、日、葡等国武装“万国商团”协助当局镇压群众，分工为“英国连队在中央和老闸捕房，美国连队在虹口捕房，葡萄牙与日本连队在虹口区……”上海工人阶级和爱国群众不畏强暴，对帝国主义武装镇压进行了英勇反抗，指挥这次镇压工人行动的奇南、琼斯两巡长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
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群中国人，齐心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大家袒胸露臂，拍着胸膛对巡捕和商团说，‘你们刺吧，你们刺吧’！中国人对刺刀表示毫不畏惧，使巡捕和商团感到非常棘手。”工人和爱国群众的统一行动，彻底打乱了上海的反动统治秩序。上海护军使会同道尹迫不得已，于6月8日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9日，驻沪帝国主义外交团借口维持“租界治安”，加强了武装干预，急调英国军舰来沪，并将英美驻沪陆海军，分布要道，实力巡防。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惊呼“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已经忍受不了当前的严重困难，以至我们不得不请求我们的政府转劝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要求”。
北京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走投无路，被迫于6月10日发布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免职令，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直接投入斗争，对五四运动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上海学联对此深有感触，他们对上海工人罢工给予很高的评价：“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然而，上海工人阶级政治大罢工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只局限于上海一地。上海罢工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有力推动了各地区工人的斗争。从6月6日至12日，南京、天津、济南、武汉、唐山、杭州、宁波、扬州、安庆、南昌、厦门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罢工罢市的斗争，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浪潮。在这期间，五四运动的中心已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也由学生转变为工人。
上海工人的这次大罢工与以往的罢工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具有许多鲜明的新特点。在罢工中工人没有提出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只是以反帝爱国为出发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卖国贼。尤其是在斗争中，上海工人开始打破帮口、行会和地域观念，实行了跨行业的同盟罢工，而且在罢工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召开工人领袖联席会议，希望“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完固，庶可对外”
。总之，这次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强大威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逐步转变为自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我国工人斗争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六五”政治大罢工以后，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现代革命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力量，只凭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不能改造中国的。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结合，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此，不少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扬“劳工神圣”的观点，决心“与劳工为伍”，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切实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陈独秀1920年初由北京到达上海以后，在热情宣传社会主义的同时，努力加强与工人组织的联系。他亲自出席了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他在演说中首先提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的问题，他说：“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接着他又提出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是“要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他希望中国的劳动运动不仅要努力实现第一步，还应明确自己第二步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上海不少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厂车间或工人住处，从事劳工现状的社会调查，热情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逐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在此基础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为了做好纪念五一的筹备工作，陈独秀等人联络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七个团体，于4月18日召开联合会议。会上决定5月1日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推选陈独秀、阳松为大会顾问。23日，联合会发出通告：“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者与资本家及他种强权奋斗之历史纪念日，本埠工界，于是日列队游行，借壮纪念，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
上海工界的联合行动，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大惊慌。五一节的前三天，军警当局就提前贴出布告，严禁集会。5月1日又派出大批军警，阻止五一纪念活动。原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纪念大会，因军警百般阻挠，禁止数千工人入场，使大会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上海护军使署还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不仅华界禁止集会，租界也同样无法举行纪念大会。“孰意此项消息宣布稍早，已由官厅知照工部局，请其一律禁阻。于是众工界人士，由西门折往提篮桥者，复改往公园靶子路青年会体操场。该处军警亦加禁阻，工界人士遂移集操场侧之广场。……方欲演说，军警又干涉，众遂改往靶子路荒场。”
临时在这块空地上召开了五一纪念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工人们挥动红旗，高唱“劳动歌”，提出“三八工作制”的要求，并高呼“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
这次纪念大会虽被迫几次改换会址，但上海工人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终于使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结束后，中华工业协会等七个团体发表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并要求已经获得解放的苏俄劳工给中国工人“很猛烈的援助”，“更希望你们的指导”。
这个通告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向往，表达了他们寻求解放、改造社会的愿望。
这年的五一，《新青年》杂志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各种类型的文章20多篇，篇幅比平时扩大了一倍。这期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重要文章《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经过和各国工人阶级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而斗争的事迹，并表示了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恳切希望。他在文章结束时热情号召：“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悟的日子了！”
专号还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运用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说明中国工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劳动节纪念号”以十几万字的篇幅，首次刊登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武汉、南京、唐山以及山西等十几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并附图片32张，详细反映了当时各行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工资、教育、家庭生活等各个侧面的情况。纪念专号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题词，而且还刊印了12位工人的亲笔题词，他们在题词中写道，“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等等。《新青年》为工人开辟了讲坛，直接喊出了工人兄弟的心声，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上海《星期评论》也出了劳动纪念号，共有10大张，相当于平时篇幅的10倍。
1920年上海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但广大工人的直接行动和先进分子的热情支持，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充分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正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于1920年5月从北京来到了上海。早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中国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了组织共产党的酝酿。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曾商讨过建党问题，他们共同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一个像苏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并约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相机发起。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加强与各界人士的联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为建党做了大量切实的准备工作。维经斯基的到来更使他喜出望外，加快了建党的进程。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建党条件，目前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
1920年5月，上海开始了建党的实际活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约请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在新青年社召开以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座谈会。座谈会组织过多次，讨论也在不断深入。当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时，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而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声明退出。后又吸收李达、沈雁冰、周佛海等人加入，继续开展有组织的活动。经过一系列酝酿准备以后，上海共产党组织于8月正式形成。
上海共产党创建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它是在从事工人运动过程中诞生的，而它建立以后更致力于工人运动。如上所述，上海党组织开始筹建的5月，建党骨干就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并直接组织上海工人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活动，而在上海党组织正式形成的8月，又立即着手创办专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周刊。
《劳动界》创刊于1920年8月15日，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刊物，是党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个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生动丰富，版式活泼，开辟了演说、时事、调查、通讯、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小说、趣闻等专栏，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对《劳动界》寄予很大的希望，倾注很高的热情，大多数人都参与了编辑、写稿和发行工作，而且大多是无报酬的义务劳动。刊物的宗旨十分明确，其目的在于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劳动界》创刊号上登载了李汉俊写的《为甚么要印这个报？》一文，文章开头就叙述了工人的繁重劳动和困苦生活，进而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这就是说，《劳动界》将要告诉工人：他们为什么受苦？如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怎样争取阶级解放等革命道理。
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劳动界》大量的篇幅用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首要环节。刊物以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反复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资对立、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使命以及争取阶级解放的途径等革命道理。《劳动界》告诉工人：“我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若说到命运，我们何以都是一样命运吗？天天起来都是不能转运吗？单独资本家都是好命吗？要知道我们这样的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一元的工，他只给我们一角，其余九角，他都得了去了。”
“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滴，到哪里去了？不都是被老板们，老爷们……吃了去么？”
《劳动界》不仅分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这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资本家也变为劳动者了，大家都享自由，都得平等。这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
并且号召工人：“我们为甚么还要饮恨吞声地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难道我们自己不去奋斗，还望别人来替我们奋斗吗？”“实行社会主义，是我们劳工的责任！”
激励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实行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劳动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还充分发挥指导工人斗争的组织作用。这个刊物不断登载国内外劳动界的现状，特别是工人阶级反抗和罢工的消息，曾连续报道了上海、南昌、苏州、无锡、杭州、广州、九江、唐山等地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也报道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工人罢工的消息，激励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斗争。陈独秀在《真的工人团体》这篇短文中进一步提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这里明确而又恳切地希望和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彻底抛开封建式买办式的工会，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
《劳动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工人群众的面前，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支持，成为党和工人联系的桥梁。工人们争相传阅，把它看成自己的刊物，称它是“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劳动界》不仅在上海发行，而且散发到其他城市。上海党组织的成功尝试，为各地党组织提供了借鉴，不久他们也相继创办了工人刊物。广州党组织于1920年10月3日创办了《劳动者》；北京党组织于同年11月7日，创办了《劳动音》。
上海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以后，在工人群众中打开了局面，建立组织的工作提到了议程上来；广大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也迫切要求建立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1920年秋，建立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开始了酝酿筹备工作。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工会是上海机器工会。这个工会是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由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杨树浦电灯工厂工人陈文焕联合发起的。李中与陈文焕本不相识，但他们都是《劳动界》的热心读者，并积极为该刊投稿。两人因看到对方发表的文章，思想认识十分接近，由此而建立了联系。陈文焕9月18日给李中的信说：“现在你想发起一个‘机器工会’，这是我很赞成的，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公所，都是店东把持的，所有的工会，也多是政客假托的。我们真正的劳动界，实在挂了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呵！现在你与独秀先生所定的‘机器工会’章程，谢谢你，不晓得，你肯给我一份吗？”
后来，他们相约在电灯厂会面，交换意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李中在9月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他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只有加强联络，结成自己的团体，斗争才会有力量。因此，“联络是成功的手段”
。这个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以苏俄工人为榜样，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做国家的主人，并强调了联合起来组织斗争的迫切性，为建立真正的工人工会造了舆论。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20年10月3日下午5时至7时，上海机器工会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
召开了发起会。出席会议的有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恒丰纱厂等机器工人七八十名，陈独秀、杨明斋等6人以参观者的身份出席发起会。这次会议由李中任临时主席，并在会上报告了机器工会的筹备经过。他接着提出机器工会的宗旨在于“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但是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这五种工会，都是妨碍我们工人底组织，我们很该留心注意。我希望我们这个工会，不和资本家握手，不和政客握手，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我们对于这个会，都要负了〔有〕极大的责任，去大大地联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
。陈独秀、杨明斋等被发起会聘为名誉会员，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这个章程很详尽，共分6章32条。这次发起会上曾明确提出本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
会议最后议决在杨树浦设立办事机构——事务所，在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前暂设经募处，推选陈独秀为主任，李杰、陈文焕、吕树仁、陆征章、李中为办事员。
10月1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召开理事会。会议由李杰主持，新成立的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讨论作出四项决议：“一，本会理事会已经成立，经募处应行取消，所有一切经募事宜概归会计科长陈文焕君负责；二，现在会务繁多，按照章程理事会议四周一次，殊难适用，暂拟斟酌变通理事会一周一次；三，聘交际员数人，担任交际事宜；四，事务所设杨树浦，西门设失业工人住宿所，筹得经费从急实现。”
理事会成立以后，机器工会的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各项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工人们对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给予热情的支持，寄以极大的期望。机器工人黄雄在投寄给《劳动界》的《一个工人的觉悟》稿件中，分析了上海机器工人过去斗争不能奏效的教训，叙述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提出“一定要谋一个最妥当的、最容易的法儿来救济，那么，就是要结团体要组织工会。现在听说那热心运动的工人，已经组织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他的宗旨目的洽合〔恰恰〕与我们现在要求的相合，真是好极了。我已经入了会，我还劝我们机工的兄弟们，赶快点，放速点，大家来组织，使我们神圣的劳工，大放光明于社会、国家、世界，这才是我们真真的幸福”
。
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上海机器工会于11月21日下午3时，在白克路二○七号上海公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本会会员、各工会代表以及来宾近千人，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亲自到会祝贺，会场气氛热烈，盛况空前。李中担任大会主席，他首先简要报告了机器工会成立经过，接着到会工人热情欢迎孙中山、陈独秀讲话。“中山先生之演说有二小时之久，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变相之民主国号耳。陈独秀谓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
机器工会从发起到召开成立大会的两个多月里，要求入会的机器工人十分踊跃，会员从几十人很快发展到370人，并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成为当时上海有影响的工会之一。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工界的关切和重视，使上海工人运动面貌为之一新。为了团结联合各类工界团体，以便在今后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机器工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2月2日下午6时，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邀请工界领袖，在复兴园举行聚餐会。理事长陈文焕首先欢迎兄弟工会和各界来宾，并报告了机器工会的情况和宗旨。席间工界人士热情致辞，希望机器工会“蒸蒸日上”；成为“工界明星”
。最后，李中请各厂领袖做机器工会的名誉会员，并送给名誉会员证书。会上感情融洽，相互鼓励，大家认为工会组织应警惕资本家的破坏，打消帮会的地盘主义，真心实意为工人谋福利。通过与各工界代表的聚会交谈，对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及其实际活动的开展，表明党的早期组织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迈开了新的一步。
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后，党组织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加强，采取多种活动方式，在工人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得以更加广泛的开展。机器工会成立不久，党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各大小印刷局底工人，为谋工人应有的幸福起见，发起组织一个‘上海印刷工会’，事务所已经成立，章程也定的狠〔很〕完备，大致和‘机器工会’相同。”
最初参加印刷工会的是铅印工人，后来他们与石印工人工会联合起来，统一了宗旨和章程，入会人数与日俱增，会员很快发展到1346人。印刷工会还“创办了一个《友世画报》，专为提倡劳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造社会为主旨的。该报底主笔和投稿，纯由印刷局的工人担任，决定下星期六出版。这个《友世画报》和上海机器工会底《机器工人》，都是真工人底出版品，也是我们劳动界底一线曙光”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印刷工人较为集中。印刷工会的成立不仅直接组织指导了印刷工人的斗争，而且对印刷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0年11月，党的早期组织曾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奋斗目的和斗争手段。这个宣言把工人运动摆到突出的位置，作为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方式。宣言提出的原则反映了党当时对工人运动的重视，而实际上党也确实把工人运动作为初创时期的主要工作。
上海党组织建立工会首先是在同行业中进行的，虽然这对开展活动和提出共同的斗争目标带来一些方便，但也有局限性。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党组织又发起成立了跨行业的工人游艺会。12月20日，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会员400多人以及许多来宾。上海党组织的成员李启汉、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等参加了这次大会。成立大会“首由该会李启汉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略谓现在工人之困苦，由于无智识，无团体，不能互相救济。每人每日除作工以外，什么人生问题，什么世界大事，盲目不知，此即本会成立之原因。至于进行方针，即须解决以上一切困难也”
。游艺会具有工人俱乐部的性质，它成立以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以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讨论社会问题和人生道路，寻求争取工人权利、摆脱困苦生活的途径，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也为各行业工人提供了交流联络的场所，增强了工人之间的了解、团结和友谊。
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需要有专门机构从事工运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上海党组织于1921年1月，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他们不仅直接指导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工人游艺会的工作，而且与上海工界各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以便在斗争中互相支持配合，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后来，他们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小沙渡办起了“劳工半日学校”。
为了通过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深入发动组织工人的斗争，上海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工作。1921年4月17日，李启汉等人召集十几个劳工团体代表在渔阳里六号举行了“五一纪念筹备会”，决定发起五一纪念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还“推定筹备员五十余人”。
筹备会除对劳工界进行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外，并向各报馆、学校、商会等机关团体发出了庆祝五一节的通告，要求五一当天停止营业，悬旗庆祝，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原定纪念大会在法租界召开，法租界巡捕房得此消息后，于4月29日搜查了设在渔阳里六号的大会筹备处，并无理禁止在法租界内举行集会和游行。筹备会决定把纪念大会改在公共租界体育场举行。但是，“到了五一这一天，警察和兵士都荷枪实弹，在各大马路巡梭。公共体育场除了派兵警巡察外，还架了几枝〔支〕机关枪，如临大敌。到公共体育场开会，当然不行了，所以临时就改了地点。一在杨树浦附近，一在车袋角附近，都是偏僻的地方，并且是临时改的，所以捕房没有知道。会场改易既经通知了各工人，届时他们就分道赴会。不一刻杨树浦会场，差不多就有万余人，车袋角会场，也不下几千人。发言的很多，并且都十分激烈，几有不得到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虽至官厅捕房如何干涉，决不与资本家干休之势”
。纪念大会开到下午5时，在高呼“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当天，李启汉、李汉俊、包惠僧等人率领20多名积极分子，沿街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有些团体、学校、商店还分别在不同地点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21年的五一纪念活动，虽然再次遭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但广大工人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举行了集会和其他活动，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工人运动不断深入发展。1921年春，上海电车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产阶级。同年夏，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八九千名工人，又连续举行了20多天的罢工。这两次大罢工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上海工人阶级从新型工会的诞生和罢工斗争的胜利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一文中，对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和评论，指出：“今年的上海劳动界，比以前更不相同，阶级的觉悟，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狠〔很〕好的现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节，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上海早期工人运动是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趋于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大还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并作出了决议，明确提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政治路线”。这些规定和要求，既是对以往工人运动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又于8月以上海新型工会组织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已向全国扩展，开始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并与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保持接触。由于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并于次年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高潮。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在新的起点上，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中国近代的工人运动从上海破土而出，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趋势，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主动参与到工人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的初心所在，也是动力源泉。
有了一批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有了上海工人运动的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股最终促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东风”，就是共产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