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复校

1945年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南海县还治于佛山。流落于外的南海籍各界人士，逐渐回归故土。是时，南海全县重创未愈，百废待举。政府工作，侧重于维持治安与肃清敌伪余孽，而民众工作，侧重于家园重整。对于复兴教育一项，受制于薄弱的教育基础与严重的经济民生危机，未能尽量展开。对此，南海县政府曾在当时的《南海公报》上公开表明了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力感（图2-10）。

材料来源：根据各区、分公所、受害人报编

县境沦陷，教育工作人员，多随军转进，虽仍有一部分留县继续设校，然因民众生活艰苦，无力负担子弟入学费用，故所设学校，不旋踵而相继停办。原日校舍，成为敌伪驻军之所。寝假而校具尽成燃料，而校舍亦遭敌伪与土劣拆毁。南海教育基础既极薄弱，复经敌伪蹂躏摧残，故胜利以后，教育复员，等如从新开创，而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又复极度枯竭。盖南海经济重心，向为陶瓷、蚕桑与稻作，陶瓷、蚕桑于沦陷期间概被摧毁，其主要地区，如石湾、九江、官山、民乐等地，早已败瓦颓墙，景况荒凉。而稻作地区，又连厄水旱，两造歉收，经济危机，至为严重，民生困苦，途有饿殍。当次社会经济极度严重之时，面对败瓦颓垣之学校校舍，而计划教育复员，诚有贫妇为炊，无从着手之感。

是时，南海县的教育事业整体凋敝萧条，除了代表政府门面的4所县立师范、中学、小学率先恢复外，其余地方学校寥寥无几，尤其是广大乡村僻壤已久不闻儿童读书声，失学率极高，十六七岁仍未入学者，触目皆是。据1946年1月统计，南海全县中小学校不过40所，学生5000余人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之南海，仅得如斯校数，教育之落后，概可想见” 。不过，尽管地方元气未复，经济困顿，但政府并没有绝望地放弃复兴教育之志，当时遵循的整体建设思路是“教育、经济同时双管齐进，使互增促进，互相效果” ，具体的策略是“先求量增加，再从质改进” 。1946年，南海县政府根据实际的教育与经济现状，制订了《本县教育工作三年计划》：“准备于第一年内恢复战前学校之半数，第二年完全恢复战前校数，并发展民教以配合建国行宪之需要。第三年增设学校，健全所有教育机构，并完全消灭文盲。” （图2-1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三年计划中，私立石门中学是1946年南海县政府首批要复校的中学 ，而县境内其他私立中学，如西樵中学、九江中学的复校时间，分别被规划在石门中学之后的1947与1948年，由此可知，南海县政府对石门中学格外重视与期待（图2-12、图2-13）。

1945年冬，石门中学奉南海县政府复课令，开始筹备在原北村校址复校事宜，首当其冲的两个棘手难题就是主持乏人与经费短缺。作为一所私立中学，石门中学自创办以来的校务治理模式一直遵循的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通过履行选聘校长、筹措经费等核心职责成为学校良性平稳运行的“柱石”。然而，历经抗战颠沛流离，旧校董会因董事大多星散而解体，而原来主持石门港校的老校长李景宗在香港沦陷之后一度从政，不理校事。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欲图复兴，必先从重建校董会与重聘校长开始。1945年底，石门中学重新组建了以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的区芳浦为董事长的校董会。区芳浦原来就是石门中学创校筹备人员与资深校董之一，是陈济棠主粤时期军政、经济界要员，资望与人脉俱隆，曾受聘担任中山大学等多校校董。1946年2月，校董会又聘请美国留学生、前广雅中学校长黄慎之出任石门中学校长 ，迈开了规划复课的第一步（图2-14）。

比“选人”更急迫与艰难的，还是“筹钱”。当时，“所有校舍之修葺，校具书籍之购置，需款甚钜，刻不容缓” 。然而，南海县政府并无分文补助下拨，复校经费只能在区乡一级自力更生，自谋出路。石门中学校董会重建后，最初的想法是演戏筹款。具体办法是由校董会派出陈贺、张洛生、李福、何铭洲等数名董事，携备名誉座券，亲自前往南海县第二区建安乡，请热心公益的乡长陈季宣出面向乡绅与商人劝销，以助款项。但因此项办法属于临时救急，且成效甚微。1945年11月4日，由董事长区芳浦主持召开校董会，并请南海县县长黄俊民派代表列席，议决复课经费筹集办法，改由原先创校所属地——二、三、九区属内各乡村“按照人口交谷或以时值折算现款” 的方式摊派负担，进行一次性缴纳，先解1946年春季招生燃眉之急。具体细则如下：

凡每一乡村，男女人口在三百人以下者，拨助学谷五十斤，三百人以上至五百人者，拨助学谷一百斤，五百人以上至一千人者，拨助学谷一百五十斤，一千人以上者二百斤，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者三百斤，二千人至二千五百人者四百斤，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者五百斤，余照类推，由县令行区长传饬各乡长保长执行，按照人口交谷或以时值折算现款，缴交区署代收送校。 （图2-15）

公摊折粮或者折现的方式，以人数多寡为标准，集全体村民之力，负担相对较轻，且由县长到村保长自上而下层层令行，因此筹资较为理想。如1946年1月14日，石门中学收到第二区建安乡宏冈村保长吴瑞如缴来复校经费谷200斤，折合国币20400元整。 同时收到建安乡麻奢村缴来复校经费谷500斤，折合国币5万元。 为鼓励与回馈各乡积极参与摊派，热心赞助学谷，校董会还议定，“凡我二、三、九区学生，一律减收学费一半，以示优待” （图2-16）。

与此同时，石门中学以校董会董事长区芳浦、校长黄慎之的名义，登报发布《私立南海石门中学招生简章》，定于1946年2月12日正式登报招考新生，17日正式复课。鉴于当时学生经8年沦陷，失学严重，“程度参差不齐，未能划一” ，石门中学在招考新生要求上没有严格按照战前水准，而是有所放宽。这在招生资格与考试科目中有所体现。

校址 南海县北村

招收学额 初中一年级新生两班 二三年级插班生各一班

每班名额均为五十人

投考资格 初一新生须具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

二三年级生须学级衔接及有书件证明

报名地点 1. 北村本校 2. 广州市文德东路聚仁坊九号，由二月五日开始二十一日截止

报名手续 1. 缴验证件 2. 粘缴本人二寸半身相片一张 3. 交报名费国币三百元

入学试科目 1. 国文 2. 英语 3. 算学 4. 常识 初一生免试英语

考试地点及日期

1. 本校，二月十二日

2. 广州市百灵路知用中学，二月十二日

入学费用 各年级生每学期学费国币八千元（二、三、九区学费减半），杂费八千元，保证金五百元（毕业后发还），每学期宿费三千元。

董事长 区芳浦 校长 黄慎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五日

石门中学首次恢复招生的消息对外发布后，二、三、九区各乡学子，奔走相告，其他各区甚至广州市的青少年也纷纷报考。由于刚刚复校，力不能及，所以第一个学期只招两个春季始业的初中班和一个预备班（准备第二学期经考试升入秋季始业的初一班，只有20人），分别命名为甲、乙、丙班，三个班共约120人。 至于教师，人数也很少，全校只有10人，往往是一身任教多门课程。如训育主任谭之良，兼任舍监和地理、动植物科的教学；总务主任贾廷璋，兼教语文、历史。此外，还有语文教师岑肇宏，数学教师朱华业，英语教师陈福枢，以及图、工、音、体（包括童子军教练）教师共3人。据校友回忆，“这些教师大多是年轻力壮，都是大学毕业的，有较好的教学能力，要求学生很严格，颇受学生爱戴” 。当时师生人数不多，但很有生气，据时人描述，“这显然是抗日战争胜利带给人们一种新的希望的反映” 。

复课前后，校长黄慎之因系兼职领衔石门中学校务，精力未能集中，日常事务由教导主任马醉休主管。基于学校长远发展的考虑，他于1946年7月21日主动向校董会提出辞职。校董会经过常务会议议决，接受黄慎之辞职，一致同意商请前校长李景宗复出，维持校务。李景宗系创校时首任校长，经营学校多年，使之声名鹊起。抗战流亡时，又一手促成石门中学在香港复校，再次担任校长，于艰难危局中践行“教育救国”之担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也复员回粤，虽然自称“抗战归来，权充民厅视察，早已不闻校事” ，但无论是衡量资望、才识、经验、人心，还是对学校的情感，由李景宗再次出掌石门中学，无疑是最适当的人选。而面对刚刚勉强复校的“烂摊子”，自称已“备尝十年痛苦” 的李景宗决定再次出山，挑起这副千钧重担（图2-17）。

李景宗复职伊始，面临最严重的办学危机仍然是经费与设备“无米可炊”。尽管1946年春季学期得到原二、三、九区属内各乡村踊跃捐助而顺利开学复课，但那只是一次性缴纳，使学校暂时渡过危机，并没有成为稳定的常年经费来源。基于此，李景宗建议校董会通过新议案，即将原二、三、九区各乡乡长，如建安乡乡长陈季宣、白沙乡乡长邹卓文等，列为“当然校董”，参与校务决策，从而扩充与优化了石门中学办学的政治资源，也重新加深了石门中学与原二、三、九区“校地之间”的天然联系与凝聚力。诚如1946年8月李景宗致函建安乡乡长陈季宣所呼吁的那样：

石门中学乃二三九区人之中学，自应通力维持，诚如区董事长芳浦言，东江梅县每区能设中学三四所，而我堂堂首邑，合三区之力，亦不足以维持一间，殊属笑话，亦未免贻笑于邻封也。 （图2-18）

更重要的是，校董会还通过决议，由原二、三、九区内各乡村每亩每年捐助学谷一斤，作为石门中学常年办学经费而固定下来，这就为学校在办学经费上成功完成“地方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为增强学校经费的多元化保障，李景宗还想方设法大力开拓筹资渠道。1947年9月，他曾在旅港南海商会庆祝35周年纪念典礼上演述石门中学办学实况时称：“光复后，县府已无分文补助，乃自力更生，一面整理蚬塘收入，一面争取地方逆产，复得各村乡学谷之补助，始得奠定经费基础，自给自足，此差堪为各位告慰者。” 所谓的蚬塘，指的是珠江一带被称为“蚬”的海生鲜的繁殖地点，如同生蚝之所谓之“蚝田”，生蚬之所即谓“蚬塘”，多在海水之中，无实土。民国年间，广东地区乡间地主视海滨和河边的蚬塘为自己的财产之一，每年重价佃给渔民，取蚬图利。石门中学所在的北村濒临珠江，蚬塘收入较为可观。而所谓的地方逆产，是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势力掌握的部分南海县公产收入，包括建安乡部分田亩、禅炭公路佛山至官窑段的路租等 ，拨助给石门中学，用于经费开支（图2-19、图2-20）。

与经费短绌问题紧密相连的是设备奇缺。抗战前，经“各方殷富之匡助”，石门中学的图书、仪器、标本、教具、校具，均已遵照教育厅标准，设置完备。但经8年沦陷，校园遭敌人占驻破坏，除了一切建筑物幸保无恙外，“仪器、标本、教具已荡然无存，图书只余十分之二，校具尚存十分之七” ，据李景宗粗略估算，要补置这些设备，“计非港币二万五千元之谱不可，即分期添置，亦所费不赀” 。再者，复校后生源的激增更加剧了设备紧张。1946年春季学期石门中学复校时，南海县失学青年过多，而同时期的九江中学、西樵中学均未能在原址复校，以致县境内乡村中学，仅石门中学一家，“各处失学之农村子弟，均赖本校收容” 。1946年秋季学期开学后，班级数已增至初中一年级4个班、初中二年级4个班，学生共计300余人，相比春季学期翻了一倍有余。为了未雨绸缪，李景宗提请校董会规划，须在1949年秋增办高中以前，“增建办公室一座，教职员宿舍一座，并于三十八年春季起，按年增建课室两间，学生宿舍一座，添建高中生饭堂一座，方能配合校务之进展” 。

为了缓解“人多物少”的矛盾，李景宗认为，仅仅依靠所在地的二、三、九区各乡村出力，仍不足以渡过难关，必须求助于南海县侨外殷富巨绅、工商团体伸以援手。1946年，学校已蒙旅港南海商会严升阶捐建简单饭堂一座，及男生宿舍一座。1947年9月，他应邀出席旅港南海商会35周年纪念典礼，在会上发表演讲，言辞恳切，呼吁旅港南海商人本着桑梓情怀，慷慨匡助，为石门中学捐建设备。尤其是“建筑物之增建，与食水问题之解决，亦急不容缓” 。

本校原日只有课室九间，女生已占住其二，仅余课室七间，而现在已有学生八班，迫得将校务处迁入图书馆，改为课室，以资容纳。苟不能于本学期内增建女生宿舍，腾出占住之两课室，则明春更无法招新生也。至于食水方面，全校员生三百余人，殊非以肩担挑水所能应付，故又非安设水喉水泵机不可。此两问题为目前之急需，与仪器标本之补充，同一重要。务恳在座诸公，予以提挈，尽力向外埠侨胞募捐促成，以为桑梓一般失学青年，谋永远之幸福。

石门中学的求捐意向，得到了校外官商团体与人士的积极回应。1948年7月，学校得到南海明伦堂 补助复校费5亿元 ，增建女宿舍一座；1948年，得旅港南海商会之助，安设水喉水泵机，解决师生担水之苦。1949年5月，镜湖课室日久失修，地基不固而重修，得到刘立群、孔凌普两先生商承办理，灵芝药房主人刘永康慨然捐药义卖，得资用于筹建高中校舍（图2-21、图2-22）。

在战后复校过程中，校董会与校长固然是掌舵方向、稳定人心的重要角色，但普通师生众志成城，艰苦奋斗的“劳动建校”之举同样功不可没。由于沦陷时期日寇曾盘踞石门中学作为一个据点，校舍被破坏得十分严重，校园到处野草丛生，满目荒凉，百废待兴。1946年春季复校开学后，全体师生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整治校园，修理旧物。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尤其是工具不足。许多同学就用一双白手去拔草、挖石、铲草填洼，披荆斩棘，往往日落西山才收工洗澡和吃晚饭。 在体育老师黄永藻、张达衡的规划与带领下，全校学生还在荒芜的校园里新开辟了两个篮球场、一个篮排球两用场和三个沙地，还筑起100米平直跑道和400米的环校跑道，从而使全校的体育场地初具雏形。

参与校园劳动与运动场开辟的学生，事后每每提及这段往事，莫不心潮澎湃，引以为荣。据校友回忆，担任石门中学校友会会长的冯大伟，副会长易载文，理事陈仁康、冯鲁（建中）、颜英和、马嘉麟等，都是当年的“劳动英雄”和“运动健将”。 他们曾为此赋诗，以致敬这段抹不去的经典记忆。

石中原貌幸存留，

日寇手中甫接收。

百废待兴葺校舍，

除污割草挖渠沟。

芝庭堂馆重磨刷，

四友书楼再缮修。

恢复旧观迎上课，

校园整洁学从头。

当年复校貌荒凉，

荆棘丛生绕课堂。

手把锄头刨草地，

脚平泥土建操场。

诸生共挥如雨汗，

工友送来盐水汤。

修得球场三两个，

一齐卖力获褒扬。

确实，这一段建立在同甘苦、共患难之上的“劳动建校”集体经历，不仅是复校之基础，更起到了磨炼意志、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在形塑石门中学优良办学传统中起了很好的“思想奠基”作用（图2-23）。

从1946年秋季学期开始，石门中学逐渐从战后创伤的阴影中走脱出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复兴气象。就学生规模而言，1946年秋招收3个班，命名为真、善、美班，连同两个春季始业班，共300人左右。之后的春秋两季都招生，每个学期都招一两个初中一年级新班，生源范围也扩大到广州和佛山一带。1948年有初三年级班，1949年秋首次招收高中一年级1个班。到1949年秋季，全校学生已发展到10个初中班，400多人。 就学生成绩而言，则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到抗战前全省毕业会考全数及格、无一人落第的纪录。据1947年李景宗校长称：“本年度经教育当局之编级试验，又能全体及格，成绩为全县之冠也。” 尤其是毕业会考中的算学成绩，重夺“全省各校之冠”的地位。对此，教育当局与教育界同人，莫不以为奇异。 KB1aqs5vBQhcUhc7PNvUAy3F99+ifXW54yej8Fs+iMYJBxCemHyaWof/E4lcto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