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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搔不痒之处。”伟大的阿道夫·迈耶如是忠告一代精神病学学生。 [1] 这句格言岂不是绝佳的论点，反对探究病人对死亡的态度？难道病人的忧患恐惧还不够多，需要治疗师再来提醒他们生命最残酷无情的一面吗？为什么要聚焦于令人痛苦而不可更改的现实？如果说治疗的目的是灌注希望，为什么还要唤来挫败希望的死亡呢？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人学习如何生活，为什么不把死亡留给垂死的人去想呢？
这些观点需要回应，我会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死亡其实一直搔到我们的痒处，对死亡的态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成长方式，也影响着我们衰老和生病的方式。我将检视下面两个基本命题，这两个命题都对心理治疗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生命和死亡相互依存；它们同时存在，而不是先后发生的。死亡在生命表层之下持续骚动，并对经验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2.死亡是焦虑的原始来源，因此也是心理病理的根本源头。
自人类以文字记录思想之初，就有一条令人敬仰的思想线索，强调生命与死亡的交织。每件事物都会消逝，我们害怕消逝；可纵使要面对消逝和恐惧，我们还是必须活下去，这是生命中最不证自明的真理之一。斯多葛派学者说，死亡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学会好好活着，就能学会好好死去；反之亦然，学会好好死去，也才能学会好好活着。西塞罗
说：“探究哲理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
[2]
塞内加
则说：“只有愿意并准备好死亡的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人生滋味。”
[3]
圣奥古斯丁
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说：“只有在面对死亡时，人的自我才会诞生。”
[4]
只把死亡留给垂死的人是不可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界限相对精确，然而在心理上，生命与死亡彼此交融。死亡是生命的一种事实，我们只要稍作反思，就知道死亡并不只是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在出生时就开始死亡；终点从起点就已开始。”（马尼留） [5] 蒙田在论述死亡的精辟随笔中写道：“你为什么要害怕自己的最后一天呢？那一天对死亡的贡献并不比其他日子更多。最后一步并不会引起衰竭，只是显露出衰竭而已。” [6]
继续引用关于死亡的重要语录并不困难（也是一种非常诱人的方式）。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通常是在生命早年或是生命尽头），都深入思考并论述过死亡，而且很多人都得出结论：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于死亡的毕生思考会使生命更为充实丰富，而不是使其贫瘠枯竭。尽管肉体的死亡会毁掉人，但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人。
最后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值得再重复一遍：尽管 肉体 的死亡会毁掉人，但死亡的 观念 却能拯救人。可是，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死亡的观念如何拯救人呢？又是把人从哪里拯救出来呢？
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稍作回顾，就可以澄清上述问题。马丁·海德格尔在1926年探讨“死亡的观念如何拯救人”的问题时，得到一项重要的洞识：我们对个人死亡的意识起到一种鞭策的作用，促使我们从一种存在模式转移到更高级的模式。海德格尔认为，世上有两种基本的存在模式：（1）忘失的存在状态；（2）念兹在兹的存在状态。 [7]
当人活在忘失的存在状态时，也就是活在事物的世界里，沉浸于日常琐事：此时的人“降低了层次”，专注于“无所事事的闲聊”，迷失在“他者”之中，任由日常世界摆布，只关心事物 应该 的样子。
在另一种状态——念兹在兹的存在状态中，人着眼于事物 本来 的样子而不是它 应该 的样子，并为之感到新奇。以这种模式存在意味着对生存的持续意识。这个模式通常被称为“本体模式”（ontological mode，希腊字ontos的意思就是“存在”），在这个模式中，人会保持对生存的注意，不仅注意到生存的脆弱性，也会注意到个体对自身生命存在所负有的责任（我会在第六章中讨论）。由于人只有在这种本体模式中才会触及自我的创建，因此人也只有在这个模式中才能掌握改变自己的力量。
人通常活在第一种状态中。忘失是存在的日常模式。海德格尔称之为“不真诚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意识不到是他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世界，他们倾向于“逃避”、“沉沦”和麻木，他们通过“随波逐流”来回避选择。 [8] 然而，当人进入第二种存在模式（念兹在兹的存在）时，人就能真诚地存在（所以心理学领域现在常用“真诚”这个词）。在这种状态中，人变得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经验的（已经建构的）自我，同时也是先验的（正在建构中的）自我；能够包容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能够面对绝对的自由与虚无，并因此感到焦虑。
死亡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海德格尔意识到，人不能靠单纯的沉思、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就能从忘失的存在状态进入到更具有领悟性、同时也更为焦虑的念兹在兹的存在状态。要靠某些特定的不可改变、无法挽回的状况、某些特定的“紧急体验”，才能使人受到震撼，将人从第一种日常的存在状态猛拉入念兹在兹的存在状态。在这些紧急体验中（后来雅斯贝尔斯将之称为“临界”、“边缘”，或“极限”情境）， [9] 死亡是其极致：死亡是使我们有可能以真诚的方式来生活的处境。
人并不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死亡对生命有积极的贡献。一般说来，我们将死亡视为是绝对的坏事，以至于摒弃任何相反的观点，认为那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玩笑。谢了，我们不需要这种瘟疫就能过得很好。
可是，请暂缓做出判断，想象一下完全不考虑死亡的生活。生命会丧失热情。当死亡遭到否认时，生命会因此萎缩。弗洛伊德很少谈论死亡——我稍后会简短讨论其原因——但他相信生命的短暂会增加其中的乐趣。“一种愉悦的可能性如果受到限制，会提高该愉悦的价值。”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的文章，提到战争的诱惑在于再度把死亡带入生命之中：“事实上，生命再次变得有趣；生命重新获得完满的内涵。” [10] 当死亡被排除在外、人看不见死亡所包含的奖励时，生命就会变枯竭。生命会变成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像美式调情一样肤浅而空洞的东西，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相比之下，欧式的风流韵事则截然不同，双方必须一直牢记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发生”。 [11]
很多人猜测，就像如果缺乏关于死亡的想法一样，如果缺乏死亡这一
事实
，也同样会使人对生命的敏感度变得迟钝。例如，在法国剧作家让·季洛杜的剧本《底比斯王38》（
Amphitryon 38
）中有一段不死的诸神之间的对话，朱庇特
告诉墨丘利
伪装成凡人和凡间女子做爱是怎样的情形：
她会用一些口头禅，这加深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她会说，“在我小时候”，或是“当我老了以后”，还有“我一辈子都没有过”——这些话刺痛了我，墨丘利……我们错失了一些东西，墨丘利——无常的深刻——必死的宣告——或者攫取某种你无法掌握之事时的凄美。 [12]
类似的是，蒙田想象了一场对话，其中半人半神的喀戎
在父亲萨杜恩（时间之神）谈到选择不朽的含义时，拒绝了不死的生命：
诚实地想象一下，比起我现在给予人们的有限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对人来说将是多么难以忍受、徒增痛苦。如果你不会死，你将因为我剥夺了你的死亡而诅咒不休。我在死亡中审慎地混杂了一丝苦涩，好让你在看到死亡的实利时不会过于贪婪无度地拥抱它。为了将你置于我想要的中庸状态，既不逃避生命，也不逃避死亡，我在两者之中都调入了甘甜与苦涩。 [13]
我并不是要歌颂死亡的美好，也不是要提倡否认生命的病态观念，而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基本两难困境：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我们是必死的生物，又因为我们具有自我意识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对死亡进行任何层面的否认都是否认我们的基本自然属性，从而使我们的意识和体验受到愈发普遍的限制。死亡 观念 的整合可以拯救我们；死亡的观念不是宣判我们将以恐惧和黯淡的悲观主义方式存在，而是像催化剂一样将我们拉入更真诚的生活方式中，增加我们在活着时的乐趣。我们有一些曾经面临死亡者的证词可以作为证据。
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描述了个人直面死亡的积极作用。
关于死亡如何能够引发个人的根本改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14]
主人公皮埃尔因为俄国贵族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而感到麻木。在小说的前九百页中，这个迷失的灵魂都在踉跄地寻找某种生命的目的。书中的转折点发生在皮埃尔被拿破仑的军队逮捕并判决死刑时。六个被判死刑的人排成一排，他看着前五个人在他面前被处决，心想自己就要死了——不料在最后一刻竟被暂缓死刑。这场经历改变了皮埃尔，他在剩下的三百页中热情而坚定地生活。他能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全然付出，能敏感地意识到周遭的自然环境，能发现生命中对自己有意义的任务并献身其中。
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也包含着类似的主旨。 [15] 伊万·伊里奇是个心胸狭窄的官僚，得了不治之症，大概是腹部肿瘤，遭受着非比寻常的痛苦。他的痛苦一直持续，直到死前不久，他突然领悟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他死得很糟糕是因为过去活得很糟糕。在临死前的最后几天，伊万经历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最恰当的说法就是个人成长。如果伊万是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任何治疗师都会因为他的改变而感到自豪：他更能与他人共情；他长久以来的怨恨、傲慢和自我膨胀都消失了。简而言之，他的生命在最后几天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
这一现象在临床领域出现的频率很高。例如，对十位从金门大桥跳下但自杀未遂的人进行访谈，结果发现，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导致其中六位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 [16] 有人说：“我重新燃起活下去的意志……天上确实有位仁慈的上帝，在世间万物中无处不在。”另一位说：“我们身上都具有神性——伟大上帝的博爱。”还有人说：“我现在有强烈的生活动力……我的整个生命得到了重生……我已经从旧有的窠臼跳出来……我现在能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又有一位说：“我感到我现在热爱上帝，也希望能为别人做些事情。”还有一位说：
我再次充满了活在人世的崭新希望和目的。这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我欣赏生命的奇迹——比如看着鸟在飞翔——当你险些失去时，每件事物都变得更有意义。我体验到与所有事物融为一体，和所有人和谐一致。在我的心灵获得重生之后，我还能感受到每个人的痛苦。每件事都变得如此清晰鲜明。
还有许多其他临床实例。亚伯拉罕·施密特详细描述了一位长期抑郁的病人，她有一次严重的自杀行为，只是极其侥幸地获救了。施密特指出她自杀行为前后“两个人生阶段的截然不同”。施密特谈到，他与该病人的职业接触并不是在专业治疗方面，而是对她巨大的生活改变进行追踪。她的朋友用“非常活跃”来形容她，意思是“对生活充满活力和热情”。治疗师说她在企图自杀以后，“开始与自己、人生和丈夫都发生联系。她现在活得淋漓尽致，也充实了很多人的生活……自从她企图自杀又发生转变之后，不到一年，她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又连续生了好几个。（此前她长久以来一直不孕。）” [17]
拉塞尔·诺伊斯研究了两百位有濒死经历的人（包括车祸、溺水、山难，等等），他报告说，即使在多年之后，有相当多人（23%）仍然因为濒死的经历而获得了：
对生命的短暂和宝贵有强烈的感受……对人生百味有更多感受，对当下的环境有高度的知觉和情绪反应……一种活在当下的能力，享受每一个逝去的瞬间……对人生有高度的觉察——觉察生活和生命，享受当下，以免日后错失。 [18]
许多人谈到“重新评估优先级”，变得比以前更富于同情心、更有人情味。
阿卜杜勒·侯赛因和西摩·图兹曼是负责监狱中“死牢”的医师，他们在一篇临床案例报告中谈到三位被判死刑却在最后一刻缓刑的人。根据他们的报告，这三个人的人格特质都显露出深刻的转变和“显著的态度改变”，并且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一直持续。 [19]
癌症：面对死亡的关头 。“Crisis”在汉语中写作“危机”，是两个象征符号——“危险”和“机会”——的结合。我在治疗晚期癌症病人的多年里，为很多人将自己的危机与险境转为改变的机会所感动。他们报告了惊人的转变和内心变化，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个人成长”：
● 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级：不再重视没有意义的事情。
● 释放的感觉，能选择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 活在当下的感觉增强，不再拖延到退休或未来某个时间之后才过想要的生活。
● 欣赏生命中鲜明生动的自然现象，如季节更迭、微风、落叶、最后一个圣诞节等等。
● 比起发生危机之前，与所爱的人有更深入的沟通。
● 比起发生危机之前，对人际间的恐惧更少，更不担心被人拒绝，更敢于冒险。
参议员理查德·纽伯格在死于癌症之前不久，描述了这些变化：
我身上发生了一个我认为不可逆转的改变。名望、政治成功、财务状况，突然之间都变得毫不重要。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参议员席位、银行的存款或是自由世界的命运……自从我被确诊后，我和妻子之间再也没有争吵过。我过去总是斥责她不从后面挤牙膏、无法满足我挑剔的口味、不征询我的意见就安排客人名单、花太多钱买衣服。现在的我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事情，或是觉得这些事无关紧要……
取而代之的是，我对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朋友共进午餐，搔墨菲的耳朵、听它满足的咕噜声，妻子的陪伴，夜晚在床头灯的柔和灯光下读本书或杂志，在冰箱里寻找橙汁或咖啡蛋糕。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真正享受生命。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非不朽之人。每每想起自己在过去，即使在健康状况最佳的时候，因为妄自尊大、虚伪的价值和空想出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糟蹋自己生命的事情，我都会不寒而栗。 [20]
面对死亡之后产生的积极个人改变有多常见呢？我调查的样本是一组自愿结成的女性癌症患者，她们的心理成熟度较高，都决定主动寻找对癌症病人的支持团体。为了检验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我和同事们制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单纯针对医疗机构中的病人进行调查。
[21]
我们编制了一份问卷来测量上述个人改变，连续请七十位因为转移性乳癌（癌症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无法通过手术或药物治愈）而找肿瘤科医生就诊的病人填写。
问卷中有一部分是十七项关于个人成长的陈述。
[22]
每位病人被要求以五点计分的方式（从“几乎没有”到“总是如此”），分别对罹患癌症“之前”与“现在”两个时间段中每一个项目的情形进行评分。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试在生病“之前”和“现在”的评分并没有改变，然而，对于那些报告了生病“之前”和“现在”存在差异的被试而言，几乎一律是在发病后有更多的成长。在十七项陈述中，有十四项可以见到多数被试报告了正向变化。
一些项目具有显著性差异，例如第14项（关于人生，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值得教给别人的东西），有十八位病人有正向变化，只有三位病人呈现负向变化；第11项（我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十二位有正向变化，三位是负向变化；第2项（我欣赏自然之美），有十一位是正向变化，两位是负向变化。有谁会觉得晚期的癌症能增加病人“深入宁静的时刻”（第10项）吗？但确实有十八位病人有这方面的增加（有八位报告的是减少）。
问卷的另一部分考查病人对常见恐惧的强度是否有改变。我们从标准恐惧筛查表中挑选了二十九项常见恐惧 [23] ，病人被要求评估这些恐惧的严重程度（在罹患癌症“之前”和“现在”）。结果显示出与个人成长项目同样的趋势，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九个项目上多数病人报告了得癌症以后感到更害怕；有一个项目是持平的（“现在”更不害怕和更害怕的人数一样）；而二十九项中有十九项，多数病人报告“现在”比“之前”更不害怕。
虽然文献中没有出现其他关于这一现象的系统性研究，
但绝大多数治疗师都可以提供临床轶事来证明这个现象。很多治疗师都治疗过这样的病人，他们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遇到了某种要面对死亡的状况，而这导致其生活观发生迅速改变，并重新安排了生活的优先级。
施密特有一位病人因为肾脏衰竭而几近死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肾透析，这位病人成功接受了的肾脏移植手术，并带着身心的重生感开始新生活。她如此描述自己的体验：
事实上，我唯一能描述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觉得自己活了两次，我甚至将此称为第一个凯西和第二个凯西。第一个凯西在肾透析时已经死了，在面对死亡时她撑不下去了。第二个凯西必须诞生，这是在死亡之中诞生的凯西……第一个凯西是浅薄的小孩，她只活在眼下一分钟。她挑剔餐馆的冷餐，抱怨手术护理课程太过无聊，埋怨父母不公平，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在周末玩乐……未来很遥远，无关紧要，只为琐碎的事情活着。
可是第二个凯西，也就是现在的我，却对人生感到着迷。仰望美丽的天空！它蓝得多么灿烂！走进一座花园，每一朵花都绽放出如此绝美的色彩，我因为它们的美而目眩神迷……我确知，如果我还是第一个凯西的话，会把一生都荒废掉，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生活的真正乐趣是什么。在我学会生活之前，必须面对面直视死亡。我必须死，才能好好生活。 [24]
亚瑟是一位酗酒病人，一次不寻常的面对死亡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多年酗酒，情形每况愈下，在心理治疗中也从未清醒过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无法从中获益。他参加治疗团体后，有一次在会谈中因为酒精中毒而昏厥。当他昏倒在沙发上时，团体成员继续着治疗会谈，讨论该如何处理亚瑟这种情况，最后集体出动把他送到医院。
幸运的是，会谈进行了录像；事后亚瑟观看录像带时，与死亡有一次深刻的面峙。多年来每一个人都告诉他，他会把自己喝死；可他从未把这种可能性当真，直到他看了那天的录像带。录像带中的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小组成员围绕着他的身体谈论他，这使他想起了他一年前死于酗酒的孪生兄弟的葬礼，两个场景可怕地相似。亚瑟在清醒时想象着自己平躺在停尸板上，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他。这个景象深深震撼了他，促使他开始了成年以后最长的戒酒时间，而且他也第一次认真投入心理治疗，最终因此获益良多。
我对存在主义治疗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年前目睹死亡对病人的冲击而激发的。简是一个二十五岁却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她因为抑郁、严重的功能性胃病以及弥散性的无助感和缺乏目标感前来寻求治疗。在第一次会谈中，她以含糊的方式反复悲叹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我并不理解她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且因为这句话夹杂在冗长的自我贬抑中，我很快就把它忘记了。我推荐简参加治疗团体，在团体中，她再度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情。她不理解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其他成员都对她这么不感兴趣，为什么她出现转换性瘫痪，为什么她和其他成员发展出受虐式的关系，为什么她对治疗师如此着迷。生命对她来说是一团谜，好像“外面”的什么事情发生在了她身上，某种东西降临到她身上。
在治疗团体中，简显得羞怯而无趣。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预料；说话之前，她会先扫视团体里的每一张脸孔，寻找别人想要听什么话的迹象，然后决定自己的谈话，使之尽可能讨好更多的人。她会避免任何可能冒犯别人的话，避免惹人生厌。（当然，实际上她还是惹人生厌，并不是因为让人生气，而是让人感到无聊。）很明显，简是在长期逃避生活。团体里的每个人都试图从她以顺从织出的蚕茧中找出“真正的简”。他们尽可能鼓励她，劝她参加社交活动、好好学习、写完毕业所需要的最后一篇论文、买衣服、付清账单、打扮自己、梳头发、准备简历、应聘工作。
这些劝告就像治疗中的大多数劝告一样无效，于是团体尝试了另一种策略：他们鼓励简想一想失败有什么吸引力和好处。失败会有什么收获？为什么失败这么划算？这个方向的询问更加有效，我们这才了解到简从失败中的收获其实相当大。失败让简保持年轻，让她一直受保护，让她不必做选择。理想化并崇拜治疗师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帮助来自“外面”。她在治疗中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变得很弱，以确保治疗师无法拒绝给予其帝王安抚式的治疗。
治疗的关键事件发生在简的腋窝淋巴结不明原因肿大的时候。团体治疗是在星期二的晚间；她恰巧在当天早上接受活体检查，要等待二十四小时才知道结果是否恶性。她当晚带着恐惧来到团体。她之前从未想过自己的死亡，由于团体帮助她面对并表达了自己的恐惧，这次会谈对她的帮助很大。她最重要的体验是可怕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她在意识边缘总能感觉到的，并且总是让她感到畏惧。在会谈中，简深深认识到，无论自己做什么，无论她怎样示弱，她终将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人能为她求情，没有人能代替她死。
隔天她知道活检结果是良性的，可尽管如此，这次经历的心理效应非常深远。简的身上开始发生很多事情。她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做决定，掌握起自己的生活之舵。她在一次会谈中说：“我觉得自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早已忘了她最初的抱怨，可是那时我想起来并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过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她来说很重要。她一直企图逃避伴随成年而至的孤独与死亡，这对她来说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她保持年轻，逃避选择和责任，相信必然总会有人替她选择、陪伴她、为她守候的神话，试图借此以神奇的方式击败死亡。长大成人、选择、与他人分离，都意味着面对孤独与死亡。
总结起来，对死亡的观念在心理治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占有至关重要的角色。死亡与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尽管肉体的死亡会毁掉人，但死亡的 观念 却能拯救人。对死亡的体认使我们能深刻感受到生命，使我们的人生观发生根本转变，并使我们从一种以分心、麻木、为琐事焦虑为特征的生活模式转移到更真诚的模式。这些面对死亡后发生了重大个人改变的例子，对心理治疗有明显而重要的意义。心理治疗师需要一些技术，能够对所有病人挖掘这项治疗潜能，而不是依赖偶然境遇或罹患绝症才能治疗。我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讨论这些主题。
焦虑在心理治疗中起到如此核心而显著的作用，无需做更多说明。在传统精神病学疾病分类中，主要的精神疾病综合征被称为“反应”——精神病性反应、神经症性反应、心身反应。我们认为这些都是“ 对焦虑的反应 ”。尽管它们是适应不良的，但却都是为了应对焦虑而做出的努力。心理病理是焦虑和个体对抗焦虑的防御——神经症性防御与人格结构防御——所造成的合力。治疗师开始治疗病人时，通常会聚焦于明显的焦虑或焦虑等价物，还有个体为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困扰而建立起的防御上。虽然治疗工作可以向很多不同的方向开展，但治疗师会继续将焦虑作为灯塔或指南针：他们针对焦虑进行治疗，揭示其根本来源，最终目标是试图根除这些来源。
对死亡的恐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种恐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将生命的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对死亡的否认上。死亡的超越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个人内心最深层的现象（我们的防御、动机、梦与梦魇）到最公开的宏观社会结构（我们的历史遗迹、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长眠的墓园、防腐存尸、太空探索），乃至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打发时间、娱乐成瘾、对不断进步这一神话的坚定信仰、“向前冲”的驱力以及流芳百世的渴望）。
弗洛伊德推测，人类的基本团体、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形成的：人类远祖聚集在一起是出于对分离的恐惧，出于对黑暗中潜伏的危险的害怕。我们维持这种团体，为的是维系我们自身，而追溯团体的历史是对于永生不朽的象征性追寻。事实上，就像黑格尔假设的那样，历史本身就是人与死亡之间的故事。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谈到几种人类试图获得象征性永生的模式，从中可以看到死亡恐惧对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1）生物学模式——通过子孙后代、通过无穷无尽的血缘连结而活下去；（2）神学模式——在一个与此间不同的更高等的存在层面活下去；（3）创造性模式——通过个人作品及其创造性的长久影响力，或是通过对他人的影响而活下去（利夫顿认为治疗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延续个人的生命，通过帮助病人启动了无止尽的生物传递链，通过病人的孩子和相关人员将自己的种子传递下去）；（4）永恒自然的主题——通过与支配生命的自然力重新连结而活下去；（5）超验的模式——在一种非常热切，以至于时间和死亡都不复存在的状态中，通过“忘我”而活在“持续的当下”。 [25]
死亡恐惧的上述社会性后果以及对永生的追求都如此普遍，远超出本书的讨论范畴。就这个议题著书立说的人中，诺曼·布朗、欧内斯特·贝克和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对死亡恐惧如何渗透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有着特别出色的论证。在此，我关心的是死亡恐惧对个体内心动力的影响。我将会说明死亡恐惧是焦虑的根本来源。虽然这个观点很简单，也与日常生活中的直觉一致，但我们将会看到，它对于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衍生结果却非常广泛。
首先让我们检视一下“死亡焦虑”的含义。我会交叉使用几个术语：“死亡焦虑”、“死亡恐惧”、“必死的恐怖”、“界限恐惧”。哲学家谈到对“生命的脆弱”（雅思贝尔斯）、“空无”（祁克果）、“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可能性”（海德格尔）的体会或是“本体焦虑”（蒂利希）。各种说法暗示着对不同内容的强调，因为个人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经验死亡恐惧。我们能更精确些吗？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确切地说到底是害怕什么？
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恐惧是由很多较小而互不关联的恐惧混合而成的。例如詹姆斯·迪戈里和多琳·罗斯曼从一般人群中抽出一个大样本（N=563），请这些被试就死亡的好几种后果评定等级顺序。以下是关于死亡最常见的恐惧，按照频率从高到低排列：
1.我的死会造成亲友的悲痛。
2.我所有的计划和构想都结束了。
3.垂死的过程可能很痛苦。
4.我再也不能有任何经历了。
5.我再也不能照顾我抚养的人了。
6.我担心如果死后有另一个世界，我会遇到什么事情。
7. 我担心自己死后的身体会怎样。 [26]
在这些恐惧中，有几项似乎与个人的死亡只有间接的联系。害怕痛苦显然是与死亡的间接联系；担心死后的世界则是通过把死亡转化为非终结性的事件，借此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担心别人也显然不是担心自己。对个人从此消亡的恐惧似乎是忧惧的核心：“我所有的计划和构想都结束了”以及“我再也不能有任何经历了”。
雅克·柯隆在对有关死亡的主要哲学观点进行综述时，得到类似的分析结果。他区分出三种死亡恐惧类型：（1）死后的情形；（2）临终的情形；（3）生命的终结。 [27] 正如罗伯特·凯森鲍姆所指出的，这三种恐惧中，前两种是与死亡 有关 的恐惧。 [28] 只有第三种恐惧——“生命的终结”（结束、消亡、毁灭），才是更核心的死亡恐惧；我在这几章里要谈的也就是这种恐惧。
祁克果首先厘清了恐惧和焦虑（忧虑）之间的差别；他认为，恐惧是害怕 某种 事物，而忧虑则是害怕 没有 事物——他幽默地注释说，“没有事物并不是指事不关己。” [29] 人对于丧失自己或成为无物而感到忧虑（或焦虑）。这种焦虑是无法定位的。正如罗洛·梅所说的，“它会同时从所有方向攻击我们”。 [30] 如果一种害怕使人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定位，也因此无法去面对，那么它就变得更为可怕，引发无助的感觉，进一步加重焦虑。（弗洛伊德觉得焦虑是对无助的一种反应，他写道，焦虑“是一种信号，表明有危险存在”，而个体“预期会处于一种无助的情境”。 [31] ）
我们如何能克服焦虑呢？把它从无物置换成某物。这就是祁克果所说的“忧虑的对象从无物逐渐变成某物”。 [32] 也是罗洛·梅所说的“焦虑试图变成恐惧”。 [33] 如果我们能把对无物的害怕转变成对某物的害怕，就能发动自我保护的战役——也就是说，我们既避开所害怕的事物，也可以寻找盟友来对抗它，还可以发展出神奇的仪式来安抚它，或是计划一场系统的战役来击溃它。
焦虑试图变成恐惧这一事实，常常使临床工作者想要明确焦虑根本来源的努力受挫。原始的死亡焦虑极少在临床工作中以其本来面貌出现。这就好比原子氧很快就会转化成其他状态一样。为了回避死亡焦虑，儿童会发展出基于否认的保护机制，沿用几个阶段，最终形成一套高度复杂的心理操作，将赤裸裸的死亡焦虑压抑下去，埋藏在诸如置换、升华和转化等层层防御操作之下。我在下一章中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人生偶尔会出现某种震撼人心的经验，撕裂防御的帷幕，让原始的死亡焦虑爆发在意识之中。然而，潜意识会修复这一裂缝，将焦虑的本质再度隐藏起来。
我可以从个人经历中提供一个例证。就在我写这本书期间，遇到了一次迎面对撞的车祸。我当时正开车行驶在一条宁静的郊区道路上，突然发现前面冒出一辆失控的汽车，迎头向我撞过来。尽管这次事故的撞击力足以把两辆车撞毁，而且另一位司机也被严重地划伤，但我却幸运地没受什么大伤。两小时之后，我搭上飞机，傍晚还能在另一个城市演讲。但毫无疑问，我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觉得头晕、发抖，吃不下也睡不着。隔天傍晚我竟然又笨到去看了一场恐怖电影《凯莉》，结果彻底被吓坏了，电影还没演完我就离场了。几天后我回到家里，除了偶尔失眠、做一些焦虑的梦之外，并没有明显的心理后遗症。
可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我那时正在加州帕罗奥多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我很喜欢那里的同事，特别期待每天悠闲的午餐会中关于学术议题的讨论。但就在那次事故之后，我在快到午餐时间时就会产生强烈焦虑。我有什么重要的话可说吗？我的同事如何才能注意我呢？我是否在欺骗自己呢？几天之后，因为焦虑如此强烈，我开始找借口到别的地方独自吃午餐。
不过，我也开始分析自己的困境。有一件事实非常清楚——午餐会的焦虑是在车祸之后首次出现的。而且，因车祸差点丧命的明显焦虑，在一两天内就完全消失了。那份焦虑显然成功地转变成了恐惧。我在车祸后立刻爆发了强烈的死亡焦虑，而我主要是通过置换——也就是把焦虑和其真正来源分离，把它集中到比较容易处理的具体情境中——来“对付”死亡焦虑。所以根本的死亡焦虑只绽现了很短的时间，就被世俗化成诸如在乎自尊、害怕被人拒绝或丢面子之类次要的担心。
虽然我已处理了，或者说“加工”了焦虑，却没有将之根除；焦虑的痕迹在之后几个月中都还很明显。纵使我修通了午餐会恐惧症，其他一系列恐惧却又随之而来——害怕开车、害怕骑自行车。几个月后我去滑雪时，发现自己是如此小心谨慎，如此害怕发生意外，以至于滑雪的乐趣和能力都大打折扣。这些恐惧能够在时空中定位，可以用某种系统的方法处理。它们虽然令人困扰，但却不是根本性的，并没有威胁到我的生命。
除了这些具体的恐惧，我注意到还有一个变化：世界似乎变得很不安全。对我来说，世界丧失了原本的温馨舒适，似乎危机四伏。现实的本质改变了，我体验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诡异感”——“在世界中没有家”的体验。他认为（我也可以作证）这是觉察死亡的一个典型后果。 [34]
死亡焦虑的另一个特性常常在精神卫生文献中造成混淆，那就是死亡恐惧可以在许多不同层面被体验到。如前所述，人可能会担心垂死的过程、害怕垂死的痛苦、对未完成的计划感到遗憾、对个人经验的结束感到哀伤，或是理性冷静地看待死亡，就像伊壁鸠鲁学派的人一样，简单地做出死亡并不可怕的结论，因为“我存在时，就没有死亡；死亡存在时，就没有我，所以死亡与我无关”（卢克莱修）。但是，请记得这些反应都是成人对死亡现象的有意识反思；它们完全不同于潜意识中的原始死亡忧虑——这种忧虑是生命织锦的一部分，在生命早期精确概念的构想发展之前就已存在，是令人颤栗、不可思议、尚未成熟的忧虑，是先于语言和意象、存在于这二者之外的忧虑。
临床工作者很少遇到赤裸裸的死亡焦虑：死亡焦虑通常已被一般的防御（例如潜抑
、置换、合理化）和某些只用于处理死亡焦虑的特殊防御（详见第四章）处理过。当然这种情形不会过分困扰我们：它普遍存在于每一种焦虑理论中。原始的焦虑总是会转化成某种对个体害处较小的东西；这是整个心理防御系统的功能。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来看，临床工作者也很少看到未经伪装的阉割焦虑，取而代之是某种转化的形式。例如，一位男性病人可能畏惧女性，或是害怕在某些特定社交情境中与男性的竞争，抑或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性满足，而不是与异性交合。
可是，“置入”了存在主义观念的临床工作者，就会识别出“加工过”的死亡焦虑，并惊讶于其出现的频率和多样性。容我举几个临床实例。我最近有两位病人，他们来寻求治疗并不是因为存在的焦虑，而是为了解决司空见惯的人际关系困扰。
乔伊丝是一位三十岁的大学教授，正处在痛苦的离婚过程中。她从十五岁开始和杰克约会，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他。他们的婚姻出现明显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两人三年前开始分居。虽然乔伊丝和另一位男性建立了满意的关系，却无法提出与杰克离婚。事实上，她开始治疗时的主诉就是，每当与杰克对话就忍不住流泪。针对她流泪进行的分析，揭示出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最最重要的是杰克要继续爱她。即使她已不再爱他，也不想要他，她还是非常希望他能常常思念她、爱着她，要像不曾爱过别的女人一样。我问：“为什么？”她回答道：“每个人都希望能被记得，这是一种把自己延续到后世的方式。”她让我想起犹太教的哀悼祈祷词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只要一个人被他的孩子纪念，就能继续存在。当杰克忘记她时，她就死去了一点。
乔伊丝流泪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她和杰克共享许多美好而重要的经历。她觉得，他们如果不再在一起，这些事情就会消亡。往昔的凋零是时间无情流逝的一个鲜明提醒。当过往消逝时，未来的时间线轴也跟着缩短了。乔伊丝的丈夫帮助她凝结了时间——凝结了过去也凝结了未来。虽然乔伊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很明显害怕耗尽未来。例如，她有从不彻底完成任务的习惯：如果她做家务，总会在家里留下一个没打扫干净的角落。她害怕被“终结”。每当开始读一本书时，她必定会在床头桌上预备好下一本。这让人想起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主要文集都是在重温过往，借以逃避“时光的无情流逝”。
乔伊丝流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对失败的恐惧。生活直到最近才走上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用她常说的话来讲，婚姻失败意味着她将“跟别人一样，如此而已了”。她虽然天资聪颖，可是期望过高。她预期获得国际声望，甚至预期现在刚开始着手的研究能赢得诺贝尔奖。如果上述期待在五年内没有获得成功的话，她打算把精力转移到写小说，写一部关于七十年代的小说，书名叫作《你无法再次回家》（ You Can’t Go Home Again ）——可是她从来没写过小说。不过，她的独特感是有原因的：到目前为止，她想完成的每一个目标都不曾失败过。婚姻失败是她上升过程中的第一个挫折，是她自负而唯我独尊的世界里所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婚姻的失败威胁到她的独特感，而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讨论的，这种独特感是最常见、最有力的否认死亡的防御。
所以，乔伊丝老生常谈的问题，其根源要回溯到原始的死亡焦虑。对我这个存在主义取向的治疗师而言，这些临床现象——想要永远被爱、被人记得、想要凝结时间、相信个人不会受伤害，以及期望与他人融合——对乔伊丝都具有相同的功能：缓解死亡焦虑。当乔伊丝逐项分析上述现象，并开始理解它们的共同来源之后，她的临床情况就获得了明显进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她放弃了自己对杰克的神经症性需求，不再利用他来实行所有否认死亡的功能时，她首度可以以一种真正爱的方式来对待他，并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了婚姻。不过这是另一项议题，我将会在第八章中详细说明。
另一位病人贝丝是一位三十岁的单身女性，她因无法与男性形成满意的关系而寻求治疗。用她的话来说，她过去做过很多次“错误的选择”，后来都因为对男方失去兴趣而分手。她在治疗时仍然重复这个循环：爱上一个男人，进入迟疑不决的痛苦状态，最终也无法向对方做出承诺。
我们分析她的困境时，发现她明显感到有压力，想建立长久的关系。她厌倦寂寞，厌倦单身生活，非常想要小孩。因为她还担心随着年龄渐长会错过育龄，这些压力因此而增强。
可是，每当她的情人试图探讨结婚问题时，她都感到恐慌；对方越是催促，她就越感到焦虑。贝丝把婚姻比喻成被钉在墙上：她将永远被困住，就像生物标本被福尔马林药水固定住一样。对她而言，不断成长、成为一个有别于旧有自我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她担心情人对他自己和他的生活会过于自满。贝丝逐渐意识到这种动机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她从来不曾活在当下。哪怕是吃饭或做饭，她也老想着下一道菜；在吃主菜时，脑子里想的却是甜点。她常常心怀恐惧地思考着“安顿下来”，她将此等同于“安于现状”。当她想到婚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承诺时，就常常扪心自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随着贝丝在治疗中探索这些方面——她强迫自己要不断向前、害怕衰老、害怕死亡和停滞——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一天傍晚，在一次特别深入的会谈之后，她经验到非比寻常的恐惧。遛狗时，她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被某种超自然的灵体追逐。她看看身后和四周，最后撒腿奔回家里。后来一场暴风雨突至，她彻夜未眠，充满了非理性的恐惧，害怕屋顶会被狂风掀开，或是房子会被暴雨冲走。像我将在第五章中讨论的那样，当理解到对 某物 的恐惧（在贝丝的案例中是害怕婚姻或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事实上是对 无物 的恐惧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焦虑。对贝丝而言，想结婚的压力和对婚姻的恐惧，都是包含着死亡恐惧的更深层斗争在表层所造成的反射。
在整个临床心理病理学领域中，很多临床工作者都描述过死亡焦虑的出现与转化。第四章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需提出最重要的部分。斯库格在关于严重强迫症病人的报告中说，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患者在病发时有过干扰了安全感的死亡体验。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越来越担心无法控制他们的世界，无法预防意外或偶发事件。病人会回避紊乱或肮脏的情境，发展出仪式来抵挡罪恶和危险。 [35] 厄文·斯特劳斯发现，强迫症病人对腐烂、疾病、细菌和灰尘的厌恶，与对个人灭亡的恐惧有关。 [36] 施维德尔观察到，这些强迫性防御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消减死亡焦虑。他在一项对上百名强迫—恐怖症患者的研究中发现，三分之一被试会害怕幽闭和黑暗，更多人则有明显的死亡焦虑。 [37]
赫伯特·拉扎勒斯和约翰·科斯坦在一项对过度换气综合征（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医患者中有百分之五到十有这一症状）的广泛研究中，强调了死亡焦虑作为心理动力的作用。死亡焦虑可以转化为一系列恐怖症，失控时更可以表现为过度换气的惊恐发作。 [38]
弗里德曼描述了一位强迫症病人，他的死亡焦虑表现形式是一种强迫性思维，认为自己将会被所有人遗忘。与这种想法相连的，则是他一心认为自己总是错过世间激动人心的事情：“真正新鲜的事只发生在没有我的时候，要么在我这个时代之前，要么就是在之后，要么在我出生前，要么就是在我死后。” [39]
死亡焦虑在疑病症患者身上只有一层薄薄的伪装，他们一直担心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问题。疑病症常常始于病人或某个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罹患了严重疾病之后。克拉尔发现，病人会直接体验到死亡恐惧，之后这种恐惧扩散到身体的很多器官上。 [40]
好几项临床调查都曾报告死亡焦虑在人格解体综合征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41] 例如，马丁·罗斯发现，人格解体综合征的病人中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诱发事件是死亡或严重的疾病。 [42]
这些神经症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尽管它们给病人带来不便和限制，但却都能成功地保护病人远离明显而可怕的死亡焦虑。
过去三十年来，有一股持续但微弱的力量在进行死亡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每一个关于死亡的研究论文，作者都会鼓吹此类研究的必要，指出现有调查的缺乏。在回顾这些文献之后，我也忍不住产生类似的抱怨。毫无疑问，在关于死亡的思辨或印象主义著作与方法学研究之间，差异十分显著。举例来说，截至1972年，关于死亡的文献书目列出超过两千六百部书籍和论文，可只有不到百分之二报告了实证研究，而直接与存在主义理论和治疗有关的更是凤毛麟角。
只要与我现在所讨论的主题有些许相关的研究，都试图调查如下议题：死亡焦虑的发生率；死亡焦虑的程度与多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性别、婚姻状态、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等）、人格因素（MMPI
各维度、一般焦虑或抑郁水平）以及生活经历（早年丧亲、长期住在福利院）；还有死亡焦虑与心理病理或其他心理体验（特别是幻想、梦和梦魇）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可是凯森鲍姆和鲁思·艾森伯格却在其缜密的综述中指出，上述研究若不是范围十分有限，就是有严重的方法学瑕疵，几乎无一例外。 [43] 很多研究以不太精确的方式调查死亡；例如，没有区分个体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对他人死亡的恐惧，或是担心自身死亡对他人的影响。
然而，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研究只测量意识对死亡的态度，或意识表现出的焦虑。此外，这些研究（除了少数例外 [44] ）使用的工具都是结构粗糙、“私家酿造”的量表，并没有建立可靠的信度和效度，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有一项关于职业的研究很有趣。研究者使用测量意识中死亡焦虑量表和“权威主义”的量表（加州人格问卷F量表）来研究医学生，结果发现，死亡焦虑和权威主义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倾向越高，死亡焦虑越少，反之亦然。此外，选择进入精神科的医学生比选择外科的医学生有更高的死亡焦虑（和更低的权威主义倾向）。 [45] 可能是因为外科医生对死亡焦虑有更好的防御，而精神科医生则对死亡焦虑有更多意识。（也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有更彻底的死亡焦虑，所以选择精神卫生领域来寻求个人的解脱。）
有好几项研究报告指出，虔诚信仰宗教的人死亡焦虑较少。 [46] 失去双亲之一的学生有较高的死亡焦虑。 [47] 尽管在死亡忧惧与接近死亡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但绝大部分研究没有显示出与年龄有关的差异。 [48] [49] 一项针对一千名大学生最常见恐惧的研究显示，与死亡有关的恐惧对于这一群体极其重要。 [50]
好几项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多可觉察的死亡焦虑，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尝试对此做出解释。
[51]
尽管对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进行考察很有趣，可是这对理解人格结构和心理病理的关联很有限。心理动力学的基础理论恰恰是强烈的焦虑
不
能保持在意识之中：焦虑会受到潜抑和“加工”。加工焦虑来源的主要步骤之一，就是把情感与对象分离开来。所以，人可以在想到死亡时只有适度的不安，而在体验到置换后的焦虑时，并不知道其真正来源。我稍后会讨论到几项研究，对意识和潜意识死亡焦虑的区别非常敏感，并试图考察潜意识层面的死亡恐惧。它们使用的工具包括TAT
、罗夏墨迹测验、梦的分析、语词联想测验、句子完成测验、速视投射和皮电反应。
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 少数零散报告试图研究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相关性。在自愿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死亡焦虑和神经质（艾森克的神经质量表）之间存在正相关。 [52] 因“较轻”的犯罪（犯罪细节不详）而被监禁的囚犯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有着更多的死亡焦虑，死亡先占观念，对葬礼和疾病更为恐惧，也更容易意识到被压抑的死亡观念。 [53] 老年精神病患者中，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与MMPI抑郁量表计分呈正相关；事实上，这个相关非常强，以至于研究者认为可以将老年人明显的死亡焦虑视同其抑郁症状的一部分。同一项研究还显示，死亡焦虑和躯体症状（康乃尔医学索引）之间并没有相关。 [54] 躯体化可能是对死亡焦虑的反应，它把死亡焦虑吸收了。
虽然一些研究显示正常的老龄人群并没有明显的死亡焦虑， [55] 可是心理较不成熟或精神异常的老年人，却显示出有高度的死亡焦虑。 [56] 青少年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焦虑；而且我们再度发现有心理病理迹象的个体（在该研究中被定义为有违法行为，并且严重到被逮捕入狱）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死亡焦虑。 [57] 一项对于正常及福利院中的“低常”青春期女孩的研究显示，福利院里的被试群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明显。 [58] 类似的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学习成绩不良的中学女生明显有较高的死亡恐惧——“往往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只能以间接方式交流这件事。” [59]
潜意识的死亡焦虑： 这些关于意识层面的死亡态度和焦虑的研究，对于理解死亡焦虑在心理动力学中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一些研究者因此尝试研究潜意识对死亡的忧惧。费弗尔及其同事界定出三个层面的忧惧：（1）意识水平的（通过对“你是否害怕自己的死亡？”这一问题的反应进行评分来测量）；（2）幻想（询问“当你想到自己的死亡时，心里会出现什么想法或图像？”通过对指导语呈现正向或负向反应进行编码来测量）；（3）意识水平下的（通过在语词联想测验和彩色字词干扰测验中，对死亡字词的平均反应时来测量）。 [60]
研究者发现，死亡忧惧在每个层面间存在很大的变异。在意识层面上，大部分人（超过百分之七十）都否认对死亡的恐惧。在幻想层面，百分之二十七否认死亡恐惧，百分之六十二的回答自相矛盾，百分之十一有明显的死亡焦虑迹象。在意识下层面，绝大部分人都显示出对死亡有相当大的规避。正常人、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主要差异是，精神病患者比其他人显示出更多的总体死亡焦虑。在更高意识水平层面上，年长的被试和更虔诚信仰宗教的被试会以“相当积极的心态”看待死亡，“却在直觉上屈服于焦虑”。 [61] 虽然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工具相当粗糙，但确实指出了在不同意识层面来研究死亡焦虑的必要性。
梅斯纳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证明了显著的潜意识焦虑的存在。 [62] 他测量一般被试观看五十个项目时的皮电反应：有三十项是中性的，还有二十项则是死亡象征（例如：黑色、快要燃尽的蜡烛、旅程、睡觉的人、静默的人、横跨一座桥）。观看死亡象征的项目所引发的皮电反应显著大于对照组的语词。
克拉斯·马格尼以另一种方式检验了潜意识的死亡焦虑。 [63] 他用速视投射出与死亡有关的景象（葬礼的照片、腐烂残缺的尸体等），投射刺激暴露的时间逐渐加长，然后测量被试识别这些景象所需要的时间。结果显示，打算到教区做牧师的神学院学生辨识这些景象所用的时间显著少于（可能代表潜意识死亡焦虑显著少于）打算进行研究或教学生涯的学生，后者要从事的工作不太需要投身于对他人的帮助。一些研究还运用访谈资料 [64] 或TAT [65] 的数据，显示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死亡焦虑。
有些研究使用主题统觉测验和句子完成测验来考察老年人的潜意识死亡焦虑，结果显示独居或与家人共同生活的老人，其死亡焦虑都显著少于传统社会福利机构中的老人。 [66] 此外，如果老人参加很多活动的话，潜意识死亡焦虑也会较少。 [67] 老年人在主题统觉测验中的死亡焦虑，与MMPI神经质指标（疑病、依赖、冲动和抑郁）呈正相关。 [68] 一项针对中老年人的潜意识死亡焦虑的研究（使用句子完成投射技术）显示，年龄稍低的成人比老年人有更多的死亡焦虑。 [69]
如果死亡恐惧是焦虑的根本来源，那么就必然会在梦境中出现，因为在梦中潜意识的主题常常以相对没有伪装的形式出现。一项关于梦的大型标准化研究显示，百分之二十九的梦境中出现了明显的死亡焦虑。 [70] 另一项关于梦魇的广泛研究显示，成人梦境中最常见的焦虑主题就是垂死或被谋杀。其他常见的主题也与死亡有关：某个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垂死，或是做梦者的生命因意外或被他人追逐而受到威胁。 [71] 意识中死亡焦虑的大小是否与死亡梦魇的数量相关呢？各种研究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有赖于各自使用的死亡焦虑量表。然而，曾有密友或亲人死亡经历的被试（特别是十岁以下的儿童），更可能出现与死亡有关的梦魇。 [72] 一项研究报告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与梦境中死亡主题之间，存在一种曲线的关系。 [73] 换句话说，意识的死亡焦虑非常高 或 非常低的人，都倾向于梦到死亡。可能是当潜意识的死亡焦虑过高以至于不能被容纳时，会溢出到失败的梦境（梦魇）和意识层面，表现为意识层面的高度死亡焦虑。意识的死亡焦虑非常低（少于平均水平）则可能反映出强烈的潜意识死亡焦虑，在清醒状态中通过否认和潜抑被容纳，而在睡眠状态中越过了梦的审查者。
总结来说，关于死亡焦虑的研究文献，在促使我们理解死亡恐惧在心理病理与心理治疗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有局限的帮助。绝大部分研究是关于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使用结构粗糙的量表测量）与人口统计学和心理测量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显示出高水平死亡焦虑与抑郁症、早年丧亲、缺乏宗教信仰以及职业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其他研究则探索意识的更深层面，结果显示大量的死亡焦虑是在意识之外的；当人从意识进入潜意识体验时，死亡焦虑会逐渐增加；死亡恐惧会在梦中向我们走近；如果老年人的心理不太成熟，或是参与的活动较少，他们会更恐惧死亡；最后，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的死亡焦虑，都和神经质特征有关。
所有上述对死亡的观点——文化传统、临床经验、实证研究——都对心理治疗具有深刻的意义。将死亡纳入到生命之中，会使生命更为丰富；这会使人有能力从令人窒息的琐事中解脱出来，以更坚定和真诚的方式生活。对死亡的充分意识可能促成彻底的个人改变。但死亡是焦虑的根本来源，弥漫在内心体验中，我们用大量个人的动力方式来防御它。此外，正如我将在第四章讨论的那样，以适应不良的方式处理死亡焦虑，所形成的各种表现、症状和人格特质，我们称之为“心理病理”。
虽然有上述令人信服的理由，可是心理治疗中的对话却很少包含死亡的概念。几乎在精神卫生的所有领域——理论、基础和临床研究、临床报告，以及所有形式的临床实践中，死亡都受到忽视，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忽视。唯一的例外是对垂死病人的看护。在心理治疗文献中，偶尔出现的论及死亡的文章通常都发表在二、三流的期刊上，而且是以轶闻的形式出现。它们是处于主流理论和实践边缘之外的稀罕物。
举例来说，临床案例报告对死亡恐惧的遗漏是如此露骨，简直让人认为治疗中对此保持缄默是出于共谋。在临床案例报告中对死亡的处理主要有三种策略。一是作者选择性地忽略这个议题，不报告与死亡有关的素材。二是作者可能提出大量与死亡有关的临床资料，却在案例的动力学阐释中完全忽视这些素材。例如弗洛伊德报告的个案病史就有这种情形，我稍后会提出证据。三是作者可能提出与死亡有关的临床素材，却在阐释病例时把“死亡”转译成与某一学派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概念。
一篇发表于领军刊物上、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神经症患者对死亡的态度》，其作者沃尔特·布朗伯格和保罗·谢尔德是两位知名临床医生，他们在文章中呈现了几个在病史中死亡起到重要作用的案例。 [74] 例如，某个女病人在一位令她有某种情欲渴望的女性朋友死亡后，产生了急性焦虑。虽然病人清楚说明，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看见朋友死亡而引发的，但作者却得出结论说：“她的焦虑反应是对抗潜意识中她一直与之斗争的同性恋依恋……她自己的死亡意味着与死去的同性挚爱重新结合……死亡意味着与受到否认的爱的客体重新结合。”
另一位病人的父亲是殡葬从业者，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严重焦虑：“我一直害怕死亡。我害怕在他们为我涂抹防腐剂时醒来。我有这些迫近死亡的诡异感觉。我父亲是一个殡葬从业者。当我和死尸在一起时，从未想到过死亡……可是我现在却觉得想逃走……我不断地想到死亡……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竭力摆脱死亡一样。”作者的结论是：“关于死亡的焦虑是被潜抑的愿望的表达，她的愿望是顺从并受控于父亲/殡葬业者。”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病人的焦虑是她对这些危险愿望自我防御的产物，也是因为乱伦欲望而渴望的自我惩罚。同一篇文章中的其他案例报告也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的例证，说明死亡被转译成作者所认为的更基本恐惧：“死亡对于这个男孩来说，意味着他在与父亲的同性结合中存在最终的施虐—受虐满足。”或是，“死亡对他而言，意味着与母亲分离，以及潜意识的力比多欲望表达的终结。”
可想而知，我们无法不感到奇怪，为何作者要迫切地对死亡恐惧进行转译。如果病人的生活受到一种恐惧的限制，举例来说，针对空旷场所、狗或辐射尘的恐惧，或是因为清洁或门是否上锁这样的强迫思维所耗竭，把这些表面的担心转译成更基本的意义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不言而喻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可能就是对死亡的恐惧，而不能转译成什么“更深层”的恐惧。也许像我稍后会阐释的那样，神经症患者所需要的并不是转译；他们可能并非无法与现实建立联系，而是由于无法建立“正常”的否认性防御，反而太过于接近真相。
对死亡观念的忽略，在临床研究中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哀伤和丧亲领域即是如此。尽管很多研究者煞费苦心地仔细研究过幸存者的调适，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幸存者不仅承受了“丧失客体”的痛苦，同时也面临着丧失自己的情形。在失去一个人的悲痛之中，还隐含着一个信息：“如果你的母亲（父亲、孩子、朋友、配偶）死去，那么你也会死。”（我有一位病人在父亲过世后不久出现幻觉，听到头上面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对他说：“下一个就是你。”）有一个被大量引用的研究，是关于寡妇第一年的守寡生活，研究者记录被试的叙述，比如“我觉得自己正走在黑暗深渊的边缘”，或是世界现在在她们眼中是一个很不安全、充满危险的地方，还有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没有目标，以及莫名的愤怒。 [75] 我相信如果深入探索上述每一种反应的话，研究者就可以得到重要的结论，发现丧失的体验可能促使幸存者面对自己的死亡。然而，这项研究的研究者，以及其他我曾读过的关于丧亲的研究，都从另外一个参考架构来处理，因此无法挖掘到宝藏。这种失败再次证明，当行为科学忽略了那些凭直觉就显而易见的真理时，就会发生知识的贫化。四千年前的巴比伦叙事诗《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是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其主人公非常清楚朋友恩奇都的死亡预示了他自己的死亡：“主宰你的长眠的是什么？你变得阴暗，不闻我的呼唤。当我死时，岂不也像恩奇都一般？我心伤悲，惧怕死亡。” [76]
有些治疗师说并没有听到病人表示对死亡的担忧，可是，我相信真正的问题是治疗师并没有准备好听到这些话。如果治疗师是接纳的，能够深入询问病人的担忧，就会在日常工作中不断遭遇死亡。
只要给病人最微小的鼓励，就会得到一大堆与死亡忧惧有关的素材。他们会讨论父母或朋友的死亡，担心衰老，梦中萦绕着死亡，参加同学会时因发现其他所有人都变得这样老而感到震惊，心痛地发现儿女的优势，偶尔还发现自己开始享受老人才有的久坐乐趣。他们会注意许多小小的死亡：皮肤上的老年斑、灰白的头发、僵硬的关节、微驼的姿势、越来越深的皱纹。随着退休的日子逼近、儿女离家单飞、自己变成祖父母、开始由儿女来照顾，生命周期笼罩着他们。还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谈到毁灭的恐惧：残忍的凶手闯入家门的常见恐怖幻想，或是对电视或电影的暴力产生害怕的反应。只要治疗师愿意倾听，在每个病人终止治疗时的末次会谈，也都会伴随着死亡忧惧的潜流。
我个人的临床经验就强烈证实了死亡忧惧的无所不在。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就遇见大量原本隐匿的临床素材。毫无疑问，我在某种程度上会暗示病人向我提供某些证据。但我相信这些证据基本上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我以前没有调到适当的频率罢了。比如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提到的两个病人乔伊丝和贝丝，她们遇到的都是临床中的常见问题，涉及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结束。可更深入地询问两人之后，都显示出很多关于存在性议题的担忧，如果我没有恰当的心理频道，根本无法识别出这些担忧。
一位心理治疗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调频”的例子，她参加了我以死亡焦虑为题的周末演讲。几天后，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并没有预期我现在的工作会出现这个主题，因为我是里德学院的心理咨询老师，而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通常都很好。可是我在周一早上约谈的第一个学生，在两个月前遭到强暴，此后她出现了很多不适和痛苦的症状。她尴尬地笑着说：“我如果不是因为某一件事而正在死去，就是因为另一件事而垂死挣扎。”至少部分是因为你的演讲，那天我们的会谈转向了她对垂死的恐惧，过去她一直以为强暴或垂死都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她现在感到非常脆弱，一向被压抑的焦虑涌现出来。在没得什么不治之症的情况下也可以谈谈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似乎让她感到宽慰。 [77]
即使仅仅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心理治疗会谈，也常常提供很多临床资料。梦当然是特别丰富的素材来源。例如一位三十岁的女性，在一个老友葬礼之后的晚上梦见：“我坐在那儿看电视。医生过来用听诊器检查我的肺。我很生气，质问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他说我抽起烟来就像房子着了火。他还说我的肺得了晚期的‘沙漏’病。”做梦者其实并不抽烟，不过她死去的朋友一天抽三包。她对肺得了“沙漏”病的联想是“时间快要漏光了”。 [78]
治疗师在治疗中选择性地忽略死亡，否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否认是普遍存在的强大防御。它就像先兆一样，每当出现时都围绕着与死亡有关的情感。（弗洛伊德文集中收录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告诉太太说：“如果我们俩有一人先死的话，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79] 治疗师也不免会否认，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否认和病人的否认形成共谋。许多治疗师虽然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却没有探索和修通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病态地回避这个领域，也在心理治疗实践中选择性地忽略明显与死亡有关的素材。
除了治疗师个人的否认外，在整个心理治疗界也存在一种集体否认。理解这种集体否认的最佳方法，就是探讨焦虑的正式理论为何会遗漏死亡。尽管焦虑在心理动力治疗的理论和日常实践中都占据绝对核心的地位，可是在心理动力学的传统焦虑理论中，死亡却未被给予一席之地。如果我们想改变治疗实践，利用死亡观念所提供的着力点，就必须说明死亡在焦虑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好的方法就是追溯焦虑的心理动力学概念演变，尝试理解死亡观念所受到的系统性排斥。
弗洛伊德的思想对这一领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心理动力学思想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演变。虽然他有异乎寻常的先见之明，但我相信，他对死亡领域一直有盲点，使他看不清人类内心世界中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我会呈现一些资料来说明弗洛伊德如何在临床和理论思考中都回避死亡，并提出这种回避背后的一些原因。
弗洛伊德对临床和理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1895年与约瑟夫·布雷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 [80]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清楚地显示出对死亡的选择性忽视，也为它所孕育出的整个心理动力学治疗领域打下了排斥死亡的基础。书中提出五个主要案例，一例（安娜·欧）由布雷尔执笔，其余四例由弗洛伊德撰写。另外几个案例以零散的形式出现在脚注和讨论的章节。每位病人开始接受治疗时都有充分的典型症状，包括瘫痪、麻痹、疼痛、抽搐、疲劳、强迫观念、窒息感、丧失味觉和嗅觉、胡言乱语、失忆，等等。弗洛伊德和布雷尔根据对这五位病人的研究，提出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假设和基于这种假设的系统治疗方法。
五位病人在早年生活中都曾遭受过某些重大的情绪创伤。弗洛伊德指出，通常情况下，创伤虽然造成困扰，但并不会造成长久的影响，因为创伤引发的情绪已经消散：要么得到宣泄（通过以某种有效的方式表达情绪），通过其他方式被修通（弗洛伊德说创伤的记忆可能进入“相关的重大情结，而伴随着其他经验”被“消耗”或矫正，或是得到现实检验，例如，通过思考个人的成就和力量来处理侮辱）。 [81]
这五位病人的创伤并没有消散，而是仍然一直缠绕着病人（“歇斯底里患者因回忆而痛苦” [82] ）。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病人的创伤记忆以及伴随的情绪，被潜抑到意识思维之外（这是第一次使用潜抑和潜意识的概念），所以没有遵循正常的情感消散过程；而被抑制的情感一直鲜明有力地存在于潜意识中，通过转化成身体症状（所谓“转换性癔病”）而获得在意识层面的表达。
治疗的意义非常清晰：治疗师必须使病人能够回忆起创伤，并表达被扼杀的情感。弗洛伊德和布雷尔运用催眠，后来弗洛伊德则使用自由联想，以帮助病人再度体验原初引发问题的记忆，并以言语和行为表达情感。
弗洛伊德对于情感的发展与消散、症状形成以及治疗体系的思索建立在上述假设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勾勒出后世动力学理论和治疗的大部分轮廓。其中与我要讨论的内容相关最密切的是，弗洛伊德对于情感不安 来源 ——也即原初创伤本质的观点。在那本著作中，关于症状的理论与治疗的取向是前后一致的，但弗洛伊德对于造成症状的创伤本质的描述，从第一个病人到最后一个病人却发生了非常有趣的演变。（他在引言中说：“对从宣泄到精神分析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我能给出的最好建议就是阅读《歇斯底里症研究》，并跟随我的履迹。”） [83]
书中前几个病例中的创伤似乎很琐碎：读者需要相信个体根深蒂固的神经症状态是出于被恶犬追逐， [84] 被雇主用棍子殴打，发现女仆让狗喝她杯子里的水， [85] 或是因为爱上雇主而必须忍受其不公正的斥责。 [86] 随着该书的发展，弗洛伊德对于积压创伤的解释变得过分复杂。他开始相信病人是因为一些能在希腊悲剧中找到的原型忧虑而深受折磨——对儿童的憎恨 [87] （因为儿童妨碍了妻子照料垂死丈夫的能力）、亲子乱伦、 [88] 看见父母交媾这一原始场面的经验， [89] 以及爱上姊夫的女病人在姊姊死亡时的快乐 [90] （以及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后面几个案例、脚注以及弗洛伊德的信件， [91] 都表明弗洛伊德对焦虑来源的思考方向的僵化：（1）他逐渐把造成焦虑的“真实”创伤的发生时间转移到生命早期阶段；（2）他变得认为创伤的本质明显只与性欲有关。
弗洛伊德对于五位病人情绪创伤的冥思逐渐发展成正式的焦虑理论。焦虑是预期到危险时的信号；焦虑的种子在生命早期发生重大创伤时就被种下：创伤事件的记忆受到潜抑，而伴随的情感则转化成焦虑。当预期创伤会再度发生，或预期会出现某种类似的危险时，焦虑就会被重新唤醒。
是什么类型的创伤呢？什么事件如此恶性，竟然会萦绕一生挥之不去？弗洛伊德最早的答案强调无助感。“焦虑是无助的原初反应，后来在面对创伤时作为求助的信号而重现。” [92]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明确哪些情境会引发无助感。由于焦虑问题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而弗洛伊德又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大胆地改变基本理论，这就难怪他关于焦虑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版本，时而又互相冲突。 [93] 在弗洛伊德永不停休的筛选中，有两项基本的焦虑起源一直保留下来：丧失母亲（遗弃与分离焦虑）和丧失阴茎（阉割焦虑）。其他主要来源包括超我或道德焦虑、自我毁灭倾向的恐惧以及“自我”解体的恐惧（被内心中的黑暗、非理性的暗夜力量所湮没）。
虽然弗洛伊德经常谈到其他焦虑来源，但他主要强调的还是遗弃和阉割。他认为，这两个心灵中喧闹的顽童会以经常变换的伪装，在清醒的生活中不断折磨我们，并在睡梦中为两个常见的梦魇——从高处坠落与被人追赶——提供燃料。弗洛伊德总是像考古学家一样，不断探索更基本的结构，他认为阉割和分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丧失——丧失爱，丧失与母亲结合的能力。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分离最先发生，事实上在新生的那一刻，分离就已形成模板；但弗洛伊德选定阉割作为普遍的、首要的焦虑来源。他认为早期的分离体验是阉割焦虑的前奏，而后者在发展时包含了先前的焦虑经验。
当我们细看弗洛伊德为焦虑和创伤起源得出结论的资料（《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中的案例资料）时，一定会惊讶于这些案例病史与弗洛伊德的结论和构想之间惊人的差距： 死亡如此充斥在这些临床病史之中，弗洛伊德只有通过极大努力的忽视，才会在讨论创伤诱因时遗漏死亡。 五个病人中，有两位只被简短地讨论（其中一位名为卡特琳娜的病人，是弗洛伊德在度假胜地遇到的女侍，只接受过一次会谈）。三位主要病人——安娜·欧、埃米·冯·N夫人和伊丽莎白·冯·R小姐（这些是精神分析文献中最早的动力学案例报告），在临床主诉中明显涉及死亡。此外，如果弗洛伊德对死亡焦虑有特别兴趣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出并报告更多关于死亡主题的素材。
例如，安娜·欧的疾病最早发生于其父亲生病的时候（父亲十个月后因此病过世）。她最初毫不厌倦地照顾他，但她的疾病——包括意识状态的奇怪改变、失忆、语言混乱、厌食、感官与肌肉的转化症状——导致其最终不能再接触垂死的父亲。第二年她的疾病又严重恶化。布雷尔注意到安娜·欧对死亡的关注。比如他提到，虽然她“在意识中有奇怪而快速变动的困扰，但有一件事却似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在意识之中，那就是她的父亲已经过世”。 [94]
在布雷尔为安娜·欧做催眠治疗期间，她产生了与父亲去世有关的可怕幻觉。她在照顾父亲时，曾因为想象自己看到父亲变成骷髅头而晕倒。（治疗时，她一度在镜中看到父亲的骷髅头瞪视着她。）还有一次她出现幻觉，看到一条黑蛇攻击父亲。她想要去打蛇，但手臂却抬不起来，然后她又产生幻觉，看见自己的手指变成很多蛇，每一根指甲都变成一个小骷髅。布雷尔认为这些因为恐惧死亡而产生的幻觉是她生病的根本原因：“（治疗的）最后一天，通过把房间重新布置成她父亲病房的模样，她再次出现上述恐怖的幻觉，这构成她整个疾病的根源。” [95]
埃米·冯·N.夫人像安娜·欧一样，在她最亲密的人（她的丈夫）去世不久后就生病。弗洛伊德为她催眠，并询问重要的联想，她滔滔不绝地谈到一长串与死亡有关的记忆：看见姊姊躺在棺材里（七岁时），哥哥扮成鬼吓唬她，几个兄姊们朝她扔死掉的动物，看见姑姑躺在棺材里（九岁时），发现母亲因中风而昏迷（十五岁时），后来（十九岁时）母亲过世，照顾因肺结核而垂死的哥哥，哀悼哥哥的去世（十九岁时），目睹丈夫突然过世。这篇临床病例报告的前八页至少有十一处明确谈及死亡、垂死或尸体。在临床主诉中，埃米·冯·N夫人通篇都在明确地讨论她无处不在的死亡恐惧。
第三位病人，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疾病，在十八个月中逐渐酿成，在这段时期内，她照顾垂死的父亲，并目睹了家族无法阻挡的衰败：一位姊姊搬到远方，母亲罹患重病，父亲过世。最后，在她挚爱的姊姊过世后，伊丽莎白小姐的病情全面爆发了。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为了让她加速对过往记忆和情感的回想，要求她探视姊姊的墓地。（这种方式很像布雷尔把治疗室布置成安娜·欧父亲的房间。）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一个情境能唤起早年久已遗忘的恐惧和无助的话，就会引起焦虑。与死亡有关的创伤当然会唤起病人深层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可是弗洛伊德对每个案例的结语，要么是忽略整个死亡主题，要么就是仅仅谈到丧失引发的一般性压力。他的构想焦点在于各个病人创伤的性欲部分。
所以，当伊丽莎白小姐的姊姊过世时，弗洛伊德帮助她认识到，在内心深处，她因渴望已久的姊夫现在可以娶她而感到欣喜（而随后又充满罪恶感）。有一项重要的发现：潜意识残存的原始欲望之所以埋藏在心灵的地窖，是因为它们不能见到阳光，当它们短暂地逃逸到意识中时，就会引发极大的焦虑，最终变成转化性症状。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每一位病人身上都发现了重要的冲突。需要仔细审视的是他遗漏的部分。父母、配偶或是某个亲密的人的去世，不仅仅是造成一般的压力，而是远甚于某个重要客体的丧失。它敲开了否认死亡的大门。假使就像弗洛伊德所推测的一样，伊丽莎白小姐在姊姊过世时想到，哪怕只是一闪念：“现在她的丈夫又自由了，我可以成为他的妻子。”那么，她更无疑能够想到的是：“如果我亲爱的姊姊死了，那我也一样会死。”并因此感到不寒而栗。安娜·欧对于父亲的死，埃米·冯·N夫人对于丈夫的死，都与伊丽莎白小姐情形相同，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必定会有一瞬瞥见自己的死亡。
弗洛伊德在后来对焦虑来源的构想中，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继续忽视死亡。他选定了丧失：阉割与遗弃——丧失阴茎与丧失爱。此处他的方式不太寻常。勇敢无畏的考古挖掘者到哪里去了？弗洛伊德总是穷根究底地挖掘——最早的起源、生命的开端、远古人类的方式、洪荒时期的原始部落、根本的驱力与本能。可他在死亡面前突然停下脚步。他为何不朝向遗弃和阉割的共同特征再往前迈出显而易见的一步呢？这两个概念都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石上。遗弃和死亡缠绕在一起：被遗弃的灵长类必然灭亡；被抛弃的命运必然是社会性的死亡，紧随其后的就是身体的死亡。从隐喻的角度来看阉割，也与毁灭是同义的；如果从字面来看（而弗洛伊德就是指字面的意思），也会导致死亡，因为被阉割的人无法在未来播下自己的种子，最终难逃灭绝的命运。
在《压抑、症状与焦虑》一书中，弗洛伊德简短地谈到死亡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然后又认为这太肤浅而不再予以考虑（稍后我会讨论精神分析对“深入”和“肤浅”的颠倒观点）。弗洛伊德有一段文字被理论家们无数次引用，他在其中阐释了为什么将死亡恐惧排除在焦虑的基本来源之外：
神经症的产生，实在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客观存在的危险而没有任何深层心理机制的参与。但潜意识似乎没有包含任何关于生命消亡的观念。在每天粪便与身体分离、因断奶而失去母亲乳房的经验基础上，阉割能够被图像化。但没有什么类似死亡的事情曾被经历过；就算有的话，比如昏倒，之后却没有任何观察得到的痕迹。所以我认为死亡恐惧应该类似于阉割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反应就像被原本保护它的超我（命运的力量）所遗弃，不再拥有对抗周遭所有危险的一切防护。 [96]
此处的逻辑实在是太勉强了。首先，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既然我们没有死亡经验，它在潜意识中就不存在表征。难道我们有被阉割的经验吗？弗洛伊德承认，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他声称，我们经验到其他等价的丧失——每日与粪便分离或是断奶的经验。显然，粪便—断奶—阉割的联结还不如与生俱来对死亡的直觉更合乎逻辑。事实上，以阉割来取代死亡，使其成为焦虑的一种基本来源，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攻击这样不堪一击的论点就好像攻击一位跛足的对手一样令我感到不舒服。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女性显然也有焦虑；要把阉割理论套用在女性身上必须花费极大的努力，这实在是精神分析心理玄学
的最大闹剧。
梅兰妮·克莱因直率地批评弗洛伊德对重要性的奇怪颠倒：“死亡恐惧会强化阉割恐惧，而不是类似于阉割恐惧……因为生殖是对抗死亡的本质方法，丧失性器意味着维持和延续生命的创造力的结束。”克莱因还反对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中没有死亡恐惧这一立场，她接受弗洛伊德后来的假设，认为潜意识的最深层有死本能（自我毁灭的本能），但她认为：“死亡恐惧也存在于潜意识中，以对抗死本能的方式运作。” [97]
虽然有克莱因的异议，还有兰克、阿德勒等人的零星反对，弗洛伊德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导致几代治疗师对否认死亡的迷信。主要的精神分析教科书反映并延续了这一趋势。奥托·费尼切尔说：“因为死亡的观念在主观上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每一种死亡恐惧都是掩饰其他潜意识的观念。” [98] 罗伯特·韦尔德完全省略了对死亡的思考。 [99] 拉尔夫·格林森则从自我毁灭本能，也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的角度简短地讨论了死亡，随后便将其作为一种好奇心——一个大胆但不可靠的理论而不再予以考虑。 [100] 必要的修正只能逐渐发生，并由弗洛伊德学派以外（或是很快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工作者来进行。
弗洛伊德为何会把死亡排除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之外？他为何不认为死亡恐惧是焦虑的基本来源？这种排斥显然不仅仅是出于疏忽：死亡恐惧既不深奥，也不是难以捕捉的概念，弗洛伊德不太可能没有考虑（并且刻意回避）过这个议题。他在1923年明确地说：“‘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死亡恐惧’，这种夸张的表述毫无意义，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证明。” [101] 他的论据还是像以前一样令人难以信服：人不可能真正地设想死亡——因为自我的某个部分始终是活着的观察者。弗洛伊德再度得到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结论：“死亡恐惧就像良心的恐惧一样，是阉割恐惧的进化产物。” [102]
我们还需注意，弗洛伊德对死亡的忽略，只局限于对焦虑、潜抑和潜意识正式理论的讨论：简而言之，就是心理机制的内在运行方式——齿轮、轴承和蓄电池。
每当他允许自己自由挥洒时，就会大胆而积极地对死亡进行推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对死亡的态度》（
Our Attitude toward Death
）的深刻短文，其中探讨了对死亡的否认以及人企图通过创造不朽的神话来征服死亡。我先前引用过一些他的评论，提到生命的短暂如何使其更为深刻丰富。他注意到了死亡在塑造人生时所起到的作用：
在现实和我们的思想中给予死亡应有的地位，稍微突显潜意识中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小心压抑的对死亡的态度，难道不是更好吗？这不像是一种向更高成就的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像是一种倒退——退行；但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多考虑一下真相，使生活对我们来说再度变得更容易忍受一些。毕竟，忍受生活一直是所有生物的第一要务。如果错觉使生活更难忍受的话，就毫无价值。古谚云：“若欲太平，须备战争。”如果你想要保持和平，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在当今时代可以改成：“若欲生命，须备死亡。”如果你想要承受生命，就要为死亡做好准备。 [103]
“如果你想要承受生命，就要为死亡做好准备。”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病人承受生命。他的整个治疗生涯都投身于这个目标。可是，除了这句格言之外，他对于如何为死亡做好准备、对于死亡观念在心理治疗中的角色，始终保持缄默。为什么？
在指出弗洛伊德忽视了什么、批评他的盲点时，我们也必须要有反省的能力，才能看得更深入。也许他的视野比我们更广大，他有许多其他的着眼点；也许这个议题过于简单，以至于他从未觉得有必要从自己的立场提出全面的论述。但我相信我们最好仔细考虑弗洛伊德立场背后的原因。我认为他把死亡排除在动力学理论以外，是出于两个错误的原因：一是过时的行为理论模型；另一个则是对个人荣耀的不懈追求。
弗洛伊德七十五岁时，被问到谁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就像以前一样毫不迟疑地给出同样的答案——“布鲁克”。恩斯特·布鲁克是弗洛伊德在医学院时的生理学教授，也是他在神经生理学领域短暂研究生涯中的导师。布鲁克是一位冷峻的人，有着普鲁士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钢青色的眼珠，维也纳的医学生们非常惧怕他。（考试时每位学生都有几分钟的口试。如果某个学生不会回答第一个问题，布鲁克会在剩余的口试时间里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对该学生和一旁院长的拼命恳求无动于衷。）在弗洛伊德身上，布鲁克终于发现他是个值得栽培的学生，两人在神经生理实验室密切合作了几年。
布鲁克是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所建立的生物学思想体系背后的主要力量，并统领19世纪末西欧医学和基础科学研究。另一位奠基者埃米尔·迪布瓦·雷蒙德清楚描述过赫尔姆霍兹的基本立场，以及布鲁克对弗洛伊德的遗赠：
在有机体中最活跃的力量就是一般的物理—化学力量；对于现在无法以这些力量来解释的情形，要么需要通过物理—数学的方法找出其作用的特殊方法或形式，要么就需假设物质中存在某些与物理—化学力量同等重要的新力量，可以简化为吸引力和排斥力。 [104]
所以，赫尔姆霍兹的立场是反对生机论的决定论，认为人是由化学—物理机制活化的机器。布鲁克在1874年的《生理学讲稿》中说，尽管有机体与机器的力量来源不同，但都是物理世界的现象，由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力量所推动。认为推动有机体的力量有很多种仅仅是出于无知，“知识的进步将会把种类减少到两种：吸引与排斥。这些也都适用于人类这种有机体。” [105]
弗洛伊德采纳了赫尔姆霍兹关于有机体的机械论模型，并将其应用到心智模型的建构上。他在七十岁时说：“我的生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断心智机器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各种力量如何在其中相互作用与对抗。” [106] 所以，弗洛伊德对布鲁克的继承很明显：弗洛伊德的理论常常被挖苦指责为不符合理性，其实他的理论深植于传统生物、物理、化学的教义。弗洛伊德的双重本能理论，力比多能量的守恒与转换理论，以及在其成为精神科医生之前就坚信的决定论，都是出于布鲁克以机械观点来看待人类这一基本原则。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在对人类行为的构想中排除死亡这个问题。二元性——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基本驱力——是弗洛伊德建构其心理玄学体系的基石。赫尔姆霍兹的原则需要二元性。回忆一下布鲁克的说法：有机体内作用的基本力量有两种——吸引和排斥。潜抑理论是精神分析思想的起点，也需要二元性体系——潜抑需要有两种基本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整个生涯都试图明确这组推动人类有机体的相互对抗的基本驱力。他的第一个假设是“饥饿与爱”，具体表现在保存有机体个体和延续物种两者之间的冲突。绝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在弗洛伊德早期的理论中，自我和力比多本能之间的斗争是潜抑和焦虑的来源。后来，出于一些与此处讨论无关的原因，他意识到这种二元性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提出另一种二元论：根植于生命自身的根本的二元论——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性本能与自我毁灭本能之间。然而，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与心理治疗却是基于第一个二元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根据生死的二元性重新建构他的工作（唯一的例外是诺曼·欧·布朗 [107] ），而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也摒弃了第二个本能理论，因为后者会导致非常悲观的治疗立场。他们或是保持原先的力比多—自我辩证对立，或是渐渐趋向荣格的本能一元论——一种会侵蚀潜抑理论基础的立场。
死亡还没有发生，它是将会发生的事，是定位于未来的事件。想象死亡、为此感到焦虑，需要复杂的心智活动——计划和将自己投射于未来。在弗洛伊德的决定论图式中，互相冲突并决定行为的潜意识力量是原始而本能的。在心灵的电池中没有为想象和恐惧未来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预留空间。弗洛伊德很接近尼采的立场，后者认为意识的深思熟虑对于行为产出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行为是由潜意识的机械力决定的：意识的思考是在行为 之后 ，而不是之前；人觉得掌握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错觉。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才想象自己选择了行为，人需要把自己看成是自主、自决的生命。
所以，死亡无法在弗洛伊德的正式动力学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未曾经验过的未来事件，不可能如实地加以想象，所以它无法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也无法影响行为。在认为行为可以简化成两种相对的原始本能这种观点之下，没有死亡的容身之地。弗洛伊德成为自己决定论体系的囚徒，只能以两种方式来讨论死亡在焦虑的产生以及在人的生命观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是在正式体系之外［在脚注或如《关于当代战争与死亡的思考》（ 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 ） [108] 、《三具棺材》（ 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 ） [109] 这类“非正式”的随笔中］加以讨论；二是通过把死亡恐惧纳入更原始的（阉割）恐惧之中，或是通过把死亡的意愿归于所有行为背后的两个基本驱力之一，来把死亡硬塞进原有体系。但声称死亡是一种基本驱力并没有解决问题：它未能将死亡视为一个 未来 事件，忽视了死亡在生命中作为一个灯塔、目的地、终点的重要性，死亡既可以剥夺生命中的所有意义，也可以召唤人进入真诚的存在方式。
要发现弗洛伊德为何一直坚持明显束缚他聪明才智、迫使他采取扭曲立场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对弗洛伊德这个人稍做研究。艺术家、数学家、遗传学家或小说家的成果本身就已说明一切；研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动机，是一件奢侈的事——当然往往是愉快而有趣的奢侈，偶尔还会从知性上启发我们。但是，当我们要思考一个声称揭示了人类行为和动机最深层面的理论时，而支持这个理论的大部分资料还都来源于一个人的自我分析，那么尽可能深入研究这个人就不是奢侈，而是一种必要。幸运的是，相关资料从不匮乏：关于弗洛伊德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比任何其他现代历史人物都要多（可能除了伍迪·艾伦以外）。
事实上，关于弗洛伊德有大量的传记资料——从欧内斯特·琼斯详尽的三卷本、1450页的《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 [110] ，到通俗传记 [111] 、先前病人出版的回忆录 [112] ，以及一卷接着一卷的信件集 [113] ——人们可以从中仔细挑选，为任何有关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粗暴的假设做出辩护。所以， 读者自慎 。
我相信有许多迹象显示，弗洛伊德对决定论全神贯注的核心在于，他对于成为伟人怀有难以遏制的热情。琼斯的传记主要就与这个主题有关。弗洛伊德出生时包在胎膜中（羊膜未破）——民间传说这预示着获得名望。他的家庭相信他注定会获得名望：他的母亲从不曾怀疑这一点，称呼他为“我珍贵的西格”，在所有孩子中最喜爱他。他后来写道：“最受母亲宠爱的男人毕生都会觉得自己是征服者，这种成功的信心常常导致真正的成功。” [114] 这一信念还被早年的一些预言所强化：有一天在面包店里，有一位陌生老人告诉弗洛伊德的母亲，她为世界养育了一位伟人；游乐园里的一位游吟诗人从很多孩子中挑出弗洛伊德，预言他有一天会成为政府要员。弗洛伊德外露的智力天赋也强化了这一信念；他在体育课时总是站在全班的排头——事实上，根据琼斯所言，他总是占据这样的特权地位，而且几乎从未被质疑过。 [115]
没过多久，弗洛伊德就不再怀疑自己的命运。他在青少年时写信给一位儿时伙伴，说他的一篇作文得了优异成绩，接着说：“你不知道自己正和一位德国文学家通信。你最好把我的信仔细保管起来——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 [116] 就这方面而言，最有趣的是他在二十八岁时（刚刚进入精神医学领域）写给未婚妻的信：
我刚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会让一群还没出生、注定不幸的人感到心痛。你一定猜不出我说的是谁，让我来告诉你：就是我的传记作家们。我销毁了过去十四年来所有的日记，还有信件、科学笔记和出版物的手稿。只有家书留了下来。你的信，亲爱的，当然永远也不会被销毁。所有过去的友谊和伙伴都再度浮现在我眼前，无声地接受命中劫数……无论是我对世界整体上的想法和感受，还是对其某方面特殊的关注，它们现在都没有存在价值，必须被重新加以思考。我已经草草记下了许多，结果只是积攒了无数废纸，它们都快把我埋葬了，就像砂石掩盖狮身人面像一样。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些纸上记录的思想理出头绪。而且，在我生命中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之前、在我们相会之前、在我选择了我的天职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抛在脑后：它们已经死了很久，值得来一场隆重的葬礼。就跟传记作家开个玩笑好了；我们不该让他们太轻松。就让他们每个人相信自己“对主人公成长的构思”是正确的吧：即使现在，我一想到他们全都会陷入迷途，就觉得很有趣。 [117]
弗洛伊德借寻找伟大的发现来追求伟大。他早期的书信中谈到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想法，都是他考虑过又抛弃掉的。根据琼斯的记载，他因没有继续早期的神经组织学研究而没能得到其逻辑上的结论——神经元理论，因而与伟大擦肩而过。在可卡因的研究中，他又一次错过了伟大的发现。弗洛伊德在信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在此我要回顾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没有在年轻时就出名是我未婚妻的错。” [118] 弗洛伊德接着谈到，有一天他向一位医生朋友卡尔·科勒提起自己对可卡因麻醉特质的观察，然后便出城探望未婚妻好长一段时间。等他回来时，科勒已经完成了决定性的手术实验，因为发现局部麻醉药而声名大噪。
极少有人能与弗洛伊德的聪明才智匹敌：他有极大的想象力、无穷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可是当他进入职业成熟期时，却发现自己通往成功的道路受到不公而无常的阻碍。布鲁克不得不告诉弗洛伊德，由于维也纳的反犹太主义，他恐怕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学术生涯：大学的支持、认可和晋升都向他关闭了大门。弗洛伊德在二十七岁时被迫放弃研究，成为一名开业医师。他研习精神病学，并开始私人执业。“伟大的发现”现在成为他出名的唯一机会。
弗洛伊德对时间和机会渐渐流逝的感觉，毫无疑问能够解释他在可卡因事件中的不谨慎。他读到南美原住民从咀嚼可卡因植株中获得力量，于是把可卡因引入临床实践，并在维也纳医学会的演说中称赞此药对抑郁症和疲惫感的积极效果。他给很多病人开可卡因处方，并鼓励朋友（甚至未婚妻）服用。没过多久，当第一批关于可卡因成瘾的报告出现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学会的信誉直线下降（维也纳学术圈对弗洛伊德后来的发现不予理会，这件事至少能说明一小部分原因）。他开始完全沉浸于心理学。用他的话来说，解开心灵结构之谜成为他的情妇。他很快就得出歇斯底里症心理成因的一套综合理论。他对荣誉的期望有赖于这个理论的成功；当自相矛盾的临床证据出现时，他极度失望。他在1897年写给朋友威廉·弗利斯的信中谈到这个挫折：“流芳百世的希望是如此美丽，还有附带的财富、彻底的独立……这些都有赖于歇斯底里症理论是否成功。” [119]
零散的观察不够有意义。弗洛伊德追求的目标是包罗万象的心智模型。1895年，弗洛伊德还身兼神经生理学家和精神科医师时，他就感到即将发现心智模型。他在信中写道：
突然之间障碍移除，遮蔽消失，人们有可能从神经症的细节看出意识条件作用的完整方式。每一件事都各就其位，齿轮紧紧咬合，就像机器即将自行启动。神经元的三个系统，“游离”与“结合”状态的数量，神经系统原发与继发的过程，主趋势与代偿趋势，注意与防御两种生物法则，特质、现实和思想的指标，性心理集合的状态，性欲对潜抑的控制，最后是决定意识作为知觉功能的因素——整件事都连在一起，合乎逻辑。我自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 [120]
能完全满足弗洛伊德要求的发现，必须具备两个特征：（1）这一心智模型是一个全面的模型，并且符合赫尔姆霍兹科学判定标准；（2）是原创的发现。弗洛伊德的基本心智图式是创造力的产物：潜抑的存在、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思想和情感的生物基质——这在内容方面并不新奇（叔本华和尼采已就此开拓出一条大胆的道路），新奇在于它的周详，还在于它能够适用于多种人类活动，包括梦、幻想、行为、症状和精神病。（针对自己的前辈们，弗洛伊德曾说：“许多人曾和潜意识调情，但我是第一个和它结婚的人。”）弗洛伊德模型的能量成分（性力或力比多）完全是原创的——一种恒定的能量，在婴儿期和儿童期沿着预定的清晰阶段发展，它可能受约束，也可能是自由的，可能投注到客体身上，也可能溢出、受阻或是被置换。这种能量是思想、行为、焦虑和症状的来源。弗洛伊德非常坚持这个大发现，为了力比多理论，他牺牲了与几位最杰出弟子的关系，他们因为不能同意力比多在人类动机中绝对的核心地位，最终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显然，死亡在人类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作为焦虑的来源还是作为动机的决定因素，对弗洛伊德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死亡完全不符合他个人的动力学理论所需的条件——既不是一种本能（不过弗洛伊德在1920年又提出新的假设），也不符合赫尔姆霍兹的机械模型。死亡也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它就像《旧约》一样老旧；而弗洛伊德的目标并不是要加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一长串思想家行列。那里并没有他常说的“不朽的名声”。如果他能够发现一种迄今未知的人类动机来源——力比多，不朽的名声就会属于他。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正确地界定了人类行为中一项重要的因素。而他的错误在于过度投注于这一发现：他在力比多首要地位上的狂热投入过于武断；他将人类动机的一个方面提升到首要而排他的地位，并以这个单一的方面归纳人类在所有时代中所有个体的所有事情。
对立理论很快就出现了。弗洛伊德最富有创造力的几位弟子对力比多理论抱持不同的意见；到1910年时，荣格、阿德勒和兰克都选择离开大师的宠爱，而不愿接受他对人性机械化、双重本能的观点。每一位都提出另一种动机来源，荣格假定一种灵性生命力的一元论；阿德勒强调儿童对生存的关注，以及面对宏观的成人世界和宇宙时的渺小感和无助感；兰克则强调死亡焦虑的重要性，认为人类一直缠绕在两种恐惧之中：对生命（及其固有的孤独）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这些观点，以及后来的理论家如弗洛姆、罗洛·梅、蒂利希、凯泽和贝克等人的贡献，都能补充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但无法取而代之。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对心智建构了动力学模型。要把死亡（恐惧死亡和拥抱死亡）引入弗洛伊德的动力学模型，只需再次导入即可——死亡一直在那里，在阉割、分离与遗弃的背后。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其后的传统精神分析学派都过于肤浅了。后世理论家们提供了一股修正的力量，也因此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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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我与丈夫坦诚交流。
2.我欣赏自然之美。
3.我有一种个人自由感。
4.我努力与子女坦诚交流。
5.人人都喜欢我对我来说很重要。
6.我从生活中得到许多乐趣。
7.我诚实坦率地与人交流。
8.我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9.我活在当下，而不是活在过去或未来。
10.我有深入宁静的时刻。
11.我维护自己的权利。
12.我有精神上的幸福感。
13.我与朋友坦诚交流。
14.关于人生，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值得教给别人的东西。
15.我能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16.我的生命具有意义和目的。
17.宗教或灵性的信仰对我非常重要。
[23]
1.死人
2.生气的人
3.与朋友分离
4.密闭空间
5.感到被别人拒绝
6.感到受到反对
7.受到忽视
8.黑暗
9.身体畸形的人
10.犯错
11.看起来很愚蠢
12.失去控制
13.负责做决定
14.变成精神失常
15.考试
16.被别人碰触
17.觉得与别人不同
18.独自一人
19.在陌生的地方
20.公开讲话
21.噩梦
22.失败
23.进入别人已坐好的房间
24.从高楼往下看
25.陌生人
26.感到生气
27.权威人士
28.对话中的沉默
29.蠕动的爬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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