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校址沦陷与香港复课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由北及南，国土频陷敌手。广州因地处南疆，短时间内未遭到入侵蹂躏，但是日机轰炸、日舰骚扰时不间断。据不完全统计，仅下半年，日机对广东实施空袭1425架次，投弹2362枚，炸死炸伤905人，毁坏房屋851栋。 从9月16日开始，日机轰炸多未能侵入广州市区，“而系轰炸番禺及南海各乡村者” ，如10月2日，日机图袭粤汉铁路时，被国民党空军在江村痛击，“竟仓皇飞到距市不远之南海县属凤岗乡投下炸弹一枚而去” 。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南海县佛山镇、黄竹岐乡、和声乡、泌冲乡、平地乡、西樵镇、大沥圩、九江镇等地，仅因日机投弹就炸死1492人，炸伤87人，炸毁房屋1235间，店铺1077间，祠堂庙宇14座 ，损失惨重。在严峻的战事与日益困难的财政压力下，广州教育已难以正常运行。当时已有不少学校或被迫迁移，或就近择址复课，或迁港澳复课。据统计，日军侵入广州和潮汕前，两地“就近择安全地点复课的有私立大中中学二十余次，迁往港澳复课的有私立真光女中等十余校” （图2-2）。

就南海县域来说，尽管日军尚未正式登陆，但如黑云压城之势的危殆时局已逼迫不少学校未雨绸缪了。如南海第一初级中学在沦陷前就被迫迁到西樵简村，后校长梁灿文被日机炸死，学校“便告解散” 。不过，石门中学则有所例外。因其校址所在的北村，属于当时校董会主席、南海县四司联防局局长陈凤江的部队所在地，部署有一定的武装保卫力量，成为一方相对安全的净土，石门中学一度得以保持原地办学的常态。正是基于此，当时的南海中学，也于1937年冬借助陈凤江的关系，将高中部迁到二区北村陈家祠上课 ，与石门中学共处一地办学，一度成为患难友校。1938年5月5日，石门中学与南海中学、联安小学曾举行三校联合纪念“五四运动”大会 ，假石门中学礼堂开会。北村一带附近乡民也纷纷参会，共2000余人，散会后随即举行抗日游艺表演。翌日，三校学生还深入附近乡村，开展“雪耻及兵役宣传”工作（图2-3）。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南形势急转直下。10月21、26日，广州、佛山相继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南海县除九江西岸乡外均陷落。沦陷后，日军通过扶植南海县地方头面人物与旧有武装势力为傀儡，从乡、区、司、县相继建立伪政权，实行奴化统治。如前南海政警大队大队长李道轩被任命为南海县伪维持会会长，“其弟李道纯出而辅之” 。又如石门中学所在的里水区，当时原名二区，由日军扶植陈凤江之侄陈达元任区长。 而陈凤江则为麻奢乡伪维持会会长，同时继续主持四司联防局（后局长为梁支厦）。只不过，此时的四司联防局总部已改设于石门中学内 ，石门中学由此解散，校址成为敌伪驻军之所而陷落，直至抗战胜利。

然而，校址虽然陷落，但并不意味着石门办学薪火熄灭。早在10月21日广州失陷前，石门中学就曾与南海中学一起，将图书、仪器迁往里水镇麻奢村，以应时变。南海沦陷前后，县境内各公私立学校面临的厄运，不是停办解散，就是流亡港澳。据1939年版的《港澳学校概览》记载：“南海县，计有中等学校六所，小学七百余所，悉若广陵声散，员生之遗难来港者，实繁有徒。” 石门中学的命运也不例外，经历了先就地解散，后流亡香港办学。关于这段曲折的辗转过程细节，目前很少见诸正式的档案文书，只有地方文史资料中有部分较为粗略的记载：

1938年，广州沦陷，石门中学的师生含着悲愤的热泪，眼睁睁地看着学校解散了。大多数师生都各自回去了，但有六十四位同学不愿看着学校解体，在部分老师（据当事老师的回忆），当时有蔡思孔、蔡作善、翟阳基老师及欧阳炎老师夫妇）的带领下逃亡，即日到了大冲（现属我县里水区），并摸黑到了显子岗，在显子岗孔氏宗祠暂住了下来。不久，得悉汉奸梁支厦（原南海四司联防局局长）注意了这班师生，师生们又紧急撤退，在一天半夜一点钟时分，逃亡到麻奢，在象林寺住下来……石门中学也终于逃脱不了厄运，最后还得解散了。这期间，有部分师生逃到香港，在香港挂起石门中学招牌，继续招生上课。

抗战时期，石门中学何以会流亡至香港办学，其实并非偶然，而是“香港因素”渊源有自。早在石门创建之初，旅港南海商会就是学校在香港募捐经费主力之一，尤其是捐助学校礼堂的霍芝庭，捐助四友图书馆的黄梓林、黄健之、孔墨缘、孔仙洲，虽多为南海籍，但基本都有在港从商的背景。1938年10月，南海县沦陷后，大批士绅、商人、难民流散到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三角各地。1939年11月12日，旅港南海热心邑人士还组织成立南海同乡会 ，以“联络乡谊，救济灾区，安辑流亡及维持地方公益” 为宗旨，该同乡会11位筹备委员中就有当初筹设石门中学的区芳浦、霍芝庭、杜益谦等委员。此外，该同乡会还专设教育委员会，“聘请本邑旅港人士，于教育富有经验者担任，以资设计拟办难童义学” 。凡此种种，都为石门中学在港复校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图2-4）。

不过，石门中学真正启动复校工作，离不开校长李景宗。作为广东省省长陈济棠主粤时期的教育界要人，李景宗于抗战爆发前离任石门校长一职，被委任为南海县教育科科长，后于1937年2月得到重用，前往军校训练。 南海县沦陷后，李景宗与其兄、南海中学前校长李景康避居香港，共同致力于桑梓救助事业。1939年3月，旅港南海邑人“以李（景宗）校长负省县教育行政多年，复为一手创造本校者，亟须设法维持，乃纷促在港复校” 。无论是基于资历经验，还是出于桑梓情深，李景宗校长都义不容辞，而且还对石门复校做了战后长远设想。他认为，即使将来抗战事寝，广州复员，也很有必要在香港设一石门分校，“俾便侨港子弟就学” （图2-5）。

石门在港复校的首要任务是选定校址。当时，南海邑人逃难至香港者“多集于深水埔也” 。深水埔，又名深水埗，位于九龙半岛西南部，旺角之北，以码头水深得名（埗者，广东话为“码头”），是出入新界的荃湾、屯门、元朗等地的门户，是香港早期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大小工厂有6000多家，以纺织、制衣、五金、印刷业为主。20世纪30年代就发展成为华人住宅区。1931年，深水埗的人口共6.7万人，至1941年大量逃难移民迁入，人口更冒升至12万人 ，人口密度一度达每平方千米16.5万人，为全港之冠（图2-6）。

依托于稠密的人口与繁荣的工商业基础，李景宗决定择此地复课。1939年春，李景宗带领部分师生先在九龙深水埗基隆街挂起石门中学的招牌办初中，后迁至深水埗荔枝角道光华中学原址复课。 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学制完备，高中、初中、附小一体，对外称“广东教育厅立案南海石门中学港校”，并发布有正式的招生简章，从中可以窥见抗战艰难时局下流亡香港学校的一般办学细节与生存图景，兹录简章全文如下（图2-7）：

（一）缘起：本校在南海北村县创设已将十载，向以兴学育才，服务国家为主旨。创立以来，叠承社会人士嘉许，迩因地区沦陷，为适应时局及社会需求起见，特在香港深水埗增设分校，俾逃难学子及有志来学者得所依归焉。

（二）校址：香港深水埗荔枝角道由三三二号起至三四二号止，一连六间。电话：五七六五七。

（三）学额：招考小学各级、初中一年级新生，及各级插班生、转学生、借读生。

（四）报名：投考生先到本校领取报名单，填妥后，连同二寸半身相片二张。报名费一元，缴交报名处。

（五）试验：（甲）小学—国文算术；高、初中—国文、英语、算术、常识科。（乙）日期：廿八年八月廿五日上午九时起。（丙）地点：本校。

（六）学期：由廿八年九月七日（星期四）起，至廿九年一月廿九（星期一）止。入校学生须于九月五日（星期二）开始到校注册，听候上课。

（七）缴费：各级学生本学期应缴各费如下：

（说明）

（甲）凡新生入校时，须加缴按金五元（旧生免交）。

（乙）男生寄宿，每学期宿费三十元。膳费四十五元，洗衣费五元（每人限洗二百五十件），共八十元。

（丙）外宿生如欲搭午膳者，每学期须交十五元。

（丁）学生缴费，按照上表所列，开学前先到本校（或本校指定之银行）缴交，取回收据，向校务处领入学证，方得上课。

（戊）校内一切公物，学生理宜爱护。如有毁坏，至须修理者，该修理费用由该生按金扣除，至该生毕业离校时，倘该按金有剩余，则按数发还，如有不足，乃须追缴。

（己）本校甚愿来学者，有始有终，以竟全功。至若中途退学离校，或被开除学籍者，所缴各费，概不发还。

校长李景宗

据校友回忆，这所港校所处之地，人烟稠密，寸土寸金，占地面积自然较小。从荔枝角道332号起至342号止，一连6间，为3层楼房，环境逼仄。地下、二楼为商铺，三、四楼为课室。设备方面，简陋残缺。没有礼堂，师生开会要租用该地北河戏院当会址，体育设备只有两张乒乓球桌，体育课借用校外公共体育场上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石门港校附小学生人数众多，规模较大，共有250人，均为男生，而高、初中总人数只有80人。 这种“各中学校都附办有小学，而且学生也比中学部多” 的现象，并不是石门一校如此，而是战时香港教育的众生相。据1939年版《港澳学校概览》统计，当时香港一地，大学、中学、小学、英文书院和各种学校，最少有300家以上（图2-8、图2-9）。其中，中学绝大多数都是兼办小学甚至幼稚园的。究其原因，除了当时香港确实少有中学生之外，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战时香港办教育者多出于“减少成本，多点溢利” 的考虑，遂有“办小学的要挂中学招牌，初中的要扯起高中牌子，道理是撑开门面，以张声势，如此才足吸收莘莘学子” 。对这一观点，陶行知的学生、著名教育家方与严也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这是养成一以贯之的优良校风，服务社会大众的好现象。

有人以为香港的中学，多数兼办小学和幼稚园，是为着多赚钱。我却不作如是想，我以为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特别的优良校风，能够从小学到中学，一贯的养成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很好的现象，因为“教育的行为即是服务”。

在港复校时期，香港教育司对中学教员胜任资格审查较为严格，“深恐有不合格者，而妄行教授，于教育方面，大有影响” 。因此，对于“由内地得毕业证书或师范执照者”，必须略加考试，通过者上岗。这样一来，固然能淘汰不合格教员，但也会造成合格师资比较紧张。石门中学亦是如此。除了校长李景宗外，只有教员8名，包括教务主任梁绍松（兼英语），教师欧阳炎（数理化）、罗英灿（英语）、李仲文（语文）、梁启鎏（美术、音乐、体育）、阮文钟（历史、地理）、罗允钟（地理）、招导新（国语——普通话）。 从中可以想见，许多教师俱是一身多任、爱岗奉献的典范。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成为死港，随即沦陷，石门中学港校被迫停办。虽然学校仅仅存续了一年半左右，但也培养了两届毕业生，约有80人。不过，石门港校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办学成绩本身，而是“如石门者，其为南海各校之硕果仅存者” 。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南海县邑各校基本都沦陷敌手的情况下，只有石门中学辗转播迁，柳暗花明，更以一种弦歌不辍、文脉不绝的象征姿态向日本侵略者昭示了南海教育界反抗外族奴役、倾力办学救国的斗争精神。 cAVS5QyUUya2ZgyTal+6eOtTnB/QmcntnWN9H+KM0ID4wCm43HuDh49HAZQG89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