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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8月下旬，在海上航行了一年有余的赫克托耳号大型商船在印度西海岸的达布蒂河河口停泊。商船这一路从伦敦出发，绕过非洲之角，中途在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岛停了几次进行补给。对于那些沿河居住的印度人来讲，在达布蒂河见到欧洲商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往上游14英里就是港口城市苏拉特，那里是红海航线上的贸易中心。不过，眼尖的人会发现，这艘赫克托耳号与别的船不同。当时，欧洲方面与印度的贸易往来是由葡萄牙人垄断的，自从有了1499年达·伽马那次闻名世界的远航，这一传统便流传下来，而此时赫克托耳号的到来标志着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即将发生关键性转折。她是第一艘抵达南亚次大陆的英国船。
此次乘赫克托耳号前来的是东印度公司派来的代表威廉·霍金斯，此前他曾接受公司的委派前来做调研，当时是想探究与印度开辟新贸易渠道的可行性。1604年《伦敦条约》出台后，紧张的局势得以普遍缓解，至此英西两国的战争结束了。这时，东印度公司觉得，葡萄牙方面或许会允许其他国家的贸易商进驻他们所垄断的印度港口。再者，东印度公司近来在香料群岛的生意遇到了些麻烦，董事们正急着寻觅新的市场。霍金斯带着一封詹姆士国王写给莫卧儿王朝贾汉吉尔大帝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皇帝能赋予其“类似自由运输以及合理的安全与利益保障方面的特权”。
到了苏拉特，霍金斯一开始被告知当地总督“身体欠佳”，不能与之会面。（霍金斯在日记中写道，他怀疑这位总督身体欠佳的原因是吸食鸦片而昏迷，不是生病。）而后，接待他的人换成了苏拉特港务长。霍金斯在日记中记载：“我向其表明来意：想在苏拉特建立一家工厂，还带来了英国国王写给他们皇帝的信，信中同样提到了我刚刚所表达的意愿，我们国王希望能与他们的皇帝结为盟友，也希望莫卧儿能像其他国家的海关那样，允许臣民们自由往来、自由贸易；此次前来，船上装了些我们的商品，据以前来过这里的人的情报，他们有可能会购买。”
起初，对方听了霍金斯的提议后，反应似乎还不错。在与这位港务长会面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消息称，那位总督身体好多了，能接见他了。会面那天，霍金斯穿的是一身做工精致的红色塔夫绸套装，上面绣有银色花边。这身衣服是在伦敦专门定制的，就是为了凸显一种大使的气场。接着，霍金斯向那位总督递交了礼品，再次表达了与贾汉吉尔政权建立商贸关系的迫切愿望。霍金斯写道：“接待我时，他表情极为严肃，但大体上还算周到，向我表达了诚挚的欢迎，我也与之客套了一番。”然而，事实表明，这种所谓的欢迎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位名叫穆卡拉布·汗的海关官员扣留了霍金斯带来的部分“可售商品”，那些是他原本想卖给苏拉特商户的；其余的商品都落到了葡萄牙人手里，他们还抓了霍金斯手下的大部分船员，声称“印度洋是专属于葡萄牙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策划了几起针对霍金斯的谋杀行动，霍金斯只好带着两个人逃走，就此开始了经由陆路前往首都阿格拉的长途旅程。他希望莫卧儿大帝能更加开放地接受他的主张，同意与詹姆士国王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结盟。
最终，霍金斯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在阿格拉，他发现那里的建筑富丽堂皇，堡垒和宫殿都是用本地独特的红色砂岩建造的。（泰姬陵，即最为著名的象牙白大理石圆顶建筑将于20多年之后在此处开建。）亚穆纳河两旁有繁茂的热带花园，遍布八角形的水池、亭台楼阁及陵墓。结束了这一“苦难、辛劳、多灾多难”的旅程之后，阿格拉宛如梦中仙境。
与先前在苏拉特的会面相比，霍金斯与贾汉吉尔在宫廷里的会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苏拉特海关官员与那些葡萄牙人使霍金斯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售商品”，此时的他只能拿出一些像样的布料送给莫卧儿皇帝作献礼。好在詹姆士国王的信引起了贾汉吉尔的共鸣。“他用最为亲切的口吻对我说，”霍金斯后来这样写道，“他以神之名向我保证和承诺，他从心底认可并允准詹姆士国王在信中的请求，若国王另有他求，他会一并允准。”后来两人发现，原来他们都精通土耳其语，于是针对欧洲各国问题开展了一番长谈，后来双方终于达成了为期近四年的友好合作关系。
霍金斯从苏拉特逃出来后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可转眼之间，在莫卧儿大帝的仁政之下，他立即过上了富足体面的生活。贾汉吉尔封霍金斯为阿格拉的“常驻大使”。历史学家威廉·福斯特说：“皇帝赏给他400匹马，还有丰厚的津贴，他娶了一个亚美尼亚姑娘，跻身宫廷贵族。”霍金斯脱掉了那身破旧的塔夫绸套装，穿起了“穆斯林贵族的衣服”。
驻守阿格拉期间，霍金斯可是为古老的“东方主义”文学流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欧洲人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莫卧儿上流社会富裕程度的惊叹。在那里待的那几年，霍金斯日记中一半的内容都是在详细描绘莫卧儿王朝的奢侈生活方式。霍金斯这样写道，“他拥有如下诸多宝物”，紧接着，他便细数了这位皇帝的“金币”“各类宝石”“黄金镶嵌的珠宝”“各种奇珍”，一直说到那金碧辉煌的宫廷：
这么说吧，大厅里有5把椅子，其中3把是银子做的，2把是金子做的；其余大概有100把椅子，是金银混制的。总共105把椅子。有200只珍贵的玻璃杯。还有100只价值连城、嵌有珠宝的酒瓶。有500只酒杯，其中50只非常昂贵，更确切地说，是由整块红宝石、绿宝石、绿松石及其他各种珍贵的宝石制成的。有珍珠链及各种昂贵的宝石链，还有珠宝钻石戒指，红尖晶石的，红宝石的，老式绿松石的，数不胜数，恐怕只有管家能知道具体的数量。
霍金斯着实被莫卧儿大帝那数不尽的金银珠宝震撼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当时欧洲与印度在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意识框架：很多欧洲人认为，在两种文化中，印度是更富有的一方。若仅凭奢侈品产值这一标准，二者的确没有可比性。当今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印度的人均GDP很可能接近1600年左右的欧洲，不过，南亚次大陆统治阶层的财富集中程度要比欧洲高很多。在绝大多数欧洲游客眼中，若拿社会顶层来做比较，诸如宫殿、皇家花园，以及所有外在的财富与文明形式，印度要更先进一些。
霍金斯在描述贾汉吉尔穿着的时候，有意地透露了莫卧儿大帝巨额财富的来源：
他拥有无数的钻石与其他宝石，通常每天都会换一款价值不菲的钻石……他还会戴极为昂贵的珍珠链，还有祖母绿与红宝石链。他的头巾镶有一颗珍珠和各种漂亮的钻石与其他宝石。历代祖先数次征战得来的奇珍异宝传给了他，再加上祖先们自己攒下来的财富，也全都给了他，难怪他会有那么多金银珠宝。此外，他手下那些贵族若是死了，攒下来的钱财和珠宝也都得归到他名下，之后他会拿出一部分给贵族的妻子和孩子们。今后的日子里，贵族的妻子和孩子们会从皇帝那里领取生活费。印度有的是银子，世界各国的人都拿钱买他们的商品，再拿回去卖钱。钱一流进印度就不流出了。
“钱一流进印度就不流出了”这句话可谓印度经济发展规划的标语。从罗马时代起，印度就已经对欧洲人用于贸易的商品（用来交换印度的香料、棉织物及其他特别受欧洲消费者欢迎的商品）不感兴趣了。如果欧洲公民想要在自家餐桌上见到胡椒，想穿上棉布衣服，就得拿金条来换。然而，印度却没有拿这些钱去搞运营，而是把绝大多数钱都花在了那些富丽堂皇的物件，也就是那些令霍金斯及同时代的人备感惊叹的物件上。历史学家约翰·凯伊这样写道：“印度痴迷于金银由来已久，他们恨不能把全世界的金子都搬回去，再把这些贵金属熔化，打成手镯，或用来购买织品及其他奢华的珍宝，完全无视它的经济潜力。”
黄金以货币的形式流入印度，最终却变成了一种装饰物，这就如同一个人中了彩票，结果把取回来的百元钞票当成壁纸贴在墙上做装饰。然而不得不承认，17世纪早期，莫卧儿大帝所推行的经济模式貌似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的目标是积累巨额财富，那么莫卧儿大帝所推行的模式，应该说是詹姆士国王及欧洲其他君主的提议与主张，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
不过，威廉·霍金斯不仅是詹姆士国王派来的代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一位未来的使者。他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家私营公司——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所以从长远来看，霍金斯与贾汉吉尔之间的会面意义重大：双方的财富积累手段不同，而此次会面为二者创造了第一个衔接点。人类最开始的财富积累手段十分老套，几乎跟农业一样历史悠久：首先要称帝（国王、大帝），接着就可以以税收或关税的形式从臣民那里收取一定的费用。一直以来，这种手段都很管用。贾汉吉尔那“数不尽”的珍宝便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而且是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显性收入。当时，这种程度的收入并不罕见。1600年，如果有谁想跻身这个超级富有的阶层，前提条件就是得伪造一个“皇室血脉”的身份。不过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几世纪以后，国家的首脑成了高级养老金的领取人，虽然生活富足，却大不如前。想真正赚钱，还要另寻他路。
所谓的他路，大抵上就是入股公司，成为它们的股东。现如今，《福布斯》富豪榜前100名很少见到皇室成员；排名靠前的那些超级富豪都是靠入股公开发行或半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赚钱的，他们要么是公司的创立者（比如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要么是投资人（比如沃伦·巴菲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兼詹姆士国王的大使，霍金斯要同时服务于这两大雇主。他发誓效忠于英国国王，而这位国王所提倡的维持统治的封建经济模式与贾汉吉尔所提倡的经济模式的意图是类似的。但同时，霍金斯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绝大多数人眼中，这家公司是人类商业史上的首家股份制公司。
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莎白一世授权，一个名为“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的“法人团体”正式组建。英国社会中广大的富人阶层拥有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者可以获得这家公司驻外企业的股份），这些人包括“伯爵与公爵、枢密院成员、法官与骑士、伯爵夫人与贵族女士、寡妇与少女、牧师、贸易商、店主与外地商人”
。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你如果想从这类刚刚兴起的全球贸易网中赚取少许利润，就得亲自跟随弗朗西斯·德雷克或者他同时代的同行去航海。（要么就得是皇室成员。）这种发行股票的方式给人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利，在伦敦，连咖啡屋都不用出，只需要买几只股票就可以。
最初，该公司发行的是“有期股票”，这要看是单程还是偶尔出现的三四程。比如，公司要筹集资金去香料群岛，如果行程顺利，所得的利润就可以按照原始投资比例分配给股东们。不过，到17世纪中叶，该公司的运营模式就变得跟当今大多数企业一样了：发行永久性股票，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一切经营行为进行投资。这一革新有两大好处，同时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好处是，从一个大的资金池中筹集资金就意味着，公司用巨额固定资产进行投机。比如，在世界范围内建造、运输船只，再到世界各地购买相应商品回来，卖给英国消费者。公司能够从普通公民那里筹集足够的钱，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就可以在没有国家直接监督与支持的情况下运作。（18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印度公司自身可以作为国家机构开展有效运营，它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与公司管理人员，控制着广袤的南亚次大陆地区。）第二个好处是，通过将股权分配给许多人，公司就可以将个人风险降到最低。如果有船只在从印度返航途中沉没，损失就会分摊到伦敦各投资阶层。不过，由于航运的资金来自许多小额投资，而非由单独某个皇室成员赞助，所以，沉船所造成的影响不会那么致命。
负面的影响就是，公开发行股票这种模式本身会衍生出二级市场。17世纪，股价会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兴衰而有所起伏，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股价的走向是上升的。1660—1680年，该公司股价翻了两番，大体上是因为那一时期的英国上流社会疯狂迷恋印花棉布。（17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要进口将近200万匹布料，相比之下，香料生意要逊色得多，想当初伊丽莎白女王还满怀期待地授予了该公司香料贸易权。）股价上涨催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财富。公司原本是通过传统的运营模式赚钱的，可以追溯到穆斯林贸易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前后差价便是所得利润。其中的一部分利润会以分红的形式给投资者。但同时，股票交易环节产生了另一种财富，从长远来看，这种财富更具诱惑力。你给东印度公司投资，不只是因为公司能为你赚取利润，还因为在其他投资人看来，你所持股票的价值要高于当初购买股票的成本。
所以说，1609年春，这两人在阿格拉的会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促使财富积累从原本的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从伦敦开始，最终席卷全球，因为到20世纪，股份制公司已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至少在私营企业领域是这样。与贾汉吉尔那些“绿宝石链和红宝石链”相比，霍金斯穿的那身塔夫绸套装很不起眼，不过，未来却是站在霍金斯这一边的。
虽然贾汉吉尔很喜欢霍金斯，但那些葡萄牙人想方设法地不让这个英国人插手印度贸易，就这样过了好几年。1611年，霍金斯离开了阿格拉，不久之后就在航行中去世了。直到1612年，莫卧儿大帝才准许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开设工厂。霍金斯的继任者托马斯·罗将贾汉吉尔的一封信护送到詹姆士国王手里，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条款：
我已向所有管辖内的领土与港口下达统一命令，接受所有的英国商人，把他们当成友好国家的臣民对待。无论他们想居住在哪里，都可以毫无约束地自由选择；他们所到的港口，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其他人，都不得前去滋事；我已向所有地区的负责人和长官下达命令，无论他们今后定居在哪座城市，所提要求，全部允准；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商品并运送回自己国家。
对于这家羽翼未丰的企业来讲，位于苏拉特的工厂的建立标志着它在印度领土上找到了第一个立足点。从这座小港口城市（近一个世纪以后，遭遇亨利·埃夫里掠夺的受害者前来此处实施报复行动）开始，英国人稳步拓展他们的领域，从他们在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定居情况就能明显地看出来。不久之后，整个南亚次大陆就都在东印度公司的掌控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