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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超越简单的理论逻辑推演，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全面把握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乘势而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之际启动共同富裕行动纲领并非是简单理论推演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举，它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基本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只有通过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别过大、区域分化太 大、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福利不统筹等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因 素，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将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之上。 这种战略调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一是经过过去7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终于在2020年实现全面 小康， GDP总量超过 100 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达到 1.1 万美元，第一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部分区域人均GDP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财富超过 10 亿美元的企业家于 2020 年达到了 1058 人，大大超过美国，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这为我国集中精力通过民生建设、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来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是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0年的建设，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 运行体制基本成熟，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开始步入一个相对稳定 的轨道， 发展这个第一硬道理具有了坚实的保障。这为我们将“公平”问题和共同富裕问题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提供了条件。
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 不仅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充分证明通过扶贫可以启动内需、可以促进内循环发展、可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而证明中国到了通过公平的提升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的新阶段。
这些基础和条件再加上以“大同”与“共富”为追求的传统文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安排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具有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各种物质、文化、社会和制度基础。
当前，世界各国面临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大量福利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的再次恶化宣告西方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路径在科技创新、金融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下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中间阶层消失、高收入阶层收入占比逆势上扬、新要素资本赢家通吃等新问题。大时代呼唤人类必须破解这些超级问题。中国在这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面启动共同富裕战略，毫无疑问是顺应时代的呼唤，期望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文化优势，为世界提供一套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也将使中国在大国竞争中占领“公平”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