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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代的少年读书生活

有一次媒体采访,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回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实现了。

从繁体竖排版《西游记》开始

“文革”开始,文化惨遭浩劫,“封资修”(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此语现在中年以上之人皆耳熟能详,年轻人则或许要查字典矣)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文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毒草”,皆在禁止阅读之列。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若要读书,只剩下小红书和鲁迅的书可读。许多人都谈过那时无书可读之苦。然而,那个时代还有另一番景象。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是让我父亲最恼火的事情。那时候,我和绝大多数男孩一样对阅读并无爱好,我热衷的活动和其他小男孩并无不同——打架、爬墙、逃课。有一次我们爬进了一个解放军的驻地,结果被发现遭到呵斥,不过这件事本身让我们几个小男孩都很有成就感,并因此消弭了遭到呵斥可能带来的沮丧。那时我因为课堂纪律不好,一周六天课,几乎总有四天会被老师关着,放学不让回家。我父亲那时是一位小学教师,虽然他工作的学校并不是我所上的那所小学,但两所学校相去不远——同一条马路上的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两所学校的教师经常在一起学习,所以班主任总有机会告我的状,这曾让我父亲恼火不已。

不过,让我那时的老师大伤脑筋的是,我的作业做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学习差一点,老师应该不会那么恨我——纪律不好学习也不好,可以当反面教材;纪律不好学习却好,更让老师生气。

“文革”时我去了北京,当时十三四岁。那时候我姑母家大人都不在,就剩下比我小两岁的表弟——他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还只是十一二岁光景。后来,我们在重庆的姑母的孩子也来到北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过。那种生活有点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情形。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北京的姑母家见到了“扫四旧”劫余的《西游记》和《三国演义》。虽然竖排繁体字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将我紧紧吸引住,我连猜带蒙,看完上册时,已经自动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主要根据它们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位置),也习惯了竖排。看完《西游记》,再看《三国演义》。正是这两部古典小说为我打开了最初的眼界,让我知道还有文学、历史的广阔天地。

几个月后,当我再回到上海时,我变得喜欢看书了。幸运的是,我在离开北京时从姑母家带回了《水浒》。除此之外,我开始在家里疯狂地找书来看。“文革”一开始,父亲所在小学的图书室就被封闭了,但父亲可以从保管图书的老师那里为我弄书。他弄来的多数是西方文学名著。我每看完一本,就赶紧再去换。我母亲是机关干部,“文革”前她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文革”既起,图书室也被封闭,书就交她看管,于是她经常“监守自盗”,悄悄拿几本书回来给我看,看完后再去换。许多古典文学的入门书,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汉魏六朝赋选》之类,我就是这样读到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当时她负责单位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由于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所以中国会向越南出口这些书籍。

那段日子经常是这样过的:我父母白天上班,我外婆在家,学校停课,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到处找书。我甚至找到了表姐“文革”前用过的语文课本,她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有《打渔杀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的选场,有《灌园叟晚逢仙女》这样的旧小说。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样的书已经很好看了。

我的“买空卖空”

家里的书很快就不能满足我的欲求了。那个时候,谁有书就可以跟人交换。由于父母的原因,不久我就在我的小朋友中间有了一点名气,成为一个“能弄到书的人”。“能弄到书”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可以与人进行交换。小朋友们将他们弄到的书借给我看,我将我弄到的借给他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心,我和好几条渠道保持着“单线联系”,不同渠道的书通过我完成交换。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去搞新的书了,因为那些书都要经过我的手,比如说我可以与甲、乙分别联系,在把甲的书借给乙的间隙读完,又把乙的书借给甲,再利用间隙看完,很多书就这样读到了。回头来看,当时自己可以自由读书很幸福,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什么就看什么。但这也不算是缺点,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这种地下的借书交易,周转时间通常都极短,一本书在手里一般是三天左右,短的只有一天,甚至只有几小时。然而人人都极讲诚信,几乎没有失约的,更未遇到过拖欠书不还之事。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专门建立了流水账,上面一笔一笔记录着谁借走了什么书,哪天还,向谁借了什么书,哪天还(这些表格让我母亲一度十分担心,因为她据此猜测我参与了某些小集团)。再看看今天,朋友之间借书不还已成家常便饭,有人还翻出古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话头来做谈助,回想当年小伙伴之间的诚信,能无愧乎!

记得当时欧阳山歌颂革命的小说也被列入禁书,母亲不准许我看,说里面有“黄色内容”。但她这么一说,我偏就要找来看,并且很快通过和小伙伴换书找到了。过了一些日子,我忍不住向她显摆,告诉她其实《一代风流》系列里的《三家巷》和《苦斗》我都看过了。她听后非常生气,说你尽看这些“毒草”,将来怎么办啊?

“雪夜关门读禁书”一直是中国文人喜爱的境界。在群书被禁的年头,能弄来种种“封资修”的“毒草”,关门而读之,是何等刺激的事!这也正是我们那时能够极快地读完每一本书的原因。我曾经用一天读完《复活》,用半天读完《当代英雄》,而为了一本《安吉堡的磨工》,我和同学们创造了24小时之内5个人读完的纪录——轮班接续着读,记得排给我的时间是午夜0点至次日凌晨4点。

对于我母亲弄来的那些古典文学书籍,因为停留在手里的时间可以稍长,我就抄录。我不仅抄录了几千首唐诗宋词,还抄录文章,甚至像潘岳《西征赋》、庾信《哀江南赋》这样的长篇作品,也全文抄录不误——而且还是用毛笔!那时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些书将来还有再次印刷出版的一天,而实际上几年之后,这一天就到来了。不过,当年那一厚摞手抄本,我至今还保留着。

如今读书已经不是那么有诱惑力、那么使人痴迷的一件事了。书太多,得来太容易,读书的劲头却远不及当年。回想当年偷读禁书,并无功利目的,所读之书,却深入脑海,沁入心田,此又非昔日始料所及也。

为外婆讲《聊斋志异》,给自己搞诗词格律

在那个阶段还有一件事比较重要,现在想来应该是对我日后的写作有些帮助:有一次我从北京姑母家搞来铁城广百宋斋图咏本《聊斋志异》,线装的,记得有16册。我当时看得兴味盎然,偶尔还会讲一讲其中的故事给外婆听,她很喜欢,于是后来就变成每天留出一个固定时间给她讲《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了让外婆听得愉快,我要选择一些有足够情节的故事来讲。最初我只是把故事翻成白话讲给外婆听,后来发现效果不好——把文言的书面故事用口语来讲效果不一定好。我外婆是旧式的家庭妇女,文盲,因此并不适合某些叙事方式,于是我就对故事做了一些改编。起先讲故事的时候我还需要拿着书,过不多久,我就不再需要看着书讲了。我给外婆讲故事得到的奖励,是可以吃一两块饼干。我讲故事有功,老太太就奖励我吃饼干,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古朴的场景。

事后回想当年的情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两个方面都受到了锻炼:首先是叙事能力,我要把一个事情尽量讲得让老太太明白;另外一个则是在繁简之间的合适的度,哪些内容要讲得细致,哪些内容可以一笔带过,这种内容上的繁简增删也会影响讲故事的效果。

在那个阶段我还做了一件事,掌握了古典诗词的格律。当时我想知道旧体诗词的格律,于是有一天就去问语文老师,结果遭到申斥,说这种东西是“封建糟粕”,你去学它干什么?而在当时,王力的《诗词格律》之类的书又搞不到。但我最终用了一个笨办法把最常用的格律都掌握了。我找来几十首律诗,将每个字的平仄声列出,从中寻找规律。当时我母亲见我的字纸篓中出现大量56格的表,里面填着圆圈和黑点,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我又在搞什么名堂。“文革”结束后,我买到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对照了一下,发现我用自己的笨办法竟然已将旧诗格律完全弄懂,甚至还发现了常用的拗格。

1972年我初中毕业,进工厂成为一名电工。电工通常是倒三班,到中班和夜班的时候没什么事,就可以看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进厂半年就独立当班了。我的技术提高非常快,而电工的工作特点就是技术越高,工作时间越短。我很快就带了徒弟,有问题就徒弟去,徒弟搞不定的时候打电话回来问,还搞不定我才出手。这样一来,我看书的时间就更多了。我的徒弟不久也加入进来,经常是当班的时候我们俩都在看书。

这时候已经进入“文革”后期,很多东西以内部出版物的方式印行,其中包括苏联小说和重要人物回忆录。《你到底要什么?》和《核潜艇闻警出动》是我印象很深的两部作品。“你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在那个岁数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要自己问自己的,因此这个小说的标题非常打动我。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一些细节上已然说法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年“你到底要什么?”的困惑以及由这本书带来的“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文革”快结束的时候,“四人帮”在北京倒台了,他们在上海的余孽竟计划在上海搞“巴黎公社”,要求所有基干民兵加入。我们厂当时1000多人,有一个基干民兵排,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有一支冲锋枪。当时基干民兵接到通知,有可能要按照搞“上海公社”的方案拉到前线去。那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历史书,知道这件事是对抗中央,结果肯定是给坏人当炮灰;而且基干民兵怎么可能跟解放军对垒呢,除了装备和训练天差地别之外,从道理上说也是叛逆。但在当时,基干民兵是不能违抗命令的,如果抗拒,就会受到惩罚。

要说怕死,我倒不怕,那时候我刚刚20岁。正好在此时,我读到了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讲的是旧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的命运。小说中的两姐妹各自有了爱人,一个是红军,一个是白军,这两个爱人当然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中。最后的结果,是那个白军爱人投向了红军。

这个小说给了我一个灵感——我当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拉上前线,我要做什么,怎么办。后来我想好了,如果被拉上前线,我就找机会带上我的枪向解放军投诚。在我想好了以后,有几天我很安静,但我没将此事告诉父母,甚至我的困境也没对父母说起过,因为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惊恐。没过多久,中央制伏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孽,命令解除,我们用不着上前线了。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真的发生,但小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文革”结束后此书重印,我立刻就买了一套,但那只是出于一种怀念,那三本书自从买来之后我一直没有再读过。但读书可以帮助解决人生问题,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例证。

我的忘年交张庆第先生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他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个忘年交。那是在“文革”后期,当时他周围的人对他仍是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身上“牛鬼蛇神”的印记还远未洗干净。我那时只是觉得他学问好,愿意和他交往,遂成忘年之交。

张庆第先生祖父一辈曾是清朝的大官,家中又广有资财,所以年轻时过着裘马轻肥的公子生活,虽称不上旧王孙,至少也是旧家子弟。他先在北京读书,后来到上海进大学念国际关系专业。据他自述,那时青年学生以思想“左”倾为时髦,所以他白天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甚至拿瓶子砸警察,晚上却照样进舞厅跳舞鬼混。学校的学生剧团排演曹禺的《雷雨》——据说这是该剧的首次演出,他扮演的角色竟是鲁大海,也真可以算是讽刺了。

因为他有表演才能,后来抗日军兴,他成了四支抗日演剧队其中一支的副队长,军衔是中校。这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经历(尽管那支演剧队的上校队长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整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后他在当时的政府机关里做事,1949年他成为相当高级的“留用人员”。但像他这种出身不好,有“国民党反动军官”经历,又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不久就被发付到上海一个二三流的高校,投闲置散,教教英语和中文。

他是我在进大学之前接触的唯一一个文化人,对我当时的阅读起了某种引导作用。认识他的时候,我正疯狂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时还猛读来自苏联的“内部读物”,如《你到底要什么?》《朱可夫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之类。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小江啊,人家讲“封资修”,我看你“封”和“修”的毒已经中得不少了,幸好“资”的毒中得尚不深。我初听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回味了几遍后突然省悟——他这是在开导我,让我注意读西方的东西啊。于是我又开始猛读西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白痴》《当代英雄》《唐璜》《艾凡赫》《巴马修道院》……读得昏天黑地。

在考大学报专业的问题上,他给了我最珍贵的建议。

那时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是天生的“文科坯子”,自然应该考文科。我自己则因理科的东西自学起来比较困难,反而想报理科——我想,有老师教着学,会比自学容易。家父母则基本上由着我自己选择。我就去问计于他。他对我说,你学文科理科都能行——我算是做过他几个月的学生,他知道我的底细。但是,他加重语气说道:“我告诉你,学了理再去搞文,完全可以;而学了文再去搞理的,我从未见过。”就是这句话,使我立刻下了报考理科的决心。多年后回首往事,他那句话的反例我确实一个也未见到过。而我此后一直在文理交界处行走,并能以此谋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他那句话之赐。

我从上大学开始,直到去北京念研究生,前后十年,每次放假回上海都要去看他,和他聊上几个钟头。和他聊天是一种类似“精神迷幻”的过程——他总是将你带到昔日的世界中去。他随意回忆、评点过去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和事,议论滔滔,神游万里。从民国政要到地下党,从前辈文人到上海滩大流氓(他还曾写过一个关于黄金荣的剧本)……他还有中国文人“秀才论兵”的传统嗜好,可以详细介绍“二战”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兵力配置,司令是谁,旗舰是哪艘,舰载飞机多少架、型号是什么……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受他的影响,我后来也开始收集、阅读一些战争史方面的书——这也是与我的科学史本行有关系的。

他自称平生“五毒俱全”——其中包括烟、酒、茶。他抽很凶的烟,有时还要用烟斗抽烟丝;中、晚两餐必喝酒;茶必是极浓的苦茶,我每次去,他亦必以苦茶待我,我初嫌其苦,后来渐渐习惯,竟喜欢起来。可是这烟和酒终究害了他——晚年他得了喉癌,手术之后,声带几乎不能发声。这时我去看他,他就只能用写字板和我交流了。这对于一个一辈子谈锋健利的人来说,是多么别扭的一件事。但是他身体依然强健,八十开外的人,照样可以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

在我搬家到武定西路那年,我想起已经有半年没去看他,如今新居离他家很近,正好可以多走动,就打电话给他。电话是他老爱人接的,她声调悲戚,第一句话就是:张老师走了!电话差一点从我手中掉落…… THl9HUxcMluXZBu1p1tf9oxMfWL//5K30xCpRVCjoJ+gw/Ib0MEdd2xXSQisia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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