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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口大量集聚的地方，也是欲望、权力和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裕，必定带来城市的迅速发展，并使城市的内质和外观为之一变。但若不加以节制，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最终导致城市的衰败和城市生活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和特权阶层的存在，以及阶级矛盾或权力斗争所引发的动乱、战争和朝代更迭，使得几乎所有城市的发展都难逃由兴起到衰败或由简朴到奢华、再由奢华转入萧条和荒废的循环。
唐代的城市发展基本上走的也是这样一条注定衰败、湮灭的老路。关于它的衰败和湮灭，多见于晚唐五代以后的历史记载和文学描写，而关于它的繁华和奢靡，则在晚唐五代以前就有很多记载和描写。这些记载和描写有的是歌颂和赞美，而有的则是讽刺和批判。如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人尚俭素。……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至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安禄山初承宠遇，竞为宏壮，曾不十年，皆相次覆灭。肃宗时，京都第宅，屡经残毁。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
唐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繁荣，大约是在开国之后的五六十年到灭国之前的七八十年之间这段时间。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从肯定的方面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彰显了为历代文人学者所赞美的“盛唐气象”；而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则也可以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国家衰亡，恶化了生存环境。城市中不断增饰的宫殿、寺观、宅第、别业等构筑物，不仅滋生了腐败（侵占土地、掠夺资源、贪污受贿）和浪费，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据唐代文学家李华《含元殿赋》一文的记述，大明宫含元殿中使用的建筑木材，是从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号称“择一干于千木”的荆杨之材。而且为了砍伐这些木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操斧斤者万人”，然后“朝泛江汉，夕出河渭”，运至长安，“拥栋为山”。
在唐代，由于对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以及城市中对燃料的需求，导致大量树木被砍伐。至玄宗时，长安周边的终南山、太行山已无大木可伐，不得不从南方转运。
在唐代，有关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的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崇丽”（以宏大、富丽为美），一是“尚俭”（以实用、简约为美）。这构成了唐代环境美学思想中一对突出的矛盾。
唐代一直有很多人提倡节俭，反对城市建设中的奢靡与浪费，如唐太宗、张说、辛替否、白居易等人。
立国之初，唐太宗鉴于前朝的教训而力主节俭。其《帝京篇十首并序》说：
余以万几［同“机”——引注］之暇，游息艺文，观列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奢极丽。征税惮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一作“山”——引注］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在这篇序中，唐太宗批评了自秦始皇以来“峻宇雕墙，穷奢极丽”的都城建设，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君王无德、自取灭亡的表现，是“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注重节俭和简约的城市发展观：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唐太宗写的《帝京篇》，主要思想是主张节制财用，与民休息，反对“淫放”或铺张浪费。唐代初期的城市建设也可以说基本上贯彻了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初唐时期直接接受了隋代的城市遗产，甚至拆掉了一些过于奢华的建筑；其间，新的建筑并不多。虽然，唐太宗时期已开始了大明宫的修筑，但这在当时是完全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太极宫地势太低，潮湿闷热，完全不适合居住。与此同时，当时的城市住宅也大多比较简陋。
唐太宗的上述思想在《贞观政要》中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自古帝王兴造，必须贵物顺情［即以百姓的需要为需要——引注］。……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
在这些谈话中，唐太宗反复强调的是奢靡败国，有害无益，为人君者必须正身节欲，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一切建设都必须以制欲节用、不损百姓为准则。
贞观二年（628年），有臣僚因太极宫卑湿，上疏请求营建新宫，太宗以“靡费良多”、不合“为人父母之道”驳回。随后，又多次发布诏书，倡导节约，如：
洛阳宫室，创自有隋，朕因其成功，无所改作。今屋宇湮坏者，宜量加修葺，使才充居处。自外材木，宜分洛州郭内贫民因水损居宅者。（《量修洛阳宫诏》）
朕闻上代无为，檐茅而砌土。中季华用，戺玉而台琼。燥湿之致虽同，奢俭之情则异。……南营翠微，本绝丹青之工，才假林泉之势。……爰制玉华，故遵意朴淳，本无情于壮丽。（《建玉华宫手诏》）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唐太宗对于城市建设的一贯主张是“遵意朴淳”，“无情于壮丽”；在他当政的时期，城市建筑很少，社会上普遍崇尚简朴，“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在他的影响之下，当时许多大臣的家宅都极其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不堪，如：“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为汉南一布衣，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又如户部尚书戴胄卒，居宅弊陋，连祭奠的地方都没有，太宗命有司特造一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逝时，因家中没有正寝，只能殡于旁室，太宗又命有司兴造。魏徵家中也无正堂，他生病的时候，太宗把自己准备建造小殿的木材给他营造正堂，并送上被褥。
但是很可惜的是，唐高宗、武则天执政之后，唐代的城市建设并没有按照唐太宗的预想去发展。由于国家的日益强大，城市建设包括宫苑、寺观、住宅等建筑开始朝着宏大、壮丽、奢华的方向发展。吕思勉说：“隋、唐两代，于宫室颇侈。以隋文之恭俭，犹营仁寿宫以劳民，而隋炀帝无论矣。窦琎营洛阳宫，失之壮丽，唐太宗毁之，而阎立德为营玉华、翠微二宫，徐惠不以为俭。此所谓作法于贪。至武后，遂大纵恣。中宗集群臣于梨园毬场，令其分组拔河，武崇训、杨慎交注膏作场，以利其泽。此真匪夷所思。至睿宗，又为金仙、玉真二主作观。中叶后，则穆宗于禁中造百尺楼，敬宗以钜金饰清思院。其仍世侈靡，不亦甚乎？”
很多有识之士对这种日益奢靡的风尚提出批评。如武则天在洛阳大营宫室，并于久视元年（700年）在嵩山行宫三阳宫避暑，至秋不还。张说上疏进谏说：“造设奇巧，诱掖上心。凿山疏观，竭流涨海，俯穷地脉，仰出云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哉？”
唐中宗当政时，宠爱其女安乐公主，任其强占民宅大造府第，又迷信佛教，致使寺庙林立，靡费过度，左拾遗辛替否就上疏进谏说：“当今疆场惊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识谷，而方大起寺舍，广营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栋梁；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臣闻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常体道以济物，不为利欲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
唐睿宗当朝时，崇信道教，花费大量钱物为其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建造金仙观、玉真观，辛替否又以左补阙的身份上疏规劝睿宗皇帝沿用“贞观故事”，停止建造宫观，把节约的财物周济贫穷、充实国库，并且说：“臣闻出家修道者，不干预于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
张说和辛替否的批评，基本上沿袭的是唐太宗的思路，即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危及民生的角度出发。可惜在当时奢靡成风的大环境下，这是一种相当微弱的声音，并未能让统治者回心转意，回到倡导简约和简朴的传统上去。而且，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帝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奢靡之风也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继续蔓延。对此，诗人白居易在早年写的讽谕诗中也有很多描写和批判。如：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伤宅》）
右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殁今移主。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素泥朱版光未灭，今日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杏为梁·刺居处僭也》）
与唐太宗、辛替否和张说等人一样，白居易的批评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但由于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他的批评又超越了一般的政治和伦理或社会批评的范围，而直接上升到了对人生意义的拷问，即：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是短暂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去营造富丽奢华的宅第既是巨大的浪费，也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一场人生悲剧，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占有这些东西，“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甚至在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占有这些东西，“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殁今移主。……素泥朱版光未灭，今日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认为，人能占有的只是自己的内心，“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除了“心”，没有什么可以长存不朽，因此，对于人居环境的经营，当以“俭”为贵，“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在此，“俭”成了一种因抑制欲望膨胀而使内心安定、调适和满足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