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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老子》的中心概念，在《老子》中的主要意思是自然而然。自然而然是一种状态，因此，它是可感的，是事物的现象。这现象是事物性质的真实体现，所以，通过这可感的现象可以认识到事物的不可感的性质。能认识这不可感的性质，靠的是理性。因此，自然既是状态又是性质，作为状态，可以称之为自然界，作为性质，可以称之为自然性。《老子》的自然概念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
《老子》一书中，谈到“自然”的文字有四处，不妨引出，从中析出环境美学的因素。
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是《老子》一书最早出现“自然”概念之处。全段的意思是：最好的时代，人们不知有统治者的存在；其次，人们亲近他赞誉他；再其次，人们畏惧他；再再其次，人们轻侮他。诚信不足啊，人们都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悠然啊，极少发布指令。事情成功了，百姓都说，这是我自然而然办成的。
这段话说是论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从环境意义来看，论的是社会环境。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是美好的社会环境？《老子》认为，社会环境分为四种。第一种，百姓不知道有统治者存在；第二种，知道有统治者的存在，亲近他、赞美他；第三种，知道有统治者的存在，畏惧他；第四种，知道有统治者的存在，不是害怕他，而是轻侮他。百姓与统治者的四种关系反映出四种不同的社会环境。第一种是最好的，有统治者，百姓却不知有统治者，意味着统治者与百姓没有实质区别，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是最和谐的。第二种是次好的，百姓已经知道统治者与自己不一样了，知道要分彼此，但亲近统治者，赞美统治者。百姓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并且这种方式能够见效。因此，这种社会环境虽然不是最好的，也还是次好的。第三种，就谈不上好了，由于统治者对于百姓的残酷压迫，百姓畏惧统治者。畏惧只会加大统治者与百姓的距离，只会造成社会的动荡。第四种，明显不好。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已经超出百姓的忍受能力，所以百姓对于统治者就不只是畏惧而是轻侮乃至仇恨了。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仇恨，意味着人民起来反抗了，社会环境进一步处于动荡之中。
比较四种社会环境，不难看出，《老子》所持的标准是和谐。和谐是可以分层次的，大体上可以分为无界和谐与有界和谐。像第一种环境，百姓不知道统治者的存在，属于无界和谐，这种和谐层次最高。第二种环境，应该也称得上和谐，却是有界和谐。第三种、第四种均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了。
和谐的环境，当其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时，是什么样子？《老子》举了一个例子：统治者十分悠闲，极少向百姓发布指令，而百姓竟然也将事办成了。为何能将事办成，是听了上头的指令吗？百姓都说：我自然。“我自然”意味着不是按上头的指令办，而是凭自身的智慧、自己的本意办。这凭自身的智慧、自己的本意办事，就是自由。原来，自然的和谐带给人们最大的幸福不是别的，而是自由。
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故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希言”，少说话，其实就是不说话。《老子·第四十一章》中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希声”就是无声，与“无形”相对应。这个世界上，唯有人能言，因而“言”是人为的体现。虽然《老子》不一概地反对人为，但对人为是警惕的。《老子·第五章》说“多言数穷”
，意思是话说多了，事情反而办不好了。《老子》主“无为”。“无为”与“有为”相对。无为循自然而为，自然为自然而然，由事物本质驱动，如水之向下流，此种为不叫为。有为是反自然而为，此种为，只能发生在人身上。人的为与“言”相联系，言不仅指说话，也指思考，这其中就有许多违背自然的想法。按《老子》的逻辑，说得太多，也就是想得太多，而想得太多，违背自然的地方就越多，所以“多言数穷”。
强调“希言自然”，就是强调自然是与人为相对立的，自然具有客观性。
然而，人就不能做到与自然一致吗？能。《老子》用“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说明天地万物皆在变，人也在变。那么人要怎样变，才能做到合乎自然呢？《老子》提出“同”的哲学：“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王弼本《道德经》在此处为：“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从正面来说，就是得道、得德；从反面来说，就是失道、失德。这里，《老子》强调这种得失是乐得乐失，这就富有审美意味了。从环境与人的关系维度来理解《老子》这一思想，它是在强调人与自然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就会得道、得德，而且这种得充满着快乐——得的过程是快乐的，得的结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快乐的。
此章结尾，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强调信的绝对性。此章强调同于道，则于德要彻底；不彻底，就是不信。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所有论道的言论中，这段话是最为重要的了。它首先解释了什么是道。从功能上来说，道是天地之母，先于天地生。从构成来看，道为“混成”，具有多元性与整一性。从存在来看，道具有无限性，时间上无限，空间上无限；具有运动性，运动具有循环性。《老子》没有说明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描述来看，更像是物质的，那么它能不能被看到、被听到、被感觉到？这段文字没有说，但第十四章说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
。应该说，这道是不能感觉的，既然如此，又如何得知它存在？《老子》在十六章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这种方式有两个要点：一是心境准备，心中不存任何杂念，也不为任何杂念所动，是为虚极、静笃。二是观复，观万物的运动，不能只观事物的现象，还要观复——事物运动的规律。显然，这种观是理性的观了。通过长时间的观复，就可以得道。
这样，世界上就有四个重要因素了，这就是道、天、地、人。它们是什么关系呢？《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是效法，是遵循。四法中，最重要的是“道法自然”。前面说到道“先天地生”“为天地母”，应该说，道就是终极的存在了，但是，它又说“道法自然”，显然，道不是终极的存在，终极的存在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像道一样是物的存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吗？不是，自然不是物，它是一种状态，一种性质。作为状态，它是合乎本性的存在；作为性质，它为事或物的本性。“法自然”的意思不是去法某物，如人之法地、地之法天、天之法道，而是法一种存在方式——合乎事物本性的存在方式。凡事凡物能以合乎它本性的方式存在着，它就是合道的。“道法自然”不是说道的作为，而是对道的最为彻底的解释。
《老子》说的“四法”，从人开始。事实上，所有的法，均为人之法。地怎么法天？还是人去法。天怎么法道？也还是人去法。同样，道之法自然，也是人去法。《老子》此章的落脚点，其实不是道法自然，而是人法自然。人法自然，首要的是释放本性、实现本性，与周围环境实现无界的和谐统一。这当然具有很大的理想性，甚至空想性。人与环境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实现人与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总是人类不懈的追求。
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这段话的要点有三：一是道与德的关系，《老子》认为是体与用的关系，道为体，德为用。道是事物成就的内在根据，德是事物成就的外在实现。二是道德与生命的关系，道也好，德也好，都是生命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因素与动力。只不过，道更多地是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具体来说，就是“道生之”，而德是生命发展的动力。三是道德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老子》提出一个重要命题：“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也好，德也好，都是命。何谓命？本性。就是说，道与德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提出了宇宙万物运行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存在、而生存、而发展的。事物的本性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与它的关系。像人，要生存，因此不能不食用某些动物与某些植物，但是，这种食用必须限制在生态平衡圈子里，超过这个圈子，人就会受到来自自然界的惩罚。因此，《老子》说的道、德、命、自然等概念均涉及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生态平衡。《老子》既从最为宏观的维度——“道”的维度来谈自然界的规律性，又从最微观的维度——“命”的维度来谈自然界的规律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它说“道之尊，德之贵”是“常自然”。为什么要用“常”字？难道道与德只是常自然而不是都自然吗？也许《老子》认为，道与德的“法自然”也只能永远是进行时，宇宙的一切都在变化，没有静止，因此，也就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