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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庄子》的逻辑是这样的：天与人本是一体的，即天与人一，但是，由于人在天地中脱颖而出，破坏了人天这种整一性，如何克服人与天的分割是庄子全部哲学的内容。从理论上说，要让人回归到天，但是，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肯定人的文明创造成就的基础上回归于天，也就是说，不是让人变回到动物，而是让人超越动物而回归到天。这样，问题就显得复杂而艰难。《庄子》理论上的推进仍然立足于人性与天性的同一性，它将这种同一性不断地升华，由真到善到美，从而积极地推动人类自觉实现这一伟大的变革——人性的改造与人性的回归。
《庄子》将天人相合推到“乐”的高度，称之为“天乐”。那么，这“天乐”是怎样的一种乐？
《天道》给出具体的回答：
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虀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
按这段文字，天乐就是自然本身。这自然有两大功能：泽及生命，是宇宙生命之本；调和万物，是宇宙秩序之纲。这自然有三大特点：一是时空无限，二是创作天地之技能奇巧无比，三是其行为完全与仁义无关。
作为自然的天，是无知无觉的，它无所谓悲，也无所谓乐。将自然现象称为天乐是庄子的看法，为的是让人效法它。在上段引文中，庄子直呼天乐为“吾师”，明确地表示他就是按这种方式生活的，并且郑重地将它推荐给天下人民。他说：
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这四句话，对于合乎天乐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的概括。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状态，《庄子》有诸多不同的表述，此处文字中，还有“通于万物”一语，这是对于天乐之乐的本质最为精确的揭示。通不仅有达的意思，还有“一”的意思。通于万物，即与万物统一。怎么能与万物统一？万物在形态上是不能统一的，既为万物，形态就必然万，但它们的精神是可以统一的，统一在哪里？统一在道。
“一”可以理解成“和”。《天道》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认为有两种和，一种是与天和，一种是与人和。与人和，体现为“均调天下”，这是古代圣人尧舜所做的。那个时候，天下贫富分化不是很严重，百姓与部落首长过的生活差不多，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建立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然而它一直为儒家视为理想的社会。《庄子》对于这种社会倒是较少置否定之词，它否定的是儒家在推崇这种理想社会时连带推出的治国纲领——仁义。《庄子》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有利于百姓，它曾用“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批评过儒家仁义。它认为“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道”就是天道。“化其道”意思让人们认同天道。认同天道就是“与天和”，而“与天和”就是“天乐”。
那么，天乐之“和”到底是怎样的和？庄子提出诸多命题，这些命题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天乐之和。
如《庚桑楚》所云：“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
“一”即道，抱一即抱道。相似的表述有《缮性》中的“至一”，还有《知北游》中的“与物化者一”，这里的“一”是统一的意思，至一指与道达于统一，与物化者一即“与物化者”实现统一。
又《齐物论》中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并生”说明人与天地本为一体，但是，人出于自身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天地，“抱一”说强调“抱”，主张人应该积极地主动地回归天地的怀抱。
《缮性》云：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世界是“和静”的，万物是“得节”的，人是“无所用之”的，这种状态，《庄子》概括为“常自然”。
《刻意》说：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
“同帝”中的“帝”，为主宰，指道，与帝同即是与道同。同的状态像水一样清纯，像干越之剑那样珍贵。实际上，“同帝”是一种精神，此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虽然四达，其功能却是集中在化育万物上。
这样说来，天乐的实质还是一种精神。现实生活中过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能否做到“四达并流”，能否将精力集中在“化育万物”上。当生活超越物质进入精神，它就是一种境界了。天乐实质是一种人生境界。
《庚桑楚》云：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庚桑楚》在说明老子的养身之经为抱一后，又具体地分析如何做到抱一，最后说到“能儿子乎”。意思是能不能做到像婴儿那样？像婴儿哪样？庄子提出三点：“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婴儿整天哭而嗓子不哑，为什么？生命力强，身体各功能和谐达到极致啊；婴儿手总是握得紧紧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抟住全身的力量啊！婴儿整天瞪着一双大眼睛观察世界，连眨都不眨，为什么？因为他内心对这个世界感兴趣啊！
凡物皆有性，物与物之不同，全在于性。虽然性不同，但人与物仍然可以相处、可以共存。这里的关键是知物之性，并且在实际生活中，能顺物之性。《人间世》中说了一个故事：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这个故事说，养老虎的人是需要知道老虎的性子的，不能给它活的动物吃，因为这样会激起它杀生的天性；也不敢拿整只的动物给它吃，因为这样会激怒它去撕裂那只动物。豢养老虎，要知道它的饥饱状况、它什么情况下会发怒。虎虽然与人异类，但是它可以顺从饲养它的人，这是因为饲养它的人懂得顺着它的性子。至于它有时会伤人，那是因为人违逆了它的性子。
养虎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想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必须对环境的构成物的性质有足够的认识，并且知道如何去实现这种和谐。
《庄子》认为，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有时并不需要人去做什么事，只要人善于守住自己的本性就够了。《在宥》中，有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故事。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这“抱神以静”，是不需要做什么事的。接着他以自己为例：
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
这里，广成子强调的是一个“守”字，而且是“慎守”。能守就能“处其和”。为什么处理与天地的关系，不需要积极的作为，反而是需要看似消极的“慎守”？广成子说，这是因为“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既然如此，与其不明规律地乱为，还不如什么也不做地“慎守”。慎守其实也是一种游——心游。在心游中，可以实现与天地的统一。广成子说他自己“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
《知北游》云：
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处物不伤物”，只有视物如我才能做到。这段文字中说山林、丘壤常常“使我欣欣然而乐”，“乐未毕，哀又继之”，这就有些伤人了。按庄子的看法，人的情感虽然有悲有喜，难免不波动，但以不伤身为宜。怎样才能让情感不波动？就要做到“处物不伤物”，而“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在这里，庄子批评了一种人的一种处物方式，这种方式将物看成是人的旅店，这与我们通常说的旅游有些相似。人们将美好的风景看成是旅店，住过即观赏过，就离开了、丢弃了。庄子认为，人与物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物不是人的逆旅，人也不是物的逆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分割，双方永远不离不弃。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那就是要舍弃“逆旅”观念，将物即天地自然看成是人的家。人之处物，就是居家。物是人之家，人怎么会去伤物，而物又如何会伤人呢？
《庚桑楚》将这种物与人两不相伤的生活表述为：“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交食”——必然同生，“交乐”——必然共荣。这里的前提是克服人与物利害上的“相撄”，这就涉及生态公正了。在生态平衡的意义上，人与物的利益实现了统一。
从根本上来说，天乐指的是家居的生活方式。家居之乐即为天乐。环境美学最高概念是乐居，乐居在《庄子》这里即为天乐。
概括来说，天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是生活的常态，切合自然规律，同时也是生活的极致，切合人性的本质。这种和谐统一是物质的，体现为日常生活琐事，更是精神的，升华为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本质是：天地是我的家，环境是我的家。
建构这样一种家，是需要人作出种种努力的。《庄子》提出诸多的建议，希望人能够做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应该过一种虚静、朴素、恬淡、无为的生活。《天道》云：“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虚静中，虚更为根本。虚本来是道的性质，说道是虚的，实质上是说道是“无”。按生存论，这个世界的本根不可能为有，若为有，有之前还存在一个有，这“有”就不能穷尽。如果要认定宇宙有一个源头的话，它就只能为“无”。“无”是宇宙之源的逻辑设定。《天道》云：“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
虚不仅生出实，而且还生出静。静，是恒常、统一、稳定的意思。天地的外在形态，或者说它的现象是繁多而动荡的，然而它的本质是恒常、统一、稳定的。《天道》以水为喻，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大匠取法于静，这静即为道。静既然为道，所以“静而圣”（《天道》），又“静而动”（《天道》），这动，是循道而动，是“无为”之为。这样的“动”，可以称王天下，故“动而王”（《天道》）。
能够充分体悟天地虚静之德，并以虚静之德律己，在天地间的基本定位就清楚了。
《人间世》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在这里指心，庄子认为，人的心如果能效法道做到澄明空明，那吉祥就来到了。
朴素即本色，它是天地的基本性质。天地之德、天地之美均在朴素。《天道》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人效法天地，首先是要像天地那样朴素地生活。朴素地生活即据自己的本性生活。万物皆有性，凡据性的生活均是朴素的、合乎天道的，凡伤性的生活均是非朴素的、违背天道的。
人作为万物之灵，有一种远超其他生物的贪婪性，对于功名利禄、声色犬马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追求。如果这种兴趣和追求能够控制在合于人性的范围内，也不是不可以，但实际上往往超出了人性，这就不是朴素的生活而是奢华的生活了。对于这种伤生伤性的奢华生活，《庄子》是坚决反对的。
恬淡与朴素同义，只是它突出平易的生活、减省的生活。
朴素不易，恬淡更难，而恬淡较之朴素，境界更高。《刻意》云：“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恬淡作为人生观，在《庄子》哲学中具有精神超越的意义。《刻意》云：“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心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
达到这种程度，人就升华成真人、至人了。
就现实意义而言，恬淡的精神超越意义远不及它对平易减省生活方式的提倡。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能够养生，让“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而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然界，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环境。
无为是《庄子》中讲得比较多的概念。它所说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而是无刻意的作为。庄子认为天地最伟大的品格就是以无为成就有为。自然的伟大功能、伟大的美均是这种无为造就的。自然的无为是其道之所为，在自然，无为的合规律性是不需特意提及的。对于人要不要为、如何为，《庄子》在不同的地方有侧重点不同的表述。总的来说，《庄子》主张的“有为”，是切合天道的有为。这种“有为”，《庄子》名之为“无为”。因为这种无为之为是切合天道的，所以，它能“无不为”。人真能做到“无为”，就不仅能创造出善，而且还能创造出美来，正如庖丁解牛那样，其解牛的劳动成为美好的艺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在有些地方，《庄子》将这种“无为”的艺术称为“巧”。
无为，本是天地自身的作为。天地的律动，包括其生态平衡的运行，均是无为。天地的无为为人类提供了榜样，人以天为师，从根本来说，就是效法天的无为。这无为，就是不妄为、不乱为，并且“循天之理”（《庚桑楚》）去作为。
无为，不仅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从天地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而且有助于保护作为人类生存基础与生活环境的天地自然。
天地本来无所谓乐与不乐，乐是人从天地自然的和谐之中体悟出来的。人从天地自然的和谐中体悟出乐，很自然地，就以天地本身的和谐为效法的对象，试图创造出这种乐来。人对乐的创造，是分为人乐与天乐两个层次的，不管哪种乐，其实质均是“和”。虽然人乐从境界上来说低于天乐，但人乐的创造，也必须取法于天乐。不管哪种乐，都是人“法天贵真”（《渔父》）的产物。
天乐，可以将其看作精神境界，也可以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虽然具有理想性，但也存在现实性；它虽然已经升华为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从环境美学的意义来理解，就是“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