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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始，长期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秦朝的统一虽然带来了短暂的政治稳定局面，可秦政实行法家的统治术，防民如防盗，以致秦时百姓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终于导致各地军民的造反，最终以刘邦为首的军事集团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及其重臣大多来自底层，历经八年的反秦战争、楚汉相争，他们深晓百姓的疾苦，以及百姓反抗压迫、剥削的力量，因此西汉王朝在职官制度和全国政区的设置上沿用秦制，在与民生更为切近的律法礼仪上则采取了与秦朝截然不同的做法，从而获得了天下百姓的支持，逐渐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把天下当成一个大环境来看，其中的构成可分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心境。
这种分法与常说的“天、地、人”所对应的环境稍有出入。一般可把天、地纳入自然环境，而人的部分则包括人文环境和心境。但也不尽然，由于古代文字含义的模糊性，天和地也并不纯属自然，它们也有人文的含义。这样，在具体使用这些概念时，只能依据具体语境使用不同的含义。须指出的是，人文环境与人的物质活动关系最大，在其形成过程中起最大影响作用的是国家的政策。汉初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休养生息”，在其他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无疑对天下这个大环境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能促成统治者形成如此决策的动因在于其核心思想的认定上。
战国末年，秦始皇采用韩非子、李斯的法家学说，确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方略，为征服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法家治民“严而少恩”，思想方法缺少灵活性，在战争时期其恐吓手段会奏效，一旦用来治国，从决策到行动单一性的弊端就暴露无遗。如追溯秦王朝最终的覆灭原因，恐很大部分可归于法家这种不得人心的统治方式。
汉朝初年，为不重蹈秦的覆辙，统治者进行了一番关于秦亡的讨论。
《汉书·曹参传》记载：“天下初定……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请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遇有重大国事，上下不敢轻举妄动，时时以史为鉴。匈奴单于曾轻侮吕后，樊哙请求发兵攻打匈奴，季布以为樊哙此举极端危险，他说：“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汉书·季布传》）
儒学在汉朝初年曾试图进入当权者的视野，为此与道家发生争执，
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论争的结果是儒学落败。最高统治层大多出身草莽，不习惯儒学的那套繁文缛节。汉高祖刘邦见儒生动辄大骂“竖儒”，甚至以溲溺儒冠，司马迁明确说“沛公不好儒”（《史记·郦食其列传》），原因是“（天下）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陆贾列传》）。加上刘邦周围的一批大臣如陈平辈学的是黄老之术，
儒生更是没有进阶的时机。直接以儒生的身份去见刘邦的，大多没有好下场。擅长《诗经》的申公，曾在刘邦过山东时率众弟子“见高祖于鲁南宫”（《史记·儒林列传》），结果无功而回。著名的儒者叔孙通，开始以儒服见刘邦时，被刘邦嫌恶，只好改变饰服，穿楚制的短衣，才得到“汉王喜”（《史记·叔孙通列传》）。从历史的进程看，儒学在汉初还找不到其发挥作用的位置。
这样，凭着一种常识的判断，从历史上出现的显学中启用与法家截然相反的黄老思想“无为而为”的统治方法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汉书·曹参传》载，在争论学儒无果的情况下，“闻胶西有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结果，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三年，获得了很高的成就，“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又有了明显的治国成效，统治阶层一度读黄帝、老子成风，如《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把黄帝和老子合称，在当代的考古发掘中也有明显的证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中，被称为《经法》的黄帝书和《老子》一书就合抄在一起。
老子的思想已充分表达“守静”“贵柔”之义，汉人之所以要加上黄帝，除了两者学说的相似，更是为了增加权威性和说服力。在《汉书·艺文志》中，属道家类、和《老子》放在一起且与黄帝有关的书，主要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相》等。《隋书·经籍志》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清静无为”能“治民”，在《老子》第三十九、四十五章和五十七章中出现的“天清”“地宁”“清静为天下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等说法无疑启发了统治者。在知识界，受道家影响，汉代有了新发展，作为新道家的代表，陆贾的《新语》大受欢迎。《新语》指出秦政“有为”“多为”的弊端，即：“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
《新语》这种著作大行其道，表明整个统治层在处理民生诸多问题上有广泛共识。从另一角度讲，黄老之学之所以能被统治者接受，实际上与汉初最高统治者刘邦在起事以后所发布的政令以及其已获得的相应绩效有关。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早在入关时，就对支持他的蜀、汉百姓免租税两年，参与关中作战者，则全家免徭役一年。这些政策极大地争取了民心并鼓励了士气，为汉军争取最后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战争刚一结束，天下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社会各方面秩序和进一步巩固政权，刘邦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
（1） 高祖五年（前202年），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汉书·高帝纪下》，下同），战争已结束，遣送军人回家发展生产，一举两得。
（2）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诸侯子”即入关灭秦的战国时东方诸侯国人，愿意留在关中继续生活的，可免除徭役12年，如回家的则只免徭役6年。
（3） 恢复秦时百姓的田宅。“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4） 原先因贫穷自卖为奴的，恢复其平民身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5） 推行军功爵制，按功劳分封田宅。“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此外，高祖七年（前200年），针对战争导致人口锐减的情况，规定凡增添丁口者可免徭役二年；十二年（前195年）二月，诏告天下减少赋敛；税收方面，高祖实行十五税一。
这些经济措施，与民休息，有效扭转了秦暴政下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为汉朝走向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休养生息”的核心意思就是汉初统治者不再像秦王朝那样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而是实行宽松的政策，激发老百姓发展生产的信心，给他们更多的实惠，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局面，新兴的政权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此相应，统治层的生活也不像秦朝那样穷奢极欲，而是主张节俭。汉高祖就曾下诏减免进贡中央的贡物：“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汉书·高帝纪下》）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益。针对官俸与民给的紧张关系，汉文帝就曾感慨：“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文帝想建一露台，因要花十金（约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而最终取消。文帝在免除各地进献方面更为彻底，他曾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之后，宣帝在节约宫中开支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他把宫中乐人遣送到田间务农：“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
元帝也深深体恤百姓疾苦，尽量减少宫中的费用，诏书中说：“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宫中的修缮常常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占去大量农作时间，因此减少这方面的活动，有利于安民兴业。
汉初这种与黄老思想相符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并非“一无所为”、放任自流，而是建立制度，《史记》记载：“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萧何在参考秦法的基础上，作著名的《九章律》，成为汉朝制定法律的根据。韩信删原先182家兵法为35家，使军法变得更为简明。张苍为汉朝重新制定度量衡，历法则沿用秦朝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律法章程对整个国家秩序的正常运作关系重大，相比之下，礼仪不太实用，叔孙通起先就不受刘邦及其部下的欢迎。可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政治文明的完善逐渐提到议事日程，刘邦开始重用叔孙通，让他为国家各种重大活动制定礼仪，从而营造了一套礼制环境。
叔孙通先用他的弟子和招募来的人进行朝仪的预演，他们在野外用绵索围了一个圈，插上茅草当作君臣的座次，模拟仪礼的排练。一个月后，请刘邦去观礼，刘邦认为效果不错，要求大臣们依样操练。汉七年（前200年）十月（即正月），长安举行长乐宫落成典礼，大臣们都去祝贺。天刚亮，文武官员按等级次序先后被引进殿。殿内早已排好车队，布置了兵器，并且升起了旗帜。随着一声令下，殿下的数百个郎中列队整齐排列在台阶两旁，随后功臣、王侯、将军和军吏向东方站立，而以丞相为主的文官们则向西站立。等一切都安排妥当，皇帝才坐着他专用的辇车出场，他身边的侍从拿着旗帜示意，然后领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朝贺。臣子都一改以往狂呼乱叫的习气，肃然起来。等行礼结束，又按照严格的礼法在殿上摆酒。那些地位较高的大臣叩伏在席上，然后按爵位的高低一个个起身轮流向刘邦祝酒。君臣酒过九巡，谒者喊：“停！”大家安静有序地退出。整个朝会过程大家都忌惮一旦犯错就会被管纠察的御史赶出的规定，因此没有出现喧哗失礼现象。刘邦说：“我到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
刘邦的这种喟叹，自有缘由。在他即位之初，仪礼同样是叔孙通所定，可是在举行登基仪式过程中（汉五年，即前202年），“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很没体统，刘邦极为担心。这一乱象，贾谊在《治安策》中从服饰的角度也曾指出，他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沿用了孔子当年批评季氏僭越礼仪的思路。刘邦任用叔孙通，经过两年的整顿，政治运作开始变得井然有序，大臣逐渐抛弃当初草莽英雄的习气，熟稔了在另一种政治氛围下该具备的言行举止。这一转变，预示了统治者从“马上夺天下”到“下马治天下”工作重心的转移，也预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有序局面的到来。从刘邦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仪式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它除给人一种仪式的赏心悦目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当权者彰显权力的欲望。权力不只是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发号施令，很多时候是借助仪式的铺排来展现的。权力欲越强烈的统治者，仪式感也越突出，有时为达到某种梦幻痴迷的效果，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展示。秦始皇到达权力巅峰时，凡遇节日、重大活动以及出行时，就极为注重参与的车队、人数、装饰以及运作环节等诸因素形成的庞大场面来彰显他个人权威的存在。
西汉立国思想以及政治秩序的建立，在初期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维护整个帝国物质基础的稳定。从先秦开始，人们就认识到提供物质基础的活动是农耕生产。随着“休养生息”的初见成效和帝国统治的逐渐巩固，对一切物质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的认知也更为成熟，而这一识见就集中体现在《论贵粟疏》之中。
晁错向文帝献《论贵粟疏》的直接原因，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粮价降低，每石粟仅值十余钱，相比之下，商业活动却十分活跃，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强调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调整民生发展方向，成为当务之急。
在开篇，晁错对社会生产环境进行调整的思路直达问题本质，他认为君主的决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百姓生活的提高意义重大，是“开其资财之道”，这也是整个古代社会环境美学的核心思想之所在。君主拥有影响人文环境变化最大的话语权，所以对君主进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上疏能为君主所接纳，则不吝多说些与其国运长治久安相关的话。
基于此，晁错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粮食作为生存的根本，也是为政者务必时时关注的首要问题。而摆在当权者面前的现实则不容乐观，晁错向文帝指出，最值得担心的事是：在天下太平又没有出现连年水灾旱灾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粮食还是积蓄不足的现状。以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为例，全家能参加劳动的不超过二人，能耕作的土地不超过百亩，一年辛劳下来，收成只有百石左右。除了正常的开支，人情交往、生老病死、各种赋税，加起来所有费用都要从农业收成中支出。稍有意外，全家生活即陷入困境。相比之下，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用像农夫那样辛苦，却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利用商业赚来的财富转而兼并土地，直接导致农民无处安身，家破人亡。
针对这种情况，晁错指出当今的迫切任务是“使民务农”，而要老百姓专心务农，则必须“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把重视粮食与最切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凡交出粮食的百姓可以“拜爵”或“除罪”，其中“拜爵”这条途径更为重要和适用，它鼓励富人交出多余的粮食给国家，这样，政府有了足够的库存可资使用，就会减轻贫穷百姓的赋税，这就叫“损有余而补不足”；与此同时，民间由于没有了多余的粮食，商人无从流通，也就从根源上断绝了此类活动的可能性。
最后，晁错以极为诚恳的语气向文帝保证，如能依照他疏中所献决策进行，从最远的疆域算起，边塞士兵的粮食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边塞积蓄粮食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转而在各地郡县开始贮存粮食，等到郡县的积粮足够使用一年，就可以下诏书免收百姓的土地税。这样，皇上的恩泽犹如雨露一样真正普降到了每个百姓的身上，老百姓也就能更加勤于务农，到时就能实现“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的局面。
晁错所绘的“天下富乐”图，极为简明地指出了传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与老百姓生存密切相关的粮食生产，其丰足或匮乏直接影响到国运，因此，负责任的君主应该认真对付。对稳定的粮食生产起威胁作用的是商业活动，故必须加以抑制。晁错深深感到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身为生意人，整年不事田间生产，不受风吹雨打，却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世人竞相追逐的金银珠玉，其实用价值事实上就是在商业交易中凸显的，金银珠玉携带起来远远比农作物本身来得轻巧灵活，一物在握，人们就可以到处游荡而不受饥寒威胁。此外，金银珠玉还可以作为观赏物件，让人赏心悦目，再加上其资源稀少且不可再生，必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之物。晁错出于现状的考虑，提出“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玉石”的主张，阻止人们欲望的自然延伸，对保护农业文明有一定的意义，可视为一种小农意识。晁错所举出的五口之家，是从其运作失衡的状态来描述，如从相反的角度看，可推知汉代一般农户的幸福图式，即粮仓衣裳丰足、人情往来顺遂、能应对天灾人祸、老幼有所养育，这就够了，无需太过奢求。
晁错的重农策略产生了功效，文帝就曾亲自参加籍田大典以示重视生产，当然这种主张能大行其道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迎合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