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彼时的学生生活

从1945年底考入石门中学，1946年春季始业，直到1949年毕业，老校友陈仁康完整地经历了从战后复校到新中国成立的岁月，他对自己求学生活的回忆，可以视为那个年代石门学子校园生活的一个缩影。据他回忆称：

当时在校求学，我们都是住校寄宿学生。每月交大米30斤，集体住宿，膳食朴素，住碌架床，但学习、生活、锻炼都较集中。学生生活活跃，过着艰苦与火热的生活。开始学期，张达衡老师做到管理、教育、训练都严格要求，早上早操，上午上课，下午上课后，进行劳作和体育锻炼，晚上集中在课室温习功课。有时星期日，我们也留校学习锻炼。

从陈仁康的描述中，可以想见，吃住艰苦朴素，学业紧张严格，体育锻炼密集，但整体氛围不乏活泼火热，正是战后复校时期石门中学学生生活的真实映照（图2-24）。

集体住校，同吃同住，是形成严谨优良校风与活跃校园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复校之初，学生多来源于二、三、九区附近乡村，当然也有来自广州、佛山等城市，但所占比例不大。据1947年秋考入石中的叶谷子回忆：“学生中除中、南、九、北村及横江、黄岐、泌冲等村较近者为走读生外，其余均在学校，称寄宿生。因路途遥远但又不愿寄宿者，就在北村就近租房住，以‘叶家’及‘文华里’两地居多。” 当时，统管寄宿生一切生活事宜的校监是张达衡老师，面对物资匮乏、环境艰苦，他与学生一起“三餐淡饭均茹素，几亩菜田亦学农” ，以身作则，作风正派，加之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比较纯朴，整个校园内勤奋好学、刻苦节俭、勤劳朴素之风很快蔚然普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48年间风靡一时、远近闻名的“白饭团”活动。

何为“白饭团”呢？这是当时一群学生为了节约生活开支，向学校管理学生伙食的“膳委会”只交米钱，不交菜金，就餐的时候，只打白饭不领菜。那么拿什么下饭呢？办法有两个：一是在学校南侧找了块面积颇大的荒地开荒种菜；二是“白饭团”各个成员在礼拜天回家休息时，搞一些咸鱼、辣椒面豉回来。有时菜供应不上，咸味亦吃光了，就吃白饭，故有“白饭团”之称。

“白饭团”是石门学生自发自愿的组织，不涉及政治目标，活动内容亦极简单，仅是为了学点生产知识，节约一些膳费，自愿利用课余时间掘地种菜，联络友谊。当时参加“白饭团”活动的同学均是寄宿生，主要有陈礼裔、郑维成、冯伯伟、易载文、邵礼荣、黄永桢、陈源基、冯发溪、何威勇等 ，他们都来自农村，素有勤于劳动的习惯，不怕累、不怕脏，只是欠缺种菜下地的实践经验。但大家志趣相近，将勤补拙，虚心向附近菜农请教，实行精管细管。据易载文回忆，“白饭团”成员经过自己动手实践，所种的蔬菜种类较多，颇有纹路。

在品种安排上，在秋冬季节里有白菜、芥蓝、菜心、番茄、菠菜等，在春夏之间种植的有苋菜、通菜、豆角、辣椒等，肥源不够，他们又在塘边僻静地方搭起简易的厕所积肥，保证水足肥丰，因而蔬菜产量还是过得去的。因为收获的产品是劳动成果，蔬菜新鲜，故吃起来特别香甜可口。

以“白饭团”为形式开展生产互助活动，不仅缓解与改善了当时菜金较昂、膳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而且对意志品格的锤炼也是大有裨益的。通过自力更生，他们逐步克服厌恶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念，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为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图2-25）。

这一时期，与“白饭团”活动倡导勤俭节约、自治管理异曲同工的，还有“学生银行”和“消费合作社”，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由学校发起的。1947年春，即战后复校第三个学期，学校为了方便学生，接纳林炳成老师建议，开办“学生银行”和“消费合作社”。学生把自己的小量现金存在“银行”，没有利息，存取自由。“合作社”利用银行存款作资本，直接向文具生产作坊和批发商购进适销学习用品，然后按最低售价卖给学生。 当时，学生学习用具较为落后，尤其是寄宿生晚上自修，每人桌上都是一灯如豆 ，且这小小的煤油灯都需自备，其他文具同样价格不低，单独采购不便。这两项经济活动，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林炳成老师还亲自带着学生到文具生产作坊和批发商店购货，获得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体育活动方面，亦是石门中学复校后学生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首先得益于师生“劳动建校”后，绿树成荫，场地开阔，极大地改善了校园体育硬件设施。操场上的两个篮球场，都是由师生自己锄草开辟的，沙地、投掷场也是学生劳动时开辟出来的。特别是为了跑步，老师倡议发动每个班在下午劳作课中锄50米长、10米宽的地段，开辟出一条400米长的绕校园一周的简易跑道。同时，又因地制宜，利用校门濒临珠江的优势，用木栅在江边围起两个50米的简易游泳场，称为南海县当时唯一的游泳训练场地（图2-26）。

其次，要归功于体育教师黄永藻的极力倡导与推动。黄永藻，广东南海县九江镇人。青年时代就读于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体育教学。1947年起，任南海石门中学体育教师。黄老师教学作风严谨，教学中十分注意学生实际情况及学校场地、设备等因素，合理搭配，一丝不苟。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体育运动蓬勃开展，颇极一时之盛。

除了日常体育课能使所有同学得到体质增强和技巧训练外，1946年起，由黄永藻任教练，组织成立了石门中学男子篮球队。陈仁康为队长，队员有叶干康（克）、陈创基、邓振标、黄渭昌、张荣根、冯廉章、孔庆钊、陈卓标等人，1947年加入马嘉麟，成为主力之一和良好的投手。 篮球队的训练相当严格，队员集中住宿，晨5时起床，先做健身操、单杠引体向上10次、双杠引体向上10次，然后开始1500米环校跑，继之各种传球训练，一路、二路、三路跑传投篮，疲乏后，再做各方位投篮，7时半结束，跑步到江边游泳洗漱，跑步到食堂吃早餐，跑步回宿舍拿书本，再跑回课室8时正上课，而队员从不迟到，时间十分紧凑。

严格训练的结果是，石中男篮在迎战南海县附近的地方成年队，以及到九江镇参加友谊赛，均连战连捷。新中国成立前南海县的篮球运动已较普遍，技术亦不太差，石中男篮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平时艰苦训练，临场英勇善战。可惜，当时营养条件太差，有时甚至吃不饱，完全靠的是年轻活力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新中国成立后，篮球队员陈仁康参军，历经师、军、军区篮球队而进入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多次出国比赛，不能不说是在石中男篮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自己也曾回忆：“我自己入校时，身体较弱，因为14岁那年患过肠热病，经常胃痛，早上站半小时，膝部也发软，很不利于学习……因此在校三年得到了作风的培养，特别是积极自觉进行的跑步、打球、跳高、跳远、投掷、游泳、跳水、单双杠都爱好，都能打下一些良好的全面身体素质基础。”

游泳方面，校门前的珠江是学生最广阔的天地。当时，不论男女同学，不分寒暑，每天晨夕，都有人到江边游泳或洗漱，篮球队队员则往往一天早、午、晚游泳三次。如陈礼裔、易载文两位同学，每天清晨沿江游3000米，是石门中学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图2-27）。

正如校友陈仁康所言，“艰苦而火热”是广州解放前石门中学学生生活的主旋律与总基调。这里所指的“火热”，除了劳动场面与体育运动蓬勃高涨之外，还有一层重要含义，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单方面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进步浪潮此起彼伏，如火如荼，不可避免地涌进了石门中学，使宁静的校园翻腾起阵阵涟漪（图2-28、图2-29）。

石门学子素来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就有校友杜国彪（1933年春至1934年秋在校）、杜国栋（1933年春至1935年冬在校）参加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校友杜国栋参加三水县政府的政工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又如1938年，陈玲（原名陈道灵）入读石门中学初一年级时，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宣传队（图2-30）。1940年，参加十二集团军第四挺进纵队，进行抗日。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参加翁源人民民主自卫军和粤赣先遣支队，担任钢铁队指导员。1948年在太坪战斗中不幸被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曲江犁市。这些抗日救国的先进典型以及他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激励着石中师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中去，许多革命宣传活动在石门校园内悄然展开。其中，以音乐与戏剧两项最具显示度与冲击力。

1947年，原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授叶冷来校任教，首开石门中学师生公开传唱解放区进步歌曲的风气。1948年秋，他组织了1946、1947届学生60余人，在学校礼堂排练了《黄河大合唱》演奏会。由叶冷独唱《黄河颂》，女学生陈伟贤独唱《黄河怨》，春秋班大部分同学都参加《黄水谣》《怒吼吧，黄河》等齐唱、轮唱、四部和声合唱，使冼星海的歌曲响遍石中校园。 叶冷离校后，继任音乐教师黄克继续教唱革命歌曲，如《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苏联歌曲《快乐的风》《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等 ，显示出当时不少师生迫切向往解放的热情。进步戏剧活动同样活跃，针砭时弊。1947年秋，石门学生在校内排演话剧《还乡泪》，以揭露国民党接收大员罔顾亲情、虐待遗弃亲人为主线，引发观众共鸣。1949年上半年，音乐教师黄克自导剧作家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观众除石中师生外，附近北村、黄岐等地民众亦闻风而来，反响热烈。

这一时期的革命歌曲与进步戏剧，之所以能在石中校园大范围传播与风靡，除了师生受到民主进步浪潮的洗礼外，还与石门中学的特殊地缘，以及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势力薄弱有关。据校友冯廉章称，其实黄克导演的《升官图》在当时是禁演的，“但以石中处于‘三不管’的特殊地理环境，邻近广州，不属广州管，远离佛山，南海县管不到，北村当地以石中为二三九区公办不能管，才得以在校演出” 。当时的教务主任李卓儒看到《升官图》公演，面色难看，一度传闻要抓人，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只是以黄克涉疑共产党人身份而将之解雇出校。

另据校友回忆称，无论是抗战停办，还是战后复校期间，石门中学既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三青团”组织。 1947年4月，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支团南海分团部筹备处同意石门中学童子军主任教员梁日垣为石门中学团务筹备员，要在学校发展“三青团”组织。后因职员黄荫庭因故未上交学生相片，结果没有发展一个三青团员，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为进步文艺活动的开展与传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而与国民党“三青团”势力荡然无存相对的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在石中校园中悄然孕育，革命胜利曙光初现。解放战争后期，经常有具名“粤中区新鹤台开人民解放军”“南三花人民游击队”等的油印宣传材料寄至学生会。时任学生会干部的冯廉章曾回忆道：传达室铎叔把宣传材料转给我收阅，并可私下给部分同学传阅。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冯廉章为春季高一班5月份墙报画水粉画刊头，内容为地平线上出现一队以红旗为先导的人马，象征着解放军队伍浩浩荡荡，饮马长江，走向全国的胜利，引起了师生一定的反响，这是石中首次公开反映革命意识的墙报刊头。

1949年9月开学后，冯廉章当选学生会主席，先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何杰魂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团组织，之后，三河区（包括盐步、大沥、平洲）工委委员、时以大沥某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党员赵钊化装来校，找冯廉章在江边面谈，批准他入团。自此之后，冯廉章和何杰魂、叶荫榛（谷子）（图2-31）经常到大沥开会，由赵钊讲解形势，布置迎接新中国成立的任务，动员同学参加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个清晨，冯廉章等学生在校园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迎接解放的标语，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

1949年10月15日，随着南海县的解放，石门中学迎来了新生。 EUm9bTZEyG2hq9oBrjkJ7l2c7flSFj/Wm5xvOEAfHq7tFVaufFYpVsp1KNW05W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