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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证十之八九，此言不过。历代医家疗虚之法各异，其说纷纭，其争不断。虚证首载于《内经》。在病因上，《素问·宣明五气》提出“五劳所伤”；病机上，有《素问·通评虚实论》的“精气夺则虚”、《素问·评热病论》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辨证上，有《灵枢·决气》的“六脱”、《素问·脏气法时论》的“五脏虚”；预后上，有《素问·玉机真脏论》的“五虚死”；治疗上，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劳者温之”“燥者濡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
《难经》提出“五损”论。
《金匮要略》专设“虚劳”篇，以五脏气血阴阳之损为虚劳立论，尤其抓住脾肾之虚，十分切中临床实际。强调甘温扶阳为疗虚大法，主张脾肾双补，补脾重于补肾。
《诸病源候论》设有“虚劳候”，提出“五劳”“六极”和“七伤”。
李东垣以脾胃立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主张治虚应重在调补脾胃，倡导“补中益气”法。
朱丹溪则以肝肾立论，提出“阴不足而阳有余”，“治虚大法以滋阴降火为首要”。
戴思恭著《证治要诀》，提倡“治劳之法当以调心补肾为先”。
赵献可发挥命门学说，著《医贯》，主张“补脾不如补肾”，推崇地黄丸的应用。
张景岳认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治虚应“温补扶阳”，创右归饮，并提出“安五脏即可以治脾胃”。
李士材著《医宗必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两者皆重，治虚不可偏废，宜从脾肾着手，“救肾者用六味丸”“救脾者用补中益气汤”。
汪绮石著治虚专书，名为《理虚元鉴》，阐发虚劳的病因病机、论治大法和预防措施，主张“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
以上为中医疗虚各家的代表性论点。叶氏主张：虚证为杂病之首，其要在肾亏，其理在阴损，其征在虚热，正如经言“阴虚则内热”，理虚大法贵在养阴清热。养阴者必滋肾，知柏地黄最适宜，清热者用银柴胡、地骨皮、青蒿、白薇最对证。叶氏用养阴清热法，不仅针对典型的阴虚内热见症，如日晡潮热、颧红骨蒸、五心烦热、虚烦不寐等，而且哮喘、肝炎、再生障碍性贫血、风湿热、痹证，以致妇科崩漏诸多病种，只要见虚象，也屡投此法而奏效，因此，“养阴清热”成为叶氏理虚的擅长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