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

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赵人伟，2021，第10 页）的过程。财富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叠加中国金融发展“压抑”与“赶超”的并存，立体呈现出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

（一）收入与财富“前所未有”的增长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金融参与创造了“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 。“两大奇迹”使得国民收入与财富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国民收入方面。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2017年达到 83.2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与此同时，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20年的7.2万元 ，超过1万亿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见图1-6）。

国民财富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最新估算，截至 2019 年，中国的全社会净财富达到 675.5 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为 48.2 万亿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 512.6 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 36.6 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居民财富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图 1-7 显示，1978 年，中国居民人均财富不足 400元，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跨过了4000元，1995年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突破了10万元，2019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1978-19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8%，19901999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5.7%，2000-2009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9%，2010-201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3%。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为快。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有所放缓。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的增长堪称历史上“前所未有”（张晓晶，2021）。

（二）收入与财富的分化

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彰显出包容性发展与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不过，总体上，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收入分配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08 年达到峰值 0.491；20082015年处于回落中，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但近年来基尼系数又有所回升，2019年为0.465，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财富分配方面。国际比较看，财富分配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常态。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 2021》（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2021）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 2000 年的 0.599 持续上升至 2015 年的 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 2019 年的 0.697，但 2020 年因疫情冲击，再度上升至 0.704。罗楚亮、陈国强（2021）基于住户调查数据（CHIP2013 和CEPS2012、CFPS2016），计算出居民财富基尼系数分别高达 0.619 和 0.736。他们进一步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的财富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甚至达到 0.8。Wan等（2021）通过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发现，在中国居民财富差距扩大的驱动因素中，房产差距是最大的解释因子，能够解释财富不平等的七成左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房产差距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解释力还在增大。就全国来说，2011 年住房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贡献为71.86%，2017 年上升到 75.49%；城镇地区这一比例从 2011 年的 74%上升到2017年的76.57%，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从58.48%上升至64.09%。此外，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提供的关于中国等五大经济体顶端10%人群财富分布数据，2000年，中国这一富裕人群的财富尚不足各类人群合计的 50%，低于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同期水平。但在此之后，中国的财富分配从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并明显超过英、法等较为侧重社会公平与福利的欧洲国家，接近俄罗斯、美国的水平。中国顶端 10%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不到47.8%上升到2011年的66.7%；2011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

（三）金融与不平等：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的双重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后者的核心在于经济赶超。实现赶超要完成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正是在“双重任务”的框架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与政策安排，导致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并存。

金融压抑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等有着不同形式的干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比如，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不过，如果将金融压抑置于中国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则会获得新的认识。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张晓晶等，2018）。不过，随着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逐步取消金融压抑、纠正金融扭曲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金融赶超”是指金融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金融科技的“弯道超车”。之所以被界定为赶超，是因为金融相关指标可能超过了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比如，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相适应或相匹配的水平。一般而言，金融压抑会制约金融赶超；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金融压抑导致金融发展的单一化、政府主导，形成正规体系与非正规体系的“二元”；而金融创新特别是借助金融科技带来的创新，能够打破这样的二元格局，促进非正规体系（如影子银行）发展，同时推进新金融业态（如大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发展。 金融赶超可以看作对于金融压抑以及各类金融规制的突破， 这一赶超借助了两股力量：一股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另一股是监管的包 容。 这是观察中国金融发展的新视角。

1.金融压抑及其分配效应

站在发展型政府角度，金融压抑是为了满足经济赶超的需要，因此更关注增长目标而忽略由此带来的分配效应。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导致资金价格扭曲，进而产生信贷配给，个体和企业获得信贷的成本与机会不公平，融资渠道不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而导致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经济落后—金融发展落后—资金短 缺—金融压抑—信贷配给—信贷获得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均。 中国存在明显的金融压抑现象，主要表现为利率、汇率的管制，信贷配给以及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等。政府通过金融管制在各部门之间直接分配租金，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水平，信贷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信贷配给或者选择性信贷政策，使得一部分相对优势群体（比如，国有经济、重化工业、城市、大企业等）获得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而使另一部分相对弱势群体（如非国有经济，中小微企业，农村或偏远地区等）较难获得金融服务。信贷方面的歧视，无论是基于所有制、产业还是区域，都会产生不平衡与不协调的结果，导致不平等加剧。

进一步而言，金融压抑政策以及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安排，造成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侵蚀。金融压抑不仅表现在官方利率长期远远低于市场利率方面，而且表现在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和门槛准入方面。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企的投资成本，也使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恢复至正常水平，但扭曲的资本价格除了误导投资外，也对居民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收益大幅下降。金融抑制政策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富分配机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到侵蚀，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却得到“补贴”。

2.金融赶超及其分配效应

中国的金融赶超主要（但不限于）表现为：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 业增加值偏高，金融科技跻身全球第一方阵。 这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分配效应。

一是宏观杠杆率攀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缓慢上升，在 2003-2008 年期间还出现了自发去杠杆，杠杆率轻微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宏观杠杆率有一个急速攀升的过程。在中央去杠杆政策作用下，宏观杠杆率于2017年底到达241.2%的高点，之后保持相对平稳态势。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宏观杠杆率再度攀升，2020 年底达到 270.1%的新高（见图 1-8）。正如前述分析，杠杆率的攀升为资产规模大幅扩张创造了条件，推进了金融化。在此过程中，房价大幅上涨导致财富与收入差距拉大是金融化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分配效应。而居民杠杆率（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一路上升也可以作为相应的注脚。

二是金融业增加值偏高。在关于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如图 1-9 所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德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为平稳甚至略有下降（除了 2000-2007 年的全球化繁荣时期有所上升）；英国自 2000 年以来有大幅跃升，2008 年危机以后有所回落；美国一直处于高位，2008 年经历短期回落以后仍趋于上升。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自2005年以来急剧攀升，在2015年达到8.4%的峰值，一下子超过了英美。虽然关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估算存在争议（比如，核算方法不同、涵盖范围不同等），但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偏高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业增加值一度超过英美，反映出中国金融的赶超发展以及金融化趋势。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业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增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获取金融服务所付出的成本。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偏高（甚至是畸 高）显示经济出现“脱实向虚” （见图 1-10） 且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向 金融业倾斜。

三是金融科技跻身全球第一方阵。近年来，人工智能（A）、大数据（B）、云计算（C）、分布式记账（D）、电子商务（E）等新兴技术逐渐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创新，并催生出移动支付、网络信贷、智能投顾等新业态。中国有近10亿互联网用户，为金融科技运用奠定了基础。2019年，87%的中国消费者使用金融科技，2020年末，全球前20大平台公司中，中资企业已占据五席。在大型科技公司推动下，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普及率已达86%（易纲，2021）。金融科技信贷和大型科技信贷的最大市场是中国，其中大科技公司贷款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3630亿美元和5160亿美元；相较而言，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其相关信贷规模却要小很多（BIS，2020）。中国金融科技基本处在全球第一方阵。 与一些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大科技公司介入金融的程度要深得多。 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金融科技也是一柄“双刃剑”。在监管未能及时跟上的情况下，金融科技现出了“异化”，导致普惠金融的“普而不惠”问题。比如，在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联合贷款中，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业，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导客引流优势，直接收取的费用占客户融资综合成本的1/3左右，加上代销或其他过度增信产品等收取的费用，往往高达2/3（郭武平，2020）。 aZC7awUaGYxJOkHfbTS3NgB6rLs9GdEO8tq008Oho1D9NMIVBr0ojCRN/ZjORy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