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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通常指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段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段是史前，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第二段为夏商周三代。通常将夏代定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始。夏代的开始时间，历史学家定为前2070年，夏代灭亡时间约为前1600年；商代开始时间约为前1600年，灭亡于前1046年；周代开始于前1046年，灭亡于前256年。前221年，秦帝国统一全国。虽然先秦历史很长，但文字使用的时间不是太长。目前能让今人确切认识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是用刀刻在牛骨或龟甲上的，每片龟甲或牛骨所刻文字不多，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西周以后，人们将文字刻在竹简上，这就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思想了，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爆发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势。在思想的交锋中，形成了道、儒、墨、管、法等多家学说，中国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奠基于周朝。
道、儒、墨、管、法等多家的环境美学思想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概念没有分化，均统一在“天”或“天地”等概念中。“天”“天地”是极为笼统的概念，具有五义：宇宙（自然与人），自然（天与地），资源，环境，神灵等。论及天地时，各家均不同情况地融会自然哲学、资源经济、生态保护、伦理象征、审美欣赏、家国情怀等多种意义。
第二，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源自史前的具有巫术色彩的自然崇拜意义。天地，对于人们来说，不仅是生存之本、生活之处、发展之源，而且是人的总管，是命运的代名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周易》这样的哲学著作，论及天地时也会联系上鬼神概念。比如乾卦的彖辞阐述人与天地的关系，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第三，明显地具有农业生产依赖与顺应于天地自然的意义，这种依赖与顺应明显地具有功利意义，因而与富民强国相联系。
虽然道、儒、墨、管、法五家在环境问题上具有以上所说的三个共同特点，但它们也还存在一些分别，这些分别不是观点与立场上的对立，而是看问题所侧重的维度不同。相对而言，道家对于天地、自然的看法更多地具形而上的意义，而儒、墨、管、法四家的环境观虽然也具哲学的意味，但更多地具形而下的意义。
先秦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天地为本、尊天顺地、生态保护、风水意识、朴素生活、自然大美、家国情怀等。
一、天地为本。先秦诸子百家都对天地持有敬畏的态度，在天地与人的关系上，都将天地看成人之本，即认为生命、人均来自天地。《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荀子亦说：“天地者，生之本也。”
人虽然来自天地，但是，人不同于其他同样来自天地的生命。《礼记》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一句话，“人为天地之心”。人的这样一种特殊地位，让人具有参与天地化育的能力，《周易》称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老子》称天大、地大、人亦大。从环境学的角度理解这些论述，它启示我们：一方面环境决定人，另一方面，人也反作用于环境。
二、尊天礼地。这同样是先秦诸子百家共同的观点。尊、礼不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实践。这一观点存在的前提是天人相分，即承认天地是绝对的，高于人之上，它的运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华哲学重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有实践上的意义，即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也有精神上的意义，这精神上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崇拜以及自然神灵崇拜，一种是具有审美意味的物我两忘、神与物游。“天人合一”的意义非常多，在《庄子》那里，主要是适性养生，返朴归真；在《韩非子》那里，则是重视自然人性，以它为基础建构法制，韩非子提出“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似是消极，实是积极；在《管子》那里，则落实到农业生产上去，强调“务在四时”；而在《荀子》那里，则扩大到人的全部实践，不仅是生产实践，还有政治实践，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所有这些学说，均不同程度地含有重视环境的意义，但也不单是重视环境的意义。
三、生态保护。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生态理念，却懂得天地是一个严密的生命系统。人作为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一，与他物息息相关。人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兼顾物的发展。《礼记》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这种万物一体观念之下，西周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山、河、湖都有专门的看管人，他们不仅负责资源的采集，而且也负责生态的保护。《礼记》记载有周朝的生态保护的制度：“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先秦诸子百家有诸多言论表面上看似与生态无关，细品却具有生态保护的意义，如《老子》的“无为”论，它包含着对生态平衡规律的尊重。《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此种阐述的落脚点在维护山之性上，这种“山之性”究其本是生态的。在这里，孟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美学观点：美在生态。
四、风水意识。风水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汉代，但其萌芽在先秦，《诗经·大雅·公刘》说到择地：“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这是阴阳概念在相地中的最初记载。阴阳概念产生于《周易》，可以说《周易》是风水学的经典。阴阳学说与战国后期邹衍等提出的五行学说相结合，构成了风水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五、朴素生活。朴素理论创始人为老子，老子提出“见素抱朴”。他说的“素”与“朴”均是“道”的代名词，还不能理解为现代汉语中的朴素，但是，朴、素的本质是本性。在老子看来，本性生存就是道，低于或超出本性的生存就是违道。正是基于此，他反对“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因为它们是伤害人的本性的。这种阐述就与现代意义的朴素概念相联系了。崇尚朴素生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理念，其中以墨子最为突出。朴素生活的特点是尚俭，奢侈生活的本质是尚费。这就涉及环境保护了，环境与资源具有重叠性，对于资源的浪费意味着对于环境的破坏。
六、自然大美。先秦诸子都热诚地推崇自然美，他们所用的相当于自然的概念是“天地”。庄子说“天地有大美”，《周易》整体可以看作一曲天地颂歌。先秦时期，对天地自然的肯定与赞颂，已经开始有了重哲学、重伦理、重生态、重功利、重审美的多种区别。
七、家国情怀。中华民族的环境意识鲜明地体现出家国情怀。《山海经》展现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华夏家园之美，所描述的华夏家园既神秘又壮丽，它着力歌颂的昆仑山，是华夏家园的中心。《列子》详尽地描绘中国的位置、版图，而且极赞其壮丽。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同样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感兴趣，他提出“大九州”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山海经》《列子》及邹衍所说虽然只是传说，但足以体现出这些传说的作者与宣传者的中国意识：中国是伟大的，是神奇的，是美丽的，是天地中心。周朝将资源与人口一并纳入政府管理，具体主管的官员为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的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这说明，周朝有着鲜明的国家意识，包括国土意识、国民意识和国权意识。关于人民在环境中的生活，先秦的典籍也有着丰富思想。《论语》提出“安居”观，这安居含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意义。《诗经》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人民在具体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诗中的自然风物、人情风俗显露出浓重的家园感。《楚辞》主要是屈原的羁旅诗。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虽然他的去国含有政治上的意义，但他诗中显露出的家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意义，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精神力量。
概言之，在先秦，很难说有系统、完整的环境美学体系，但诸多学说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华环境思想包括环境美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在后代，一些继续在形而上的层面发展，更多的则落实到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之中去，成为城乡规划、建筑、园林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