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92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赵家场张家坝一个农民家庭里。
清朝末年，开县是属川东道的一个十分偏僻、贫穷的小县。从开县县城到长江边的万县县城，途中要走100多里山路，还要翻越两座大山，蜿蜒在山间的盘山石板路是这里通往外界唯一的通道。山林间虎豹出没，匪盗蜂起。故当地农民与外界来往很少，外界的消息不大容易传进这个封闭的社会里来。
刘伯承的祖父刘政富是个犁耙精熟的庄稼汉，又是手艺高超的打铁匠，还是远近闻名的吹鼓手。早年随曾祖父刘国宁由四川省云阳县白岩山迁到开县，因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终日辛劳，白天带着儿子们在田里干活，晚上在熊熊的炉火边打铁；有时外出为有钱人家婚丧嫁娶打锣鼓、吹唢呐。他有六个儿子，逐渐长大成人，家里劳力多，一家人省吃俭用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有了点余钱剩米，家境也渐渐殷实起来，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得天独厚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就在附近私塾教书。刘伯承的母亲周寅香，云阳人，娘家为贫民，一生节俭度日，从未过过什么好日子。她生了十几个孩子，只养活了七个，四男三女，刘伯承是她生的第五个孩子。
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去世了，父亲同几个伯伯分了家，带着一家人搬到赵家场附近的沈家湾，靠教私塾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尽管家境并不十分宽裕，父亲还是把刚满5岁的刘伯承送进私塾念书。
1903年，刘伯承的父亲去开县应考，顺利地通过了县试。榜上有名，对于这位42岁的老童生说来简直是一生中了不起的一件大事，邻里乡亲自然要来恭贺一番，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乡里。不想“祸从天降”，赵家场上的豪户们对此大为不满，竟联名向开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帖，告刘文炳是“优人之后”（上代曾干过吹鼓手这样“下贱”的职业）违典应试，有侮圣贤之罪。
在封建社会，吹鼓手同剃头、修脚、优伶、娼妓同属所谓“下九流”之列，按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的权利。如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功名被革除，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起问罪。因此，夔府衙门就问罪下来，免除了刘文炳的应试资格，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托人到县衙门说情才算了结这场官司。赵家场上的豪户并不肯就此罢休，又乘机将刘家奚落一番。刘伯承当时才11岁，这件事使他感到莫大的侮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父亲因这次考试带来的恶果，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加上长期患肺病，忧疾交加，拖了二年就病故了。在父亲生病期间，母亲把家具、用物都变卖了，来给父亲医病；父亲死后，为了安葬又借了一笔钱，故家庭经济非常窘迫。刘伯承当时正在夔府官立中学读书，沉重的农活和家务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帮助母亲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白天，他下地干活，种田、割草、担粪、砍柴、挑煤、喂牛；晚上舂米、织席、料理家务，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一家几口还经常要靠借债度日。不久，两个弟弟也先后因病死去，母亲带着他和七岁的弟弟、不满三岁的妹妹，生活无依无靠，常常受到外人的欺侮和亲戚的冷遇，这使刘伯承从小就尝尽了世态的炎凉；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倔犟坚韧的性格。
1909年，刘伯承同好友谢南臣、周靛澄离家去上海谋生，这时他年仅17岁。他们到上海后，好久没有找到工作，只好又返回故里。想法虽未能如愿，但这次出走却使他从封闭的小天地，走向一个像万花筒一样变化着的大世界，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1909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3岁登基，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遍及川、湘、鄂、粤数省的保路风潮，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在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预示着一场巨大社会变革的到来。反动的清王朝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全国各地招募青年组建用洋枪洋炮装备的新式陆军。刘伯承遂产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同年11月，四川新军在同盟会领导下发动起义，攻占四川重镇重庆，成立了以同盟会会员张培爵（号列五）为都督的重庆蜀军政府。翌年4月同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军政府。为培养军事干部，张列五在重庆江北县城附近创办“四川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于1912年春天在川东道及下川南道所属57个州县，公开招收学生。刘伯承说服了母亲，毅然告别了家乡，步行500多里到重庆投考该校。为减轻母亲的负担，刘伯承将13岁的弟弟明为带到重庆，送进江北簸箕石裕蜀丝厂做工。
当时的“将弁学堂”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学校里有不少同盟会会员，刘伯承入校后被编入第四队，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以其优异的成绩和表现引起了校方的注意。这时，同盟会员熊克武被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蜀军总司令，率军返川。因熊军缺乏基层干部，熊克武命学校当局选出一批优秀学生办军官速成队，限半年毕业补入熊军。刘伯承被校方推荐送入该队训练。该校第一队队长王旭东，重庆人，辛亥革命前是“陕西陆军中学”学生，曾参加过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策动的起义。回川后，张培爵请他负责创办军校。张培爵去成都就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王旭东就成了这所学校实际的负责人。因熊克武一再催促，王旭东亲自负责速成队的训练。在这期间，王旭东认识了刘伯承。当时刘伯承年仅二十，年少英俊，一见面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喜欢这位思路敏捷、勤奋好学的青年，每逢假日，常请刘伯承进重庆城到他家中做客。王旭东当时也不过25岁，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同当时重庆著名的同盟会员杨沧白、张培爵有较深的关系，倾向革命。他之所以看重刘伯承，除去个人情趣、性格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当时在思想认识上比较接近。此外，王旭东还很欣赏刘伯承在古诗文方面的修养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在当时可说是衡量一个人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1913年初，刘伯承结束了速成队半年的学习生活，补入熊军第五师任排长，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同年3月袁世凯指使其爪牙在上海刺杀了著名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并准备以武力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由日本回到上海，于同年7月发动江西、江苏、广东等省革命力量兴兵讨袁，史称“二次革命”。
8月，熊克武率五师在重庆响应“二次革命”，但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所镇压。袁世凯的爪牙在四川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屠杀爱国志士。刘伯承和五师中一些志愿革命的青年被迫离开四川到了上海。当时，孙中山正在上海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准备策动海军起义，挽救“二次革命”。刘伯承等人到上海后，孙中山指派卢师谛负责安置，每月只发生活费10元。不久，形势急剧恶化，袁世凯很快得到孙中山准备发动海军起义的情报，下令在上海通缉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革命中的挫折并没有使刘伯承灰心气馁，他怀着必胜的信念，留在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4年7月，孙中山鉴于国民党组织涣散的状况，为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决心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并接受了孙中山的思想。以后，他又陆续见到了但懋辛、李蔚如、张冲、吕超、余际唐、康云程、刘国佐等人。这些人大多是川军第五师失败后出走的，多数是老同盟会员，具有强烈的反袁思想，是中华革命党的骨干。他们对刘伯承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与这些人士的不断接触中，刘伯承逐渐树立了忧国、忧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
1915年11月初，中华革命党为配合云南起义，派王伯常、刘伯承以及原川军第五师的吕超、康云程、李越生等人潜回四川，在下川东发动起义。刘伯承等人乘大川轮溯长江西上，时值冬季枯水季节，长江水浅，乘客必须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船到宜昌后，码头上军警林立，上下乘客都受到严格检查。刘伯承当时随身带着一个装满炸弹的竹篓，他急中生智，把竹篓放在同船一个大官的行李中让搬运夫搬下船去。上岸后，正遇到来接他的友人，刘伯承趁下船时的混乱，把竹篓当礼物递给栅栏外的友人，来人正要推辞，刘伯承用脚轻轻踢了对方一下，大声说：“收下吧！小意思。”对方会意取走竹篓，刘伯承这才大摇大摆从军警面前走过，脱离了险境。
刘伯承回到四川后，先后在奉节、万县、涪陵等码头上岸，与当地会党联络，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
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令。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正式成立护国军，兴兵讨袁。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1916年1月，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陆军总司令，督师入川，取道重庆增援泸州军阀。为配合护国军入川，刘伯承在涪陵新庙场组建护国军第一支队，并于1916年3月20日在下川东发动了“丰都之役”。
当时，北洋军第八师乘船溯长江而上，在丰都登岸，其中两个团已抵丰都县城，后续部队还在陆续到达。刘伯承率领的义军不过1000多人，200来支杂色破枪，夜袭丰都县城，与北洋军激战三个多小时，攻入城内。刘伯承率领大队冲进城门时，右眼和颅顶被流弹打伤，当场倒地，昏迷不醒，随即被部下背入县城邮局内。起义军入城后，北洋军放火烧城，整个县城数千家民房顿时一片火海。火势蔓延到邮局，刘伯承从昏迷中惊醒，忍着剧烈的疼痛夺门而出，夹在难民中冲出城门与部队会合，撤出战斗。
丰都之役，义军夺取北洋军快枪600余支，牵制北洋军正规部队六七个团，有力地配合了护国军主力在川南的决战，而刘伯承却为此失去了右眼。
刘伯承负伤后，被转移到涪陵河油坪刘云常的家里隐藏起来，当时缺乏医药，只好用烟丝堵敷伤口，一个月后伤势虽稍有好转，但右眼发炎，不得不离开刘云常家，由部下康云程等人秘密送往重庆。在老校长王旭东和他的弟弟王尔常的帮助下，刘伯承改名换姓住进市区宽仁医院（现重医附二院）治伤。由一位德国医生（人称阿医生）为他施行手术，安装假眼。前后手术两次，第二次长达三个小时，麻醉药性消失，刘伯承忍着剜心的疼痛，坐在椅子上一声没吭，双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汗水顺着扶手直流。手术后，阿医生十分惊异，问刘伯承：“你不痛吗？”刘伯承笑答：“不过是割了70余刀罢了。”阿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呢？”刘伯承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一定不会错。”阿医生对刘伯承的坚韧毅力简直难以置信，不禁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真是勇士！”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于北京。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兼五师师长。在一次宴会上，阿医生问及熊克武：“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请代我向他问候。”熊克武不知刘伯承是何人，只好含糊称谢。阿医生十分称赞刘伯承，说：“刘先生曾由我医治眼伤，其惊人勇敢及忍耐，令我震骇，终身难忘。以西方的标准可称为‘军神’，贵军有勇士如此，将每战必胜。”熊克武听后很吃惊，立即派人将刘伯承请回军中，任刘伯承为九旅参谋长。
1920年10月，熊军在北洋军和北京政府支持的联军夹击下，退守保宁，熊克武在危难之间任命刘伯承为五师主力第二混成旅一团团长。旅长张冲是熊克武“十人团”的核心人物，但从不带兵打仗，是川军中有名的长衫军人。每遇战事，张冲就将指挥权交给刘伯承，让其以指挥名义统辖全旅。
刘伯承作战勇敢，他常对部下讲：“现国事垂危，人民倒悬，我恨不得扫尽贪官、污吏和他们的走狗。至于个人安危，自立志革命以来早已置之度外。”他的部下王尔常为他失去右眼感到惋惜，劝他自重，他哈哈一笑说：“脑壳落了都不怕，丢个眼睛算个啥哟！”刘伯承并不是一个鲁莽的指挥官。战前，他必亲临第一线了解敌情，查看地形，甚至一个小土坡、一条干河沟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这时他常常是不思饮食，不顾疲劳，时常一整天都忘了吃饭。战斗一旦打响，他指挥若定，反而像无事一样，吩咐军需官：“快给我下碗挂面来，打几个鸡蛋。”熟悉刘伯承脾气的部下都知道，大凡此时指挥官已是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了。
1921年冬，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其精锐部队段其树旅进驻宜昌，准备入川。熊克武辞职后，继任川军总司令的刘湘是个十分阴险的家伙，为达到其借北洋军之手消灭第一军主力的目的，命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孤军驰援。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赶到宜昌后，根据北洋军不善夜战的特点，立即乘夜袭击段旅，并亲自带队冲入敌营同敌军展开夜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段旅全军溃散，刘伯承指挥第二混成旅乘胜追击，将该旅全部歼灭。吴佩孚闻信大为震惊，急调主力增援，并亲自乘兵船到宜昌督战。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刘湘见自己的如意算盘破产，即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撤回下川东，与吴言和。
1922年6月下旬，刘湘自认羽翼已丰，自称四川靖难军总司令，命第二军军长杨森率3万多人，号称11旅之众开赴下川东，企图一举消灭第一军。第一军被迫撤至离顺庆（南充）100多里的杜家岩。刘伯承闻讯后由成都赶到杜家岩任第一路军指挥官组织部队乘夜向第二军反击。黑暗中，第二军两个团混战起来，刘伯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挥部队趁势横扫敌阵。第二天拂晓，熊军全面反攻，敌军大乱，刘伯承指挥一军穷追不舍，势如破竹。第二军在大竹虎耳岩立足未稳就被攻破，一直退到夔门。夔门有一处天险南天门，又名三根桩，俗称鬼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森军据险死守。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仰攻，第二军士兵早已丧胆，畏刘如虎，听说刘伯承来了，纷纷弃险而逃，向夔府河边争渡，大小船只一抢而光，后来的败兵凫水攀船，船翻而死者不少；二师师长唐式遵抓了一块门板才逃脱性命；刘湘见大势已去，逃出重庆回到他的老家大邑县去了；杨森顺河东下，逃出四川，投靠了吴佩孚。
两次下川东之役，歼敌段其树旅全部，重创第二军，熊军大获全胜。刘伯承在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其足智多谋、节制善战，成为一军中举足轻重的青年将领。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以贿选称总统，举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回到广东，重建军政府，任大元帅，兴师讨伐曹锟。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于同年6月在成都就任，并发动“讨贼之役”。
南北战争开始，北洋军集中主力猛攻成都，讨贼军节节败退至龙泉山的山泉铺、茶店子一线防御。龙泉山是成都屏障，如若失守，则成都无险可守。熊克武即命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星夜驰援。当时刘伯承带领部队远在数百里之外，与军阀陈国栋、何金鳌作战，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七天七夜赶到龙泉山。刘伯承不顾数日疲劳，当晚就率先到的一个营投入战斗，切断了杨森部和北洋军于学忠部的联系。第二天拂晓，第二混成旅在柳沟铺与北洋军于学忠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为抢占有利地形反复拼杀，刘伯承冒着北洋军猛烈炮火，带领部队几次从敌人手中夺回阵地，北洋军终以伤亡过半溃败下山。刘伯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北洋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杨森的侄儿、团长杨天骅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打死。杨森军溃败800余里，成都之围遂解。
其后，刘伯承率领第二混成旅在隆昌击溃黔军袁祖铭，但在大足石铺之马颈垭遭到黔军王天培的顽强抵抗。因第八混成旅不能配合前进，第二混成旅两次进攻均未奏效，刘伯承立即赶往第八混成旅协同制订进攻计划，并亲赴阵地前沿观察地形，不幸一发流弹打中刘伯承的大腿，流血不止，包扎后，红肿异常，被部下连夜由大足送往成都北门外一所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刘伯承入院时因流血过多，早已不省人事，经法国医院院长艾琉梅抢救，才脱离危险。当时因天气炎热，伤口感染后又红又肿，艾琉梅认为刘伯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以免血液中毒危及生命。刘伯承执意不从，和法国院长大吵一架，艾琉梅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进行手术。不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了。艾琉梅对刘伯承说：“你的腿能保存下来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你应不忘上帝之恩，终身信奉上帝。”刘伯承听后微微一笑说：“上帝怎能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
伤势稍有好转，刘伯承就执意出院养伤。临行前，艾琉梅送给他一副拐杖说：“你的伤不久就可痊愈了，我看你的腿上肌肉坏死太多，手术后损伤太重，愈后必成曲腿，这副拐杖可做你终身伴侣。”刘伯承听后大笑说：“世上有拄着拐杖走路的军士吗？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艾琉梅听了刘伯承的话只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刘伯承出院后，就在成都刀子巷胡俊泉家中养伤。伤口愈合后，伤腿果然伸不直，他每天于精神饱满之时，用力拉伸，虽疼痛难忍，额上汗出如豆，仍坚持牵拉，初期功效比较显著，但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再无进展。一天，刘伯承在家中将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命令他的弁兵猛坐他的伤脚，弁兵开始不敢，刘伯承强令弁兵坐下，随即大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立刻肿了起来。以后，一位老中医为刘伯承用中药包敷伤腿，不多久他的腿就完全好了。
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期间，每天看书、练字。当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已开展起来，外地书报、刊物纷纷涌进，刘伯承在这段时间里读了不少的书，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
刘伯承曾抱着救国救民之志，投身旧民主革命，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殊勋。但他看到无休止的军阀战争并没有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战争的结果只是使旧军阀变成了新军阀，而连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刘伯承的希望破灭了，他陷于矛盾的苦闷之中，他曾对友人说：“看来三民主义还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刘伯承负伤，第二混成旅失去一位无人取代的指挥官，确是熊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不久战况急转直下，熊军各路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成都。熊克武决意促请刘伯承重返军中，指挥第二混成旅。但这时刘伯承已不愿再和他的那位从不上阵的老上司张冲合作，对熊克武也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熊克武为请他复职，派人登门催劝，一日数次。刘伯承干脆搬到老友张仲铭处，躲了起来。
早在1920年10月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攻入重庆时，就认识了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同志。当时吴老是孙中山广州政府派驻四川的代表。刘伯承与吴玉章同志通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刘伯承养伤期间，吴老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常去看望刘伯承。1923年秋后，刘伯承经吴玉章同志介绍认识了1920年由日本回国的杨暗公同志，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以后成了刘伯承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和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刘伯承的言谈举止和远大的革命志向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杨暗公在日记中写道：“刘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尤其罕见。”“刘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
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初的几个月里，刘伯承和杨暗公的交往非常密切，朝从夕过，每天长谈八九个小时。他们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时局，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刘伯承比杨暗公大五岁，但他总是把杨暗公当作自己的老师，虚心请教。在讨论问题时，刘伯承对各种学说从不盲从，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次，杨暗公同来看刘伯承的一位客人讲到社会主义，来人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什么好？杨据理驳斥，使那人无言以对。刘伯承坐在一旁倾听各自的意见，不经深思熟虑，绝不草率简单表露自己的观点。杨暗公当时已同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这次辩论之后，杨暗公曾就加入组织的问题，征求过刘伯承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当时在四川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具体深入研究者很少，而许多人往往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时髦，或一时冲动，或出于其他种种个人的打算，希图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相比之下，杨暗公对刘伯承十分钦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1924年1月24日，刘伯承去川南犍为养伤，杨暗公一直把他送至成都南门外的武侯祠，才依依惜别。临别，刘伯承送给杨暗公一张照片。刘伯承当时还没加入组织，但杨暗公已把他引为自己的同志。他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拟设法使其（指刘伯承）从本方向走，若达目的，又多一臂助。”
1924年1月，川军在北洋军和刘湘、杨森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不久，杨森攻占了成都，派人接管了成都高师。“五一”事件后，杨森扬言要捉拿“阴谋夺权”的吴玉章，吴玉章在成都站不住脚，到犍为约刘伯承一道离开四川。刘伯承和吴玉章在贵州遵义追上出川去广东的部分川军，到铜仁后即取道湖南，到了上海。
刘伯承和吴玉章到上海后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不久，吴玉章由上海去北京寻找党的组织，刘伯承由上海回到四川犍为继续养伤。
1924年9月，刘伯承收到杨暗公的一封信。杨暗公在这年6月也到了上海，几经寻访，见到了在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同志，终于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8月，杨暗公返川后与肖楚女、罗世文、童庸生等同志筹商在四川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杨暗公给刘伯承的信的内容已不可考，但杨暗公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指刘伯承）接此信后，或将产生一种感觉，向本道（共产主义）来也。”不久，杨暗公果然收到了刘伯承的回信，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1926年5月，35岁的刘伯承经杨暗公和吴玉章介绍，在重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承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8月初，刘伯承和吴玉章由重庆同赴广州。当年10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昌。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解除四川军阀对武汉的威胁，经吴玉章提议，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川搞军运工作，一道返川的还有欧阳钦同志。
同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由杨暗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委，杨暗公担任军委书记。
为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武汉，军委会决定以刘伯承为总指挥，在这一年冬天，策动一部分倾向革命的川军在顺庆、泸州等地举行起义。
当时驻泸州的袁品文旅、陈兰亭旅，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等几个旅都是过去川军第一军的部队，袁品文旅是刘伯承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旧部。借助在一军拥有很高的威望，刘伯承同志回川后即开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1月底，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重庆中山中学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杨暗公、刘伯承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刚开几天，由于起义走漏了风声，12月1日，驻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旅不得不提前行动，杀了军阀赖心辉部旅长李章甫，2日便通电起义。12月3日，驻顺庆（南充）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发动起义，占领了顺庆。
杨暗公和刘伯承得到顺泸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合川。刘伯承率领参加起义的江防二区部队黄慕颜部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务营和学生队，冒着暴雨昼夜兼程赶往顺庆。路上，刘伯承坚决不坐轿子，始终同部队一道步行。12月9日，刘伯承率部到达顺庆。10日，在顺庆果山公园内召开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为第二路司令、杜伯乾为第三路司令。当大会主席宣布刘伯承为总指挥时，会场内欢声雷动，表示热烈拥护。刘伯承代表起义军官兵在会上讲话，号召起义军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万恶的军阀；会上还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
顺庆、泸州起义，把四川军阀震撼得目瞪口呆，感到革命烈火真的烧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为扼杀革命，很快就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顺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于16日放弃顺庆向灯台场撤退。傍晚，刘伯承、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先后到达灯台场，就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移到开江整顿（驻开江之杨森部旅长王仲澄，系熊克武旧部）。途中，一天晚上，在农民家借宿，卫兵铺好了床，到处找不着总指挥，最后才发现刘伯承已在灶房的柴草堆上呼呼地睡着了。刘伯承身为起义军总指挥，行军不坐轿，借宿不睡床，与战士同甘共苦，深为起义将士钦佩，至今传作佳话。
起义军移驻开江后，刘伯承、黄慕颜、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联衔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陈述革命军放弃顺庆，“移驻开江，仍本北伐宗旨，敬候政府命令……伯承等既为民众利益而兴师，誓当为之奋斗到底！大义所在，矢志不渝”。
12月24日，刘伯承赶到万县同杨暗公、朱德同志商定，为统一指挥泸州起义军，由刘伯承立即经重庆秘密赶往泸州，随行的有韩伯诚、熊子俊等十几名政治工作人员。到重庆后，杨暗公与刘伯承研究了泸州的军事工作，决定放弃泸州，把起义军带出四川与北伐军会合，让刘伯承赶快离开重庆。驻重庆军阀刘湘知道消息后，派人追了100里没有追上。
1927年3月31日，军阀刘湘公然撕去同情革命的伪装，在蒋介石派到四川的爪牙直接指挥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在重庆打枪坝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比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还早半个月！
4月6日，杨暗公被捕，在重庆浮图关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暗公同志的牺牲不仅使刘伯承失去了一位多年朝夕与共、生死相依的亲密战友，而且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不屈的优秀干部。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刘湘企图封锁消息，但刘伯承通过他在重庆的友人，当天就得到惨案发生的情况。刘伯承在泸州接到友人打来的电报后，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准备迎击反动军阀的进攻。
1927年4月11日，刘湘拼凑的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分路包围了泸州。
面对敌人的进攻，是放弃泸州采取运动战呢？还是坚守泸州待机反攻呢？刘伯承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进行研究。由于当时泸州被围，起义军不知道驻万县的杨森已趋向反动，朱德已离开杨部，所以决定起义军坚守泸州，并联合杨部夹攻重庆。
在泸州攻守战即将展开时，刘伯承又召集各路司令开会，决定由陈兰亭部防守堵击大江南岸的敌军，皮光策部防守龙头关，阻击陆路之敌，袁品文部防守小河北岸之敌，同时将大小船只一齐集中长江我岸。
当时起义军兵力只有数千，敌人实际兵力至少也有数万。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刘伯承一反以往守城常法，大胆放弃泸州沱江对岸小市的制高点五峰岭，退守河岸，集中兵力扼守长江、沱江口岸，重点把守广驿咀和沱江渡口；为防敌人渡河，起义军在沱江岸边设置不相连的“浮水”，使敌船不易靠岸。又利用电影院放映机改装成探照灯，夜间不停扫视，使沱江一带夜间如同白昼。此外，起义军还征集了全市煤气灯、小型电灯悬挂在城墙上，在河边钉满了竹钉、铁钉，城内各街口也用砖石砌成坚固的工事，并储存了够全城军民吃三个月的粮食。
由于刘伯承军事部署严密，敌军无隙可乘。加之敌人联军攻打泸州，各有各的打算，都想乘机捞一把，故进攻时总是观望不前，都怕损伤实力。甚至为了不使“友军”捷足先登，还秘密将进攻时间、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预先告诉起义军。敌人见外围强攻不能奏效，就想从起义军内部打开缺口，他们派李章甫的副官潜入城内，联络被编入起义军的旧部官兵进行破坏。袁品文手下有个连长，企图投敌叛变，在厕所里密谋策划，以烧房子为信号，与敌配合，内外夹攻。此事被一个正在厕所的士兵马甫臣听到，这个连长赶忙拉拢马甫臣，约他一起叛变投敌，马表面答应，转身就向刘伯承报告了。刘伯承立即派人逮捕了这个连长，通过审讯，从叛徒口供中知道，是李章甫的副官藏在城里水神庙的天花板上，来指挥这个叛变阴谋计划的，庙里的小和尚搞联络，老和尚也参加了。案情查清后，刘伯承当即奖励了马甫臣，将几个阴谋叛变的家伙一网打尽，在水神庙大街上处决，从而剪除了起义军内部的隐患。
泸州守城战役从4月中旬开始，历时40多天。其时刘伯承已被武汉革命政府委任为暂编十五军军长，泸州军民在他的指挥下，浴血奋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5月初，刘湘拼凑的十万反革命联军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仍然不能近泸州一步。但这时在起义军上层分子中，却开始酝酿着叛变革命的阴谋。陈兰亭、皮光策在孤城困守的情况下早已动摇，接受了刘湘的诱降，商定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条件。只因袁品文不同意，暂时还不敢妄动。
当袁品文将陈、皮的阴谋报告刘伯承后，刘伯承已得到党的指示，知道杨森已叛变革命，原订夹击重庆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泸州已成一座孤城，为保存革命的力量，起义军必须立即撤出泸州。但陈、皮等人拥兵自重，刘伯承继续留在军中，起义军很难保全，故刘伯承决定先行离开起义军。尽管刘伯承当时处境十分险恶，但他仍从容不迫地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离泸前，他召集营以上官佐开会，心情沉痛地告诉大家当时的形势和撤出泸州的决定，最后刘伯承鼓励大家说，革命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当有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的精神，绝不能希望侥幸成功。5月11日，刘伯承还召开群众大会，并亲自主持大会、讲了话，刘伯承的讲话自始至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说：“我数千泸州军民抗击敌人数万之众，坚守孤城40余天，敌人无法进泸州一步，即使我们遭到暂时的挫折，也足以引为自豪了！”
5月12日，刘伯承同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趁黑夜移驻钟山。临行前，袁品文等人前往送行，刘伯承还鼓励他们走革命的道路。次日拂晓，刘伯承一行出龙头关，进入军阀张仲铭部警戒线。张仲铭是刘伯承的旧友，泸州被围时，曾派人入城，答应让刘伯承通过他的防线撤退。刘伯承一行到了张的防地富顺后，化装由富顺经荣县脱离险境，取道达县入陕，经安康翻越终南山到西安，再从西安经郑州，于7月下旬到了汉口。当时汪精卫已叛变革命，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刘伯承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又离开武汉，乘船去九江。不久，刘伯承同周恩来、叶挺、贺龙等同志一起参加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手来，以八十四师、新十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杀害红带会员及群众90余人；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宫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杀害游击队员100多人。但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目标是中央苏区，正集中力量进行第五次“围剿”，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闽东独立第二团配合当地武装，进行多次奇袭伏击，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打开了寿宁的交通线，开辟鼎（福鼎）平（浙江平阳）地区，使土地革命能顺利开展。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逼近福州北郊的大、小北岭，并派侦警部队袭击城郊王庄机场，威逼福州。经过一昼夜的强攻，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西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军缺乏攻城手段，未能攻进城去，遂向闽东转移。
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地区后，在连江独立十三团配合下，打开罗源县城，继续北趋宁德。我带闽东独立团赶到赤溪，与他们胜利会师。在军团部，见到曾洪易，并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寻淮洲同志听取我们汇报闽东情况后表示赞许，并向我们提出：闽东的党政工作已有统一领导，应该建立一支主力。我问起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时，寻淮洲同志告诉我们：离开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确有很大困难。的确，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根据地时，很使我们奇怪：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工挑着枪支的。我便主动问道：“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寻淮洲同志颇为吃惊地问我：“你们有办法吗？”我说：“别的办法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行。你们要补多少新兵？”寻淮洲同志考虑了一下问：“300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是有枪没有人，不像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寻淮洲同志又考虑一下问道：“500行不行？最好能有1000，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我说：“行，不要说1000，3000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总要一个星期吧。”闽东独立二团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开穆阳后，筹集了3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停留三天后，红七军团接收了我们动员来的1000多翻身农民参军。因为敌四十七师尾随追来，曾洪易惧敌惜战，放弃有利战机，带领红七军团匆忙向闽浙赣边疾进。红七军团仅是经过闽东苏区的西部边沿地带，未能东渡赛溪河进入基本根据地（该河渡口都是我们控制，来去便利）。
当时闽东苏区有大片根据地，粮盐供应方便，后备兵员充分，以此有利条件，红七军团完全可以作为依托，与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相配合，在浙江、江西、皖南广大地区与敌周旋，正可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惜当时党中央已部署向西转移。身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又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计不出此，以致以后在皖南覆没。这是很沉痛的历史教训。红七军团北去后，还有1000多翻身农民已经集中，却追赶不上他们了。闽东特委认为：既然把新兵动员起来了，解散回家是要泄气的；不如根据寻淮洲同志建议，将其补充到部队，建立一支主力部队——闽东独立师。
闽东过去没有成立师以上的军事指挥机构，主要是缺乏军事领导干部。红七军团离开时，留下了100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给了我们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又将罗源战斗所缴获枪支交给连江独立十三团，多余的百余支步枪交给闽东独立二团。有枪有兵有干部，成立闽东独立师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9月，我亲自到连江带领独立十三团到达宁德桃花溪地区，随后福安的独立二团、寿宁独立营也开到桃花溪集中。于是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三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一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二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三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我任政治委员。
独立师成立后，立即向咸村周宁挺进。在半个月中，消灭民团数处，缴枪200余支，开辟了周宁、寿宁、政和边界的新苏区，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主力，不幸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于皖南覆没。敌人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增加了八十师、七十九师、五十二师等共计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10万人，采取所谓“重点进攻，分区清剿”的方针，迅速向我们逼近。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对各个苏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对闽东来说战争形式并未改变，即使成立闽东独立师后进行的也是游击战。所以，从1932年9月算起，闽东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1935年1月，敌人分四路向闽东苏区进行“围剿”，实行联合包围。进攻福安地区的敌人主要是新十师肖乾部，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是八十七师王敬久部，进攻寿宁地区的是从山东调来的刘珍年师，另一个多师（刘和鼎部）和四十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北、闽东地区加以分割。
由于一直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闽东党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因而事先未能对战局的发展作充分的估计。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大兵推进，离我只剩两天路程时，我们方才发觉。这时，敌人八十七师沈发藻旅已经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党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敌人又以两个旅和一个多团的兵力，包围了霞浦苏区。寿宁苏区也遭到八十师的进攻。独立师处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情况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的会议。
闽东特委紧急会议由我主持，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政治部主任叶秀藩等出席了会议。我们当时都缺乏经验，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上，主要的意见分歧有两种。一种意见是詹如柏等地方同志，主张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另外一种意见，主要是独立师的同志。他们说：“在敌人这样大举进攻的面前，和敌人硬拼一定会失败。”主张避免跟敌人决战。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懂得一条，只要我们保存了有生力量，保存了独立师，就能坚持斗争；如果独立师被消灭了，闽东苏区就会垮台。如果不懂这一条，那时会采取什么方针，会作出什么决定，那就很难说了。当时，这个观点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从1932年我到闽东参加游击战争，至1935年初，已有三年的实践了。闽东地区在建立苏区以前，就有游击队，就有游击区根据地；一个县只要有一支游击队，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个人，很纯洁、很坚决，听党的领导，纪律好，那么就可以坚持一个县的斗争。即使有个别地区暂时垮了，还可以恢复。这是农民运动时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农民运动如果没有武装斗争就难以坚持，取得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特委会议开了一夜，天快亮时才作出决定。我知道地方同志的意见不对，独立师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他们的理由说得不充分，说服不了地方同志。争论是有好处的，道理越争越明。当时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很清楚，和敌人决一死战正好被敌人包围消灭，苏区不可避免地将被敌人占领。这是明明白白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问题是怎样对付敌人？怎样坚持斗争？这时我考虑得比较明确，看得比较清楚的是：应该承认苏区要立即变为游击区这个事实，必须下决心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独立师应当转入游击战争，脱离敌人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不能在苏区跟敌人进行决战。只要独立师不被敌人消灭，苏区就是一时被敌人占领，甚至暂时垮了，这都不可怕，总有一天可以恢复。在敌人强大进攻面前，暂时的退却，保存武装力量，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我当时比较明确。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我们喜欢讲的一句话。争论到最后，我说：“苏区当然要保卫，但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是不对的，这样保卫不了苏区。我们应该转入游击战争，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才能不被敌人消灭。地方被敌人占领，我们上山嘛。把苏区变成游击区，无非是回到我们以前那个局面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有经验。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网住了，死拼、和苏区共存亡，那不是正好被敌人一网打尽？独立师要不要和敌人打一下呢？要和敌人打一下，不打就跑掉不行，群众会有意见。但要好好研究打的方法，我们不能硬拼，要保存自己，给敌人一个打击就行。”对这个方针，地方同志同意了，独立师同志也同意了，分歧的意见取得一致，当即作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区中队）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会议一致同意这个方针。
特委紧急会议结束之后，特委负责同志詹如柏、马立峰等即分赴各地传达、部署。
第二天，独立师即在福安东区洋面后面的彭家山同敌新十师展开作战，由彭家山一直打到堵平。激战终日，敌人伤亡相当大，但我军伤亡也不少。这是独立师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是一个消耗战，没有什么缴获。但这一仗给深入苏区的敌人一个打击，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独立师打了这一仗以后，当晚，即由堵平经福安上白石附近（福安和浙江泰顺交界处）转移到寿宁地区。到达寿宁的三岔岭，正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太阳已经西斜。突然队伍前后枪声大作，原来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师长赖金标同志立即指挥部队占领背侧小山头抗击。不幸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当即光荣牺牲。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晚突破包围，退到政和，又转到周墩，最后来到宁德的杨梅岔。这时，独立师只剩下500多人了。但是主力保存了下来，跳到苏区外围宁（德）、屏（南）、古（田）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敌人采取“分兵进剿”的战术，较大的村庄都筑起碉堡，驻上部队，封锁大小路口，由地方反动分子做向导，搜山“清剿”。对根据地人民则采取毒辣的“五光”政策，烧杀抢掠、移民并村。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没有作好准备，因而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时，剩下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为三块：宁屏古、福安、寿宁地区和霞浦、福鼎地区。在敌人残酷的“清剿”、疯狂的镇压下，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有的脱离革命逃到外地去了，有些人做了可耻的叛徒。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在敌人“清剿”开始时就悲观失望，唉声叹气，以后竟发展到阴谋叛变投敌。他鼓动参谋长投敌时，被参谋长所揭发，经特委决定，将其处决。
这时，闽东遭受了一次痛心的损失，那就是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和特委委员杨而菖等同志牺牲。独立师突围的第二天，马立峰同志在福安独立营营长游裕康叛变时被出卖而遭受杀害；詹如柏同志则是在化装成和尚去宁德找我和独立师的途中，被敌人发觉，在寿宁武曲的寺庙内被捕，于福安赛歧英勇就义；杨而菖同志则是在马鼻战斗中壮烈牺牲；另外，特委委员施霖同志在霞浦被捕就义；安德县委书记王四弟同志也惨遭杀害……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加上敌人的破坏，闽东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各县的游击武装与上级的联系都中断了。这是闽东斗争形势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可是尽管少数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低头，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不少特委，县、区的负责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在坚持斗争。独立师仍然存在，干部群众抱有希望，许多人直至饿死在山上，也不向敌人投降。
1935年三四月间，敌人占领了闽东苏区的广大村镇，杀害了一批知名的群众领袖，收罗一伙叛徒，扶植了一批反动民团，编好了保甲，地主豪绅还乡又作威作福欺压劳苦人民，他们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敌军主力遂逐渐撤出苏区。其实，我们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闽东人民的支持下，宁屏古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独立师也逐渐扩大。我们不断派人与苏区联系，得知苏区也在逐步恢复。于是，独立师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
闽东独立师首先同在福安、宁德边区坚持斗争的阮英平同志会合。听他报告了苏区情况后，得知各个县、区都有人在坚持斗争。闽东独立师即留下一个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主力向苏区挺进。首先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同志会合，进一步摸清了根据地的情况，得知许旺同志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独立师主力返回苏区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下山，摧毁敌人据点，恢复工作。
1935年5月，重建闽东特委。我担任书记，组织部长是阮英平同志，宣传部长是范式人同志，委员有许旺、郑宗玉、陈挺等同志。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四个办事处（相当于地委），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古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同志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同志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同志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玉同志负责。决定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第二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在福安、寿宁地区活动，由范式人同志指挥；我率领独立师主力第一纵队在各地机动。苏区时期的根据地大都在平原地区，这时候的根据地则大都是在山上，在两县或数县边区、两省交界的地区。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我们把地方部队分成几十人、百把人不等的许多小的作战单位，经常到敌军驻地去骚扰敌人，同时做群众工作；待敌人疲惫并被迫分散后，独立师就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由于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因而常常出奇制胜。
特委会议后，我带着一纵队去霞鼎地区与许旺同志接洽。敌浙江保安旅自恃武器精良，加之没有发现我主力部队前去，以一个加强连妄图袭击许旺同志的游击武装。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敌人出发的时间、人数、路线都弄得一清二楚，遂决定在敌人必经的梹
岔设伏歼灭该敌。梹
岔是两座相连的大山，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公路。我们在拂晓前3点钟悄悄运动到梹
岔埋伏起来。天亮以后，敌人果然从东南方向过来了，等他们进入我埋伏地带，发出攻击信号，两侧山上所有武器都开了火。敌人顿时大乱，倒下了一片，活着的乱打着枪朝来路逃跑。我们截断敌人退路，迎头痛击。不到一个钟头，敌人便全部被歼，我方缴获百余支枪。这一胜利，对鼓舞群众信心、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独立师主力在霞鼎地区大捷之后，乘胜扩大战果。我和陈挺同志又率独立师特务排40余人，化装成划船的、挑柴的，奇袭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埕，全部消灭了该地守敌警察局，占领了沙埕一天，给敌人很大震动。郑宗玉同志率领鼎平独立团在闽浙边的福鼎、太顺、平阳地区积极发展，建立了鼎（福鼎）平（平阳）地区新的游击根据地。
从此，闽东各块根据地的武装，都开始积极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伏击和偷袭敌人，是当时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例如1935年3月间，许旺同志曾以“假敌攻敌”的办法，派了起义过来的六名战士，乔装保安队，假造了一张调防公函，拿下水门坑区白苑洋村一个坚固炮楼，消灭敌人一个班。7月，陈挺同志率领第一纵队300多人，在福寿地区的岗垅伏击陈式正匪军600多人，击毙40多人，缴枪70多支。8月，阮英平同志率领第二纵队200余人在宁屏古地区的菖家岭，伏击敌保安三团300余人，击毙40余人。福鼎独立团在龟子山诱击富洋敌军，不到两小时，活捉敌营长以下40余人，缴轻机枪2挺、步枪80多支。像这些出色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部队，并且恢复和巩固了苏区。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两手斗争策略，对付敌人的保甲政策。敌人在根据地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很毒辣的。保甲一经编成，我军和地方干部就很难进行活动。我们最初提出破坏敌人的“保甲锁链”，发动群众拒绝户口登记或杀掉伪保长，这对鼓舞群众，震慑敌人，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对于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属于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另一部分人，只是应付敌人，则采取争取政策，使其中立；还有一部分人，出身较为贫苦，带有被迫性质，对人民群众接近，对我们靠拢，这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根据这个分析，虽然保甲制度是反动的，但是保甲长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们对保甲长、联保主任的政策，采取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我们公开对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讲：你们可以做两面派，保护群众并供给我们情报。我部队驻你这里，你要保密；我们走后，你可以去报告敌人。采取这般对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效果很大，多数保甲长为我所用。我们通过这些人购买禁运物资，探听敌情，安置伤病员。古田县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伪保长，为我们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了解敌情报告我们。我们把这叫作“白皮红心”的政策。还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充当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对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来掩护革命工作，这个经验后来对抗日战争时期反“清乡”斗争很有用处。有了这个政策，紧张对立的局势便大大扭转过来。我们在敌统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这很有利于坚持斗争。
敌人除了政治上加紧对群众的统治，企图割断我们与人民的联系，还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把粮食藏在扁担中、灰粪里，把日用品装在双层底的煤油箱内，瞒过敌人岗哨的检查，送上山来。有的群众上山砍柴时，宁愿自己挨饿，把午饭留给游击队员吃。闽东地区红白对立不尖锐，我们还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但供给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枪弹药品等，还供给我们情报，回到白区又替我们宣传。此外，我们还在经济战线上对敌人展开了反击：我们提出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粮食不准运到白区。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就用武力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派；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就发动群众“推、拖、避”。党还领导群众开展了“五抗”斗争，当青黄不接时，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分粮斗争，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
我们对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变，一般都是到白区抓土豪，根据地内则采取“借款”的办法。各县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福安规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动产的20%为标准。这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容易筹集款项。
正由于闽东党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领导根据地群众和强大的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和严密封锁，不但在这块孤立的滨海根据地内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一些发展，重建了12个县的政权，闽东独立师还分别到屏南、古田、政和和浙江的太顺、景宁、庆元等地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到各个重要村庄，各新区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周墩和鼎平地区）以及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斗争方针也更加明确，坚持老区斗争，必须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才能生龙活虎，老区才有掩护。闽东的革命形势又活跃起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