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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echnology：How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Respond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 梁君健 黄一洋
Liang Junjian Huang Yiyang
摘要： 随着新技术对传媒业态的颠覆，新闻传播类院校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前沿媒介技术纳入自身的教育体系。为了探究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应对技术变迁，本文从制度设计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考察了技术在新闻传播院校的实践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并据此讨论了围绕技术重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 新闻传播教育；媒介技术；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Abstract： With the subvers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o the media industry，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re integrating cutting-edge media technologies into their education systems like never before.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responds to current technological change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si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and accordingly discusses the future trend of reconstructing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ystem around technology.
Key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media technologies，teaching reform，teaching practice
技术，是当下新闻传播行业发展的关键性推动力量。随着新技术对传媒业态的颠覆，新闻传播类院校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前沿媒介技术纳入自身的教育体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成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核心”与“骨干”，以期为主流媒体单位以及泛媒体、沉浸式媒体、智媒体等新兴领域提供专业人才。
具体到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层面，针对新技术而展开的实践教学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数据素养和跨媒体叙事能力成为衡量新闻传播人才的新维度，以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以及媒体融合类课程体系有望成为未来新闻传播教学体系的重要板块。
此外，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还为新闻传播学术界、教育界与业界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丰厚土壤。新闻传播院校的实践教育体系如何对待不断加速的技术变迁，如何围绕新技术展开人才培养和业务实践，成为亟待探索的重要话题。本文的前两部分将从制度设计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分析技术在新闻传播院校的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位置，进而在第三部分探讨围绕技术重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未来趋势。
媒介技术在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的重要性，推动了高等院校在培养目标方面的变化。掌握专业化的新闻报道技术，是整个行业对于未来从业者的重要诉求。
2011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美国17个大型新闻机构从2008年9月15日至11月15日期间刊登在网站上的招聘启事，展示出当时大型媒体机构招聘时对于多媒体技能的普遍要求：不仅是网络和多媒体制作人的岗位将网络和多媒体技能置于首位，而且45%的报业招聘信息也提及了多媒体技能和摄影能力。
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新闻机构管理层将编程、用户数据和客户开发、视觉叙事、视觉设计、社交媒体运营列为最重要的5项技能。
技术对于行业的影响很快传导到教育场域，引发了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近年来，众多新闻传播院校开设了新技术引领的本科专业。以2019年为例，在38个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新增专业中，“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以28所高校新增的数据遥遥领先于其他专业，位居首位；在新增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位列第一，“影视摄影与制作”“视觉传达设计”等技术性为主的专业也显著比“播音与主持艺术”等其他相关专业热门。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新闻传播领域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智媒技术的应用，“数据新闻”成为近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热点。2015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增设新闻学专业的数据新闻报道方向，是国内首个以“数据新闻”命名的本科专业方向，也开启了数据新闻教育在国内的落地实践。
随后，其他高校也陆续开始探索数据新闻的本科专业方向布局。
针对数据新闻这一热点，高校对研究生专业设置的探索比对本科专业方向的探索力度更大。2018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正式招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大数据传播方向的研究生。此后，诸多院校先后设立了数据新闻相关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其中，清华大学于2019年与南加州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维特比工程学院共同设立的“数据传播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技术导向最为明显，是国内首个授予“新闻传播+理学”双硕士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除了数据新闻，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的出现和发展也直观地反映出新技术为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变化。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JC）招生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院系的研究生教育出现战略性转变：从学术型硕士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向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双轨并存的体制转型。
专业硕士学位以满足就业市场需要为主要目标和方向，侧重于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比学术型硕士更看重新技术的教学及应用。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开设的“数字影像创作”“全媒体策划与运营”“新媒体实务”等专业硕士方向，复旦大学开设的“新媒体传播”“全球媒介与传播国际双学位”等方向，暨南大学开设的“数字营销传播”“融合新闻”“视听传播”等方向，都体现了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的培养目标。
除了新的专业方向，新闻传播院校也增设和更新了众多技术导向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围绕新闻产品形态而开设的课程，以数据新闻相关的课程最具代表性。2012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开设面向本科生的“新闻信息可视化”课程和面向研究生的“数据新闻与交互设计”课程；2013年，兰州大学开设了面向本科和专业硕士的“数据新闻学”课程；2014年后，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众多高校开设了以数据新闻技能教学为主体的课程，其中不少还被划入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第二类是围绕新的媒介技术形态而开设的课程，主要内容是专项技术的教学及实践，如“新媒体技术”“跨媒体融合实践”“融媒体报道”“新媒体新闻实务”“数字媒体技术基础”等。这些课程普遍侧重于新闻传播领域具体技术工具使用方法的传授，如信息可视化设计相关课程主要传授PS、AI、H5以及动态制图软件的使用，数据与信息获取相关课程则将SPSS、数据库和各类数据抓取软件的使用作为重要的基础教学内容。第三类课程则是来自理工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及数字媒介专业硕士的培养计划中就包含了“网络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结构”等计算机专业课程。
美国的顶尖新闻学院同样采取跨专业的联合教育策略，来促进专业课程改革呈现数字化特征。
这类课程更加“硬核”，对于学生的挑战也更大。
课程开设的前提是教师。
广泛引入其他相关专业教师、业界导师等参与讲授已经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专业新设技术课程教学的趋势。
随着计算机等新技术在新闻传媒领域得到普遍运用，为了更好地配合技术教学的目标，各新闻传播院校积极拓展授课教师的来源。以2012年中山大学开设的本科课程“信息可视化”和研究生课程“数据新闻与交互设计”为例，这两门课程由三位老师共同教授，其中两位老师具有跨学科背景，分别是理工科背景和设计学科背景。
与之类似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开设的本科课程“媒介编程”，同样由两位老师合作开设，其中一位老师来自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在课程中承担了与编程技术相关的授课内容。此外，各高校还通过开展教师培训项目、与专业媒体合作等方式，强化既有授课教师的实务技能和对前沿技术的了解，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新闻界与教育界共同实施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为高校提供了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课程教师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年举办的首期“数据新闻工作坊”，是以任课教师为教学对象的实务技能工作坊，目的是“让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对数据新闻及其生产过程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以此“推进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人才的培养”。
而该院的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则与彭博新闻社合作开设了“财经新闻数据挖掘与分析”课程，将业界前沿的技术专家直接引入专业学位硕士的课堂。
由于新闻传播重实务，因此实践教学活动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界与业界联系的桥梁。以技术学习和技术运用为底层逻辑的实验室和实验教学中心，成为新闻传播院校重要的实践教学平台。近年来，以“融媒体/全媒体”命名的实验室和教学中心在新闻传播院校涌现，还有不少高校联合业界共同建设媒介实验室和教学中心。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封面传媒、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共同成立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合作成立智慧媒体未来实验室等。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019年《科技部关于批准建设媒体融合与传播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国科发基〔2019〕372号），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成为唯一依托高校建设的媒体融合类国家重点实验室。相比传统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这些实验室和实验教学中心与5G、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联系紧密。这些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平台充分利用各级的经费资源增加技术设备，拥有的有些技术设备甚至领先于业界。通过引入前沿的媒介技术，实践教学平台不仅能够成为新闻传播教学环节的中心场所，从辅助教学角色转向主导教学角色，还能实现“实验课带动理论课”，使教学培养的实践性得以强化，进而推动课程体系进一步贴近技术前沿。
随着平台建设的推进，围绕媒介技术的实践教学成果不断涌现，这尤其体现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跨校参与的赛事上。近年来，以学生新媒体技术实践作品为评比对象的比赛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有创办于2019年的全国大学生融媒体作品大赛和创办于2015年的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等。
这些赛事成为实践教学的延伸，也充分展示了平台建设的成果，对媒介技术的创造性运用成为赛事创立的出发点和重要评审依据。
专业、课程和平台，为技术的传授与学习提供了基本的外部结构。技术既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同时又是个体化的具身的经验。针对技术的教学，既需要在教育价值和行业需要的指引下建立起针对技术教学的总体认识，同时又需要在特定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具体设置，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提升他们掌握的水平。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针对媒介技术的特点，发展出多元化的学习模式。本文按照“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将技术学习区分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个层面具体分析。虽然这三个层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常常是融为一体的，但每个层面具有独立功能：技术知识主要由授课教师讲解给学生，它构成了专业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技术能力主要在工作坊等形态的实践中被学生习得，技术成为完成专业任务和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和工具；而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还需要学习技术向善的价值观和科技哲学的批判性思维，来帮助自身形成知行合一的稳定的观念系统。
知识传授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功能。近年来，新闻院校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积极拥抱新技术。从知识体系上看，这些课程中包含大量技术实践相关的课程，课程设计积极跟进业界最新的技术发展动态，随开设年份持续更新，高强度的技术知识传授成为构建课程的基本思路。例如，苏州大学2020年开设的“数据新闻”课程在授课内容方面分为四部分，除第一部分为理论概况外，其余部分均讲授的是技术知识，分别是“应用案例介绍”“数据与处理”“可视化技能”，并引入Tableau、Echarts、Flourish等新近的可视化处理平台进行教学，鼓励学生运用Python等计算机编程语言进行数据处理和挖掘，无论从课程设计还是教学安排上都紧跟技术发展的趋势。
中山大学的“数据新闻”课程由三大模块构成，分别是“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新闻综合实践”，也偏重技术工具的讲解和应用。
部分高校还依托工科院系的优势，注重传媒技术领域的抽象知识的传授。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利用其深厚的工科背景，在数据新闻课程的设计方面偏向教授数据算法，注重在数据分析和挖掘层面的教学，且选用教材也偏向有算法和数据甄别处理内容的书籍，而非新闻传播领域的书籍。
北京大学开设的“Python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数据分析”，复旦大学开设的“R语言基础知识”，中国传媒大学为数据新闻方向本科生开设的“基础统计”“网页抓取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数据库管理与应用”等，甚至不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内容，以完整的技术知识体系为授课内容。
从教学方式上看，由于“传授技能”是开设课程的主要目标和宗旨，
“实际应用能力”是衡量最终教学成果的关键因素，
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取了多样的教学法，以帮助学生习得对于技术知识的操作性应用。以第一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中的83门新闻传播学类课程为例，其中除了有22门传统的线下一流课程之外，还包含线上一流课程24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23门，线上线下一流课程8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6门。
可以看出，在MOOC广泛介入的情况下，技术课程中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占比不断下降，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转课堂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技术类课程教学。此外，2017年，教育部决定在高校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教学项目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虚拟仿真环境也为技术学习提供了新的路径。在这类教学模式中，教师作为技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不断被削弱。在“后喻文化”的背景下，技术教学常常面临业界实践快速更新的状况，学生在课堂之外了解或接收的相关知识可能反哺授课教师，二者形成互动并共同更新知识。
以笔者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的本科必修课“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和“影视制作1”为例，两门课程分别依托线上课程“新闻摄影”和“影视制作入门”展开技术知识的传授。与视听传播业务相关的数字影像技术原理、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操作，以及后期编辑软件使用等课程内容，主要由同学在MOOC平台上自学。在线下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线上的技术知识学习进行随堂测验，并通过作品分析环节让学生了解技术知识在真实创作情境中的运用和注意事项。
由于媒介技术的应用性特征，教师除了在常规课程教学中充分教授技术原理和操作方式知识之外，还针对新闻传播行业的需求展开技术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以技术的经验式学习为基础特征：在工作坊、实习和其他应用性的学习方式中，个人通过内心经历的感受和反思性的观察，充分积累技术实践经验，从而完成能力提升，
同时从技术能力的积累中获得成就感。
新闻传播领域的实践教学尤其能够模拟媒介技术在现实使用中的情况，使学生对业务实践的模糊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产生切身体验。
工作坊和顶点课程等任务导向式教学模式都是经验式学习的具体教学法。
工作坊式教学模式在当前技术类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教学模式遵循德国包豪斯学院“技术与艺术”并重的教育理念，尝试将传统的学徒制纳入现代教育体系。
当下的传媒类工作坊教学模式类似于海外学者受临床医学教育的启发而定义的“医院模式”，这种将技术与业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教师以及行业专家之间的合作，常见的形态包括实习、创意实验室、田野课程以及校园媒体等。工作坊在真实情境构建、“学习共同体”建设、多维评价体系应用等方面不断进步，提供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性的学习模式。
白杨数据新闻工作坊以“学生+机构从业者”的组队形式合作完成数据新闻作品，实战色彩突出；
以影视创作为目标的“清影工作坊”要求新闻专业本科生组队完成短纪录片，以此对学生实施密集而完整的影像创作技术训练。
在工作坊之外，校园媒体等实践平台，以及顶点课程和毕业设计等，也都是重要的技术能力培养途径。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媒体公众号“新记者”在2016年成立了数据可视化部，其栏目《新数读》通过新媒体业务实践，使学生自主了解和运用可视化等新技术，以作品发布的形式激励学生继续进行技术学习和探索。
中国传媒大学数据新闻专业2018年创立了新媒体公众号“白杨数新观察”，其数据新闻实践作品曾在中国数据新闻大赛、中国数据可视化创作大赛、“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众多专业技术赛事中获得奖项。
与之类似的还有武汉大学数据新闻实验平台“镝次元”实验室，以及清华大学的融媒体实践教学平台“人文清华”等。此外，海外的顶点课程以及艺术类院校的毕业设计，也为新闻传播院校提供了新鲜的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围绕技术展开深层次的学习，使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由于置身于真实的传播实践和社会情境之中，实践教学不仅承担着媒介技术使用能力培养的任务，还承担着促进学生主动思考新闻伦理和新闻与社会关系的任务。此外，技术哲学和科技伦理，尤其是对于技术议题的敏锐感，同样也应当是技术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价值塑造的态度相对应，一部分专业课程在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重视传授价值理念和专业素养，将新闻选题、新闻价值等相关内容融入技术类课程，在课堂中概念与价值的传递占据主导地位，而教师不在工具使用等技术知识传授方面花费过多精力。这种取向更看重内容，以传统的培养新闻传播业务素养为基础，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适应新的媒介形态和手段，在新闻学基础深厚的高校这种取向很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数据新闻课程，就具有显著的新闻业务教授传统，课程内容从介绍数据新闻的产生背景和概念入手，按照数据新闻的生产流程展开。
这种价值塑造的取向从相关院校教师的表述中也能略窥一二，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据素养是数据新闻教育的首要目标”，开设数据新闻课程的目的“不是单纯地给学生在一个单独的、很窄的面讲数据新闻，而是让学生建立一种在新闻创作或报道中的数据意识”，数据新闻的核心仍是“讲故事”，“回归新闻本质、回归故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对待技术的批评性思考甚至延伸到了更抽象的“道—术”关系层面。例如，李良荣教授就曾批评当代新闻教育变成了应“市”教育；
新闻从业者曹林也认为，“技术功用”层面的知识有其局限性，不能够单独成为新闻教育的核心价值。
不过，当下针对技术的价值塑造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完善的教学方式，如何将传统的新闻伦理、技术哲学融入技术学习过程，如何平衡应用式的学习和批评性的思考，是实践教学领域的重要挑战。
技术在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中正在扮演着关键角色。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已经在制度设计和教学实践层面产生了一系列变革，各高校需要针对媒介技术的变迁展开教学改革。未来，新闻传播教育领域需要形成对待技术的稳固观念，从被迫应变转为主动求变。当个别的媒介技术出现时，各高校可以以传统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其进行消化与采纳。例如，摄影、电视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时，各高校虽然针对新形态开设了技术课程，但传统的基于报业新闻的采写编评等知识系统仍然被认为是更具基础性的，并且其中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媒介形态。当然，在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乃至人类社会进行彻底革新的基础上，当“媒介化”构成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底层逻辑时，新闻传播领域必然需要针对新的技术变革展开较为系统的重构。
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如何看待技术一直存在争议。有些新闻传播教育者认为，应花费更多精力专注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有些则认为，应采用偏学术教育的方式提升学生的理论认知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这种争议在新技术大量涌现的时代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从本文前两部分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将技术视作掌握专业知识的手段和工具的思路占据了主流，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还并未被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吸收为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与当代技术变迁的速度有着很大关系，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导致教学也要不断应对和调整，这种与新技术相关的知识难以形成稳定的内容进入可供长期流传的教学主干。同时，在越来越多的课程积极拥抱新技术的背景下，需要警惕的是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技术决定论”思维。一些新闻院校强调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标，过度追逐新的技术热点，而忽视了通识教育、基础学科和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在缺乏对新闻传播行业发展情况深入认识的情况下，盲目地提升技术类课程占比，容易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下滑。
不过，在警惕技术决定论的同时，正视技术的结构性特征，让技术变革促进学科发展，已经成为共识。技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具有建构效应，在装置、技法和组织等层面都根本性地决定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但是，对于技术以及围绕技术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应当发挥结构性作用的观点，还鲜有人论述。有学者甚至指出，新闻教育界尚未足够重视技术的深层影响，对技术的不了解和轻视的态度已经成为新闻教育创新的障碍。
相比于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理论、方法，技术在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中具有更为根本性的位置。在“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中，技术是具有穿透性的，它既是一种知识，又代表着能力，同时还能够激发和促进价值塑造。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技术能够综合抽象知识和经验式学习两个方面，切实有效地促进业务水平的提升，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因此，简单将技术视为专业教育的附庸和工具的认识需要更新。
重视技术的结构性地位，并不意味着“唯技术”和“轻理论”，而是要以技术为突破口，促进理论体系的更新。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不少新闻教育错误地将新旧媒体二元对立起来，而忽略了新与旧的技术差异下永恒的媒介本质规定性。
专业院校应当警惕“技术决定论”的教育倾向，将技术与专业理论融合，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专业院校唯有以新技术的力量不断更新和筑牢新闻传播的价值论和实践论，才能真正为新闻传播行业培养和输送能够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把握新闻传播行业规律、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专业人才。
除了在人才培养环节紧跟技术前沿之外，在新技术的创新扩散过程中，专业院校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无疑是应当获得更多关注的话题。首先，新闻院校在传媒业变革的进程中可以发挥将新技术典型化和固定化的作用。从罗杰斯等人“创新的扩散”的理论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专业院校应当主要在技术创新的实施和确认环节发挥作用，验证创新的可推广性，并且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扩大技术创新的影响力。这需要专业院校敏锐捕捉行业动态，跟进业界的前沿发展趋势，推动行业发展和教学内容的紧密衔接，从而为新技术提供更广泛的人才基础和更广阔的舞台。
同时，专业院校不应局限于新技术的追随者这一角色，还应利用自身所具备的知识和资源优势，适度地尝试提前应用甚至超前开发有潜力的传媒技术，培植未来新闻传播行业的关键技术，从而引领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和高成本的实验设备方面，高等院校往往具备传媒机构所不具备的广泛资源，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将专业教育作为新媒介技术的实验场域，通过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导出技术成果，并为业界培养一批面向未来的技术人才。当前，很多身处综合性大学的新闻院系已经认识到在引领技术发展方面的角色，在针对“区块链”“元宇宙”的应用前景的教学研究中，已经看到新闻传播学界的身影。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工作的核心推动者仍然是电子、计算机、软件类学科。新闻传播院校应当努力发掘和定位自身在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中的独特价值，积极尝试成为创新过程的原始创新者或早期采用者等上游角色。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一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付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