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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围绕居住和生活的目标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系统。大体上说，它可以分为外部自然环境、内部人造环境和城市生活景象三个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马立博说：“一般来说城市——长安也不例外——代表了一种脱离自然的状态，一种新型的、塑造出来的环境。长安城通过城墙与周边乡野隔离开来，城门在夜晚也是关闭的。”
在汉语中，“城市”一词是由“城”和“市”组成的，而“城”的本义是指用夯土筑成的、高大的城墙。自先秦至清朝，中国的城市都是带有城墙的，城墙内外仿佛是两个世界，在空间感知和景观构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高大而坚固的城墙，是一种人造的防护屏障，同时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分界线。它的存在，常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封闭的感觉，同时也加剧了“人工”与“自然”的分立和对抗。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古代，虽然城市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人工构筑体系，但这个体系通常又是以一个更大的自然背景作为支撑的。因此，城市的选址非常重要。选址不仅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形态，而且也造就了特殊的城市风貌。选址所框定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外部自然景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或人工环境的“自然化”，即一方面将城市置入自然，另一方面又将自然引入城市，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包括唐代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建筑在由山水组成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山水是构成城市外围屏障和景观的必要条件。而且相比之下，水似乎比山更早出现在城市建设中。按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说法，“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其证据有三：“（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像。明堂即是大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壕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吕思勉认为，靠水而居是最古老的居住理想：“文化进步以后，不借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借山以为险阻。……再进步，则城须造在较平坦之地，而借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往往依托的就是特殊的自然环境或山水环境。首先有所谓风水的考虑在内。风水、山水或外部自然环境本来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古代存在与价值合一的宇宙观念影响之下，又往往被赋予了吉凶、祸福、妖祥、贵贱等价值属性。如汉代青乌先生的《相地骨经》中说：“厚福之地，雍容不迫。……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山来水回，逼贵丰财。……山顿水曲，子孙千亿。……水过东西，财宝无穷。”晚唐著名风水师杨筠松的《撼龙经》说：“黄河九曲是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分肢擘脉纵横出，气血勾连逢水住。大为都邑帝王州，小为郡县君公侯。其次偏方小城镇，亦有富贵居其中。……两水夹处是真龙……外山百里作罗城。”又，其《疑龙经》说：“凡山大曲水大转，必有王侯居其间。……两山之间必有水，山水相夹是机源。……古人建都与城邑，先寻顿伏识龙关。”
这些看法，总的来说是强调城市选址要以大山大水环绕的平坦之地作为首选。就唐代的情况来看，城市选址也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的原则。长安和洛阳两都，都是山环水抱、植被丰茂、土地肥沃之地，它们不但有广阔的原野和充分的建设空间，还有由终南山、嵩山、渭水、泾水、洛水、伊水等形成的山水环境。
其次，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实用——防卫、安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如长安城的选址，汉代班固《两都赋》中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东），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南）。右界褒斜、陇首之险（西），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北）。众流之隈，汧涌其酉。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隩区焉。”
又，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说：“长安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
洛阳城的选址也大有讲究。古洛阳“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称。胡交《修洛阳宫记》云：“考极相方，实处天下之中。风雨所会，阴阳所和，而冲气钟焉。其川河洛，图书之渊，珍符是兴。其镇嵩高，孕秀生贤，神灵是宅。其浸瀍涧，伊水之利，环流灌溉。壤沃物丰，其地广衍。平夷洞达，万方辐凑。朝觐贡赋，道里均焉。奠位宅中，兹实帝王之居也。”
又，韦述说：洛阳“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顾炎武说：“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的西京和东都，都具有当时看来非常理想的自然环境。这种环境的选择既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同时也包括审美的考虑。
城市的内部环境主要由各种人造事物组成，包括建筑、道路、水体和绿化。水体和绿化虽然属于自然的因素，但也是人为改造和利用之后的结果，因此仍然可以看作一种人造环境。
唐代的城市建筑，从功能上说，有礼制类建筑（宫殿、衙署、寺观、祠庙）、居住类建筑（府第、民居、别墅）、商业类建筑（旅馆、驿站、酒肆、饭店、茶楼、市场、仓库）、文化体育类建筑（梨园、教坊、鞠场、教弩场）等不同的类型；从形制上说，有宫、殿、楼、阁、斋、堂、馆、亭、台、宅、坛、阙、观、塔、桥等分别。
唐代城市建筑的布局总体上看是比较注重规范和秩序，城市中的宫殿、衙署、寺观等建筑的平面布置与整个城市的规范化设计是一致的。这类建筑强调纵深层次，沿轴线依次布置有门、堂、室等建筑空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合院类似。唐代城市中的住宅建筑也是以四合院式建筑为主，通常为南北向，入口有门屋，门内设有影壁。前院正北面是堂，院落两侧有两厢及廊庑，堂后为室。从部分壁画资料来看，唐代的堂屋建筑有带楼层的，明清四合院中已没有这样的建筑形式。这种一楼为堂、二楼为室的做法似乎是早期建筑遗风。不少壁画中描绘的正堂建筑还是二阶堂形式，这种两阶的布置最早出现在二里头遗址所属的夏代后期，与周礼提倡的礼仪行为规范相适应，是一种古老传统的体现。唐代住宅建筑入口常用乌头门，这种门直到宋代仍然流行，但在唐代，乌头门的等级较高，一般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使用。
唐代城市建筑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祠庙还是住宅，都有一种园林化的倾向。园与居，休闲、游憩与居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城市面积大而人口少，可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多，唐代的各类建筑物周围大多有一定的、可用于建造园林的空地。而唐代城市私家园林的普及，也在美化了城市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改变了城市环境构造过于刻板的印象，并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代城市建筑的风格总体上看是趋于简洁明了而又不失宏大和庄重。中国建筑发展至魏晋时期仍然给人以夸张和神秘的印象，直到唐代才表现得真实、理性、自然。可以说，唐代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回归人间”的开始。相对于秦汉时期，唐代建筑体积逐渐缩小了，那种虚张声势、炫耀技术和财富的造型和繁琐的装饰减少了。建筑的风格经历了绚烂之极而逐渐归于平淡，而内外空间和那些感人的细节却日渐完美和丰富。
从总体上看，唐代城市建筑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在唐代建筑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结构或构造意义的单纯装饰物。其灰、白、红等简单的建筑色彩，暴露的结构构架，粗犷而飘逸的线条，构成了优雅、灵动的空间体系，并产生一种直击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唐代建筑也高度注重建筑的精神功能，善于营造宏伟壮丽的环境氛围，或善于借助周边层次丰富的自然环境将建筑的气势映衬和凸显出来。在注重精神功能的同时，唐代建筑也注重生活需求和生活情趣，善于将园林引入城市民居，使得民居建筑的空间细节更加丰富细腻、体贴入微，同时也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唐代建筑的艺术效果不依赖于夸张的尺度和繁复华丽的装饰，其美感由建筑空间形态和工艺技术表现出来，所体现的是建筑本身原真的美感。
但从时间上看，唐代城市建筑的风格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初唐时期，除宫殿建筑外，其他建筑物一般比较简朴，而自高宗、武则天朝以后，则逐渐转向宏大壮丽（建筑崇高、制作宏丽，主要指代表皇权的皇家殿堂建筑、代表神权的寺观建筑和代表政治特权的权贵元勋家的宅第）。安史之乱以后，文人和有识之士又开始倡导一种简朴的或者说更加自然、合宜的居住方式。因此，在审美上，唐代的建筑设计有两种不同的格调：一种是气势恢宏、富丽堂皇，一种是质朴自然、清幽雅致；前者规模比较大，如帝王的宫殿、佛道两教的庙宇、贵胄和权臣的府第等，后者规模比较小，如多数文人和百姓的私宅。
唐代的城市道路规划与城市布局相适应，其尺度也与建筑尺度相配合，具有笔直、宽广、宏壮的特点。城市内的道路主次分明且多呈纵横分布，其中的主干道直通四周城门，门上建有高大巍峨的城楼。道路、沿街建筑立面、道路两侧的行道树和道路末端的门楼、门道等，一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沿街景观。
除了城市内的道路，城市之间的道路有的也非常宽广，如西京到东都的御道。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时这条御道的两侧建有许多行宫，殿舍上千间，可知在当时，这是一条多么热闹繁华的通衢大道。杜佑《通典》卷七也记载了长安和洛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景象：“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城市之间的各种驿道和驿站形成了整个大唐帝国的道路交通景象。著名隋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说：“唐代全国官驿之交通网，已无全文可考，大致三十里一驿，全国驿计一千六百三十九。”
唐代的城市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良好的山水园林城市。由于水资源丰富，城市内外园林密布，植被丰茂，鸟兽成群。
由于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头等大事。在唐代之前，隋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实际上是连通南北的运河。隋代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广济渠。广通渠利用汉代运河故道，开凿于584—589年建立大兴城之时，从长安东流至渭水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潼关，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和枯水季节渭水的缺水问题；通济渠开凿于隋炀帝时期，从洛阳附近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不远处经汴州到淮河畔的泗水，并与从杭州经扬州到楚州的古运河连通（即延伸至杭州，洛阳经汴州、楚州、扬州至杭州的水陆全线贯通）；永济渠开凿于隋炀帝时期，从洛阳附近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不远处到河北（有战略目的，如运送兵员）；广济渠连接通济渠与楚州古运河。唐代继承和改善了这些运河，它们为唐代水环境的改造和国家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唐一代，又兴修了160多项各种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起到了农业灌溉的作用，也改善了城市周边的环境，并为城市内部的水景营造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城市大多有密布的水网。如京城长安，外有渭、泾、涝、沣、滈、潏、灞、浐八水环绕，内有龙首、清明、永安、黄、漕、广运、兴城、富民、升原九渠贯通。九渠中，广运渠、兴城渠、富民渠、升原渠、南山漕炭渠为漕渠，用于运送货物；其他四渠用于饮用、灌溉。其中，龙首渠亦名浐水渠，开凿于隋开皇三年（583年），引浐水自东南向西北流入东市、兴庆宫、大明宫和禁苑；清明渠开凿于隋开皇初年，引潏水从西北流入城内，最后进入皇城和宫城；永安渠开凿于隋开皇三年，引交水（潏水与滈水合流为交水）从西北流入城内，经过六坊后流入芳林园，再北流入禁苑。除黄渠（通曲江和芙蓉苑）外，其他各渠都是相互连通的。又如东都洛阳，也是水网纵横、四通八达，有洛水、伊水、瀍水、谷水等天然水系和通济渠、通津渠、运渠、漕渠、泄城渠等人工水系连通城内外。同时由于洛水横穿城市中部、伊水流经城市东南部，又进一步增加了水路交通的便利，并强化了临水而居的城市印象。
除了这些大的河流和水渠，长安城和洛阳城内还有许多小的通往城市各个角落的给排水沟渠，它们与上述河流水渠共同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水网。可以说，围堰开渠、引水入城（通过构筑围堰、开挖水渠、将天然水系改道或分流），是自隋到唐的城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既解决了生活用水、货物运送、田园灌溉、城市绿化和城市小气候改善的问题，也为城市景观的营造奠定了基础。
此外，唐代城市内还有许多井泉，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西京长安，井泉密布。
据史料记载，长安城内的很多宫苑（如兴庆宫）、里坊（如醴泉坊）和寺观（如景公寺、妙胜尼寺、昊天观）都有泉水涌出，有的甚至与地下暗河相通，出水量非常大。这些井泉，加上屈曲交错的河流沟渠，在城市内外形成了许多面积不等的沼泽和池沼（如兴庆宫龙池的形成，起因是隆庆坊居民家有井水溢出，渐积为周广数十丈的水池，导致里坊居民外迁，后经人工开挖，再引龙首渠渠水注入，形成数十顷的大水池），这也为城市景观的营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代城市内外的河流水渠大多可以通船，两岸遍植花卉林木，由此形成了风景优美的景观廊道。城市内外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或天然形成或人工开凿的池沼也被当作建造园林的基本素材而得到利用，成为城市园林中最核心的景观元素。在唐代，园林也称为山池、亭池、亭沼等，从这些名称也可以看出水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长安的太液池（蓬莱池）、九曲池、未央池、洁绿池、鱼藻池、龙首池（后填为鞠场）、兴庆池（龙池）、曲江池、昆明池、定昆池和洛阳的九洲池、积翠池等大型水面，就构成了当时修建皇家园林最基本的自然条件。如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北，“引水为洁绿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
；洛阳宫城内有九洲池，其池屈曲像东海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池中有洲，洲中有隋代建造的瑶光殿；等等。
不但皇家园林是这样，私家园林也大多拥有一定规模的水池，如长安大通坊的汾阳王郭子仪园（原为唐宪宗之女岐阳公主别馆），就是引永安渠水为池，然后以池为中心布置景物、结构亭台楼阁。
此外，城内水系纵横，也造就了一种以桥梁、码头为中心的独特景观。如洛阳的天津桥、中桥、利涉桥、望仙桥等。其中，天津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开合桥，初为浮桥，后改为石柱桥。桥下有船只往来，桥头南北建有朝宗亭和就日亭，并各建有两座高百余尺的重楼。天津桥在当时是著名的景点，“洛阳八景”之中就有“天津晓月”的名目。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因水而成就的城市景观。
唐代非常注重城市绿化，设置有专门负责城市园囿及绿化的机构（司农寺上林署）、官员（司农寺上林署令、上林署丞及下属官员司竹监、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等）和官办苗圃（司农园）。
唐代的城市绿化主要包括城区、道路和水岸绿化。其中，归政府管辖的绿化范围包括皇宫御苑、城市内的街道两侧、城市之间的驿道两侧、城市内的水渠两侧及公共园林中的水体周围等。都城的绿化由皇帝直接下达命令、交由具体部门执行，其他各州县的绿化则由地方长官负责。对于各州府来说，绿化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也是官员政绩的一种表现，如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就种植了大量树木，并在西湖筑起一道长堤，种植了许多柳树，人称“白堤”，被当成是造福一方的政绩。
首先是城区绿化。唐代的都城有各种御苑、庭院和别业（其他城市虽没有御苑，但也有大量园林存在），其中即包括大面积的绿化。当时的城区绿化，以槐、榆、杨、柳、松、柏、桂、竹、樱桃、牡丹、芍药等植物为主。但选择什么样的绿化树种，则大有讲究，不仅要考虑不同树种的绿化效果，还要考虑这些树种的象征、寓意。如刘餗《隋唐嘉话》中说：“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塚墓间木，非宫中所宜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
其次是道路和水岸绿化。中国自古就有种植行道树的传统，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二引《释名》的话说：“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
古人于城市街道和城外官道之旁必种树，以表路程，以荫行旅。唐人继承了这种传统，对道路的绿化特别重视。有关道路绿化的命令多次由皇宫发出，如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敕令“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
；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正月，敕令“种城内六街树，禁侵街筑垣舍者”
；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八月，敕令“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史栽种”
；等等。唐代北方城市，街道宽广笔直，两侧又多是坊墙和坊门，其建筑景观变化不多，不免显得有些单调，但由于在街道两侧种植了槐树、柳树、樱桃、石榴等城市绿化树种而变得丰富多彩。这些树种不仅可以冬蔽风雪、夏遮骄阳，也可以让人在不同季节有花卉观赏。它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本土植物，无须太多照料即可生长茂盛。
唐代的城市沿主要街道都以明渠排水，这些渠道很宽，有些甚至可以行船。水渠两侧坡地则种植树木。据有关史料记载，长安城的行道树有槐树、柳树和梧桐等树种，其中，十二街种植的多为槐树。白居易《寄张十八》诗云：“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
又，《登乐游园望》诗云：“下视十二街，绿槐间红尘。”
这些诗句就非常清楚地描绘了唐长安十二街槐树成行的景象。朱雀大街（天街）因为种植槐树很多，在当时被称为“槐街”；城东南的曲江池畔则多种植柳树，故也被称为“柳街”。与长安城相比，洛阳城的绿化树种似乎更为丰富一些。洛阳城南北向中轴线上的御道——定鼎门大街，两侧各种有四行樱桃、石榴、榆树、柳树、槐树，路旁有河渠，临街建筑一律为重檐格局且饰以丹粉。宽阔的道路两侧，沿途花木、水景、建筑交相辉映，整个街景显得既庄严隆重又不失清新自然的美感。
唐代北方城市尤其西京和东都喜欢种植槐树和柳树，这其实还有意义上的讲究。槐，音同“怀”，有怀念之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二引《旧唐书·吴凑传》的话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槐而怀之。”又引《周礼·朝士》注云：“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
柳，音同“留”，有留客和依依不舍的意思。李白《忆秦娥》中有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又，王维《渭城曲》中有句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灞陵、渭城（咸阳），都是唐人送别的地方。灞陵东距长安30里，其中有座古桥，即灞桥；渭城，即咸阳，西距长安40里。从李白和王维的诗可以看出，这两个地方都种满了柳树。
此外，唐代对道路的保护也很重视。据《唐会要》载，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六月，敕令“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九月，敕令“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同年八月，敕令“如闻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衢路隘窄，行李有妨……宜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在所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又，大历八年（773年）七月，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唐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大多为政治性的、军事堡垒式的城市。其设计，首先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在精神和心理上——通过城市规模、布局、建筑和道路尺度等——彰显皇权（包括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神权）的至高无上，二是如何在功能上——通过空间分割、组织、门墙和水渠等城防设施——强化其军事防卫与安全保障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唐代的城市设计与之前的城市设计是一样的。但相对来说，唐代的城市由于普遍采用坊市制，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所以开始出现商业与政治分离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城市，包括都城，其军事堡垒功能均已相对退化了。而与此同时，商业、居住、宗教、文化、娱乐等功能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虽然唐代的城市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但与同期的欧洲城市相比，其在各个方面都发育得更加成熟，也即更加接近于现代城市。
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代的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中市的设置而出现了繁荣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唐代的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商业性建筑。唐代商业建筑的最大特点是里坊式的市场与商业街并存，如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的工商业贸易中心。东市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为0.92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周围里坊也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主要经营各种奢侈品。西市也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为0.96平方公里，由于地处皇城外的西南部，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主要经营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用品。两市相比，西市的商业氛围尤为浓厚，它是长安城主要的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故也被称为“金市”。此外，西市由于距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比较近，周围里坊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的一些里坊。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有很多有西域女子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吸引了不少少年光顾，李白《少年行》中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
之句。
早期，唐代的市场管理非常严格，一律实行严格的定时、定点贸易和宵禁制度。但这种严格的、封闭的市场管理自中唐以后就开始走向松懈和废弛。中唐以后，除了东、西两市，长安的宫城内经常出现“宫市”，外郭城内各坊则逐渐出现了许多专业性市场、店铺和作坊，如安善坊和大业坊的牛马驴市、永昌坊的茶肆、延寿坊的金银珠宝店、宣阳坊的丝绸染店、长兴坊的毕罗店（即抓饭店）、辅兴坊的胡麻饼店、崇仁坊的乐器店、宣平坊的油坊等等。这说明坊与市截然分开的城市规划制度已不能适应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到了中晚唐，长安城内出现了冲破禁令的夜市，以及供人短期休憩的类似旅店的场所，以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而且，长安之外，各地方城市也出现了许多街市。中唐时期，扬州这类地方商业城市在南方逐渐兴起。由商业行为推动的更加灵活多样的商业街区开始出现，其内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昼夜灯火通明。如扬州城的十里长街，它不但深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也使得一大批文人雅士深受感染，从而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成为之后的主要市场模式。
城市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加上唐帝国开放的国策，使唐代的城市生活充满了活力，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城市生活风景线。比如长安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地居龙首原余坡，地势较高，俯视宫城，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是宫城北面的重要门户。但与此同时，它在和平时期，也是皇帝举行盛宴、营造歌舞升平景象的重要场所。如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曾在玄武门宴群臣及河源王诺曷钵，“奏倡优百戏之乐”；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曾登玄武门楼观宫女分组拔河为戏，并“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猬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
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唐人诗文作品中可以看出，从立国到唐玄宗当政时期，唐代的城市生活总的来说呈现的是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游春、登高、修道、习禅、蹴鞠、宴饮等，均可在唐人诗文中找到大量生动的描绘。尤其是宴饮，更是唐代城市生活中的独特风景。李白《将进酒》中有句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宴饮是最能反映唐人生活态度的一种生活景象。宴会中有歌舞、流饮、行令、赋诗等名目繁多的活动，有的还有女性参加，气氛非常热闹。尤其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
。唐代的宴会名目繁多，大体上包括宫廷宴会（如皇家园林中的各种节庆赐宴）、文人宴会（包括一般的“文会”或“文酒之宴”，以及特为新科进士在曲江池杏园举行的“杏宴”“关宴”“樱桃宴”“闻喜宴”“离宴”等）、仕女宴会（在户外举行的野宴，如立春和谷雨之间举行的探春宴、上巳节前后举行的裙帷宴）和各种私人宴会四种类型。有的宴会规模很大，甚至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如皇帝在中和、上巳、重阳等节庆日于曲江池芙蓉园紫云楼亲自主持的曲江宴，参加者多达万人，包括皇亲国戚、各级官吏和他们的妻妾。诗人丘丹《忆长安》云：“忆长安，四月时，南郊［即芙蓉园——引注］万乘旌旗。尝酎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
此外，唐代的宴会有很多是在夜间举行的。夜宴的盛行，说明唐代虽然在城市中实行宵禁制度，却并没有禁止夜生活。非但没有禁止，其夜生活还相当丰富。除了大规模的宫廷夜宴，文人的夜宴更加频繁。孟浩然《寒夜张明府宅宴》中说：“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烛限诗成。香炭金炉暖，娇弦玉指清。醉来方欲卧，不觉晓鸡鸣。”
说明文人夜宴有时是通宵达旦地畅饮。
最后，唐代城市生活一个更具时代色彩的特色是它独一无二的异国情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楚州、密州、海州、泗州、登州、青州、汴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有外国人（胡人、高丽人、新罗人、日本人等）居住。大量外国人的涌入，造就了唐代独具特色的异域风尚，尤其是“胡风”。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从立国之初到开元天宝时，整个唐代的城市生活似乎都染上了一层“胡”的色彩，同时形成了唐帝国开放的国家形象。