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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布拉灰岭从现今的巴基斯坦中心地域横穿而过，山峰高度普遍低于3 000米，相较北邻的喜马拉雅山脉略显逊色。此处绵延55英里的溪谷与峡谷嵌在布拉灰的石灰岩山脊中，浑然天成，是数世纪以来连接阿拉伯地区、印度河流域农垦区及垦区以外广袤的南亚次大陆的主要通道。如今，人们可以开车或乘坐火车一睹博兰山口的风采，这里因一条山溪而得名，经过溪水数千年的侵蚀形成了山口。这道山口的利用率并不高。1841年，一位英国军官在写给皇家地理学会的信中这样描绘：“若山峰高处积有雨水，那么水流就会不定时地几乎垂直地落下来，有如从天而降，所经之处的一切全部被冲走，没有任何预兆。我的一位朋友就目睹过这种场景，当时他看见一队人、马匹、骆驼及所有其他家当都被水冲走了……大概被冲走了37个人。”
公元663年，正值先知穆罕默德去世31年之际，一支穆斯林武装力量成功穿越博兰山口，沿布拉灰山麓进入了南亚次大陆区域的山谷。（他们的队伍中，可能还有几个曾给穆罕默德本人伴学的宗教门徒。）此次进军标志着穆斯林士兵首次接触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文化。穆罕默德去世后，这支愤怒的部队继续奋战了三十几年，这种坚持也算情理之中。通常来讲，伊斯兰教的诞生要追溯到公元622年，当时穆罕默德离开了麦加；到公元650年，穆斯林军队彻底清除了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占领了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等北非部分地区和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由此来看，伊斯兰教信徒必然会继续向印度进军。此外，穆斯林贸易商们早就在印度西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做起了生意，他们的商船穿越阿拉伯海，走的正是一千多年以后亨利·埃夫里走的航线。
然而，公元663年穿过博兰山口的那些士兵后来并没有开拓地盘。没多久，他们就遭遇了信德地区当时的统治者婆罗门人沙什的阻碍。不过，半世纪之后，穆罕默德·本·卡西姆成功反攻，统治了信德等印度河流域。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伊斯兰教信徒与当地统治者轮流统治这片土地。不过，除了北部的几个地区，这群外来的入侵者从未设法掌控过多的印度领土。这群穆斯林入侵者后来被称为“边地之卑贱种族”（mlecchas）：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用以隐喻地位低下的人，倒不算明晃晃的羞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塔尔沙漠（如今被视为巴基斯坦与印度两国的边界）这一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入侵。不过，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的确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依存关系网。在世界史上，伊斯兰教信徒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综合性贸易网，范围从西非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不过，要说在如此庞大的贸易网中哪条贸易线路的收益最高，恐怕要数阿拉伯地区与印度之间的马匹、香料、棉花这条贸易线路了（阿拉伯地区用马匹换印度的香料和棉花）。
后来，印度在这种全球性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本就有着称霸野心的伊斯兰教信徒如何能抵抗这种诱惑？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500年，按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这一指标来衡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或地区能比得过印度。
印度将大量的珍珠、钻石、象牙、乌木和香料运往世界各地，使自己实现了长达一千年的贸易顺差。说起来，还没有哪种商品能像染色棉织物那样能让全世界都感到好奇，而且倾囊购买，它在整个印度史上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棉花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印度河沿岸（现如今的巴基斯坦）出土的一只银制花瓶上贴着几块染色棉纺布。据悉，这种布料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纺织的，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棉纤维织物之一。希罗多德曾在印度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能产出一种纤维，比羊毛要美观，而且质量更好，印度人用它来做衣服”。
刚开始，棉花推动了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相传，同一时期的阿旃陀石窟壁画（与棉纺织技术的诞生大致在同一时期）上就刻有印度人使用单辊机把种子从棉纤维中分离出来的场景，这便是早期伊莱·惠特尼轧棉机的雏形。
然而，原本会让南亚次大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及改变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的创新技术，并不涉及种子与棉纤维的分离；后来，那些想拿棉花做纺织的地方都研制出了某种机械式轧棉机。印度棉花独一无二之处并非棉线本身，而是棉线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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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染料诸如茜草、凤仙花或姜黄使棉纤维上色这种工艺并不是发明机械装置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化学实验。棉纤维的蜡质纤维素本身是排斥植物染料的。（只有靛蓝那种深蓝色——得名于印度河流域，因为那里是率先使用这种染料的地方——可以在不用额外催化剂的情况下附着在棉纤维上。）将棉纤维转变成可以被除靛蓝色外的色调着色的纤维的过程被称为纤维的“动物质化”，之所以这样说，大体上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步骤都会用到普通农场动物的排泄物。染色工先要用酸奶将纤维漂白。接着，用一系列高蛋白物质——山羊尿、骆驼的排泄物、血液破坏纤维结构。再来，将金属盐与染料混合，形成一种能够渗透纤维结构核心的腐蚀性物质。最终便可以得到一种织物，
这种织物不仅可以被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还能在多次洗涤之后保持原来的色彩。
至于何时发明的这种工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大致上可以确定的是，应该不是由某个有创作灵感的染色工发明的，而是经过数世纪的摸索与尝试才逐渐发展成熟的。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进军南亚次大陆，这种带有色彩的棉织物太引人注目了，以至他手下的几名将军在描述战役场景时还特别提到了它。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在对其进行描述时
引用了将军们的话：“印度有一种植物，能长出成团的、成束的、毛茸茸的东西。用它做成的棉织品比其他料子的质地要好，颜色也更白……看来，这个国家能创造出很多美丽的色彩。”
亚历山大的部队从印度撤走之后对这种神奇的织物做了大肆宣传，使得人们对印度棉花痴迷不已，最终印度棉花浪潮席卷全球。人们之所以对印度棉花如此痴迷，大体上归结于它所具备的以下三种特质：织物柔软；能被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洗后不褪色。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织物能同时具备这三种特质。从亚历山大进军印度到幻想号与载宝船开战的两千多年间，人们一直在斥巨资挖掘、交易稀有金属矿藏，或者生产并售卖糖、胡椒之类较为贵重的调味品。但那一时期，没有哪种艺术品或产品产生的利润比得上印度染色棉织物。
从罗马时代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印度在全球贸易中是一股决定性力量，然而，在将自身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方面，印度其实只扮演了一个边缘性的角色。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显示，每一年，埃及与希腊会雇用120艘罗马船前往印度西南沿海地区，用金银换取棉花、珠宝与香料。到10世纪末时，航运网几乎完全被穆斯林贸易商掌控。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印度的社会群体生产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再由聚集在港口城市的那群穆斯林商人和水手把这些东西远销国际市场。
那么，印度为何不自己发展贸易网呢？这个问题让我们联想到了世界史上伟大的“如果式”思想实验之一。如果南亚次大陆在拥有丰饶的自然资源与创新技术的同时，还能拥有一颗开展海上贸易的雄心，想必在英国在18世纪取得经济飞跃之前，印度就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了。印度之所以不愿做贸易，是因为印度教信徒反对一切海上活动。《绳法经》中说，凡是进行“海上活动”的人，必失去其在种姓制度中的地位，若想解除这一惩罚，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忏悔：“每日第四餐只能少许进食，早中晚三次奠酒时均须净身，白日站立，夜间盘坐。如此以三年为期，才可消除罪过。”
虽短短几行字，却让人心有余悸。
有些历史学家辩称，尽管有这些戒律，但前几个世纪，印度精于海上活动的人要多于传统史学的记载。但不知为何，10世纪末时，穆斯林贸易船队突然涌进南亚次大陆，掌控起商品的流通来。早期，穆斯林对商贸的态度是开放、外向的，而印度的态度则是自闭、内向的。穆罕默德就做过商人，后来，他的信徒也发现，在销售优质商品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与买家建立一种联系，最终好实现传教的目的。（现如今，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几乎全部都是一千年前穆斯林经商的地方；那一时期，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征战者都会在军队留下来后排挤当地的宗教信仰。）公元1000年左右，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性的宗教，由于商业的促进作用，它对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新人持最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他们发现，他们在这些港口城市所接触的孤立文化令人困惑。11世纪的伊斯兰学者比鲁尼这样写道：“那些印度人坚信，没有哪个国家比得过他们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比得过他们的民族，没有哪个君主比得过他们的君主，没有哪个宗教比得过他们的宗教，没有哪种科学比得过他们的科学，他们极度傲慢，如果你跟他们聊起霍拉桑或波斯的某项科学发明或某位学者，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无知的蠢货或说谎者。若当时他们能走出去看看世界，跟其他民族交流一下，他们就会很快改变这种想法。”
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虽截然不同，但直到11世纪前夕，两者相当和谐地共存了一段时期。然而这种状态没能长久地持续下去。1001年，伽色尼王朝苏丹马默德对南亚次大陆发动了他的第一次袭击，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扫清这些异教徒，二是掠夺他们的宫殿与庙宇，以资助自己不断扩张的帝国。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相继发动了16次不同规模的袭击，1001年的是首次。3年后，他穿过了印度河；1008年，他冲进冈格拉城堡，掠走180千克金砖及两吨重的银锭。
马默德不只有贪念，还针对印度教所崇拜的圣像（icon）展开了无情的抨击。［“iconoclast”（反传统者）一词现如今偏褒义，形容那些异乎寻常之人，原指那些故意捣毁宗教象征的人。］1030年马默德去世，那一年，其军队向南推进，最终抵达恒河平原。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穆罕默德·古里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并首次使南亚次大陆受伊斯兰教控制，这种状态持续了5个世纪。
直到今天，穆斯林曾经统治印度的性质依旧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一些说法突出了穆斯林统治文化中宽容的一面，主要是围绕1526年在巴布尔的带领下掌权的莫卧儿王朝。莫卧儿王朝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繁荣与16世纪后半叶阿克巴大帝的上台执政有关，印度终于享有活跃的经济氛围以及限制宗教歧视。阿克巴是一名世界文学家，他任命了很多非穆斯林担任民事职务，还免除了一项专门针对印度教徒的税。他甚至尝试着创立一种名为“神圣信仰”或者“神圣宗教”的混合性宗教，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元素融合。不过，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实现。
1658年，在竞争并不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最后一位统治印度的穆斯林首脑登上了政治舞台，当时，亨利·埃夫里才几岁大。这位首脑的全称是阿布·穆扎法尔·穆希乌丁·穆罕默德·奥朗则布·阿拉姆吉尔，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奥朗则布。
大家可以把17世纪50年代的一幕场景想象成这样一个分屏画面：英国西部地区一个普通人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而5 000英里以外的某个地方，一个王朝的新任继承人刚刚登上孔雀宝座。这样两个云泥之别的人，无论是在地理空间、文化、阶级地位、信仰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没有任何交集。当时来看，二者不可能有联系，然而后续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与发展终将导致奥朗则布与亨利·埃夫里陷入激烈冲突。
这种不太可能的交集最终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生活圈。17世纪50年代末观看这一分屏画面的观众虽能见到埃夫里的出生以及奥朗则布上台执政，但他们不太可能相信伊斯兰教在印度的统治气数已尽，即将让位于大英帝国的军队，而且后者对南亚次大陆的控制将持续两个多世纪。那时的英国控制印度已是现代社会的既定事实，不太可能出现别的情况。但是，如果当初亨利·埃夫里的人生轨迹略有变动，恐怕英国控制印度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1] 更多关于染色织物的世界历史影响——价值纯粹是因为它的美学属性，见Johnson, Wonderland, pp. 17–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