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古籍版本鉴别，是学习版本学的重要技能锻炼，也是版本学知识具体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古籍版本的鉴别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学问，需要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别，要在大量阅读浏览古籍的基础上，熟谙历代版刻特征，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历代有关书目、藏书家识语题跋、雕版印刷史、文字学、避讳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但注重书籍的外形考察，更要结合内容考证，才能得出客观的鉴定结论。对一般的中医药工作者来说，主要是了解一些版本鉴定的常识，以便充分利用版本鉴定的成果，为学习和科研服务。
关于古籍外观上的鉴定，主要是依据历代版刻形制、装帧特点、字体刀法等，从一些规律性的变化中寻找依据，推求其刊刻年代，评鉴其优劣，辨别其真伪。
刻书者往往于书的卷目之后或书尾卷末，刻上刊印者的姓名、堂号、书坊名称与年月等，这些字样用框格围起来，即为“牌记”，也称为“书牌”“木记”。有些牌记的形式，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成钟、鼎、琴瑟、荷叶莲花龛等形状，类似现代的商标图案。自金朝刻书盛行牌记以来，由于牌记、封面大都刻有雕版年月、刻家姓名、堂名或书坊名，为判定版刻年代、鉴定古籍的版本提供了简明的依据。如《证类本草》金刻本（或蒙古本）扉页有张存惠晦明轩木记，木记是一幅龟驮碑的图案，碑文为关于版刻时间、内容的说明。明刊《新刊校正王叔和脉诀提要》一书，卷末有荷花莲叶龛式牌记，内刻“隆庆丁卯岁四仁堂刊”。
一书多刻，行款字数常常不同。而各个不同的时代，刻书的行款字数也各有其特点。因此，书口、行款、字数可以作为版本辨别依据之一。历代刻书家在刻印行款、书口上颇费心思。为了版面折叠整齐对称，产生了各式鱼尾、空白象鼻作为标志。如北宋刻本多为白口单边，行格疏朗，字较大，字体盛行颜体或柳体，每行字数往往多少不一。后来大都左右双边，间有四周双边及黑口者。元刻本多为大黑口，行格较密，篇题多用花型图案（墨盖），字体多采用赵（孟頫）体。明刻自正德、嘉靖以后，一般为白口，字体渐变为方形或长方形之硬体字，显得有些僵硬呆滞。在明以前刻本书中，在版心下端，常见刻工姓名、藏版归属、刻书家名称，这种特有款式可提示该书刻印时间不晚于明代。
外观取证通常是版本研究专家才能掌握。作为一般古医籍的阅读与利用，内容取证可能更为常用。所谓内容取证，是通过对书的序、跋、正文与注文中有关作者生平、学术思想、著书动机、流传状况等进行研究，以考证书籍的刊行年代及版本的真伪优劣。
在书的正文前后，一般都有序、跋，序、跋之中常常记述作者著书的目的、书名释义、卷帙多少、流布状况，序、跋之末署作序跋者的姓名、职衔、朝代、年月等。这些都是判断刻书年代的重要内证。书的翻刻越多，序跋往往也越多。这种情况，一般应根据时间、内容，排出主从关系，并加以考证。如清代起秀堂刊本《小儿药证直诀》，即有阎孝忠原序、钱仲阳传、钱乙序、董汲序、陈世杰序等。可以通过对这些序文的研究，理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与刊刻时间提供可靠的依据。
但有些翻刻、影刻本仅照录原有序跋而又不作说明，应加细审。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遇到与尊长、本朝帝王名字相同的文字时，不得直用其字，而是要设法规避，以示尊敬，这就是避讳。反映在古籍当中，往往改用一些同义、近义或读音相近的字来代替。避讳改用的字，叫作避讳字，简称讳文或讳字。最初，避讳只是为了表示尊敬，后来讳法加严，如触犯了规定，轻则革职除名，重则家破人亡。
由于避讳而改动古书，不仅给阅读带来某些困难，同时还容易把讳字当作正字，造成理解错误，或因避讳造成脱文、衍文。但通过避讳字进行版本时代的鉴别，却是一种有效而可靠的方法。陈垣《史讳举例》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因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
历代避讳主要有改字、空字和缺笔三种方法。改字是用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要避讳的字。如秦始皇名嬴政，故避嫌名“正”而改字为“端”。汉高祖名刘邦，故改邦为国。汉文帝名刘恒，故《史记》将“恒山”改为“常山”。汉光武帝名刘秀，故时人将“秀才”改为“茂才”。
在中医古籍中，避讳改字也相当普遍。如《太素·真脏脉形》：“大骨枯槁，大肉陷下……真脏见，乃予之期日。”杨上善注云：“古本有作正脏，当是秦皇名正，故改为真耳。真、正义同也。”
又该书《经脉同异》：“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至七节后大泉。”萧延平按：“《灵枢》《甲乙经》……大泉，均作太渊，唐人讳渊作泉”。
再如唐人王冰注《素问》，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其《异法方宜论》中“民”字悉改为“人”。《伤寒论》真武汤，宋以前本名“玄武汤”，因避宋始祖赵玄朗讳，而改为“真武汤”。
空字的避讳方法是凡遇帝王或尊长的名字，皆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写曰某，或径书“讳”字。缺笔是遇帝王或尊长的名字以缺笔字代替。如宋本《千金方》“恒山丸”作“
山丸”，是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清刻本《胎产心法》“玄参”作“
参”，是为避清圣祖玄烨讳。
在中医古籍中，因避讳改地名、改人名、改官职名、改干支名，几乎无所不涉。如唐代苏敬撰《新修本草》，至宋代唐慎微著《证类本草》时，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将苏敬改为苏恭，是因避讳改人名。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李昺，嫌讳丙，故凡遇“丙”字多改作“景”。杨上善撰注《太素》，凡注文中干支名，“丙”字皆作“景”，“甲乙丙丁”作“甲乙景丁”，是因避讳改干支名。“常山”《神农本草经》原名“恒山”，乃因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山药”《神农本草经》原名“薯豫”，先因避唐代宗李豫讳改为“薯药”，后又因避宋英宗赵曙讳改为“山药”等，都是因避讳改药物名。清圣祖名玄烨，为了避讳，将“玄府”（即汗孔）改为“元府”，是因避讳改名词。
总之，若能掌握避讳的常识和规律，对古籍文献的考证工作将带来方便，充分利用古籍中的讳字，有助于判定书籍版本的时代，鉴别作品的真伪，考证作者的年代。
此外，不同来源的版本，正文、注文等具体内容上有多寡、详略之分。有些书通过引文所处的时代，也可以考察其可能的刊刻年代。
历代学者、藏书家获得珍贵的古籍，往往考察其版刻源流，记录该书的版刻特征、流传经过，写下个人的研究心得，题识于卷首、卷尾或扉页上，这就是题跋识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题跋识语鉴别版本时代，区分版本优劣。
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四》，录有其关于宋版《史载之方》的跋语，叙述了得书之经过、该书的版刻特征：“向闻白堤钱听默云，北宋时有名医因治蔡京肠秘之症，只用紫菀一味，其病遂愈。医者由是知名。其人盖史载之也。后余友顾千里游杭州，遇石冢严久能于湖上，出各种古书相质，归为余言，中有《史载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椠，余心向往之久矣。客岁钱塘何梦华从严氏买得，今夏转归于余。余检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门用紫菀者，始信钱丈之言为不谬。特未知用而见效之说出何书耳。至于版刻之为北宋，确然可信。字画斩方，神气肃穆，在宋椠中不多觏。其避讳若‘
’字，尤他刊所罕。千里艳称于前，梦华作合于后，余于此书，可云奇遇。余喜读未见书，若此书各家书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编》有云‘史战之方二卷’，‘战’者，以‘载’字形近而讹，无可疑者。余重其书之秘，出白金三十两易得，重加装潢。”
藏书印章始于唐，盛于宋，一直流传至今。根据藏书章，可以判断书版问世的时代下限。有元人藏章，书不可能出于明代，有明人藏章，则非清人刊本。《幼幼新书》有一种版本，钤有“明善堂”的藏书印记。而“明善堂”之印系清世宗之子弘晓（怡亲王）之印章。怡亲王是有名的藏书家。因此，可以判断此本是内府传出的珍本。
历代学者、藏书家等，往往将所见所藏之书的行款、版式、字体、卷数、作者、刊行者乃至流行与收藏情况等有关资料记录下来。这些资料，主要见之于各类目录书中。因此，学者、藏书家的读书志，是版本鉴定的又一重要依据。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古籍的版本流传状况，各种稀见版本的实物记录。如《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二》对《仁斋直指方》十三卷抄本和二十六卷明刻版本的著录：“杨仁斋《直指方论》十三卷（旧抄本）：郡中有外科医生高某，家多秘本医学书，相传有《仁斋直指》，外间皆未之见。及去岁某故，所遗少妾幼子，家中书半皆散佚。而此书亦出，余得寓目，因遍检藏书家目，皆云《仁斋直指方论附遗》二十六卷，与此十三卷不合。虽曰明人附遗，其二十六卷与十三卷所以异同之故，未经剖析，故目录家但知有二十六卷，曾不知有十三卷也。及十三卷之书出，而人反疑其卷帙之少，未敢信为善本，不之重也。今兹岁初，偶于坊间获明刻本二十六卷者，乃又追踪十三卷之抄本，始悉改十三卷为二十六卷者，出于明人。其目录之大小字，或照原或更改，尽出臆断，而本书面目尽失。因叹目录之学为甚难，苟非博闻广见，难以置喙。书必原本方为可贵也。余既收得刻本矣，不得不复置抄本之原书为如此。”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对现存中医古籍的版本及收藏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著录，为我们查找和鉴定版本提供了重要线索，是目前考察和利用中医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