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导言

《宋词》（原名《宋词选注》）由民国时期吴遁生编选。吴遁生擅长骈文，曾用骈文写作文学史，可见其有极高的文学造诣。19世纪20年代，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打造了一支一流的教科书编撰出版队伍，吴遁生位列其中。他参与了很多教科书的编撰、校订，如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在《学生国学丛书》中，除了《宋词》，他还编选过《清诗选》《温庭筠诗》《十八家诗钞》等。抗战时期，吴遁生执教于安徽学院文学院，抗战胜利后，担任中文系主任。

《宋词》原书没有编写导言，因此，无法像其他《学生国学丛书》选本那样，读者通过导言就能了解编选者的编选背景、编选理念和工作过程等。现在我们结合校订工作中查阅的资料和自己的阅读体会，对此书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性介绍。

全书分三卷，共选宋代142位词人，300余首词，总计115调，136体。卷首是《本编作者传略》，介绍所选词人的生平等。由于词人的历史地位不同，史书记载详略迥异，因此，词人的生平介绍也是详略不同。有的介绍相当简略，只交代词人的身份，如“李元膺，南京教官”。或只交代词人的姓名、字号，如“蒋子云，字元龙”。有的词人，我们甚至无从知晓其任何情况，只能写“未详”二字，如“赵德仁未详”。有的词人介绍则比较详细，从生平到众家评论之语，一应俱全。如关于陆游，在简单介绍其生平后，又引用《白雨斋词话》和刘克庄评述其词作风格与成就。总体而言，本书对名声较高的词人，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的介绍都较为详细。关于作者传略的资料，编选者很可能参照了《绝妙好词笺》等书，尤其是南宋词人的生平介绍，与之相似度很高。

从词作的编排来看，一般的宋词编选本，都以词人及其词作为次序，这样有助于读者了解每位词人的创作特点、艺术风格等。而本书则依词牌名分类编排，以词谱字数多寡为次序。排在首位的，如《如梦令》，字数为三十三字。其次为《长相思》，字数为三十六字。位于最末的《六州歌头》这一词牌，字数则多达一百四十三字。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曾根据字数多寡将词作划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他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从这个角度看，《宋词》所选的词以小令为主。

词牌种类很多，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等不同而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形成一调多体的格局。本书将词作的标准体式即“正体”排列在前，“别体”（其他体式）则用“又一体”表示，附在“正体”之后。如《少年游》这一词牌，正体为五十字，首句为七字。它的别体有四种，总字数为五十一字，首句改为四字，在句式方面也各有差异，但都作为《少年游》（又一体）附在正体之后。

对作为正体的词调名，编选者往往在词作中标明平仄、用韵、句读等。以欧阳修的《诉衷情》为例：

清可仄晨帘可仄幕卷轻霜韵，呵可仄手试梅妆叶。都可仄缘可仄自可平有可平离恨句，故画可平作豆、远山长叶。思往事句，惜流光叶，易成伤叶。拟可平歌先敛句，欲可平笑还颦句，最可平断人肠叶。

首先，凡加波浪线的表示平声字，下加着重号的表示仄声字。如“清”表示平声字，“幕”则表示仄声字。其次，这里有三套术语：“可仄”“可平”，表示在此位置上平、仄都可以；“豆”和“句”，表示语气停顿。“豆”即“逗”，相当于顿号，“句”则相当于逗号；“韵”和“叶”表示押韵。此处“霜”下有“韵”，表示该字押韵，后文标“叶”的“妆”“长”“光”“伤”“肠”等，表示都与“霜”押韵。

别体除不在字下加波浪线或着重号外，其余的都同正体一样，标明上述这几点。如万俟咏的《诉衷情》（又一体）：

一鞭清晓喜还家韵，宿醉困流霞叶。夜来小雨新霁句，双燕舞风斜叶。　　　山不尽句，水无涯叶。望中赊叶。送春滋味句，念远情怀句，分付杨花叶。

除此之外，编选者还会介绍词调的字数、别名等。这部分内容，编选者主要参照清人万树的《词律》和王奕清等编制的《御制词谱》，并明确提及“万红友（即万树）”及“《词谱》”。对于一些精彩的词篇或词句，编选者也常引用词话或前人评论对其加以点评。

从依词牌名分类编排，到代表词作的平仄、用韵等属性的标注以及相关词评，可以看出，编选者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单纯进行词作欣赏，及了解某位词人的创作风格，更多的是想让读者了解每个词谱的格律，通过代表性的词作理解词的创作。整本书又以小令为主，目的在于降低词的创作难度，希望读者在鉴赏词作的同时，能更好地了解有关词的创作知识。

除了编排上的特色之外，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征引式注释。征引式注释是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的形式来探明文献中的词语源流，并将说解语义与阐明文意等训释目的融于其中。这种注释体式源始于唐代李善《文选注》，一般也适用于对文学作品的注释。词虽然盛行于宋代，但在唐代，就已有很多诗人开始写词，如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等。因此，从词的产生过程来说，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多词作的句式就是从前人的诗句中化用而来，或者恰好和诗句传达了相同的意境。对于这部分词句，编选者往往直接引用诗句来对词句进行训释和分析。如：晏几道《少年游》（又一体）“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句，其所说之情景，暗合于李白《子夜吴歌》这首诗的整体意境，因此编选者直接引用：“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在征引诗句的同时，既通过人们对《子夜吴歌》的理解，实现对“捣衣砧”“玉关”等词句的解释，同时也传达了“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中所蕴含的相思之情。刘镇《玉楼春·东山探梅》“薄袖欺寒修竹暮”句，与杜甫的诗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意境相类似。通过对杜诗的引用，读者既可以很好地将原词作的意蕴化解为“薄袖欺寒”“修竹暮”，同时也借助这种关联，加深对词与诗之间关系的理解。

根据查阅的资料，《宋词》中的词作凡采用征引式注释的，大抵出自《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馀》或《群英草堂诗馀》，对于此类注释，编选者常连词作带注释直接引用。反之，有些词作若选自其他的词选本，在注释时则往往仅对其进行简单的注释，不作征引或注释。

除此之外，《宋词》的编选者在注释时比较关注名物词和典故。诗词往往通过物象传递意境和情感，因此，词作中包含特定时代的名物。时过境迁，对于后人来说，理解这些物体，也是一个难点。典故则融合了历史的人与事，只有追溯到典故的来源，才能明晓其义。所以，编选者在注释时往往对这些对象加以重点分析。

综观《宋词》中的引文所涉及的书名、人名，以及后期我们对词作出处的查证工作，大致可以推测《宋词》的选篇来源比较复杂，主要依据《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馀》、《群英草堂诗馀》、《历代诗馀》、《词选》（张惠言）、《词律》、《绝妙好词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白香词谱笺》、《词综》、《御制词谱》诸书。正因为编选者从各种选本中摘录词作，选篇来源不统一，所以《宋词》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词牌名和题名的处理不统一。有些词作两者兼有，有些则只有词牌名。如秦观的两首《如梦令》，前一首《如梦令·春景》，“如梦令”是其词牌名，“春景”则是题名；后一首则只有“如梦令”。这种不一致，有些可能是词作的原本样貌如此，有些则是编选者所参照的版本不同所致。如阮阅的《眼儿媚》，《花庵词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馀》则没有题名，《宋词》可能依据的是后者，所以同样未写题名。又如聂胜琼《鹧鸪天》，别本题名大多题作《寄李之问》，只有《白香词谱笺》题作《别情》，《宋词》可能依据后者，从而题作《别情》。

第二，同一词牌名下，选词篇目多寡不同。有些词牌名下只收入一首词，如《桃源忆故人》。其实这一词牌名，秦观也填写过，但本书只收入了王之道的词作。原因可能在于编选者所依据的这些选本中，只有《词律》收入了这个词牌名，而且该书所选的代表作就是王之道的这首词。

第三，注释所引书目的体例不统一。有些注释中标明引用的诗歌名，有些则只标明诗人名，如康与之《忆秦娥》“胭脂满地，杏花零落”句，编选者分别对“胭脂”及“杏花”加以解释。前者注作：杜甫诗“林花著雨胭脂落”；后者注作：罗隐《杏花诗》“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

第四，注释引文存在一些错讹之处。由于本书征引式的注释主要引自《群英草堂诗馀》《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馀》，因此有些错误是因沿袭而误。如林逋《点绛唇·春》“金谷年年”下引郑谷诗“金谷园应没”，此诗是唐代僧人齐己所作，但是编选者沿用《草堂诗馀》的原注，误为郑谷作。又如欧阳修《阮郎归·踏青》“花露重”引李白诗“白露温花时”，“温”即“湿”之误，同样是因沿袭而误。此外，注文中有些诗句援引自《佩文韵府》等类书，与现行单行本著作集也有出入。如宋徽宗《燕山亭·见杏花作》“蕊珠宫女”注引用皮日休诗“数树参差是蕊宫”，此诗句依据《佩文韵府》，如果依据《全唐诗》，当作“数树参庭是蕊宫”。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理解有些是编选者受选书体例所限制，如考虑题名和词牌名的一致性、选篇数量的多寡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结合现代编辑出版的原则和体例，对一些问题加以改善。如对引书体例可作格式统一，对错误的引文加以改正。这也正是此次校订工作的主要内容。另外，有些词句的用字与通行版本有所出入，但凡属于版本用字差异而非讹误的，如能找到出处，在校订时尽可能维持原貌，不作改动。

《宋词》一书影响较大，现今比较著名的一些词作鉴赏类辞典也都引用过该书，如夏承焘等所撰的《宋词鉴赏辞典》、周汝昌等所撰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今人读《宋词》，应该抓住它的这两个特色：依词牌名分类编排、注释多采用征引式注释。在欣赏词作的文学艺术美感的同时，适当地了解每首词谱的格律、句式、用字等；同时，通过书中注释所征引的诗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诗与词的关系，并借助唐诗来体悟宋词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