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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死亡的关注以及应对死亡焦虑的方式，皆非容易描绘或理解的表面现象。它们也并非始于成年以后，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过去，在追求安全和存活的一生中发生广泛的变化。对儿童的研究为学者提供了无可匹敌的机会，来研究人类与死亡搏击的原始形式。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儿童与必死事实的对抗、对死亡的识别，他们的恐惧、逃避和抵御，还有他们面对死亡恐惧之后的发展。
在我看来，死亡对于儿童的重要性，与学术界在儿童发展方面给予死亡的关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较之于其他儿童发展问题的大量文献，有关死亡的文献相当贫乏，好像不过是敷衍了事。儿童死亡概念的实证性研究更为稀少；精神分析取向的临床工作者有时会尝试研究这个问题，但常常存有偏见，破坏了观察的准确性，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谈到。此外，很多相关资料都发表于故纸堆中，常常处于儿童发展或者儿童精神病学主流文献之外。我们应该感激西尔维娅·安东尼，在其专著《儿童期及日后对于死亡的探索》（ The Discovery of Death in Childhood and After ）中，她极为出色地回顾并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和观察文献。 [1]
我自己的临床工作，还有对他人工作的考察，令我得出几点结论：
1. 行为科学家仔细考察这个课题时总会发现，儿童非比寻常地专注于死亡。儿童对死亡的关注很普遍，而这对于他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谜题，他们的主要发展任务之一就是要应对无助感和消亡的恐惧，而性欲问题是继而衍生出的产物。 [2]
2.儿童不仅非常关注死亡，而且这些关注开始的年龄远比人们想象得更早。
3.儿童对死亡的意识，还有他们应对死亡恐惧的方式，都会经过一系列顺次发展的阶段。
4.儿童的应付策略总是基于否认：他们似乎没能成长到足以承受生死，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成长到直面这一事实。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默默地对性欲进行研究，全神贯注于“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而儿童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是儿童与成人之间形成代沟的根本。然而有大量证据显示，“我们将去向何处”也强烈地占据着儿童的脑海，毕生在人类耳畔回响：人可以面对它、恐惧它、忽视它、压抑它，但却无法摆脱它。
大多数年幼儿童的父母和观察者都会对儿童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关于死亡的问题感到惊讶。有一次，当我和五岁的儿子一起沿着海滩静静散步时，他突然仰起脸对我说：“你知道，我的爷爷和外公都在见到我之前就死了。”这个宣言似乎只是“冰山一角”。我可以肯定他已经默默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我尽可能温和地问他，他有多么经常想到关于死亡的这类事情，他以一种陌生的、成人式的口气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的思考”，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还有一次是他哥哥离开家去大学念书时，他坦率地说：“现在家里只剩你、我和妈妈三个人了，不知道谁会先死。”
一个四岁半的孩子突然对他的父亲说：“我每天都害怕死亡；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长大，那样我就永远也不会死。” [3] 一个三岁半的女孩要人在她头上放一块石头，阻止她长大，以免老死。 [4] 一个四岁的女孩在得知所有生命终有一死的时候，哭了整整一天一夜。母亲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只好给了她一个神秘的保证：“作为小女孩的你永远也不会死。” [5] 另一个四岁的孩子在听说祖母过世时并没有特别的反应；几天后，他走进家里厨房时看到桌上有一只死鹅，血淋淋的头从长脖子上耷拉下来，只连着一点皮肉，他紧张地看了死鹅一小会儿，然后对母亲说：“你说的‘死’就是这样吗？” [6]
埃里克·埃里克森曾经谈到过一个祖母过世的四岁孩子，他在看到祖母棺材的当晚癫痫发作。一个月后，他发现一只死鼹鼠，就问起死亡的事情，之后又发生惊厥。两个月后，他不小心捏死了手里的蝴蝶，第三次出现惊厥。 [7]
儿童提出的天真问题可能会让人目瞪口呆。小孩子会直接询问：“你什么时候会死？”“你有多老了？”“人在多大岁数时会死？”他还可能宣布：“我要活到一千岁。我要活到成为世界上最老的人。”这些天真无邪的想法可能是由于死亡引发的——祖父母的去世、动物的死亡，甚至可能是源自一朵花或一片叶子的凋零。有时候，这些想法也可能是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小孩子只是表达他们内心思虑已久的担忧。后来，当儿童学会看见“皇帝的新衣”时，就也开始相信死亡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安东尼提供了一个客观测量方法来考察儿童对死亡的忧虑，她让九十八个五到十岁的孩子进行故事完成测验。 [8] 故事是开放式的，并没有明显谈及死亡（例如，“小男孩晚上上床睡觉时，会想些什么？”或者是：“有个男孩去上学，下课时他并没有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却独自坐在角落，为什么？”）在完成这些故事时，儿童显现出对死亡或毁灭的大量关注。接近半数的儿童在故事完成测验中会提到死亡、葬礼、谋杀或鬼魂。如果把有些可推论死亡的答案（例如，“他被车子碾了过去”，或“她失去了一个孩子”）也算进去的话，这一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以“小男孩晚上上床睡觉时会想些什么”为例，此类的回答有：“有个人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杀死”，或“白雪公主，我没看见过她，但我在故事书上看到她死了”，再或“有人进到他们家，他爸爸死了，然后他也死了。”有一个故事讲仙女问一个小孩，他希望长大还是希望很长时间——也许永远都不要长大。一般人以为小孩会急着长大成人，但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儿童在完成这个故事时选择不长大，因为他们把长大成人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既然有大量证据证明儿童对死亡的忧惧，我将谈一谈死亡概念在个体身上的发展过程。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儿童在某一发展阶段对死亡的想法和恐惧是特定的，对于这种恐惧的应付方法也是特有的。
很多事情妨碍了我们了解小孩子对死亡的认识。因此，这个领域存在很多争议。
缺乏语言和抽象思考能力。 很小的孩子缺乏语言能力，这是成人试图理解孩子内心体验时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专家对于儿童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假设往往非常片面。另一个因素是，发展心理学家（尤其是让·皮亚杰）证明了低龄儿童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即使是发展到具体运算阶段的十岁儿童，也不过是刚开始对“可能”和“也许” [9] 有正确认识。由于死亡、自身之死、存在与不存在、意识、终结、永恒与未来等都是抽象概念，很多发展心理学家便断定，低龄儿童对于死亡全然不具备准确概念。
弗洛伊德的观点。 关于低龄儿童的死亡概念，另一个影响业内观点的重要因素是弗洛伊德的立场，他认为低龄儿童无法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弗洛伊德认为，生命最初几年对个人的性格形成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认为死亡在心理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主题。《梦的解析》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的立场：
……抛开字面意义，儿童对“死”的理解与成人大相径庭。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永恒的虚空等事物的恐怖一无所知，因为这已经被所有关于来世的神话所掩盖，而成人则认为这些难以忍受。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会心存恐惧，所以可以随便说出可怕的字眼，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做，就让你像弗朗兹那样死掉！”……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博物馆回家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你死后我要把你做成标本，放在我的房间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看到你了。”所以，儿童和成人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相似之处很少。我很惊讶有次听到一个很聪明的八岁男孩在他父亲突然去世之后说：“我知道爸爸死了，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此外，对于从未见过将死之人弥留之际痛苦情境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知道诸多“不在”原因的区别，搞不清是因为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是很强烈地想念他们。很多母亲都从自身的伤感经历中了解到这一点：当她们在暑期外出度假几周后回家时，听到的消息竟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妈妈真的去了“无法返回的未知世界”，孩子的最初表现也似乎是忘记了她，只是后来才会又想起死去的母亲。 [10]
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即使长到八九岁的年纪，也仍然对死亡知之甚少（因此也不会害怕）。在对儿童基本忧虑的构想中，弗洛伊德把死亡归于相对晚期的发展阶段，而将性方面的关注放在早期和首要的位置。他对于死亡在个体发展中角色的结论非常具有影响力，导致了一整代学者过早地封闭了这一议题。弗洛伊德的错误不仅源于我在上一章所谈到的个人和理论的原因，还源于方法学上的原因——他从未直接治疗过儿童。
成人的偏见。 在了解儿童对死亡的认识上，偏见是另外一个重要障碍。无论是观察性、心理测验或是投射测验的研究，成人都需要收集资料并加以诠释；而成人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否认常常对结果造成污染。成人不愿意和儿童谈论死亡，回避这个主题，毫不怀疑地接受表面的数据，因为他们不愿意深入探究儿童，以至于对儿童的体验产生系统性的误解，而且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方向，总是比实际情况更少地假设儿童具有死亡意识，并低估儿童感觉到的痛苦。
瑞玛·拉波斯和玛丽·蒙克有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调查的是儿童的恐惧，正可以说明偏见的作用。 [11] 两位作者研究的是六到十二岁正常儿童的大样本（N=482），目的是找出小孩恐惧的性质和程度——但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对几百个儿童进行访谈，所以竟用访谈母亲来代替！这些母亲认为儿童对与死亡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项目（“生病、发生意外或死亡”和“担心健康”）关心最少：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母亲把第一项评定为重要项目，而第二项是百分之十六。（作为对照，受访母亲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把“蛇”评为重要项目，而百分之三十八把“学校的成绩”评为重要项目。）
作者从儿童被试中选择了一个子样本（N=192）来进行访谈。结果显示，总的来说母亲低估了儿童恐惧的频率。两个与死亡有关的项目显示出特别大的落差： 母亲和儿童对这两项回答相同的情形只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在双方答案不同的情形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母亲低估了儿童对死亡的担心。 （母亲还同样低估了其他与死亡有较多推论关系的项目：“家庭中有人生病或死去”、“病菌”和“火灾”。）这些发现表明，母亲并不了解儿童对死亡的担心程度。
另一项研究报告了一家儿童医院对约翰·肯尼迪总统之死的反应。 [12] 研究者发现，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作人员在观察儿童对死亡的反应时，出乎意料地不可靠。这些工作人员不但在对反应的观察上有很大分歧，甚至连该让儿童知道多少信息、儿童能承受多大的情绪压力方面，都有很多不同观点。
皮亚杰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儿童，他觉得即使十分精密的心理测验，也常常产生不完整或误导的资料，而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式就是“一般检查”（也即“临床会谈”）——绝大多数临床工作者都会同意这一观点。然而，深入访谈儿童的研究报告在文献中非常罕见。当人们看到任何哺乳动物的幼崽时，无论是小猫、小狗、小马驹或小孩，养育的本能都会被唤起。要违背生物本性，让一个小孩直接接触有关死亡的赤裸裸的真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相信这方面专业探究的匮乏主要是出于这种困难。事实上，我非常怀疑，如果一项研究计划包含有直接询问儿童关于死亡的问题，在今天是否能够获得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毫无疑问，这种计划必然会遭到父母们的强烈反对。
因此，这些研究一般都是以推论的方式来询问，而且通常都很粗浅。只有少数几份报告是基于直接会谈的研究， [13] 而最详尽的报告都是几十年前的研究。玛丽亚·纳吉和西尔维娅·安东尼报告了她们在1940年代的研究。纳吉（研究开展的学校里孩子们称她为“死亡阿姨”）让儿童画与死亡有关的图画，写与死亡有关的作文，并口头讨论关于死亡的想法。 [14] 安东尼让儿童解释与死亡有关的词汇，还使用故事完成测验。 [15] 保罗·谢尔德和戴维·韦克斯勒在1935年让儿童看一系列与死亡有关的图片，并询问他们的反应。 [16] 这些图片很露骨，甚至很恐怖，但是作者向儿童的敏感性做出了让步，仅从表面意义上接受和报告儿童的反应。如果被试是成人的话，研究者一定不会容忍这种程序，而会非常深入地探索、调查和诠释这些反应。
儿童接受的教育。 要了解儿童对死亡知道些什么，还有一个障碍：儿童对死亡的认识很少能长久保持原初的样貌。成人看到孩子因为想到死亡而困扰时，会感到非常心疼，而急着去使孩子免受伤害。而孩子会察觉到大人的焦虑，并因此发觉必须压抑对死亡的担心：这种担心并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真正的缓解。许多父母尽管文化程度很高，也下定决心要对孩子提供诚实的教导，但当看到孩子痛苦时就会产生动摇。安东尼报告了一个五岁孩子和他身为大学教授的母亲之间一段简短而生动的对话：
孩子：“每一个动物都会死吗？”
母亲：“对，动物都会死。每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最后都会死。”
孩子：“我不想死。我要活得比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长。”
母亲：“你永远不会死的；你可以永远活着。” [17]
父母通常会提供某种形式的否认，要么是自身特有的否认系统，要么是社会认可的永生神话，以此来试图减轻孩子的恐惧。所以，研究者所发现的往往并非儿童的天性，而是由儿童的意识、焦虑和否认与成人的焦虑和否认等防御方式所组成的复杂混合物。我稍后会讨论应该告诉孩子什么，不应该告诉孩子什么，而此处我们必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花样繁多的死亡教育方式，是为了孩子好还是为大人好？厄玛·弗曼仔细地研究了丧亲的儿童，其结论是：“在特定时刻，有关死亡的具体信息对儿童是有帮助的；而当周遭的成人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隐藏客观事实时，反而让孩子更难消受。” [18]
儿童最早在什么时候知道死亡？有好几种资料来源（但所有资料都受到上述障碍的局限），包括：父母或受过训练的观察者长期仔细的观察；以使用词语说明为主的心理测验（比如“死亡”、“生命”、“生存”），故事完成测验，主题统觉测验以及儿童绘图分析；由医院或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进行的系统性观察；儿童治疗师的病例报告，或是成人治疗师所提供的回溯性资料报告。
死亡和语言的发展。 较客观的测量方法有赖于儿童的语言能力。安东尼将“死亡”这个词混杂在一般词汇表中，让八十三名儿童说明其含义，试图借此回答一个问题：儿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死亡。所有七岁及以上儿童的反应都显示他们了解这个词的意义（尽管他们常常在说明中加入不合逻辑或不符合生物学规律的现象），六岁的儿童则三分之二对此有所了解。二十二名六岁及六岁以下的儿童中，只有三名完全不知道死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9]
另一个客观的方法是研究儿童关于“生存”或“生命”概念的发展。低龄儿童似乎对生命的本质感到非常困惑。J.苏利在1985年记录道，低龄儿童认为所有看起来自发的运动都是生命的迹象，所以他们会认为诸如火或烟这样的物质也是有生命的。
[20]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泛灵论（与原始人类的泛灵论相类似）分为四个阶段：最初，儿童认为无生命的物质也都有生命和意志；到大约七岁初时，儿童认为只有会动的东西才有生命；从八岁到十二岁，儿童认为能自己动的东西才有生命；再往后，儿童的观点逐渐变得与成人一致。
[21]
儿童在试图理解什么有生命、什么无生命的过程中，会经历许多困惑。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七八岁的孩子有三分之一以上相信手表或河流是有生命的；四分之三觉得月亮是有生命的，而百分之十二觉得树木是没有生命的。 [22] 儿童的困惑很可能被环境中的混淆信息所强化：大人可能从未清晰而准确地教过孩子这些东西；孩子可能为娃娃和机械玩具这类看似有生命的东西而困惑；有诗意的语言表达是困惑的另一种来源（“云彩在天空中追逐”、“月亮对着窗户眨眼”、“小河舞向大海”）。
对儿童的观察。 比起直接观察儿童所得到的结果，语言发展的研究使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和临床工作者都认为儿童对死亡有意识的时间偏晚。也许研究者所要求的严格证据是不必要的。有什么理由认为儿童必须能界定“生存”或“死亡”的意思，才能凭直觉确信自己就像昆虫、动物和其他人一样有一天会不复存在呢？研究低龄儿童的人，几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和死亡观念有着大量的接触。反对理论认为未满八到十岁的儿童还无法理解抽象概念，这种观点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就如凯森鲍姆和艾森伯格所指出的：“在‘完全不理解’和清晰整合的抽象思维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方式会让幼小的心灵与死亡产生关系。” [23] 虽然“与死亡产生关系”这句话有点隐晦，可它是可以让人理解的：非常小的孩子也会想到死亡，害怕死亡，对死亡感到好奇，记录与死亡有关的感知并将这些感知保存一生；他们还会建立基于魔法的防御来对抗死亡。
凯森鲍姆和艾森伯格描述了对一个名叫大卫的孩子的一些观察。十八个月大的大卫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小鸟，他大吃一惊，父母说他的表情“僵住了，好像希腊悲剧中人物戴的面具”。 [24] 大卫是典型的学步期儿童，常常会捡起每一件他够得到的东西检查一番；然而这一次，他只是蹲在离小鸟很近的地方，却没有试图碰它。几周后他发现另一只死去的小鸟，这次他拿起小鸟，通过模仿小鸟飞翔和其他手势坚持要求父母把小鸟放回树枝上。父母把死鸟放在树上，可是小鸟并没有飞，这时大卫仍一再坚持把小鸟放回树上。几周后，这男孩注意到一片落叶，于是努力想把这片叶子放回树上。当他发现无法挽救树叶时，又要父亲把树叶恢复到长在树上的原状。由于大卫还不会说话，我们无法确定他内心体验的精确性质，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正在与死亡的概念搏斗。接触死亡无疑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不寻常行为。
心理学家山德·布兰特描述了他的儿子迈克尔两岁三个月大时发生的一个插曲。 [25] 迈克尔已经有一年不用奶瓶了，那时却每夜醒来好几次，歇斯底里地哭闹着要奶瓶。当问他为什么这样时，他坚持说如果没有奶瓶的话，“我会接触不上”、“我会没油了”、“我的马达会不转了，我就会死掉”。父亲说，就在迈克尔出现夜惊之前不久，有辆车开到用光了汽油，而他们当着孩子的面讨论了很多有关发动机会如何“坏掉”，电瓶会如何“完蛋”的话。父亲得到的结论是，迈克尔好像坚信自己必须一直喝东西，否则他也会死掉。迈克尔对于死亡可见的担忧开始于他更小的时候，一次他看到了一张过世亲属的照片，于是无休止地询问父母关于这个亲戚的状况。迈克尔的故事表明，死亡可能是低龄儿童的一种重要苦恼来源。此外，就像之前的这个例子一样，迈克尔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死亡是一个问题——而且很可能像卡斯坦邦所指出的那样，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也是对心智持续发展的首要刺激。 [26]
格雷戈里·罗克林根据一系列三到五岁正常小孩玩耍的片段，也推断小孩在很早期就知道生命有其终点，知道死亡将会降临到他自己和他所依赖的人身上。
我的研究显示，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死亡，包括自己未来也会死亡，他们知道这些的时间远比一般想象的情况要早得多。到三岁时，儿童就可以用明确的词语表达对自身死亡的恐惧。但在三岁前多早的时候获得这一信息，只能通过精细的推测获得。与三岁以前的儿童交流这个主题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交流也会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对于三岁的儿童来说，死亡作为一种恐惧和前景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27]
罗克林说，任何人只要愿意倾听儿童并观察他们的游戏，就能立刻获得证据。 [28] 世界各地的儿童都会玩死亡和复活的游戏。儿童有大量机会了解死亡：去趟卖肉的市场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孩子了解到他原本不想知道的东西。也许就像马克斯·谢勒所断言的那样， [29] 根本不需要经验，我们每个人对死亡都有直觉的认识。然而，不论这种认识来自何处，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否认死亡的倾向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甚至在生命早期就已如此。对死亡的认识如果妨碍到否认死亡的愿望，就会被放弃。
当现实强力介入时，否认死亡的稚嫩防御机制就会岌岌可危，使得焦虑突围进来。罗克林描述了一个三岁半的男孩，几个月来一直问他的父母，自己或他们什么时候会死。 [30] 大人还听到他低声对自己咕哝他不会死。没多久他的祖父过世。（祖父住在远方的一个城市，孩子并不太认得他。）孩子开始经常做噩梦，并且总是拖延不肯就寝；他显然是把睡觉等同于死亡。他询问死的时候会不会疼，还说自己害怕死。他的游戏表明了对疾病、死亡、杀人和被杀的先占观念。虽然很难确知“死亡”对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内心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这个孩子似乎把它与大量的焦虑联系在一起：死亡意味着被冲入阴沟、受到伤害、不复存在、从下水道中消失、在葡萄园里腐烂。
另一个四岁的孩子，祖父在他三岁生日的时候过世了。这个男孩坚持说他的祖父并没有死。有人告诉他，祖父因为年老而死，他就想要确认妈妈和爸爸并不老，还告诉父母说他不想变老。下面这段游戏治疗当中的对话誊录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四岁大的男孩已经“与死亡产生关系”：
孩子：昨晚我发现一只死蜜蜂。
医生：它看起来死掉了？
孩子：它是被杀死的。有人踩到它，然后它就死了。
医生：像人死掉一样吗？
孩子：它们死掉，但是和死人不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像死人。
医生：有什么差别呢？
孩子：人会死，蜜蜂也会死。可是人会被放到土里，而且他们不好。
医生：不好？
孩子：过很久以后，蜜蜂会活过来。可是人不会。我不想谈这件事。
医生：为什么？
孩子：因为我有两个祖父还活着。
医生：两个？
孩子：一个。
医生：另一个怎么了？
孩子：他很久之前就死了。一百年前。
医生：你也会活很久吗？
孩子：一百岁。
医生：然后呢？
孩子：我可能也会死。
医生：所有人都会死。
孩子：对，我也必须。
医生：真令人伤心。
孩子：不管怎样，我必须。
医生：你必须？
孩子：当然。我父亲快死了，真令人伤心。
医生：为什么是他？
孩子：算了。
医生：你不想谈这件事。
孩子：我现在想看妈妈。
医生：我会带你去找她。
孩子：我知道死人在哪里，在墓园里。我的老祖父死了，他出不来。
医生：你是说他埋葬的地方。
孩子：他出不来，永远也出不来。 [31]
梅兰妮·克莱因根据自己分析儿童的经验得出结论，非常小的孩子与死亡的关系很密切，这种关系早于儿童对死亡有理性知识。克莱因说，死亡恐惧是婴儿最早期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她认可弗洛伊德在1923年提出的理论，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潜意识死亡驱力；但她还论证说，如果人类要存活的话，必然有一种对丧失生命的恐惧来平衡死亡驱力。克莱因认为死亡恐惧是焦虑的原始来源，而性焦虑和超我焦虑是后来的衍生现象。
我在精神分析中的观察表明，潜意识中存在一种对生命消亡的恐惧。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的存在，就必须也假设心灵最深层存在一种死亡恐惧的形式来回应死本能。死本能在内心中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最早原因。……对被摧毁的恐惧是对自身完全消亡恐惧的一种率直表达。……死亡恐惧形成了阉割焦虑，而不是“类似于”阉割焦虑。……既然生殖是对抗死亡的必要方式，那么失去生殖器官将意味着丧失了保存并延续生命的创造力量。 [32]
我认为，克莱因的关于生殖源自死亡恐惧的论点是令人敬畏的；在关于人类个体的精神生活中什么是“首要”的方面，克莱因的论点对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库尔特·艾斯勒在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就对死亡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早期对性欲的关注是一种衍生的探究，继发于更早时对死亡的可怖意识：
提炼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儿童对生殖过程（也就是“生命的真相”）的探究是更早期对死亡短暂探究的再版。儿童不再探索死亡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探究伴随着恐惧，也因为在其任何可能的探究过程中都包含着彻底的无助和随之而来的绝望。 [33]
其他密切观察儿童的治疗师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理论上来说低龄儿童的智力是否足以了解死亡，他们其实能够领会这件事情的本质。安娜·弗洛伊德曾在伦敦遭受德军空袭时治疗低龄儿童，她写道：“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伦敦遭受空袭时，所有两岁以上的儿童都知道房子被炸后会倒塌，也知道人常常会因为房子倒塌而死亡或受伤。” [34] 她描述了一个四岁半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了，孩子的母亲希望孩子会拒绝相信父亲的死亡，但孩子坚持说：“我知道父亲所有的事。他被杀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弗曼治疗许多丧亲儿童，她认为儿童在出生后第二年里就对死亡有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会被某些更早期的经验所强化，帮助儿童形成必要的心理素质。弗曼引用下述实例：
母亲过世时，苏西刚刚三岁。当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苏西立即问：“妈妈呢？”父亲问她是否记得前不久他们发现一只死鸟，并将它埋了起来。他解释妈妈也死了，已经埋起来了。任何时候，只要苏西愿意，他都会带她去看妈妈埋葬的地方。一个月后，苏西告诉父亲：“吉米（邻居六岁大的儿子）告诉我说我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因为他妈妈这样告诉他。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我妈妈死了，如果你死了的话，你就永远没办法回来。这是对的，爸爸，是不是？” [35]
一位母亲报告了与其三岁九个月大的孩子之间的如下互动：
珍从未接受过任何宗教指导，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认识的人过世。几天前，她开始提关于死亡的问题。……一开始她问人会不会像花一样在春天回来。（一周前，她因为最喜欢的花凋谢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安慰她说花会在春天回来。）我回答说，人回来的样子会跟以前不一样，可能是个小宝宝。这个答案显然令她担心——她讨厌改变，而人会变老——因为她说：“我不希望奶奶变得不一样，我不想要她改变、变老。”然后又问：“奶奶会不会死？我是不是也会死？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死？”我说“是”，她流下心碎的眼泪，一直说：“可是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然后她又问人是怎么死的，会不会痛，死了以后会不会再睁开眼睛，会不会说话、吃东西、穿衣服。在流泪问这些问题时，她忽然说：“我现在要继续吃茶了。”于是这件事就被暂时忘记了。 [36]
有意思的是这位母亲混乱和不明确的反应，她在不久之前回答女儿关于出生和宝宝来自何处的疑问时没遇到什么困难。她对上述报告的结语是：“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预料到小孩会问出生之类的问题，却从没想到过孩子会提到死亡，而我自己对死亡的看法也还很模糊。”显然，无论这样的父母在口头上提供怎样的安慰保证，孩子都会感知到父母伴随着言语的焦虑和困惑。
其他孩子与父母的对话报告也带有儿童对死亡的恐惧和好奇的色彩。例如：
最近，五岁零一个月的理查德在洗澡的时候开始一边抽噎一边惨兮兮地提到死亡。昨天他在浴缸中游上游下，假装他能永远不死、要活一千岁。今天他说：“我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你们会不会陪着我？”“可是我根本不想死，我不要死。”几天前，他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死，母亲告诉他不用担心，因为她会先死，那时候他就会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这似乎消除了他的恐惧。 [37]
艾达·莫瑞尔在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中，就婴儿早期的死亡意识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推测。 [38] 莫瑞尔推论婴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别自身和环境间的差异——要了解生命和非生命是对立的。由于婴儿在意识和潜意识、睡眠和清醒之间来回摇摆，他会开始感觉到这两种状态的不同。婴儿在夜惊时的心理体验是什么呢？莫瑞尔认为，婴儿可能体验到恐惧，并对不存在有所意识。躺在漆黑而寂静的房间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见，婴儿可能因为不完整的现实感和灵魂出窍的感觉而惊恐。（研究夜惊的马克斯·斯特恩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儿童害怕虚无的感觉。） [39]
婴儿为什么喜欢坐在餐椅上把玩具扔出去呢？如果照料者帮婴儿捡回玩具的话，他通常会一直玩下去，直到照料者疲惫不堪。这种快乐可能源自肌肉运动中的激情；也可能是罗伯特·怀特称之为“效能”驱力的一种表现，效能指的是个体在掌控环境时的一种内心快感。 [40] 莫瑞尔认为，婴儿着迷于消失和重现，这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实质象征。 [41] 其实怀特所说的效能驱力可能源于婴儿试图克服不存在的努力。这些推测让人想起很多关于“客体恒常性”的儿童发展文献。详细讨论这些文献会有些偏离主题。简单地说，就是儿童在建立客体恒常性之前无法正确理解物体的消失。如果没有对改变、破坏和消失的理解，恒常性就没有意义；所以，儿童先后发展出恒常与改变的概念。 [42] 此外，客体恒常性和自我永存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永存（活着、存在）与消失（不存在、死亡）的现象此消彼长，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
“都没了”是小孩最早学会的语汇之一；同时，“都没了”也是儿童期恐惧的常见主题。儿童会注意进餐时鸡肉是怎么消失的；或是发现拔出浴缸塞子，洗澡水是怎么流尽的；还有粪便是怎么被冲走的。很少有孩子不怕被吃光、冲走或顺着排水管流尽的。精神分析文献记录着潜意识将粪便等同于尸体。 [43] 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现在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排便训练冲突的心理动力，因为对于儿童来说，排便训练涉及的可能不只是肛欲与顽固的抗拒，还会引发关于身体完整性和存活的恐惧。
当儿童意识到消失的物体并不一定会重新出现时，就会寻找其他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不存在的威胁。儿童要成为“都没了”情形的掌控者而不是受害者。他拔出浴缸的塞子、冲走马桶里的东西、兴高采烈地吹灭火柴、快乐地帮母亲踩垃圾桶的踏板。再后来，儿童把死亡分散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是象征化地分散到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里，也可能真实地分散到碾死昆虫的生命。事实上，卡伦·霍妮认为儿童的敌意和破坏性正好与其感到自己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成比例。
知道的事情并非永远停留在知道的状态。玛蒂尔达·麦因特、卡萝尔·安琪尔和洛伦·史川普勒询问了五百九十八名儿童，死去的宠物是否知道主人想念它，结果发现七岁的儿童远比十一二岁的儿童更能接受死亡是无法挽回的结局。
[44]
欧文·亚历山大和亚瑟·阿德勒施泰因的一份有关报告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向很多五到十六岁儿童呈现一系列与死亡相关的词汇（夹杂在一般词汇之中），并测量儿童看到这些词汇时的皮电反应（GSR）
[45]
。他们将儿童分为三组：儿童期（五至八岁）、前青春期或潜伏期（九至十二岁）和青春期（十三至十六岁），结果发现儿童期（和青春期）的儿童比前青春期的儿童对死亡相关词汇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研究者得出结论说，前青春期是一个温和的阶段，是儿童的“黄金时代”，“这个年纪的儿童似乎充分投入日常生活及其乐趣，而不太关心死亡的概念”。
我相信还有一种不这样盲目乐观的方式可以解释上述研究结果：年纪较小的儿童偶然发现了“生命的真相”，孤独的探索使他们发现死亡，可是儿童无法承受这种发现，并体验到原始的焦虑。虽然儿童会寻求保证，但仍然必须处理死亡。面对死亡他可能感到恐慌、否认它、把它拟人化、嘲笑它、压抑它、用别的东西替代它，可是仍然必须处理它。在潜伏期，儿童学会（或是被教会）否认现实，于是逐渐发展出有效而复杂的否认方式，对死亡的意识溜到潜意识领域，外显的死亡恐惧减少。无忧无虑的前青春期，所谓“黄金时代”的潜伏期，并非减轻了死亡焦虑，而是由死亡焦虑所导致的。尽管儿童在潜伏期获得很多常识，但同时也回避了关于生命真相的知识。此时“潜伏”起来的是对死亡的意识，就如同婴儿期的性欲一样。到了青春期时，儿童期的否认系统不再有效，青少年的内省倾向和更多的资源允许其再度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承受焦虑，并寻找另外的模式来应对生命的真相。
儿童后来发展出的对死亡概念的处理模式有赖于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即儿童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死亡。儿童可能是逐渐发展出对死亡的意识和理解的，也可能像我认为的这样，儿童陷入一种“忽起忽落”的过程——“知道”太多、太早，然后又找到方法来压抑这个知识，“不要知道”它——直到逐渐准备好接受他原本就已知道的事情。到底是哪种情况还无法确定，两种观点都没有确凿证据。
我认为儿童在最初知道死亡之后，接下来的阶段是否认。否认的概念意味着先前已经知道：人只能否认自己已经知道的事。如果读者不接受我的假设，即儿童先前就已经知道死亡，那么就必须把我所写的“否认”改成“近似知道”。
否认：死亡是暂时的，是意识缩减、不省人事或睡着。很多已经学会说话的儿童会报告说，他们认为死亡是可以恢复的、暂时的，或是一种意识的缩减，而不是终止。这种看法会被无处不在的电视卡通片所强化，卡通片里的主角以无数方式被胀破、压扁、碾碎或肢解，最后都能奇迹般地重生。纳吉报告了几个访谈摘录例子：
S.C.（四岁八个月）：“它在棺材里，所以没法动。”
“如果它不在棺材里的话，能不能动呢？”
“那它就能吃能喝。”
S.J.（五岁十个月）：“它的眼睛闭着，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不管别人对它做什么，它都不说话。”
“十年以后，它还会不会像埋葬时一样呢？”
“那时候它会变老，它会越来越老。等它一百岁时，就会完全像一片木头。”
“为什么会像一片木头？”
“我说不上来。我的小姐姐现在应该五岁了，她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她现在有这么大了，她的棺材很小，可对她来说很合适。”
“你认为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她躺着，一直躺着。她还是很小，她不像一片木头，只有很老的人才会像木头。”
“在地下发生了什么事？”
B.I.（四岁十一个月）：“他在哭，因为他死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他害怕他自己。”
T.P.（四岁十个月）：“死人就像睡着一样。也是睡在地里面。”
“是像你晚上睡觉一样吗？”
“嗯……他的眼睛闭着，就像人晚上睡觉一样。像那样睡觉，就像那样。”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
“我知道如果人晚上上床睡觉，就会闭上眼睛。如果有人睡觉却没有起床，就是死了或生病了。”
“他还会再醒来吗？”
“不会，死人只知道有没有人在坟墓旁边或者别的一些事情，他感觉到有人在那里，或是在说话。”
“他感觉有花放在坟墓上，水会碰到沙土，慢慢地，他听到每一件事。阿姨，死人会不会感觉到水渗到土里？”
“你认为呢？他会不会想离开那里？”
“他一定很想出去，可是棺材被钉起来了。”
“如果他不在棺材里，有没有办法回来？”
“他没有办法把沙子挖开。”
H.G.（八岁五个月）：“有人认为死人还有感觉。”
“他们有感觉吗？”
“不，他们没感觉，就像睡觉一样。我现在要是睡着了，就没有感觉，除非我在做梦。”
“我们死了以后还会不会做梦？”
“我想不会。我们死了就不再做梦。有时会闪过一些事，可是不像做梦那么长。”
L.B.（五岁六个月）：“他的眼睛闭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死了。”
“睡觉和死亡有什么不同？”
“他们会把死人放在棺材里，把死人的手摆成这种样子。”
“他在棺材里会遇到什么事呢？”
“虫会吃他，它们会在棺材上钻洞。”
“他为什么让它们吃他？”
“他起不来了，因为他上面有沙土，他没法从棺材里出来。”
“如果上面没有沙土，他有办法出来吗？”
“当然，只要他没有受伤太厉害的话，他会把手伸出来挖。这说明他还想活下去。”
T.D.（六岁九个月）：“我姐姐的教父死了，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好冷，手是青色的。他的脸皱成一团。他不能动，不能握手，因为他死了，他也不会呼吸。”
“他的脸？”
“都是鸡皮疙瘩，因为他很冷。他死了，所以变冷，全身都是冷的。”
“他能感觉到冷吗？还是只有皮肤是冷的？”
“他就算死了也还是有感觉。如果他死了，感觉会很少。等他完全死了，就不会有任何感觉了。”
G.P.（六岁）：“他伸开胳膊躺着。你没法把他的胳膊放下来。他不能说话，不能动，看不见。眼睛睁不开。他躺了四天。”
“为什么躺了四天？”
“因为天使们找不到他。天使们把他挖出来，带走他，他们给他翅膀，然后飞走。” [46]
这些叙述令人大开眼界。即使在这么简短的摘录中，我们也会惊讶于儿童内心的矛盾，惊讶于对死亡了解水平的变化莫测。死人有感觉，可是又不会有感觉；死人会成长，却又停留在不变的年纪，身材适合棺材的尺寸。一个孩子把爱犬埋了起来，但又在坟墓上留了些食物，因为狗可能会有点饿。 [47] 还有个孩子似乎相信死亡有好几个阶段。死人可以有“一点儿”感觉（或是闪过一些梦）；可是“完全死了……就不会有任何感觉了”。（顺便说一下，我引用的话也被纳吉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儿童要么是认为死亡是暂时的，要么是完全否认死亡，把死亡等同为分离或睡觉。这里再次看到非常明显的观察者偏倚；在我看来，这些话表明儿童对死亡有相当可观的认识。被虫吃、永远埋在沙土下面、“完全死去”、“不再有任何感觉”，这些言语所描述的情形都不是暂时或不完全的。）
儿童把死亡等同于睡眠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睡眠状态是儿童最接近无意识的体验，也是儿童能够类比死亡的唯一线索。（在希腊神话中，死神塔纳托斯与睡神修普诺斯是孪生兄弟。）这种联想与睡眠障碍有关。很多临床工作者认为，死亡恐惧是成人和儿童失眠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心怀担忧的儿童认为睡眠是危险的。想一想童年的祷告：
我现在躺下来睡觉，
愿主保佑我的灵魂；
若我在醒来前死去，
愿主带走我的灵魂。
纳吉收集的叙述还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儿童认为死亡是恐怖骇人的，即使他们对死亡还不具备完整的知识。被关入钉死的棺材、独自在地下饮泣、埋葬一百年后变成木头、被虫咬、感到寒冷、变成青色或是无法呼吸，这些想法其实都很恐怖。
儿童对死亡的这些观点令人警醒，特别是对于那些倾向于忽略这个不愉快主题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保持沉默的背后有一个公认的逻辑是“不知道的事就不会伤害人”。然而儿童对不知道的事会加以虚构，就如上述的许多例子一样，他们虚构的事情比真相更可怕。我稍后还会针对死亡教育进行讨论，此处要说明的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儿童对死亡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他们不得不寻找能让自己安心的方法。
否认死亡的两个基本屏障。 小孩以两个基本的防御来对抗死亡的可怕，这是从生命之初就有的防御：深深相信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存在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终极拯救者。虽然这些信念被来自父母和宗教的关于来生、全能护卫的上帝、祷告功效的教导所明确支持，但它们也同样根植于婴儿的早期生命体验。
独特性 。我们每个人，从早先的儿童到长大成人，都紧紧抓住一个非理性信念，那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特性的。极限、衰老、死亡，这些可以适用在 他人 身上，但对 我 来说不适用。人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不会受伤、不会毁灭的。在生命之初就可以找到这种原始信念（朱尔斯·马瑟曼称之为“原始防御”） [48] 的起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初期都是极端自我中心的时期，自己就是全世界，和其他客体或生命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每一个念头都不需要个人努力就能得到满足，想法能产生实际结果。人与生俱来有一种特殊感，并将这种现成的信念当作盾牌来对抗死亡焦虑。
终极拯救者。 与这种人类本位的妄想（我用这个字眼并没有轻蔑之意，因为这是普遍存在、甚至普世皆然的妄想）紧密相连的是，相信存在着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这个信念也根植于生命初期，那时候父母朦胧的形象，是婴儿完美的附属物，不仅是强大有力的行动者，还是永不停歇的奴仆。拥有外在的奴仆这一信念会被婴儿期和儿童期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所强化。儿童一次次地过度冒险，遭遇现实无情的荆棘，又被父母的巨大双翼温暖地抱起，获得拯救。
独特性和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能很好地服务于发展中的儿童：这两种信念是个体为抵抗死亡恐惧而建立的防御结构的绝对基础。其他次级防御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人常常用次级防御掩盖了最初的原始防御和原始焦虑的本质。这两种基本的防御根深蒂固（事实上，在每一种主要的宗教体系中，都有永生的神话和人格化神祇的信仰，可以证明这种防御的持久存在），
而且一直延续到成人期，仍对人格结构和症状形成发挥强有力的影响，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讨论。
通过相信小孩不会死加以否认。 儿童在生命早期用来安慰自己的一个常见方法，就是相信小孩不会死。年幼的人不会死；死亡都发生在老人身上，而年老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下面有几个例子：
S.（五岁二个月）：你的妈妈在哪里？
母亲：在天国。她几年前死了，我想她死的时候大约七十岁吧。
S.：她应该有八十岁或九十岁吧。
母亲：不，只有七十岁。
S.：嗯，男人可以活到九十九岁。你会在多少岁死？
母亲：喔，我不知道。可能七十、八十或九十岁吧。
S. ：喔（停顿了一会儿），等我长大以后，不要刮胡子，就会有胡须了，是不是？（在此前的对话中， S. 说他知道男人在很老、很老的时候会长胡须。后来才知道他打算放弃刮胡子，以便无限期地拖延死亡的到来！） [49]
露丝（四岁七个月）：爸爸，你会不会死？
父亲：会的，但要等我老了以后。
露丝：你会变老吗？
父亲：会啊。
露丝：我也会变老吗？
父亲：会。
露丝：我每天都害怕会死。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变老，那样我就可以永远不死了，是不是？ [50]
访谈员：小孩会不会死？
G.M.（六岁）：不会，小孩除非被车子轧了，否则就不会死。如果他们去医院的话，我想他们也能活下去。
E.G. （五岁）：我不会死。你要老了才会死。我永远不会死。人都是到老了才会死的。（之后他说自己很老以后也会死。） [51]
在故事完成测验中，绝大部分儿童都宁可一直当小孩，而不愿意快快长大。一个九岁半的男孩说他想停止长大，一直当小孩，因为“一个人长大以后，剩下的生命就变少了。” [52]
当然，如果某个孩子真的死去的话，就会给其他儿童带来严重的问题，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常见方法是区分死亡和被杀害的不同。有个男孩说：“男孩不会死，除非是被刀刺，或是被车撞了。”另一个孩子说：“你如果才十岁的话，除非有人来杀你，否则怎么可能死呢！” [53] 还有一个小孩（六岁）说：“我不会死。可是如果你在雨天出去淋雨的话，就可能会死。” [54] 这些话都向儿童保证死亡不是直接发生的事情，或者至少不是不可避免的，以此来缓解焦虑。死亡被描述成要么是老年人的事（其时间差距超乎儿童的想象），要么是“非常、非常”不小心，才可能发生的结果。
通过将死亡拟人化加以否认。 绝大部分五到九岁的儿童会在一段时期之内将死亡人格化。死亡拥有既定的形式和意图——吓人的妖怪、手持镰刀的人、骷髅、幽灵、阴影，或仅仅是死者身上的东西。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B.G.（四岁九个月）：“死亡做坏事。”
“它做了什么坏事？”
“用刀把人刺死。”
“死亡是什么？”
“一个人。”
“怎么样的人？”
“死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见过他。”
“在哪里见过？”
“在草地上，我摘花的时候。”
B.M.（六岁七个月）：“死亡会把坏小孩带走，把他们抓起来，带到别的地方。”
“他长什么样子？”
“像雪一样白，死亡全身都是白的。它很坏。它不喜欢小孩儿。”
“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肠很坏，死亡也会把大人带走。”
“为什么？”
“因为它不喜欢看到他们。”
“它白色的地方是什么？”
“骷髅。骷髅骨头。”
“它是真的长成这样，还是别人说的？”
“是真的。有一次我说起它，晚上真的死亡就来了。它有一把万能钥匙，所以能打开门。它进了房间，到处乱碰。它来到我床边，想要扯掉我的被子。我把自己盖得很紧，它扯不掉，后来就走了。”
P.G.（八岁六个月）：“有人死的时候，死亡就会带着一把大镰刀来，把人砍倒带走。死亡走了以后，会留下脚印。脚印消失以后，它就会再回来砍更多人。当人们想抓死亡的时候，它就会消失。”
B.T.（九岁十一个月）：“死亡是一副骷髅。它很强壮，能把船掀翻。人们看不到死亡。它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它藏在一个小岛上。”
V.P.（九岁十一个月）：“死亡非常危险。你永远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来把你带走。死亡是看不见的，世界上所有人都看不到。可是到了晚上，它会来找每一个人，把他们带走。死亡就像一副骷髅，身上所有部分都是骨头做的。可到了早上天亮的时候，它就无影无踪了。死亡就是这么危险。”
M.I. （九岁九个月）：“他们老是把死亡画成一个骷髅，披着黑斗篷。其实你看不见它。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灵气。它来把人带走，无论那人是乞丐还是国王。只要它想，就能置人死地。” [55]
尽管这些描述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将死亡拟人化的过程是一种焦虑镇静剂。夜晚从墓地腐物中出现、潜行捕猎的骷髅意象虽然阴森恐怖，可是和真相比起来却是令人安慰的。只要儿童相信死亡是外在的力量或人物带来的，就不必面对可怕的真相——死亡不是外在的，人从生命之初就携带着自身死亡的种子。此外，如果死亡是有知觉的生命，如果——像最后一个孩子所说的——“
只要它想
，就能让人死掉”，死亡就有可能受到影响而
不想
让人死。也许就像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中的死亡隐喻“纽扣制造者”一样，死神是可以被拖延、被取悦，甚至可以智取或击败的，谁知道呢？在将死亡拟人化的过程中，儿童重现了文化的演变——每一个原始文化在努力增强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感时，都将看不见的自然力量拟人化。
对拟人化死亡的恐惧会持续一生。几乎每个人都在意识的某个层面上一直害怕黑暗、魔鬼、幽灵或是某种代表超自然的东西。导演们都知道，只要是适度表现、制作精良的超自然电影或幽灵电影，都会扣动观众的心弦。
通过嘲笑死亡加以否认。 稍大一点的儿童通过证明自己的活力来试图缓解死亡恐惧。九到十岁的儿童常常嘲笑死亡，嘲弄这个老仇人。一项关于学龄儿童语言的研究显示，许多嘲笑死亡的话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似乎都非常有趣，例如：
你就快被烧死或活埋。
要你命的不是咳嗽而是棺材。
我现在躺下来睡觉，
我脚旁有一袋香蕉。
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翘翘，
你会知道我是肚痛而死掉。
虫爬进来，
虫爬出去，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56]
很多儿童，特别是男孩，会从事鲁莽、蛮勇的“壮举”。（有些男性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很可能也反映出这种对抗死亡焦虑的长期防御。）年轻女孩很少这么做，要么是出于社会角色的要求，要么是像莫瑞尔所说的，比较不受死亡恐惧的压迫，因为她们将自己的生物性角色理解为母亲，因此是创造者。 [57]
儿童精神病学文献对死亡觉察的否认。 尽管有这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和附属证据，证明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并且非常关心死亡，可是在人格发展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或心理病理学中检索包含死亡恐惧的文献，却只能徒劳而返。为什么在临床观察和动力学理论之间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呢？我认为要从“怎样”和“为什么”两方面来看。
怎样： 我认为死亡被心理动力学理论排除在外的机制很简单，死亡被转译成了“分离”。这是动力学理论对死亡角色的假设。约翰·鲍比在对分离的宏大研究中， [58] 从动物行为学、实验和观察角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由于这些证据极其广泛，此处不再详述），表明与母亲分离对婴儿来说是一个灾难性事件，而分离焦虑在婴儿六个月到三十个月之间非常明显。鲍比得出结论——而这一结论被临床工作者广泛接纳——分离是焦虑形成的原始经验：分离焦虑是最根本的焦虑；其他焦虑来源，包括死亡恐惧在内，都是因为等价于分离焦虑而在情绪上具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死亡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会重新唤起分离焦虑。
鲍比的研究大部分经过巧妙的论证。但他对死亡焦虑的想象似乎出奇地简略。举例来说，他引用杰西德询问四百名儿童害怕什么东西的研究。 [59] 杰西德发现关于生病或死亡的明确恐惧非常罕见：两百个九岁以下的儿童中完全没有人提到，而两百个九到十二岁的儿童中只有六人提到。鲍比根据这个数据推论十岁以下的小孩没有死亡恐惧，认为他们是后来才学会害怕死亡的，而死亡很重要是因为死亡等同于分离。 [60] 杰西德的研究显示儿童害怕的是动物、黑暗、高处，或是在暗处被鬼魂或绑架者攻击。但他没有提出一个明显的疑问：黑暗、鬼魂、凶猛的动物或在暗处被攻击对于儿童来说意义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些恐惧的背后意义、心理表征是什么？
罗洛·梅在一本清晰易懂的论述焦虑的著作中指出，杰西德的研究只能证明焦虑被转化为恐惧。 [61] 儿童的恐惧常常是无法预期、变来变去、与现实无关的（例如，儿童更可能害怕很少见到的动物，比如大猩猩和狮子，而不是熟悉的动物）。罗洛·梅认为，在表面上看似无法预期的事情正符合更深层的恐惧：儿童恐惧的是“潜在焦虑的客观化形式”。罗洛·梅透露说：“杰西德私下对我说，这些儿童的恐惧确实表达了焦虑。他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更早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之所以没有看到，正显示出我们多么难以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 [62]
行为研究描绘了很多会引发儿童恐惧的情境。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在这一实验数据。儿童为什么害怕陌生人、“视崖”（下面看似断层的透明玻璃桌）、接近（隐约逼近）的物体或黑暗呢？显然上述每一种情境——像动物、鬼魂和分离一样——都代表着对生存的威胁。然而除了梅兰妮·克莱因和温尼科特强调基本焦虑是对毁灭、自我消失的焦虑以外， [63] 很少有人会询问这个问题：儿童为什么害怕威胁生命的情境？儿童发展学家或儿童精神分析师常常针对客体关系和婴儿期性欲，对儿童内心世界提出高度推论性的结论；可是在论及儿童对死亡的观念时，他们的直觉和想象力就受到抑制了。
分离焦虑存在的证据是基于可靠的行为观察。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幼崽与母亲分离时都会表现出痛苦的迹象——包括外在行为迹象和内在心理迹象。而正如鲍比所证明的那样，分离焦虑在人类婴儿的早期生活中无疑也是很明显的，而对分离的关注在成人内心世界中也仍然是一个重要主题。
但是，行为研究并不能显示出儿童内心体验的性质，用安娜·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也就是行为反应的“心理表征”。 [64] 人们可以了解什么引发了焦虑，但无法了解焦虑的内容。实证研究显示儿童在分离时会恐惧，却无法证明分离焦虑是衍生出死亡焦虑的原始焦虑。在发展出思维和语言之前，儿童可能经验到对不存在的初期焦虑；而这种焦虑对儿童来说和对成人一样，会试图变成恐惧：对于稍大一点儿的儿童来说，唯一可用的“语言”就是连结并转译成分离焦虑。发展学家回避了低龄儿童——也就是在三十个月龄以前——能体验到死亡焦虑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还没有独立于周遭客体的自我概念。可是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套用在分离焦虑上。儿童所经验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也不是分离，因为没有自我概念的话，儿童就不可能抱有分离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与什么分离呢？
我们对无法描述的内心体验所知有限，在这段讨论中，我冒着把儿童的思维“成人化”的风险。我们必须牢记，“分离焦虑”这个术语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意指某种难以言表的内心焦虑状态。可是对成人来说，把死亡焦虑转译成分离焦虑（或“丧失客体的恐惧”），或是主张死亡焦虑源自更“根本”的分离焦虑，这些做法都毫无意义。就如我在前一章所讨论的，必须区分两种“根本”的含义——“基本的”和“最早发生的”。即使我们接受分离焦虑是最早发生的焦虑这一观点，也不能因此说明死亡焦虑“实际上”是害怕丧失客体。最根本（基本）的焦虑问题在于丧失自我这一威胁；如果人害怕丧失客体，那也是因为丧失那个客体是对自身生存的一种威胁（或象征着一种威胁）。
为什么： 动力学理论对死亡恐惧的遗漏显然不是出于疏忽。而且如前所述，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恐惧转译成其他概念。我相信有一个主动压抑的过程在起作用——一个源自人类（包括行为研究者和理论家）否认死亡的普遍倾向的过程——要在个人生活和毕生工作中否认死亡。另一些研究死亡恐惧的人也得出类似结论。安东尼写道：
尽管人类学和历史都已显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为普遍而强大的动机之一，可是（儿童发展的研究者）却对这一现象不顾逻辑、视而不见，唯一的解释就是著述者和研究者本人也习惯性地（也就是文化所导致的）压抑这种恐惧。 [65]
查尔斯·瓦尔以同样的语气说：
一个令人惊讶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恐惧死亡或是对死亡感到焦虑（被称为死亡恐怖症）的现象，在临床上无疑并不罕见，但在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文献中却几乎没有相关描述。这种匮乏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不是意味着精神科医师就像其他终有一死的普通人一样，也不太愿意思考或研究与人类自身处境联系如此密切而直接的问题呢？也许他们和病人一样，证实了拉罗什富科的观察：“人无法直视太阳或死亡。” [66]
如果死亡焦虑是心理病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与死亡观念达成妥协是每一个儿童的重大发展任务的话，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发展出严重的神经症，而另一些人却以相对健康整合的方式长大成人呢？还没有实证研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眼下我只能提出一些可能。毫无疑问有许多因素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发展性事件必然存在某种“理想的”时机或顺序：儿童必须以与内在资源相匹配的速度处理各种问题，“过多、过早”显然都会造成失衡。在发展出适当防御之前就面对死亡的残酷的孩子，可能会承受过大的压力。生活中任何时刻过大的压力和不快，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都不只是暂时的不安。例如，弗洛伊德在谈到早年的重大创伤对自我所造成的严重持久的伤害时，引用一个生物学实验来说明：用针轻刺一下刚刚开始发育的胚胎，都会给日后成熟的有机体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67]
是哪种类型的创伤呢？有好几种明显的可能性。儿童的环境中出现死亡是一个重要事件；某些接触死亡的情形——如果程度适当、儿童已存在自我的资源、具有健康的素质，并且获得有能力处理自身死亡焦虑的成人支持——可能具有预防接种的作用，可是有些情形却可能超出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每一个孩子都见到过昆虫、花朵、宠物以及其他小动物的死亡，这些死亡可能成为困惑和焦虑的来源，引发孩子找父母讨论关于死亡的疑问和恐惧。可是面对人类死亡的儿童，受到创伤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正如我前文所讨论的那样，其他孩子的死亡特别可怕，因为动摇了只有很老的人才会死这一抚慰人心的信念。既年幼又重要的同胞之死，对儿童来说是重大的创伤。儿童的反应可能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个问题：同胞竞争（以及博取父母更多关注的喜悦）所造成的内疚，丧失，还有对自身死亡恐惧的唤起。文献主要是与第一个问题（内疚）有关，偶尔谈到第二个问题（丧失），却几乎不曾谈到第三个问题。举例来说，罗森茨维格和布雷提出的数据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常模群体、躁郁症患者以及麻痹性痴呆患者相比，六岁前发生同胞死亡的比例较高。 [68]
罗森茨维格对这个结果提出了标准的精神分析解释——也即，同胞间的敌意和乱伦的感觉所造成的强烈的内疚感是产生精神分裂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支持这个结论，他提出三个简短（仅有一段）的病例报告。尽管这些报告很短，并且是从大量临床资料中精选出来用以支持其论点的，但三篇中却有两篇包含着恐惧自己死亡的证据。一位病人在早年失去了母亲和两位同胞，后来对一位表亲的过世反应强烈：“他深受困扰，感到非常不舒服，只能躺在床上，一直害怕自己即将死去。医生诊断为精神失常。病人不久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的怪异行为。” [69] 另一位病人死了三个兄弟，第一个死去时他才六岁。他十七岁时第三个兄弟过世，之后不久他就出现精神病。唯一一句出自病人的话显示他对死亡的反应不只是内疚感：“我有时会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我几乎就变成了他。我不知道，好像有一种空虚感挡在面前……噢，我怎么受得了像死亡一样的空虚感？我的兄弟死了，而我——好吧，我仍然活着，可是谁知道呢……” [70] 这种精选过的病例报告证明不了什么。我反复讨论这一点，为的是说明诠释研究文献的问题。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因循守旧”，就像上述研究中一样，即使另外一种解释完全符合研究资料，也很难改变既有的想法。
如果把丧失父亲或母亲也算进去，就会发现罗森茨维格研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百分之六十以上 有早年的丧失。所以，或许精神分裂症患者承受得“太多、太早”了。这些病人不但有太多目睹死亡的经验，还因为家族环境的病态程度，使得家族和病人都特别无法应付死亡焦虑（哈罗德·席勒斯自己为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经验，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71] 我将在第四章中讨论）。
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对儿童来说是一个灾难性事件。儿童的反应有赖于很多因素：他与父母亲关系的质量；父母亲死时的情境（比如，儿童目睹的是自然死亡还是暴力致死）；父母在疾病末期的态度；父母中未亡的一方、社区网络以及家庭资源是否强大有力。 [72] 儿童除了承受严重的丧失之外，进而还会格外困扰于会不会是自己对父母的攻击行为或幻想促成了父母的死亡。丧失与内疚感的作用已众所周知，有人做过充分论述。 [73] 然而，传统丧亲文献却忽略了父母死亡对儿童自身死亡意识所造成的冲击。就如我前文中所强调的，毁灭是人的首要恐惧，会在丧失他人的反应中造成极大的痛苦。莫瑞尔说得好：“在正确认知之下的某个层面，天真自恋的儿童‘知道’丧失父母就是丧失维系自身生命的纽带……分离焦虑造成痛苦的原因并不是渴望独占丧失的爱恋客体，而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全面性恐惧。” [74]
不难证明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神经症和精神病）比一般人更常有丧失父母的经验。 [75] 但父母死亡对儿童的意义非常广泛，不可能全部研究清楚，也不能全部归因于这一经验中分离的部分。举例来说，从动物实验得知幼崽如果与母亲分开的话，会产生实验性神经症，与未与母亲分离的幼崽相比，前者对压力的反应不利得多。在人类中，母亲角色的即时出现可以减轻陌生事件所造成的焦虑。所以，失去母亲的儿童对 所有 必须面对的压力都更为脆弱。儿童不仅会遇到因死亡意识而产生的焦虑，还会从他难以应付的很多其他压力源（人际、性欲、学校）中蒙受巨大的焦虑。因此这样的儿童很可能发展出症状和神经症性防御机制，在毕生层层堆积。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可能在最深层，只在极少时候才以未经伪装的形式出现在梦魇或其他潜意识表现中。
约瑟芬·希尔加德和玛撒·纽曼研究早期丧亲的精神病人，报告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他们称之为“周年反应”）：病人住进精神病院的年龄与父母死亡的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76] 换句话说，病人住院时，如果其父亲或母亲已经过世的话，那么他的年龄很可能恰恰是其父母死亡时的年龄。举例来说，假如一位病人的母亲在三十岁时过世，那么这个病人到三十岁时会“有危险”。此外，病人最年长的子女的年龄也很可能与病人丧亲时的年龄相同。例如，假定某病人在六岁时母亲过世，那么当她最年长的女儿六岁时，她也会“有危险”。虽然研究者并没有提出死亡焦虑这个问题，但很可能最初是母亲的死亡迫使儿童——也就是日后的病人——面对人生的无常：母亲的死亡提醒儿童自己也必然会死。儿童潜抑了这一结论以及相关的焦虑，保存在潜意识中，直到周年纪念（病人达到母亲死亡时的年龄）时才被引发。
创伤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死亡的焦虑程度的一个因变量。许多文化中的儿童会参加围绕死者展开的仪式。他们会在葬礼或其他死亡仪式中被指派一定的角色。比如在新几内亚的弗瑞（Foré）文化中，儿童会参加吞食死去亲属的仪式。这种经验对儿童来说很可能并不可怕，因为参加活动的成人并没有严重的焦虑；它是生命自然之流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像在今日的西方文化中那样，父母对于死亡的议题感到很焦虑，儿童就会被给予一种信息，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父母传递的这种信息对于罹患严重身体疾病的儿童来说可能尤其重要。正如玛利亚·布莱肯里奇和E.李·文森特所言：“这些儿童感觉到父母担心他们可能会死，因此容易背负着健康儿童所没有的朦胧不安。” [77]
就死亡教育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绝大部分父母都试图让儿童以渐进的方式了解现实。幼小的孩子受到保护，以免接触死亡；他们明显被误导；从小就被灌输天国或死而复生的故事，或是被保证小孩不会死。后来，等孩子“做好接受的准备”时，父母才逐渐让孩子了解事实。偶尔有开明的父母决定不进行自我欺骗，拒绝教导孩子否认现实。但当他们看到孩子害怕或痛苦时，也发现很难克制自己不否认现实的保证——要么是直接否认人的必死性，要么就是以死后“漫长旅程”的神话来安慰孩子。
伊丽莎白·屈布勒—罗斯强烈反对传统宗教向儿童灌输天国、上帝和天使“童话”的做法。可当她谈到治疗担心自己或父母死亡的儿童时，显然也是提供以否认为基础的安慰。她告诉儿童，在死亡的时刻人会“像蝴蝶一样”转化或释放，进入令人欣慰而迷人的未来。 [78] 虽然屈布勒—罗斯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否认，而是基于对死后经验进行客观研究所得到的事实，但这一实证证据一直未见发表。这位著名的治疗师一度曾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但她当前的立场恰恰显示，以不自欺的态度面对死亡是多么困难。我判断屈布勒—罗斯的“客观资料”无异于传统宗教凭借信仰所得到的“认识”。
西方文化对诸如身体发育、信息获取、社交技巧和心理发展之类的领域，都有很明确的指导；可是关于死亡教育，父母们却往往只能依靠自己。许多其他文化提供一些文化认可的死亡神话，可以毫不犹豫或毫无焦虑地传达给儿童。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向父母提供明确的指导；尽管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并且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是每个家庭却必须无可奈何地决定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得到的信息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还掺杂着父母的焦虑，而且很可能与外界环境中的其他信息来源相互矛盾。
教育专家对死亡教育存在很大分歧。安东尼建议父母对孩子否认现实。她引述桑德尔·费伦齐所说的“否认现实是忽略现实与接受现实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并认为无法帮助小孩否认的父母，可能导致“与死亡有关的神经症”。 [79] 安东尼接着说：
赞成接受现实的理由很强而有力。可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么做存在危险。否认本身是一种缓和的接受，这一认识使父母的任务比较轻松。当儿童不再需要否认时，可能会指责父母不可信、说谎。如果儿童公开指责的话，父母可以回答：“那个时候你还无法承受它。” [80]
另一方面，许多教育专家接受杰罗姆·布鲁纳的观点，认为“对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都可以采用某种聪明而诚实的方式来有效地教导任何主题”， [81] 并试图帮助儿童对死亡概念进行渐进而现实的理解。委婉的说辞（“长眠”、“升入天国”、“和天使在一起”）“无法对抗死亡恐惧，只会使儿童感到迷惑”。 [82] 忽略这个议题只会使父母进入愚人的乐园：儿童是不会忽略这个议题的，而且就像对于性欲一样，他们会去寻找其他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往往是不可靠的，甚至比现实更为可怕或诡异。
总结来说，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儿童在早年就发现了死亡这回事，他们知道生命终将不复存在，也会把这个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这一发现的结果是使他们承受着很大的焦虑。一个重要的发展性任务就是处理这种焦虑，而儿童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方式：改变死亡难以忍受的客观事实，或是改变内心的主观体验。儿童会否认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变性。他们会创造不死的神话，或是愉快地接受长者所提供的神话。儿童也会通过改变内在现实来否认自己在死亡面前的无助感——相信自己的特殊、全能和不受伤害，以及存在某种针对自己的外在力量或生命会拯救他脱离所有其他人都要面临的命运。
罗克林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儿童获得成人对生命终止的看法，而是成人如何毕生顽固地坚持儿时的信念，而且总是时刻准备着还原到儿时的信念。” [83] 因此死人不是死去，他们是在休息，在公墓中长眠，听着永恒的音乐，享受死后的生活，与所爱的人终将重逢。而且，无论他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成年人始终否认自己的死亡。否认的机制会成为个体生活方式和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在处理个人的有限性方面，成人所背负的重担并不亚于儿童。我下面就要谈到，研究心理病理学，实际上就是研究死亡超越的失败。
[1] S.Anthony， The Discovery of Death in Childhood and After （New York：Basic Books，1972）.
[2] E.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New York：Free Press，1973），p.36.
[3]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5.
[4] 同上，pp.155—56.
[5] 同上，p.157.
[6] F.Moellenkoff，“Ideas of Children about Death，”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1939）3：148—56.
[7] E.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W.W.Norton，1963）.
[8]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p.78ff.
[9] R.Kastenbaum & R.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New York：Springer，1972），p.9.
[10] S.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vol.Ⅳ in Standard Edition （London：Hogarth Press，1964；originally published 1900），pp.254—55.
[11] R.Lapouse and M.Monk，“Fears and Worries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59）29：803—18.
[12] S.Harrison，C.Davenport，and J.McDermott，“Children’s Reactions to Bereavement，”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67）17：593—97.
[13]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M.Nagy，“The Child’s View of Death，”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48）73：3 27；P.Schilder & D.Wechsler，“The Attitudes of Children toward Death，”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34）45：406—51；G.Koocher，“Tal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74）44：404—11；M.MacIntire，C.Angle.and L.Struempler，“The Concept of Death in Mid-Western Children and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Disease of Children （1972）123：527—32.
[14] Nagy，“Child’s View of Death.”
[15]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47—77.
[16] Schilder and Wechsler，“Attitudes of Children.”
[17]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8.
[18] E.Furman，A Child’s Parent Di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p.5.
[19]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255.
[20] J.Sully，cited in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269.
[21] J.Piaget，cited in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56.
[22]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59.
[23] Kastenbaum and 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p.9.
[24] Kastenbaum and 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p.12f.
[25] S.Brant cited in Kastenbaum and 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p.14.
[26] Kastenbaum and 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p.14.
[27] G.Rochlin， Griefs and Discontents The Focus of Change （Boston：Little，Brown，1965），p.67.
[28] G.Rochlin，“How Younger Children View Death and Themselves，”in“ Explaining Death to Children ，”ed.E.Grollman（New York：Beacon Press.1967）.
[29] M.Scheler，cited in J.Choron， Death and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Collier Books，1963），p.17.
[30] Rochlin，“How Younger Children，”p.56.
[31] 同上，pp.84—85.
[32] M.Klein，“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48）29：114—23.
[33] K.Eissler， The Psychiatrist and the Dying Pati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9），pp.57—58.
[34] A.Freud，“Discussion of John Bowlby’s Paper，”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60）15：53—62.
[35] Furman， A Child’s Parent Dies ，p.51.
[36]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39.
[37] 同上，pp.157—58.
[38] A.Maurer.“Maturation of Concepts of Death，”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1964）39：35—41.
[39] M.Stern，“Pavor Nocturn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1）32：302.
[40] R.White，“Motivation Reconsidered：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9）66：297—333.
[41] Maurer，“Maturation.”
[42] Kastenbaum and Aisenberg， Psychology of Death ，p.29.
[43] Maurer，“Maturation.”
[44] MacInfire.Angle，and Struempler，“The Concept of Death.”
[45] I.Alexander and A.Adlerstein，“A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Concept of Death in a Population of Children and Earl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analysis （1958）93：167—77.
[46] Nagy，“Child’s View of Death.”
[47] S.Hostl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s Concept of Death，”in The Child and Death ，ed.O.J.Sahler（St.Louis，Mo.：C.V.Mosby，1978），p.9.
[48] J.Masserman， The Practice of Dynamic Psychiatry （Philadelphia and London：W.B.Saunders，1955），p.467.
[49]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4.
[50] 同上，p.155.
[51] Schilder and Wechsler，“Attitudes of Children.”
[52]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5.
[53] 同上，p.257.
[54] Schilder and Wechsler，“Attitudes of Children.”
[55] Nagy，“Child’s View of Death.”
[56] I.Opie， The Love and Language of School Childre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
[57] Maurer，“Maturation.”
[58] J.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vol.Ⅱ： Sepa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73）.
[59] A.Jersild and F.Holmes， Children’s Fears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35）；and A.Jersild，“Studies of Children’s Fears，”in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eds.，R.Barker.J.Kounin.and H.Wright（New York，London：McGraw-Hill，1943）.
[60]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pp.105—18.
[61] R.May. The Meaning of Anxiety （New York W.W.Norton，1977）pp.105—9.
[62] 同上，pp.107—8.
[63] Klein.“A Contribution”；and D.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5）p.41.
[64] A.Freud.“Discussion.”
[65]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61.
[66] C.Wahl，“The Fear of Death，”in The Meaning of Death ，ed.H.Feifel（New York：McGraw-Hill 1959）.pp.214—23.
[67] S.Freud，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vol.ⅩⅩⅢ，in Standard Edition （London：Hogarth Press，1964；originally published 1940），p.185.
[68] S.Rosenzweig，and D.Bray，“Sibling Death in Anamnese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Psychoanalytic Review（1942）49：71—92；and S.Rosenzweig.“Sibling Death as a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chizophrenia，”Psychoanalytic Review（1943）30：177—86.
[69] Rosensweig，“Sibling Death.”
[70] Rosensweig，“Sibling Death.”
[71] H.Searles，“Schizophrenia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Psychiatric Quarterly （1961）35：631—55.
[72] J.Hilgard，M.Newman，and F.Fisk，“Strength of Adult Ego Following Childhood Berea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60）30：788—98.
[73] Furman， A Child’s Parent Dies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R.Furman，“Death and the Young Child，”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64）29：321—33；and R.Zeligs， Children’s Experience with Death （Springfield，Ⅲ.：C.C.Thomas，1974），pp.1—49.
[74] Maurer，“Maturation.”
[75] MacIntire，Angle，and Struempler，“The Concept of Death”；F.Brown，“Depression and Childhood Bereavement”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961）107：754—77；I.Gregory，“Studies in Parental Deprivation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58）115：432—42；G.Pollack，“Childhood Parent and Sibling Loss in Adult Patient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October 1962）7：295—305；and H.Barry and E.Lindeman，“Critical Ages for Maternal Bereavement in Psychoneurose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60）22：166—81.
[76] J.Hilgard and M.Newman，“Evidence for Functional Genesis in Mental illness：Schizophrenia，Depressive Psychoses and Psychoneurosi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61）132：3—6.
[77] M.Breckenridge and E.Vincent， Child Development ，ed.W.B.Saunders，4th ed.（Philadelphia，Pa.：W.B.Saunders 1960），p.138.
[78] E.Kübler-Ross，address at Stanford Medical School，May 1978.
[79] S.Ferenczi，cited in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7.
[80] Anthony， Discovery of Death ，p.159.
[81] J.Bruner，cited in H.Galen，“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Young Children（August 1972）27：351—56.
[82] Galen，“A Matter of Life.”
[83] Rochlin，“How Younger Children，”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